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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从哪方面看,2009年的出版都是丰收的一年。□过于巨大的生活压力,正在破坏着我们和好书的约会。如果我们可以放慢生活的节奏,在思想的冲撞和历史的感触中稍作停留,必然可以得到智慧的增长和精神的陶冶。当然,纯粹打发时光的休闲式浅阅读不在此列。
对于每一个阅读者而言,这一年读了几本书无疑是他们在岁末年终需要面对的问题。尽管电子阅读上升明显,有人将传统的纸质出版归结为“夕阳产业”。但是,传统的图书阅读一时之间还难以被取代。而中国出版业也在全球普遍下滑的大趋势下“风景这边独好”。2009年仍然出现了不少好书。另一方面,一些阅读趋势如“官场小说”“通俗历史”长盛不衰的现状,出版人、读者对此不可不察。
“非虚构”的农民问题
作为数量最多、出于最低社会阶层的一个群体,农民的苦难和生存现状一直为每一个有良知的国人所关注。几年前,陈桂棣、春桃的纪实著作出版两个月就达到了惊人的销量,其后,该书的盗版充斥于全国各地的小贩书摊。前不久,陈桂棣、春桃再携新作《小岗村的故事》(华文出版社)现身京城,迅速引起了北京乃至全国多家媒体的瞩目,而《小岗村的故事》中的负面角色严俊昌称此书有33处“不真实”,更让人们把眼光投向了本书,以及“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
陈桂棣曾经坦言,在写《小岗村的故事》之前,夫妻俩应北京一家出版社的约稿,写一本关于农民工的书。到了小岗村后却产生一个疑问,“第一个做出‘包干到户’壮举的村子,为什么今天反而‘江山依旧’,裹足不前?”带着疑问,陈桂棣、吴春桃开始在小岗村采访。结果,“我们只在小岗村里待了十几天就被当地政府赶出来了。”离开小岗村以后,两人对小岗村进行了长达半年的调查,积攒了500万字的资料,仅电话费就花了几千元,最终,夫妻俩完成了这部有着明显的问题意识的著作。书中揭示,当年包产到户的带头人严宏昌,多次找投资,跑项目,办厂,发展工商业的努力都告失败:上级拨款被当地政府挪做他用;引来的投资项目最终和小岗村无关;他办的厂被地方政府“化私为公”,明目张胆地强取。而镇政府则重用他的堂兄严俊昌来压制他。作为改革先锋的小岗村,其后因为巨大的荣誉而成为了一个“改革标本”,被赋予了太多的政治意义,类似于博物馆里的陈列。按照当地官员的说法,“只要维持现状就好。”
对于严俊昌指责《小岗村的故事》有33处失实,陈桂棣的回答颇为有趣:严俊昌识不了几个字,这33条意见可能是别人代他写的。他细看了严俊昌的33条意见后,发现了3处无关紧要错误。另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是,严俊昌明确表示不会起诉陈桂棣和春桃。更有意思的是,安徽全省的书店都没有《小岗村的故事》出售,当地报纸也没有报道这本书。
同样是关注农民,作家阎连科的长篇散文《我与父辈》(云南人民出版社)以情感的深度而见长。作者将眼光投向了自己的亲人,用自己的精神和心灵对自己与长辈的情感交集进行审视和回顾。《我与父辈》从自己的童年开始写起,把人们带回到20世纪那个充满贫穷和饥饿的年代,讲述了生活在偏僻农村里的父亲、大伯、四叔坎坷而平淡的一生,以及自己艰辛的成长经历。当然,除了对那段沉重历史的回忆之外,阎连科用更多的笔墨讲述了父辈对子女浓浓的亲情,讲述了自己在温暖的亲情之下获得的滋养以及对这种亲情的真诚感恩。从情感上说,有过农村成长经历的人读这本长篇叙事散文会有一种共鸣;而没经历过的人,却有一种警醒与启迪。另一方面,作者仅仅限于情感的交流和抒发,未能对农民悲剧命运的原因进行透视和追究,并对农民的局限和缺点做公正的分析,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而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贺雪峰主编的“中国村治模式实证研究丛书”(共16种,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则是用实地的调查研究来关注农村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农民问题的解决,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这些问题又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一蹴而就。可以想见,有关农民问题的书写和研究将会在很长一段时间保持一定的热度。
通俗历史畅通无阻
近年掀起的通俗历史热一直维持,恐怕不仅仅是因为人们喜欢追思过往。相对于课本上的历史教育以及二十四史所产生的隔阂,通俗历史以符合现代读者的话语方式,赋予僵硬的历史文本以全新的视角和解说。无论讲述者有多少臆测、错误和“胡说”,在激发读者的读史热情上,书写者们功不可没。
2009年,“贾志刚说春秋”(北京博学近思书院策划、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系列成为了通俗历史的大赢家。3年前,《明朝那些事儿》在天涯社区煮酒论史版开帖到“朱元璋卷”出版,创下3个月点击量过百万人次的纪录,并引发了点击率造假的争论。但是,这个纪录在3年后被贾志刚刷新了,2008年9月,贾志刚的“说春秋”在天涯煮酒论史版开帖,创造了月访问量逾60万人次的历史纪录,这个纪录至今尚无人打破,该帖成为天涯煮酒的超级热帖,在出版之前受到读者热追的程度丝毫不逊色于当初的《明朝那些事儿》。“贾志刚说春秋”共分为“齐楚崛起”“秦晋恩怨”“晋楚争雄”“天下大乱”“吴越兴亡”“圣贤本色”“孔子世家”等7部,篇幅与《明朝那些事儿》基本相当。
