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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古代文化中“天人合一”、“物我合一”的理想境界在波澜壮阔的生态主义浪潮下备受世界关注和向往。西方人对东方古代文明的肯定和向往也投射到电影艺术领域,成为西方电影反映生态意识的一个重要内容。影片《喜马拉雅》通过对那一片西方人士眼中的充满神秘色彩的世外桃源的描绘,传达了西方世界对这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浑然融为一体的理想境界的赞誉和向往。
关键词 天人合一 生态主义 生态意识
生态主义观念中的许多特征是与古代东方文明中的生态智慧相似或相通的,即讲究自然与人的交融,思与诗的交融。这一特征是西方人饱尝主客二分思想和主体性原则的弊端之后。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和生存危机所极力追寻的。主客二分的思想和主体性原则使人类一味向大自然索取,与大自然作战,在无穷追逐中,人类迎来了高度自由的“第三个时代”,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使人类享受到了空前的自由,人们几乎可以随心所欲的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可在科技时代所创造的种种便利和舒适当中,现代人最终却得不到心灵上的安宁和自由。人们越来越感到一种受物质统治的不自由和精神上的忧惧、孤独和焦虑,这使善于思辨的西方人逐渐悟到了人与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应然性和必然性。古代东方文明包括印度教、佛教的万物平等观念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独特的生态思想等恰恰在此意义上迎合了西方人的这种诉求,表现对东方古代文明的肯定和向往逐渐成为西方文艺反映生态意识的一个重要内容。影片《喜马拉雅》正是通过对那一片西方人士眼中的充满神秘色彩的世外桃源的描绘,传达了西方世界对这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浑然融为一体的理想境界的赞誉和向往。
2000年度上映的艺术片《喜马拉雅》(Himalaya)是法国著名电影制片人雅克·贝汉继讲述鸟儿飞行梦想的纪录片《迁徙的鸟》和展现昆虫隐秘生活的影片。《微观世界》之后,奉献给我们的一部赞美人类与自然血脉相连的故事片,实现了其关注生态的“天·地·人”生命三部曲的整体构想。这部由法国、尼泊尔、瑞士和英国四国合拍的剧情与纪录大片刚登上荧幕就受到极大好评,2000年度凯撒电影节最佳摄影和最佳音乐两项大奖、柏林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雅克·贝汉延续着他一贯“以胶片记录生命”的风格,在苍茫澄澈的雪域风光、古朴自然的藏地风情的背景下。展示了喜马拉雅山深处藏族人的生存状态。在对人与自然这一复杂的主题的阐释过程中,彰显出人性的尊严与光辉,更表达出自然的神秘与可敬。
整部影片围绕老酋长霆雷与年轻一代的代表卡玛之间的较量展开情节。但是,这种较量并不是一种血腥的复仇与权力的争夺,虽然一开始霆雷认为是卡玛害死了自己的儿子,但并没有将他视作是自己的仇人,对于卡玛要做头领的猜测,霆雷的看法是,没有神的旨意,谁也不能擅自主张,同时,他认为神是站在他这一边的。所以绝不能让卡玛的“阴谋”得逞。卡玛的身上集中了年轻一代的反叛与抗争意识,不信任老一辈的经验,更不相信神的旨意,他认为美好生活是靠自己的双手争取来的,困难是靠人力克服的,沉默的大山与暴戾的风雪本身是无知的,在谋取生存的道路上,大家应该胸怀无畏,勇于抗争,在人与自然的对立中,人最终会战胜群山与风雪。面对老人们的顽固与迷信,他更表现出不屑,显示了独立的个性精神。而对以霆雷为代表的老一辈来说,卡玛确实有着非常的能力,是个优秀的青年,但是他对群山的蔑视,对神灵的忤逆。必然会遭致自然的惩罚。就此而言,霆雷与卡玛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一种观念上的较量,而非个人利益与权力的争夺。
