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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邱妙津作为一个女同性恋作家创作了几部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描写女同性恋题材的小说，向读者展现她们的内心世界的同时也期望获得更多的理解。《蒙马特遗书》就是这样的一部作品，它向我们展示了女同性恋者们在遭受外在与内在的双重放逐时痛苦不堪的心境，甚至因此走上了自杀的道路。
关键词：女同性恋；外在放逐；内在放逐
20世纪90年代，“同志”小说在台湾文化界掀起狂潮，台湾女性小说家们意识到了同性恋者被主流边缘化、同性情欲被驱逐的处境，意识到只要异性恋霸权存在，同性恋者被放逐的边缘人身份就难以改变。在异性恋霸权的压迫下，同性恋者被放逐的形式主要有两种：外在放逐与内在放逐。前者表现为同性恋者被社会驱逐及对异性恋霸权的妥协；后者表现为同性恋者把异性恋思想内化为自己的意识。
《蒙马特遗书》是邱妙津自杀后留下的遗作，因书中的内容与作者本人的经历有极大的相似处，所以作品一问世就被当做研究邱妙津自杀原因的文本，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本文试着从外在放逐与内在放逐两个方面揭示女同性恋者遭遇的困境，由此对邱妙津的自杀行为做出一种解释。
一、外在放逐：异性恋霸权下的逃避与妥协
同性恋者有着与世俗道德标准不同的择偶要求，她们首先面对的就是世俗的压力。《蒙马特遗书》中的“我”曾提起自己和絮存在的几个障碍，其中一个就是来自絮家人的不公平对待，“但是你的家人朋友却永远不可能了解我，了解我对你所付出的，了解我的价值。”[1]絮的家人对待“我”的态度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社会对于同性恋者的态度，即不理解与不友好。即使“我”很坚定地说：“我也不赞同你用世俗与非世俗的切面来分割我们之间的差异。”[1]但是这种异性恋霸权却毫无疑问地会对同性恋者造成一定的影响。“我不知道要如何改变，我想要变成另外一个人，这就是全部我所能对自己好的方式了。”[1]
世俗的不认可导致她们产生对于自己的怀疑，也使一部分人企图通过改变自己来获得与世俗的妥协。絮就是其中之一。她在与“我”产生了矛盾之后回到了台湾，想要切断与“我”的一切联系并试着接纳男性，做一个符合社会传统道德的女人。而絮的妥协对“我”来说无疑是最大的背叛，是导致“我”想自杀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性恋者比起异性恋者有更深的孤独感，她们渴求有一个人能真正了解自己，成为自己灵魂的伴侣，而不是基于生理本能的需求。所以当其中的一个人选择逃避时另一个人受到的打击往往比异性恋者分手时遭受的打击要大得多。而面对异性恋霸权，“我”则表现出另一种妥协，即在爱欲和谐、爱情忠贞等问题的看法上表现为与异性恋相吻合的价值诉求。“我”一直认为自己是“Positive得不得了的爱女人的人，我有很强的‘男性’，且我是天生热爱女人的，我最渴望的都是最阴柔最Passive的女人，我不认为我对女人的性欲与结合和男人在渴望女人时有大大差别。”[1]从“我”对自己的认识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恋爱中“我”常是处于男性一般的地位，所以“我”常说：“我试图尽责地照顾她，爱护她，为她做全部我认为应该做的事，去赚钱，去负担家计，聆听她，保护她。我和她所过的正是伦理道德的忠诚与世俗生活。”[1]这些都表现了“我”的男性地位，这无疑是女同性恋者对异性恋关系的认定与模仿，也代表了异性恋霸权对于同性恋者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则在某些情况下使同性恋者之间基于相互怜惜和尊重基础之上的平等的沉思、平静的爱情设想化为泡影。“当我第一次动手打了你的时候，我内心已明白我完全失去你了。”[1]正是因为“我”把自己置于男性的地位，所以有时候会用暴力来处理和絮之间的矛盾。而这种举动也使得絮认为“我”并不能给她安定、平静的生活，所以她渐渐地与“我”疏远了。