而两书作者与作品也颇具可比性。首先,两人都是业余写史,当年明月原是海关公务员,而贾志刚的身份则是著名体育记者,但他们都有极其深厚的历史学根底和生花妙笔,据说当年明月《上下五千年》读了11遍,而贾志刚对“春秋三传”、《史记》、《说苑》等典籍也已经烂熟于心,他们的笔法虽然都极其机智风趣,但都是忠于史实的。在写作风格上,当年明月侧重于“谑”,而贾志刚则更多是“刺”。在《说春秋》开头,贾志刚写到“岐山地震”,周公、召公训斥了周幽王,太宰虢石父马上前来拍周幽王的马屁,唱了一首“民歌”:“天灾临兮死何诉,周公唤兮召公呼,天子疼兮诸侯哭,纵做鬼兮也幸福。烈马战车兮救雏犊,左一锹兮右一锄,感恩大王兮齐欢呼,再死一次兮心也足。”这一段描写,马上就能让读者想到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之后,山东作协副主席王兆山的《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中“纵做鬼,也幸福”的蠢话。
此外,贾志刚还在书中告诉了读者很多成语的来历,诸如“风马牛不相及”这个成语,很多人虽然经常用,但是它出自哪个故事往往就不得而知了,在“第一次南北战争”一章中,贾志刚告诉我们,在齐桓公三十年,以齐国为首的“八国联军”讨伐以楚国为首的“南联盟”,在楚国边界迎来了楚国的使者屈完,屈完问齐军总指挥管仲:“你们住在北方,我们住在南方,因此牛马发情追逐也到不了双方的疆土。没想到你们进入了我们的国土,为啥?”由此,读者就知道了“风马牛不相及”这个成语的出处及其所表达的意思。尽管贾志刚的火热程度目前尚不及当年明月,但其上升趋势很明显。
另一方面,央视百家讲坛虽然不及以前火爆,但仍然是畅销书的摇篮以及通俗讲史的重要阵地。2009年,百家讲坛推出了两位70后主讲人袁腾飞与郦波。前者为一中学老师,号称“史上最牛历史老师”,后者为大学老师,讲起课来经常“物我两忘”。而后来发生的事实更是富于戏剧性变化。袁腾飞被传抄袭历史小说以及李亚平著作,其声誉江河日下。大概是因为前车之鉴,郦波的《风雨张居正》(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一书的腰封上特意印上了两行字,强调郦波的学术背景:“中国古典文学与文化学专业博士”,“国内首位文牍学研究方向博士后”。对于自己的作品与《明朝那些事儿》的比较,郦波强调,学者和作家对于历史有不同的诠释角度,几百年前的事情不可能一丝不差的复原,有一些虚构成分是可以的,但是必须有史实依据并合理可信。“我讲张居正的原则是有多少材料说多少话。”
近当代史中的新中国成立60年
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在竞相出版的献礼图书中,有的很引人注目,如《枪杆子:1949》(张正隆著,人民出版社)等等,也有个别作者声名显赫,读来却让人大失所望的图书,如金冲及先生的《20世纪史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等。
《枪杆子:1949》的作者张正隆以擅长军事历史题材而蜚声文坛,他用了近15年时间遍访大半个中国,记录当年鲜为人知的战争细节以及那场战争亲历者用枪杆子打江山的刻骨铭心的记忆。该书几易其稿,由新闻出版总署、解放军总政治部、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审定,最终完稿交付出版。这部作品再现了解放战争国共高层决策和对决的全过程,对指挥者的战略思想、战术、个性都有非常深入细致的客观描述。其中东北野战军南下遭遇水土不服,解放海南岛“土炮艇”掩护主力渡海等诸多内容尚属首次披露。作品完全以真实素材为基础,还原战争的残酷,还原战争的人性,还原战争的真相。作品运用时空交错穿插的艺术手法,极大地拓展了作品的表现空间,是一部内涵丰厚、有血有肉、张扬男儿豪情的少有人为修饰的战争史诗,有关专家认为,这部作品在文学方面有独特的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在军事上有重要研究价值。
同样注重写实性的作家王树增2009年推出了《解放战争》。为此,他花费了近5年的时间。上至指挥几十万大军的将领,下到进攻一个暗堡的战士;大到横跨中原五省的战役,小到不足一平方公里的战场;在他的笔下,都必须有档案有出处。“比如董存瑞,在书里也就几百字,但查史料做采访就用了一个多月,每一个细节都必须真实。”在王树增的书里,对话很少,但凡有对话,他也坚持“都是来自当事者的回忆录或者自己的采访录音,绝不编”。尽管如此,王树增的书写与专业历史学家的研究仍有差异。比如,王树增认为,解放战争没有得到苏联的援助,而历史学家杨奎松却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第615页显示,1946年3月8日,驻扎在东北的苏联军队突然开始撤军,此前没有给国民党政府任何通报,使国民党无法运输部队,完成接收工作,同时却为中共顺利接收和夺取苏军撤出的各大中城市提供种种便利。第629页显示,中共1946年4月15日进攻长春时,已经从苏军手中获得相当数量的重武器。在苏军控制下的长春铁路,亦在为中共运送部队和补给。