按照惯常的思维,年轻一代代表了一种进步的思想。老年一代则固守成规,保守落后。因此,年轻一代终究会以强劲的生命力和进步的新观念取代落后的长辈。但是,作为一部反思西方自然观念的具有明确的生态意识的电影。并没有将问题简单化。影片中,相对于年迈的霆雷。身强力壮的卡玛确实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在他的一声号召之下,几乎全村的年轻人都背弃了老酋长,跟随卡玛一起去换取粮食。但是,当老酋长带着一批老弱病幼晚他们四天出发反而赶上他们的时候,形势却发生了根本变化。卡玛的队伍,迅速瓦解,大家毫不犹豫的涌向了老酋长。影片无意表现这一喜剧性的变化,连一个特写镜头都没有。但是透过这一变化,却明确地揭示了影片的生态主题:遵守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人类世世代代的责任。村人聚集到卡玛的周围,是因为他年壮力强,有足够的体力带领他们完成这一年一度最艰巨的任务,但他们同时又是心怀疑虑的,卡玛对于群山的不敬和对于神灵的亵渎。时刻瓦解着他们的信任。当有人暴死途中时。立刻引起了慌乱。虽然卡玛找出了致人死命的毒药,但在私下里,人们仍然将此归因于恶魔的惩罚。信仰的危机导致了卡玛的孤立。当霆雷赶上时,更是引起了大家的震惊,人们在霆雷身上看到了神的力量,这样艰险的道路,不要说是一些老弱病幼和一群苍老的牦牛,就是和他们一样年轻的壮年也毫无可能在四天之后赶上来。这无疑更加坚定了多波村人对神灵的信仰,因此,当再次面临选择跟随霆雷还是卡玛时,大家宁愿离开卡玛追随霆雷。这实际上并不是对卡玛能力的否定和不信任,而是对信仰的回归。如果说,霆雷的成功是因为走了捷径,存在一丝侥幸,而并非是神灵的护佑,那么后来霆雷对于暴风雪的预言,则足以使人们再次相信神灵的力量。
影片结束时,二者之间的;中突得到完善的解决,老酋长在卡玛身上看到了作为一名头领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卡玛在对老酋长的信服中领会了老人“要接受神的指示”的嘱托,而走向成熟。但是作为一部西方人拍摄的关于东方生活的影片,其真正的用意并不在于描绘一种古老习俗的新旧更替,而是挖掘在这种更替之中所寓含的生态智慧,老酋长实际上已经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象征,在暴风雪来临之际,老酋长拯救了试图向大自然屈服的村人,这更预示了人类持续发展的唯一途径。
日本的禅学大师阿部正雄说:“佛教关于自然与人关系的见解可以提供一个精神基础,在此基础上当今人们所面临的紧迫问题之———环境的毁坏——可以有一个解决方法。这个问题与人类同自然的疏离紧密连结,它起因于人类中心主义,由此人们把自然仅仅视为一个障碍或实现其自私目标的手段。因而不断地寻找利用它或征服它的方法。作为佛教涅槃之基础的宇宙主义观点并不把自己视为人的附属物,而是把人视为自然的附属物,更准确地说,是从‘宇宙’的立场将人视为自己的一部分。因此,宇宙主义的观点不仅让人克服与自然的疏离,而且让自然与人和谐相处又不失去其个性。”《喜玛拉雅》所体现的正是這种宇宙主义的自然观。多波村村民的信仰实际上是由印度佛教演化而来,“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在他们看来则变成了“一切众生皆有神性和人性”。人与自然中其他物种是平等而相互依存 的关系,人必须在善待他物的前提下才能更好的生存。同时,人与自然之间绝非主客二分的关系,人与自然是同一的,同时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在多波村人看来,生是大自然的恩赐,因此生的时候就该敬畏自然,死是向大自然的回归,要沉静而平和的面对,因为人类原本就属于这里。影片中。霆雷的大儿子拉帕的意外死亡给全家人带来了巨大的悲痛,但这种悲痛却不是掺杂了世俗的功名利禄和对死亡不确知的恐惧,他这样向孙子慈仁解释死亡说:“每个人到最后都是要死的,……所有的生命都会死亡,重生,然后再次死亡”。