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现行宪法第五次修改增设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以之为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的主要机构,意味着我国在合宪性审查制度建设方面采取了立法权模式,这将导向一个工作型制度.工作型合宪性审查制度的程序可以概括为“一个目标、两个入口、三个主体、四个动因、五个机制”.在这种设计方案下,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要发挥法案分类这一前置程序和合宪性确认、合宪性讨论、合宪性质疑等主要程序以及备案审查动因的提请、广泛主体参与动因的提请、行政诉讼合宪性先决动因的提请等附属程序的作用,实现宪法实施和宪法监督的审议民主化目标.这将是一个集中、
【机 构】
: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法教研部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现行宪法第五次修改增设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以之为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的主要机构,意味着我国在合宪性审查制度建设方面采取了立法权模式,这将导向一个工作型制度.工作型合宪性审查制度的程序可以概括为“一个目标、两个入口、三个主体、四个动因、五个机制”.在这种设计方案下,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要发挥法案分类这一前置程序和合宪性确认、合宪性讨论、合宪性质疑等主要程序以及备案审查动因的提请、广泛主体参与动因的提请、行政诉讼合宪性先决动因的提请等附属程序的作用,实现宪法实施和宪法监督的审议民主化目标.这将是一个集中、统一、权威、专业、高效的合宪性审查制度,有利于真正有效落实和维护宪法权威.
其他文献
以习近平同志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与实践为背景,对世界“三代人权”功能及其悖论、美好生活权的概念、美好生活权作为新一代人权的证成以及美好生活权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等问题展开讨论.三代人权发展至今,人的尊严、生命、自由和平等观念获得了空前的普及与提高,生存权与发展权得到历史性发展.然而,三代人权具有无法消解的制度性悖论,为此需要新一代人权的出现,而美好生活权作为人应该享有的道德权利,是一个极具中国底色、中国风格与中国文化的权利概念.它不仅满足人权的本质要求,同时也具备宪法上基本权利的构成要件;作为新一代人
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哲学必须面对时代、关注现实.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时代既有大时代又有小时代,哲学应自觉作出理论回应.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结合学科自身的特点,哲学对于时代现实应重点加强规律性研究、战略性研究、前瞻性研究.哲学对于时代现实的关注,在其方法上应当抓好哲学通向现实的切入口、突出哲学的反思功能、加强与相关学科尤其是经济学的深度"对话".哲学不仅要观察时代、解读时代,而且要引领时代.哲学对时代的引领,最重要的是对时代精神、人类文明的引领.为此,应加强方向的指引、价值的引领、共识的
监察体制改革后,各级监察委员会作为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依照《监察法》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监察,调查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刑事诉讼法》则保留了检察机关在对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中发现的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等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的立案侦查权.厘清监察调查管辖与检察侦查管辖的分工,探讨互涉案件的牵连管辖,完善管辖竞合的衔接机制,对预防和惩治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健全国家监察监督与检察法律监督体系,十分迫切和重要.
对于死者的个人信息,法律上的保护路径有三种:一是继承法保护,即允许继承人通过继承取得死者的个人信息.在我国法上,自然人就其个人信息享有的是人格权益,故此该权益不得继承.至于继承网络服务合同债权的方法,也无法解决全部问题.二是侵权法保护,《民法典》第994条虽然只列举了死者的姓名、肖像和隐私,但是,个人信息可以解释到该条中的“等”当中,然而,这种保护属于事后的救济.三是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保护,即规定死者的近亲属可以针对死者的个人信息行使某些权利.该方法已为我国新颁布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所采纳,这是一种积极、主
关于被害人同意的对象,刑法理论上主要存在行为说和结果说两种观点,我国现在的主流学说是结果说.结果说将被害人教义学体系割裂为被害人同意和被害人自陷风险两个划江而治的领域,造成不可化解的矛盾.有必要重新认识被害人同意的对象.被害人同意阻却违法性的实质理由并非法益侵害结果符合被害人自我决定,也并非法益侵害结果被正当化,而是危险行为符合被害人自我决定.被害人同意的对象是行为,被害人同意行为人实施危险行为,就是放弃刑法对自身法益的(部分)保护,进而排除行为不法或者将自身法益排除在规范保护目的之外,即使发生法益侵害结
宪法惯例问题的出现,是以综合的、整全的宪法观为前提的.随着“惯例宪法”的发现,以及宪法学家对作为法律的宪法的界定,宪法学说史上便产生了宪法与宪法惯例区分的问题.这个区分命题一开始就蕴含着司法机关的内在视角.从外在视角出发,反对宪法和宪法惯例的区分是无效的.而内在视角下的宪法渊源问题,应该这样来提问:对合宪性审查主体而言,通过何种法律程序、并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将宪法惯例纳入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这个问题可能有三个潜在的答案.其中较为妥当的回答是:承认宪法惯例的存在,认可它在宪法解释过程中的辅助作用,而不将其
2018年《行诉法解释》第106条确立了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范围,并借鉴《民诉法解释》第247条之规定,以当事人、诉讼标的与诉讼请求“三同说”作为重复起诉的判断标准.因新旧司法解释中使用的“重复起诉”的概念内含不同,导致新司法解释中的第106条与(沿用旧司法解释的)第69条存在概念错位和逻辑冲突.基于法律规范的统一性要求和行政诉讼制度精细化发展的需要,应当将该司法解释第69条第6项中的“重复起诉”修改为“已存在诉讼系属的”.行政诉讼中以诉讼标的作为重复起诉的客观判断标准缺乏坚实的法教义学基础.为统一判断标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多边合作陷入低潮.国内知识产权法的域外适用逐渐成为美国在国际合作之外跨境保护其知识产权利益的选择之一.虽然这种单边主义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策略尚未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但是从国际法的角度出发,国家有权在不违反国际法的前提下,对域外的人、财产和行为行使管辖权.实践中,我国《专利法》已经在现有技术与专利权用尽原则等方面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域外适用.出于全面应对美国专利法域外适用,积极维护海外专利利益,有效处理跨境网络专利权纠纷以及间接参与知识产权国际立法的需要,我国应
在波澜壮阔的百年征程中,中国共产党奋斗精神的科学内涵得以不断丰富和延展,体现为百折不挠、拼搏奋进的艰苦奋斗精神,无私奉献、不怕牺牲的忘我奋斗精神,上下一心、团结一致的团结奋斗精神.中国共产党奋斗精神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形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发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完善及新时代的升华,在历史进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发展脉络.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中国共产党奋斗精神已然成为坚定理想信念的精神动力、创造美好生活的精神密码、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支撑,三者共同指向中国共产党奋斗精神赓续的价值
自1994年至2020年底,证监会中央机构累计对559个单位和个人的内幕交易行为作出了行政处罚,但观察“数值数距式”和“倍率数距式”两种处罚模式下的处罚结果,证监会未充分利用此前《证券法》第202条赋予的自由裁量空间,既有处罚呈现出一定裁量逻辑与标准不明确的问题,不利于促进证券市场执法的公平性、稳定性和有效性.比较观察,美国联邦法院与证券交易委员会对内幕交易的制裁较为灵活地运用了法律所赋予的裁量空间,行政法官审裁程序背后的独立性、稳定性与专业性促进了执法风格的连贯和相对统一.我国证监会未来应当进一步优化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