此外,杨奎松的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和沈志华主编的《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2009年出版的历史类图书中不容错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第一卷选取建国前后土改运动及土改运动中出现的地主富农问题、“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运动、“五反”运动、新中国对资产阶级的政策变动、中共干部任用制度以及干部职务等级工资制的形成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建构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事件,逐一进行了个案式的研究。第二卷围绕沈阳美领馆事件与新中国对美政策的确立、中苏结盟与中苏两党的民族主义碰撞、中国出兵朝鲜的因果、两次台海危机的由来及其幕后、中苏边界冲突与中国对美缓和等对新中国外交政策及其对外关系具有重大影响的外交事件而展开。而《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则披露了此前苏联史中的一些谎言,如十月革命等,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填补了空白。
此外,收藏家王金昌整理的《建国日记》、《北平日记》(人民出版社)颇具史料价值,而冯亚光的《西路军》(陕西人民出版社)则力图还原西路军真相。总的来说,新中国成立60周年图书品种多,而精品相对较少。
去伪存真当代史
刘易斯•海恩曾经说过,“虽然照片不会撒谎,但撒谎者却可能去拍照。”而《红旗照相馆》(金城出版社)却告诉我们,照片也会撒谎,而撒谎者的有意而为的操纵,则更加不可信赖。本书作者为中国青年报摄影部主任晋永权。按理说,摄影讲究客观真实,然而在1956—1959年期间,中国摄影呈现出时代大背景下的特异景观。假照片、假新闻风生水起,浮夸之风盛行,给中国摄影史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晋永权耗费数年精力,立足我国1956—1959年摄影史上的问题与争端,如照片的摆布与加工、左叶事件、大跃进中的摄影争辩、老一辈摄影家的历史命运等,用丰富翔实的史料、文献和档案资料,真实地叙述了那个社会形态下中国摄影的真实面貌,让我们有机会回望那一段社会史的特异景观。
不客气地说,假照片的制造者是当时浮夸风的帮凶之一。正是他们提供的虚假照片,经过媒体的报道后被放大,使得全民癫狂般的“大跃进”走火入魔。回头来看,当年争论的新闻照片与宣传图片区别的问题未免幼稚可笑,而这样的问题当时被泛滥、扩大到政治层面,也说明了当时社会上有着何其根深蒂固和狂热的“左”倾思潮。揭露事实是一方面,《红旗照相馆》带给我们更重要的是对历史观念的思考,以及痛定思痛的反省。显然,回到常识是必要的。
同样,阎长贵、王广宇的《问史求信集》(红旗出版社)也是一本当代史方面去伪存真的好书。阎长贵在“文革”初期曾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直接服务于江青等人,具有历史现场亲历者的“证人”身份;同时他又是位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的学者,他把留存一段真实的历史视为“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责任”,努力推动“文革”研究的开展。他和当年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同事王广宇两人合著的《问史求信集》一书,既有现场经历,又有事后反思;既有往事追忆,又有查证核实;既有考据辨析,又有史论分析;作者在记录和研究“文革”历史时,能够跳出个人的视域,以更广阔的人类文明视野去认识这段历史,具有难能可贵的客观和冷静的立场。努力做到“不溢美、不隐恶”,即使对林彪、江青、陈伯达这些负面人物,也并不因他们是坏人而任意泼脏水。如在《“旗手”风波》一文中,作者对“文革”运动中如何给江青冠以“无产阶级文艺旗手”名号的来由进行了考辨,披露了一段江青不赞成“旗手”提法的独家史料。如果说,当代史研究受限于档案的开放程度而难有作为,那么,有历史感、有识见的当事人的口述和回忆就显得尤为重要。毫无疑问,本书可称这方面的典范。
业余与专业金融学家
2007年,宋鸿兵的《货币战争》出版后,迅速席卷各大图书排行榜。同时,这本书也引发了较大争议,有评论者认为《货币战争》照搬西方“阴谋论”。2009年,宋鸿兵推出了《货币战争2》(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宋鸿兵称,他的新作延续了《货币战争》的主题,以300年的时间为跨度,讲述欧美主要金融势力集团的冲突与制衡。《货币战争2》不仅继续考证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巨大影响力,而且梳理了起源于德国、法国、英国、美国的17大银行家族的发家史,揭示了他们对各国的历史进程所发挥的重要影响力,特别是第一次揭开统治世界的“国际银行家族俱乐部”的神秘面纱,全景与立体地展现了金融势力集团之间的合纵连横、相生相克的微妙关系。宋鸿兵预测,2024年,世界单一货币体系会趋于成熟。他认为,中国如果在这个体系中不能主导,就不应参与,而应自立山头,要有自己的势力范围。