在霆雷弥留之际,为了不耽误大家的行程,他拒绝救治,坦然的将雪山作为自己生命的归宿。不仅如此,在与大自然朝夕相处的岁月中,多波村人还形成了按照自然的规律休养生息的传统。没有商队带出盐巴换回粮食,就没有生存:没有领袖带领商队分发粮食,就没有有秩序的生存没有丈夫,就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土地不能没有首领”,“女人不能没有丈夫,孩子不能没有父亲”,自然的规律在人的生活中显得如此质朴无华又至高无上。另一方面,面对重峦叠嶂的群山,捉摸不定的暴风雪,多波村人又决然不是畏首畏尾的懦夫。对待神灵,他们虔诚的信仰,却不盲从;对待群山,他们真诚的敬畏。却不退缩。他们确信,自然不是人的对立物,也不是人类任意改造的对象,而是人类的家园,人类的朋友,人类不是自然的主宰,也不是自然之外的存在物,而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万物中的一员。自然和人类一样有着独立的灵性,在人类实现了与自然的沟通之后,便可以与自然和谐相处,彼此相敬,彼此相依,共生共荣。
华兹华斯曾在一首十四行诗中写道:“人世的负担过分沉重,起早赶晚,/收入支出。浪费着我们的才能,/在属于我们的自然界,我們竟一无所见,/啊,蝇营狗苟使我们舍弃了自己的性灵。”虽是十九世纪的诗歌,却写出了现代生活的缺失,海德格尔也不满于过分强调人的主体性的、主客二分的自然观念,主张重建人与自然的接触,回归“诗意的”生活方式。但不管是华兹华斯的抨击,还是海德格尔的向往,最为关键的一环都是要重建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导演艾利克·瓦利看来。已经充分的融入到多波村人的生活之中,因此,这部以多波村人生活作为题材的电影,所传达出的实际上是西方世界对于东方自然观的神往。或许多波村人贫困与艰难的生活中所坚守的信念,在追逐物质享受的现代人看来,显得愚昧无知,但这恰恰也是现代人所匮乏的,在充满物质符号的现代文明社会里。人们穿梭于高楼大厦之间,已然忘记了大自然的真实存在,人与大自然之间被一个个符号隔离起来,心灵犹如车水马龙中的孩子迷失了归路。影片不断地聚焦于多波村人对神灵的崇拜和对大自然的敬畏,这既非对东方神秘的好奇,也非以西方人的眼光打量东方的落后,而是想要利用生动的影像纪实为彷徨无措的现代人指引一条归家的路。
关键词 天人合一 生态主义 生态意识
生态主义观念中的许多特征是与古代东方文明中的生态智慧相似或相通的,即讲究自然与人的交融,思与诗的交融。这一特征是西方人饱尝主客二分思想和主体性原则的弊端之后。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和生存危机所极力追寻的。主客二分的思想和主体性原则使人类一味向大自然索取,与大自然作战,在无穷追逐中,人类迎来了高度自由的“第三个时代”,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使人类享受到了空前的自由,人们几乎可以随心所欲的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可在科技时代所创造的种种便利和舒适当中,现代人最终却得不到心灵上的安宁和自由。人们越来越感到一种受物质统治的不自由和精神上的忧惧、孤独和焦虑,这使善于思辨的西方人逐渐悟到了人与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应然性和必然性。古代东方文明包括印度教、佛教的万物平等观念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独特的生态思想等恰恰在此意义上迎合了西方人的这种诉求,表现对东方古代文明的肯定和向往逐渐成为西方文艺反映生态意识的一个重要内容。影片《喜马拉雅》正是通过对那一片西方人士眼中的充满神秘色彩的世外桃源的描绘,传达了西方世界对这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浑然融为一体的理想境界的赞誉和向往。