异性恋霸权使得同性恋者遭受了巨大的世俗压力，一部分人就此改变，逼迫自己过一种掩盖自己内心的异性恋生活，对自己的同性恋人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也使得一部分女人长期把自己置于恋爱中男性的地位，失去了女性恋爱中的平静与美好，最终导致恋人的离开。
二、内在放逐：过度强烈的爱欲，缺乏安全感
异性恋霸权造就一个情欲控制的枷锁，逼使同性恋者惊恐于自身都不了解的本体欲望，甚至驱逐、压抑那股强烈的情欲热流。而《蒙马特遗书》中，欲望焦虑已经不构成女同性恋自我认同的威胁。可是这种强烈的爱欲也成为絮忍受不了“我”的原因之一。“在巴黎的这段日子，你几乎是完全在性上抗拒我的，可说你一点都不欲望我，一点都不喜欢和我做爱。”[1]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在同性关系中，“我”很看重爱欲，认为“性欲在爱情关系里占著很神秘很关键的位置。”[1]正是因为“我”把爱欲看得太过重要，这对于想要一段清淡关系的絮来说压力太大。“我”这种太强的热情成了逼走絮的重要原因。“我”常想到这点就很恨自己，恨透了自己的特质，恨自己太男性，甚至这个恨在逼着自己变得女性化。
其实“我”想要的并不是单纯的爱欲的满足，而是一种灵与性的和谐。“我对你的渴望是超出被爱的满足或性的满足之上的，我渴望的更是整个生命，整个性灵的相结合。”[1]但为什么“我”又表现出如此强烈的爱欲呢？那是同性恋者极度缺乏安全感的表现。“我接受你的给予与照料，却也不断错乱地感觉到在你的核心里我并不被爱；我一面给予你更强的爱欲，一面却又不断地质疑你、否定你、压迫你，且自己也生著匮乏的病。”[1]“我”把对方给予自己或愿意接受自己的爱欲当做是我们相爱的表现，即便“我”真正想要的是灵魂的契合。但灵魂的交流是主观的感觉，“我”并没有自信确定我们达到了。所以同性恋者极度缺乏安全感，她们只能用对方是否接受自己的身体来判断自己是否被爱。而这一过度强烈的爱欲却成为离间彼此爱情的杀手，着实可悲。
邱妙津在《鳄鱼手记》中说：“从前，我相信每个男人一生中在深处都会有一个关于女人的‘原型’，他最爱的就是那个像他‘原型’的女人。虽然我是个女人，但我深处的‘原型’也是关于女人。我是一个会爱女人的女人。”[2]其实同性恋者只不过在自己心中装着一个性别相同的恋人。但她们却要面对来自异性恋霸权的压迫，世俗社会的外在放逐，进而对她们自身产生内在影响，使她们进行自我放逐，甚至会像邱妙津一样走向自杀的道路，酿成悲剧。
【参考文献】
[1]邱妙津.蒙马特遗书[M].台湾：联合文学出版社，1996
[2]邱妙津.鳄鱼手记[M].台湾：时报出版社，1991
关键词：女同性恋；外在放逐；内在放逐
20世纪90年代，“同志”小说在台湾文化界掀起狂潮，台湾女性小说家们意识到了同性恋者被主流边缘化、同性情欲被驱逐的处境，意识到只要异性恋霸权存在，同性恋者被放逐的边缘人身份就难以改变。在异性恋霸权的压迫下，同性恋者被放逐的形式主要有两种：外在放逐与内在放逐。前者表现为同性恋者被社会驱逐及对异性恋霸权的妥协；后者表现为同性恋者把异性恋思想内化为自己的意识。
《蒙马特遗书》是邱妙津自杀后留下的遗作，因书中的内容与作者本人的经历有极大的相似处，所以作品一问世就被当做研究邱妙津自杀原因的文本，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本文试着从外在放逐与内在放逐两个方面揭示女同性恋者遭遇的困境，由此对邱妙津的自杀行为做出一种解释。
一、外在放逐：异性恋霸权下的逃避与妥协
同性恋者有着与世俗道德标准不同的择偶要求，她们首先面对的就是世俗的压力。《蒙马特遗书》中的“我”曾提起自己和絮存在的几个障碍，其中一个就是来自絮家人的不公平对待，“但是你的家人朋友却永远不可能了解我，了解我对你所付出的，了解我的价值。”[1]絮的家人对待“我”的态度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社会对于同性恋者的态度，即不理解与不友好。即使“我”很坚定地说：“我也不赞同你用世俗与非世俗的切面来分割我们之间的差异。”[1]但是这种异性恋霸权却毫无疑问地会对同性恋者造成一定的影响。“我不知道要如何改变，我想要变成另外一个人，这就是全部我所能对自己好的方式了。”[1]