在《货币战争2》跃入图书销售排行榜前列的同时,传来了宋鸿兵涉嫌抄袭,以及他没有在华尔街工作过一天而只是一名计算机程序员的消息。与此同时,美国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的《金融的逻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本书深入浅出地从财富的文化和制度基因谈起,告诉读者:金融到底是怎么回事?危机之后,金融市场是否会终结?人类社会为什么要金融市场?金融交易除了让华尔街、金融界赚钱之外,对社会到底有没有贡献、有没有创造价值?如果有的话,是如何贡献的?如何创造价值的?金融的逻辑是什么? 作者密切关注中国社会的转型问题,全面驳斥了《货币战争》中关于金融“阴谋论”的观点。尽管宋鸿兵拥有数以万计的读者拥戴,但是,有着专业背景的陈志武先生也不遑多让,《金融的逻辑》紧随《货币战争2》,稳据图书销售排行榜前列。此前,两位观点对立的经济学家曾经同时获得诺贝尔奖。在陈志武和宋鸿兵身上,似乎也在发生着类似的事件。
追寻五四
2009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有关五四的图书也是出版界的热点之一。《重返五四现场》(叶曙明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让人们看到,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曾经有那么一个辉煌的时代。诸子放恣,处士横议,百家之言盈天下。主张文学改良的,主张保护国粹的,主张三纲五常的,主张个性解放的,这边要打倒孔家店,那边要把孔儒升格为宗教,思想的多元化,创造了众声喧哗、精彩纷呈的剧场效果。此外,相关图书还有丁晓平的《五四运动画传》(中国青年出版社)。作品从历史的细节着手,发掘历史真相,用清新可读的文字,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物和史料图片,理性地将五四时代的那些人和事系统地还原到历史的现场。同时,以当下的语境集中五四时期的漫画、口号、传单、图书、对联、纪念章以及五四新文化的期刊、社团等历史元素,全面反映五四运动的历史风貌。
而学者杨念群的《五四运动90周年祭——一个问题史的反思》(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则充满着学术的气息。作者主张,把五四看做近代历史长程运动中的一个环节重新加以审视,聚焦的目光不限于其作为政治运动瞬间发生的事件含义,也不限于揭示心灵自我重新发现过程中生发出的内在紧张状态,而是把五四扩展到与清末变革和民初社会革命的前后长线关联中予以定位。
而《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则可看做是传主的申辩。在1915年的《二十一条》谈判中,议结条款签名的是陆徵祥,曹汝霖只是任外交次长,而外界却认定是他签字。五四刚过,林长民(林徽因的父亲)在北大附近演说,大骂曹汝霖为亲日派,曹汝霖还回忆,林长民以前与自己有夙怨,其人“写作俱佳,惟气量太小”。就曹的回忆来看,他确实充当了“替罪羊”和“出气筒”的角色。由是观之,关于五四运动,还有很多需要研究的地方。可惜的是,《曹汝霖一生之回忆》有多处删节,未免让人觉得美中不足。
其他
民国期间,傅斯年先生筹建了中研院史语所。此后,这一机构为中国的学术研究发挥了很大作用。2009年,《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50册,中华书局)正式出版。无疑,这些成果将大大方便大陆学者的研究。而岱峻的《消失的学术城》(百花文艺出版社)、《发现李庄》(四川文艺出版社)、《李济传》(江苏文艺出版社),前两本写的都是中研院在重庆李庄的境况,后一本的传主李济担任过史语所所长17年。岱峻的3本书史料扎实,写作谨严,为同类著作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在文学类图书方面,官场小说第一人王跃文推出了长篇小说《苍黄》(江苏人民出版社)。此书由于王跃文“一女两嫁”(本书另有群言出版社的版本《落木无边》)而被媒体分外注意,客观上也协助炒作了本书。另一方面,王跃文写官场的功底,也确非没有官场生涯的作者所能比拟。而武侠小说作家黄易的作品首次被上海英特颂图书有限公司正式引进,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虽然这一消息反响很大,但是正版书的销量并不理想。倒是现在香港出版,然后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七十年代》,引起了知识型读者的普遍关注。不消说,茅海建先生的《从甲午到戊戌》(三联书店)可称做研究康有为的权威著作。
而美国巨星迈克尔•杰克逊的去世,同样引发了出版界的追逐。很短时间内,北京图书大厦摆放的迈克尔•杰克逊传记达30多种。其后,迈克尔•杰克逊的自传《太空步》由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在学术书方面,修订出版的罗尔斯名著《正义论》,克尔凯郭尔文集中的《非此即彼》(两书均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等等,都是相关领域学者不可忽视的著作。
不管从哪方面看,2009年的出版都是丰收的一年。如果我们可以放慢生活的节奏,在思想的冲撞和历史的感触中稍作停留,必然可以得到智慧的增长和精神的陶冶。当然,纯粹打发时光的休闲式浅阅读不在此列。过于巨大的生活压力,正在破坏着我们和好书的约会。人生的悲哀,或许莫过如此吧。
对于每一个阅读者而言,这一年读了几本书无疑是他们在岁末年终需要面对的问题。尽管电子阅读上升明显,有人将传统的纸质出版归结为“夕阳产业”。但是,传统的图书阅读一时之间还难以被取代。而中国出版业也在全球普遍下滑的大趋势下“风景这边独好”。2009年仍然出现了不少好书。另一方面,一些阅读趋势如“官场小说”“通俗历史”长盛不衰的现状,出版人、读者对此不可不察。
“非虚构”的农民问题
作为数量最多、出于最低社会阶层的一个群体,农民的苦难和生存现状一直为每一个有良知的国人所关注。几年前,陈桂棣、春桃的纪实著作出版两个月就达到了惊人的销量,其后,该书的盗版充斥于全国各地的小贩书摊。前不久,陈桂棣、春桃再携新作《小岗村的故事》(华文出版社)现身京城,迅速引起了北京乃至全国多家媒体的瞩目,而《小岗村的故事》中的负面角色严俊昌称此书有33处“不真实”,更让人们把眼光投向了本书,以及“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
陈桂棣曾经坦言,在写《小岗村的故事》之前,夫妻俩应北京一家出版社的约稿,写一本关于农民工的书。到了小岗村后却产生一个疑问,“第一个做出‘包干到户’壮举的村子,为什么今天反而‘江山依旧’,裹足不前?”带着疑问,陈桂棣、吴春桃开始在小岗村采访。结果,“我们只在小岗村里待了十几天就被当地政府赶出来了。”离开小岗村以后,两人对小岗村进行了长达半年的调查,积攒了500万字的资料,仅电话费就花了几千元,最终,夫妻俩完成了这部有着明显的问题意识的著作。书中揭示,当年包产到户的带头人严宏昌,多次找投资,跑项目,办厂,发展工商业的努力都告失败:上级拨款被当地政府挪做他用;引来的投资项目最终和小岗村无关;他办的厂被地方政府“化私为公”,明目张胆地强取。而镇政府则重用他的堂兄严俊昌来压制他。作为改革先锋的小岗村,其后因为巨大的荣誉而成为了一个“改革标本”,被赋予了太多的政治意义,类似于博物馆里的陈列。按照当地官员的说法,“只要维持现状就好。”
对于严俊昌指责《小岗村的故事》有33处失实,陈桂棣的回答颇为有趣:严俊昌识不了几个字,这33条意见可能是别人代他写的。他细看了严俊昌的33条意见后,发现了3处无关紧要错误。另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是,严俊昌明确表示不会起诉陈桂棣和春桃。更有意思的是,安徽全省的书店都没有《小岗村的故事》出售,当地报纸也没有报道这本书。
同样是关注农民,作家阎连科的长篇散文《我与父辈》(云南人民出版社)以情感的深度而见长。作者将眼光投向了自己的亲人,用自己的精神和心灵对自己与长辈的情感交集进行审视和回顾。《我与父辈》从自己的童年开始写起,把人们带回到20世纪那个充满贫穷和饥饿的年代,讲述了生活在偏僻农村里的父亲、大伯、四叔坎坷而平淡的一生,以及自己艰辛的成长经历。当然,除了对那段沉重历史的回忆之外,阎连科用更多的笔墨讲述了父辈对子女浓浓的亲情,讲述了自己在温暖的亲情之下获得的滋养以及对这种亲情的真诚感恩。从情感上说,有过农村成长经历的人读这本长篇叙事散文会有一种共鸣;而没经历过的人,却有一种警醒与启迪。另一方面,作者仅仅限于情感的交流和抒发,未能对农民悲剧命运的原因进行透视和追究,并对农民的局限和缺点做公正的分析,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而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贺雪峰主编的“中国村治模式实证研究丛书”(共16种,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则是用实地的调查研究来关注农村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农民问题的解决,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这些问题又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一蹴而就。可以想见,有关农民问题的书写和研究将会在很长一段时间保持一定的热度。
通俗历史畅通无阻
近年掀起的通俗历史热一直维持,恐怕不仅仅是因为人们喜欢追思过往。相对于课本上的历史教育以及二十四史所产生的隔阂,通俗历史以符合现代读者的话语方式,赋予僵硬的历史文本以全新的视角和解说。无论讲述者有多少臆测、错误和“胡说”,在激发读者的读史热情上,书写者们功不可没。
2009年,“贾志刚说春秋”(北京博学近思书院策划、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系列成为了通俗历史的大赢家。3年前,《明朝那些事儿》在天涯社区煮酒论史版开帖到“朱元璋卷”出版,创下3个月点击量过百万人次的纪录,并引发了点击率造假的争论。但是,这个纪录在3年后被贾志刚刷新了,2008年9月,贾志刚的“说春秋”在天涯煮酒论史版开帖,创造了月访问量逾60万人次的历史纪录,这个纪录至今尚无人打破,该帖成为天涯煮酒的超级热帖,在出版之前受到读者热追的程度丝毫不逊色于当初的《明朝那些事儿》。“贾志刚说春秋”共分为“齐楚崛起”“秦晋恩怨”“晋楚争雄”“天下大乱”“吴越兴亡”“圣贤本色”“孔子世家”等7部,篇幅与《明朝那些事儿》基本相当。