世俗的不认可导致她们产生对于自己的怀疑，也使一部分人企图通过改变自己来获得与世俗的妥协。絮就是其中之一。她在与“我”产生了矛盾之后回到了台湾，想要切断与“我”的一切联系并试着接纳男性，做一个符合社会传统道德的女人。而絮的妥协对“我”来说无疑是最大的背叛，是导致“我”想自杀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性恋者比起异性恋者有更深的孤独感，她们渴求有一个人能真正了解自己，成为自己灵魂的伴侣，而不是基于生理本能的需求。所以当其中的一个人选择逃避时另一个人受到的打击往往比异性恋者分手时遭受的打击要大得多。而面对异性恋霸权，“我”则表现出另一种妥协，即在爱欲和谐、爱情忠贞等问题的看法上表现为与异性恋相吻合的价值诉求。“我”一直认为自己是“Positive得不得了的爱女人的人，我有很强的‘男性’，且我是天生热爱女人的，我最渴望的都是最阴柔最Passive的女人，我不认为我对女人的性欲与结合和男人在渴望女人时有大大差别。”[1]从“我”对自己的认识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恋爱中“我”常是处于男性一般的地位，所以“我”常说：“我试图尽责地照顾她，爱护她，为她做全部我认为应该做的事，去赚钱，去负担家计，聆听她，保护她。我和她所过的正是伦理道德的忠诚与世俗生活。”[1]这些都表现了“我”的男性地位，这无疑是女同性恋者对异性恋关系的认定与模仿，也代表了异性恋霸权对于同性恋者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则在某些情况下使同性恋者之间基于相互怜惜和尊重基础之上的平等的沉思、平静的爱情设想化为泡影。“当我第一次动手打了你的时候，我内心已明白我完全失去你了。”[1]正是因为“我”把自己置于男性的地位，所以有时候会用暴力来处理和絮之间的矛盾。而这种举动也使得絮认为“我”并不能给她安定、平静的生活，所以她渐渐地与“我”疏远了。
异性恋霸权使得同性恋者遭受了巨大的世俗压力，一部分人就此改变，逼迫自己过一种掩盖自己内心的异性恋生活，对自己的同性恋人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也使得一部分女人长期把自己置于恋爱中男性的地位，失去了女性恋爱中的平静与美好，最终导致恋人的离开。
二、内在放逐：过度强烈的爱欲，缺乏安全感
异性恋霸权造就一个情欲控制的枷锁，逼使同性恋者惊恐于自身都不了解的本体欲望，甚至驱逐、压抑那股强烈的情欲热流。而《蒙马特遗书》中，欲望焦虑已经不构成女同性恋自我认同的威胁。可是这种强烈的爱欲也成为絮忍受不了“我”的原因之一。“在巴黎的这段日子，你几乎是完全在性上抗拒我的，可说你一点都不欲望我，一点都不喜欢和我做爱。”[1]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在同性关系中，“我”很看重爱欲，认为“性欲在爱情关系里占著很神秘很关键的位置。”[1]正是因为“我”把爱欲看得太过重要，这对于想要一段清淡关系的絮来说压力太大。“我”这种太强的热情成了逼走絮的重要原因。“我”常想到这点就很恨自己，恨透了自己的特质，恨自己太男性，甚至这个恨在逼着自己变得女性化。
其实“我”想要的并不是单纯的爱欲的满足，而是一种灵与性的和谐。“我对你的渴望是超出被爱的满足或性的满足之上的，我渴望的更是整个生命，整个性灵的相结合。”[1]但为什么“我”又表现出如此强烈的爱欲呢？那是同性恋者极度缺乏安全感的表现。“我接受你的给予与照料，却也不断错乱地感觉到在你的核心里我并不被爱；我一面给予你更强的爱欲，一面却又不断地质疑你、否定你、压迫你，且自己也生著匮乏的病。”[1]“我”把对方给予自己或愿意接受自己的爱欲当做是我们相爱的表现，即便“我”真正想要的是灵魂的契合。但灵魂的交流是主观的感觉，“我”并没有自信确定我们达到了。所以同性恋者极度缺乏安全感，她们只能用对方是否接受自己的身体来判断自己是否被爱。而这一过度强烈的爱欲却成为离间彼此爱情的杀手，着实可悲。
邱妙津在《鳄鱼手记》中说：“从前，我相信每个男人一生中在深处都会有一个关于女人的‘原型’，他最爱的就是那个像他‘原型’的女人。虽然我是个女人，但我深处的‘原型’也是关于女人。我是一个会爱女人的女人。”[2]其实同性恋者只不过在自己心中装着一个性别相同的恋人。但她们却要面对来自异性恋霸权的压迫，世俗社会的外在放逐，进而对她们自身产生内在影响，使她们进行自我放逐，甚至会像邱妙津一样走向自杀的道路，酿成悲剧。
【参考文献】
[1]邱妙津.蒙马特遗书[M].台湾：联合文学出版社，1996
[2]邱妙津.鳄鱼手记[M].台湾：时报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