而两书作者与作品也颇具可比性。首先,两人都是业余写史,当年明月原是海关公务员,而贾志刚的身份则是著名体育记者,但他们都有极其深厚的历史学根底和生花妙笔,据说当年明月《上下五千年》读了11遍,而贾志刚对“春秋三传”、《史记》、《说苑》等典籍也已经烂熟于心,他们的笔法虽然都极其机智风趣,但都是忠于史实的。在写作风格上,当年明月侧重于“谑”,而贾志刚则更多是“刺”。在《说春秋》开头,贾志刚写到“岐山地震”,周公、召公训斥了周幽王,太宰虢石父马上前来拍周幽王的马屁,唱了一首“民歌”:“天灾临兮死何诉,周公唤兮召公呼,天子疼兮诸侯哭,纵做鬼兮也幸福。烈马战车兮救雏犊,左一锹兮右一锄,感恩大王兮齐欢呼,再死一次兮心也足。”这一段描写,马上就能让读者想到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之后,山东作协副主席王兆山的《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中“纵做鬼,也幸福”的蠢话。
此外,贾志刚还在书中告诉了读者很多成语的来历,诸如“风马牛不相及”这个成语,很多人虽然经常用,但是它出自哪个故事往往就不得而知了,在“第一次南北战争”一章中,贾志刚告诉我们,在齐桓公三十年,以齐国为首的“八国联军”讨伐以楚国为首的“南联盟”,在楚国边界迎来了楚国的使者屈完,屈完问齐军总指挥管仲:“你们住在北方,我们住在南方,因此牛马发情追逐也到不了双方的疆土。没想到你们进入了我们的国土,为啥?”由此,读者就知道了“风马牛不相及”这个成语的出处及其所表达的意思。尽管贾志刚的火热程度目前尚不及当年明月,但其上升趋势很明显。
另一方面,央视百家讲坛虽然不及以前火爆,但仍然是畅销书的摇篮以及通俗讲史的重要阵地。2009年,百家讲坛推出了两位70后主讲人袁腾飞与郦波。前者为一中学老师,号称“史上最牛历史老师”,后者为大学老师,讲起课来经常“物我两忘”。而后来发生的事实更是富于戏剧性变化。袁腾飞被传抄袭历史小说以及李亚平著作,其声誉江河日下。大概是因为前车之鉴,郦波的《风雨张居正》(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一书的腰封上特意印上了两行字,强调郦波的学术背景:“中国古典文学与文化学专业博士”,“国内首位文牍学研究方向博士后”。对于自己的作品与《明朝那些事儿》的比较,郦波强调,学者和作家对于历史有不同的诠释角度,几百年前的事情不可能一丝不差的复原,有一些虚构成分是可以的,但是必须有史实依据并合理可信。“我讲张居正的原则是有多少材料说多少话。”
近当代史中的新中国成立60年
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在竞相出版的献礼图书中,有的很引人注目,如《枪杆子:1949》(张正隆著,人民出版社)等等,也有个别作者声名显赫,读来却让人大失所望的图书,如金冲及先生的《20世纪史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等。
《枪杆子:1949》的作者张正隆以擅长军事历史题材而蜚声文坛,他用了近15年时间遍访大半个中国,记录当年鲜为人知的战争细节以及那场战争亲历者用枪杆子打江山的刻骨铭心的记忆。该书几易其稿,由新闻出版总署、解放军总政治部、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审定,最终完稿交付出版。这部作品再现了解放战争国共高层决策和对决的全过程,对指挥者的战略思想、战术、个性都有非常深入细致的客观描述。其中东北野战军南下遭遇水土不服,解放海南岛“土炮艇”掩护主力渡海等诸多内容尚属首次披露。作品完全以真实素材为基础,还原战争的残酷,还原战争的人性,还原战争的真相。作品运用时空交错穿插的艺术手法,极大地拓展了作品的表现空间,是一部内涵丰厚、有血有肉、张扬男儿豪情的少有人为修饰的战争史诗,有关专家认为,这部作品在文学方面有独特的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在军事上有重要研究价值。
同样注重写实性的作家王树增2009年推出了《解放战争》。为此,他花费了近5年的时间。上至指挥几十万大军的将领,下到进攻一个暗堡的战士;大到横跨中原五省的战役,小到不足一平方公里的战场;在他的笔下,都必须有档案有出处。“比如董存瑞,在书里也就几百字,但查史料做采访就用了一个多月,每一个细节都必须真实。”在王树增的书里,对话很少,但凡有对话,他也坚持“都是来自当事者的回忆录或者自己的采访录音,绝不编”。尽管如此,王树增的书写与专业历史学家的研究仍有差异。比如,王树增认为,解放战争没有得到苏联的援助,而历史学家杨奎松却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第615页显示,1946年3月8日,驻扎在东北的苏联军队突然开始撤军,此前没有给国民党政府任何通报,使国民党无法运输部队,完成接收工作,同时却为中共顺利接收和夺取苏军撤出的各大中城市提供种种便利。第629页显示,中共1946年4月15日进攻长春时,已经从苏军手中获得相当数量的重武器。在苏军控制下的长春铁路,亦在为中共运送部队和补给。
此外,杨奎松的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和沈志华主编的《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2009年出版的历史类图书中不容错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第一卷选取建国前后土改运动及土改运动中出现的地主富农问题、“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运动、“五反”运动、新中国对资产阶级的政策变动、中共干部任用制度以及干部职务等级工资制的形成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建构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事件,逐一进行了个案式的研究。第二卷围绕沈阳美领馆事件与新中国对美政策的确立、中苏结盟与中苏两党的民族主义碰撞、中国出兵朝鲜的因果、两次台海危机的由来及其幕后、中苏边界冲突与中国对美缓和等对新中国外交政策及其对外关系具有重大影响的外交事件而展开。而《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则披露了此前苏联史中的一些谎言,如十月革命等,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填补了空白。
此外,收藏家王金昌整理的《建国日记》、《北平日记》(人民出版社)颇具史料价值,而冯亚光的《西路军》(陕西人民出版社)则力图还原西路军真相。总的来说,新中国成立60周年图书品种多,而精品相对较少。
去伪存真当代史
刘易斯•海恩曾经说过,“虽然照片不会撒谎,但撒谎者却可能去拍照。”而《红旗照相馆》(金城出版社)却告诉我们,照片也会撒谎,而撒谎者的有意而为的操纵,则更加不可信赖。本书作者为中国青年报摄影部主任晋永权。按理说,摄影讲究客观真实,然而在1956—1959年期间,中国摄影呈现出时代大背景下的特异景观。假照片、假新闻风生水起,浮夸之风盛行,给中国摄影史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晋永权耗费数年精力,立足我国1956—1959年摄影史上的问题与争端,如照片的摆布与加工、左叶事件、大跃进中的摄影争辩、老一辈摄影家的历史命运等,用丰富翔实的史料、文献和档案资料,真实地叙述了那个社会形态下中国摄影的真实面貌,让我们有机会回望那一段社会史的特异景观。
不客气地说,假照片的制造者是当时浮夸风的帮凶之一。正是他们提供的虚假照片,经过媒体的报道后被放大,使得全民癫狂般的“大跃进”走火入魔。回头来看,当年争论的新闻照片与宣传图片区别的问题未免幼稚可笑,而这样的问题当时被泛滥、扩大到政治层面,也说明了当时社会上有着何其根深蒂固和狂热的“左”倾思潮。揭露事实是一方面,《红旗照相馆》带给我们更重要的是对历史观念的思考,以及痛定思痛的反省。显然,回到常识是必要的。
同样,阎长贵、王广宇的《问史求信集》(红旗出版社)也是一本当代史方面去伪存真的好书。阎长贵在“文革”初期曾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直接服务于江青等人,具有历史现场亲历者的“证人”身份;同时他又是位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的学者,他把留存一段真实的历史视为“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责任”,努力推动“文革”研究的开展。他和当年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同事王广宇两人合著的《问史求信集》一书,既有现场经历,又有事后反思;既有往事追忆,又有查证核实;既有考据辨析,又有史论分析;作者在记录和研究“文革”历史时,能够跳出个人的视域,以更广阔的人类文明视野去认识这段历史,具有难能可贵的客观和冷静的立场。努力做到“不溢美、不隐恶”,即使对林彪、江青、陈伯达这些负面人物,也并不因他们是坏人而任意泼脏水。如在《“旗手”风波》一文中,作者对“文革”运动中如何给江青冠以“无产阶级文艺旗手”名号的来由进行了考辨,披露了一段江青不赞成“旗手”提法的独家史料。如果说,当代史研究受限于档案的开放程度而难有作为,那么,有历史感、有识见的当事人的口述和回忆就显得尤为重要。毫无疑问,本书可称这方面的典范。
业余与专业金融学家
2007年,宋鸿兵的《货币战争》出版后,迅速席卷各大图书排行榜。同时,这本书也引发了较大争议,有评论者认为《货币战争》照搬西方“阴谋论”。2009年,宋鸿兵推出了《货币战争2》(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宋鸿兵称,他的新作延续了《货币战争》的主题,以300年的时间为跨度,讲述欧美主要金融势力集团的冲突与制衡。《货币战争2》不仅继续考证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巨大影响力,而且梳理了起源于德国、法国、英国、美国的17大银行家族的发家史,揭示了他们对各国的历史进程所发挥的重要影响力,特别是第一次揭开统治世界的“国际银行家族俱乐部”的神秘面纱,全景与立体地展现了金融势力集团之间的合纵连横、相生相克的微妙关系。宋鸿兵预测,2024年,世界单一货币体系会趋于成熟。他认为,中国如果在这个体系中不能主导,就不应参与,而应自立山头,要有自己的势力范围。
在《货币战争2》跃入图书销售排行榜前列的同时,传来了宋鸿兵涉嫌抄袭,以及他没有在华尔街工作过一天而只是一名计算机程序员的消息。与此同时,美国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的《金融的逻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本书深入浅出地从财富的文化和制度基因谈起,告诉读者:金融到底是怎么回事?危机之后,金融市场是否会终结?人类社会为什么要金融市场?金融交易除了让华尔街、金融界赚钱之外,对社会到底有没有贡献、有没有创造价值?如果有的话,是如何贡献的?如何创造价值的?金融的逻辑是什么? 作者密切关注中国社会的转型问题,全面驳斥了《货币战争》中关于金融“阴谋论”的观点。尽管宋鸿兵拥有数以万计的读者拥戴,但是,有着专业背景的陈志武先生也不遑多让,《金融的逻辑》紧随《货币战争2》,稳据图书销售排行榜前列。此前,两位观点对立的经济学家曾经同时获得诺贝尔奖。在陈志武和宋鸿兵身上,似乎也在发生着类似的事件。
追寻五四
2009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有关五四的图书也是出版界的热点之一。《重返五四现场》(叶曙明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让人们看到,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曾经有那么一个辉煌的时代。诸子放恣,处士横议,百家之言盈天下。主张文学改良的,主张保护国粹的,主张三纲五常的,主张个性解放的,这边要打倒孔家店,那边要把孔儒升格为宗教,思想的多元化,创造了众声喧哗、精彩纷呈的剧场效果。此外,相关图书还有丁晓平的《五四运动画传》(中国青年出版社)。作品从历史的细节着手,发掘历史真相,用清新可读的文字,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物和史料图片,理性地将五四时代的那些人和事系统地还原到历史的现场。同时,以当下的语境集中五四时期的漫画、口号、传单、图书、对联、纪念章以及五四新文化的期刊、社团等历史元素,全面反映五四运动的历史风貌。
而学者杨念群的《五四运动90周年祭——一个问题史的反思》(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则充满着学术的气息。作者主张,把五四看做近代历史长程运动中的一个环节重新加以审视,聚焦的目光不限于其作为政治运动瞬间发生的事件含义,也不限于揭示心灵自我重新发现过程中生发出的内在紧张状态,而是把五四扩展到与清末变革和民初社会革命的前后长线关联中予以定位。
而《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则可看做是传主的申辩。在1915年的《二十一条》谈判中,议结条款签名的是陆徵祥,曹汝霖只是任外交次长,而外界却认定是他签字。五四刚过,林长民(林徽因的父亲)在北大附近演说,大骂曹汝霖为亲日派,曹汝霖还回忆,林长民以前与自己有夙怨,其人“写作俱佳,惟气量太小”。就曹的回忆来看,他确实充当了“替罪羊”和“出气筒”的角色。由是观之,关于五四运动,还有很多需要研究的地方。可惜的是,《曹汝霖一生之回忆》有多处删节,未免让人觉得美中不足。
其他
民国期间,傅斯年先生筹建了中研院史语所。此后,这一机构为中国的学术研究发挥了很大作用。2009年,《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50册,中华书局)正式出版。无疑,这些成果将大大方便大陆学者的研究。而岱峻的《消失的学术城》(百花文艺出版社)、《发现李庄》(四川文艺出版社)、《李济传》(江苏文艺出版社),前两本写的都是中研院在重庆李庄的境况,后一本的传主李济担任过史语所所长17年。岱峻的3本书史料扎实,写作谨严,为同类著作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在文学类图书方面,官场小说第一人王跃文推出了长篇小说《苍黄》(江苏人民出版社)。此书由于王跃文“一女两嫁”(本书另有群言出版社的版本《落木无边》)而被媒体分外注意,客观上也协助炒作了本书。另一方面,王跃文写官场的功底,也确非没有官场生涯的作者所能比拟。而武侠小说作家黄易的作品首次被上海英特颂图书有限公司正式引进,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虽然这一消息反响很大,但是正版书的销量并不理想。倒是现在香港出版,然后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七十年代》,引起了知识型读者的普遍关注。不消说,茅海建先生的《从甲午到戊戌》(三联书店)可称做研究康有为的权威著作。
而美国巨星迈克尔•杰克逊的去世,同样引发了出版界的追逐。很短时间内,北京图书大厦摆放的迈克尔•杰克逊传记达30多种。其后,迈克尔•杰克逊的自传《太空步》由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在学术书方面,修订出版的罗尔斯名著《正义论》,克尔凯郭尔文集中的《非此即彼》(两书均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等等,都是相关领域学者不可忽视的著作。
不管从哪方面看,2009年的出版都是丰收的一年。如果我们可以放慢生活的节奏,在思想的冲撞和历史的感触中稍作停留,必然可以得到智慧的增长和精神的陶冶。当然,纯粹打发时光的休闲式浅阅读不在此列。过于巨大的生活压力,正在破坏着我们和好书的约会。人生的悲哀,或许莫过如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