2000年度上映的艺术片《喜马拉雅》(Himalaya)是法国著名电影制片人雅克·贝汉继讲述鸟儿飞行梦想的纪录片《迁徙的鸟》和展现昆虫隐秘生活的影片。《微观世界》之后,奉献给我们的一部赞美人类与自然血脉相连的故事片,实现了其关注生态的“天·地·人”生命三部曲的整体构想。这部由法国、尼泊尔、瑞士和英国四国合拍的剧情与纪录大片刚登上荧幕就受到极大好评,2000年度凯撒电影节最佳摄影和最佳音乐两项大奖、柏林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雅克·贝汉延续着他一贯“以胶片记录生命”的风格,在苍茫澄澈的雪域风光、古朴自然的藏地风情的背景下。展示了喜马拉雅山深处藏族人的生存状态。在对人与自然这一复杂的主题的阐释过程中,彰显出人性的尊严与光辉,更表达出自然的神秘与可敬。
整部影片围绕老酋长霆雷与年轻一代的代表卡玛之间的较量展开情节。但是,这种较量并不是一种血腥的复仇与权力的争夺,虽然一开始霆雷认为是卡玛害死了自己的儿子,但并没有将他视作是自己的仇人,对于卡玛要做头领的猜测,霆雷的看法是,没有神的旨意,谁也不能擅自主张,同时,他认为神是站在他这一边的。所以绝不能让卡玛的“阴谋”得逞。卡玛的身上集中了年轻一代的反叛与抗争意识,不信任老一辈的经验,更不相信神的旨意,他认为美好生活是靠自己的双手争取来的,困难是靠人力克服的,沉默的大山与暴戾的风雪本身是无知的,在谋取生存的道路上,大家应该胸怀无畏,勇于抗争,在人与自然的对立中,人最终会战胜群山与风雪。面对老人们的顽固与迷信,他更表现出不屑,显示了独立的个性精神。而对以霆雷为代表的老一辈来说,卡玛确实有着非常的能力,是个优秀的青年,但是他对群山的蔑视,对神灵的忤逆。必然会遭致自然的惩罚。就此而言,霆雷与卡玛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一种观念上的较量,而非个人利益与权力的争夺。
按照惯常的思维,年轻一代代表了一种进步的思想。老年一代则固守成规,保守落后。因此,年轻一代终究会以强劲的生命力和进步的新观念取代落后的长辈。但是,作为一部反思西方自然观念的具有明确的生态意识的电影。并没有将问题简单化。影片中,相对于年迈的霆雷。身强力壮的卡玛确实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在他的一声号召之下,几乎全村的年轻人都背弃了老酋长,跟随卡玛一起去换取粮食。但是,当老酋长带着一批老弱病幼晚他们四天出发反而赶上他们的时候,形势却发生了根本变化。卡玛的队伍,迅速瓦解,大家毫不犹豫的涌向了老酋长。影片无意表现这一喜剧性的变化,连一个特写镜头都没有。但是透过这一变化,却明确地揭示了影片的生态主题:遵守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人类世世代代的责任。村人聚集到卡玛的周围,是因为他年壮力强,有足够的体力带领他们完成这一年一度最艰巨的任务,但他们同时又是心怀疑虑的,卡玛对于群山的不敬和对于神灵的亵渎。时刻瓦解着他们的信任。当有人暴死途中时。立刻引起了慌乱。虽然卡玛找出了致人死命的毒药,但在私下里,人们仍然将此归因于恶魔的惩罚。信仰的危机导致了卡玛的孤立。当霆雷赶上时,更是引起了大家的震惊,人们在霆雷身上看到了神的力量,这样艰险的道路,不要说是一些老弱病幼和一群苍老的牦牛,就是和他们一样年轻的壮年也毫无可能在四天之后赶上来。这无疑更加坚定了多波村人对神灵的信仰,因此,当再次面临选择跟随霆雷还是卡玛时,大家宁愿离开卡玛追随霆雷。这实际上并不是对卡玛能力的否定和不信任,而是对信仰的回归。如果说,霆雷的成功是因为走了捷径,存在一丝侥幸,而并非是神灵的护佑,那么后来霆雷对于暴风雪的预言,则足以使人们再次相信神灵的力量。
影片结束时,二者之间的;中突得到完善的解决,老酋长在卡玛身上看到了作为一名头领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卡玛在对老酋长的信服中领会了老人“要接受神的指示”的嘱托,而走向成熟。但是作为一部西方人拍摄的关于东方生活的影片,其真正的用意并不在于描绘一种古老习俗的新旧更替,而是挖掘在这种更替之中所寓含的生态智慧,老酋长实际上已经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象征,在暴风雪来临之际,老酋长拯救了试图向大自然屈服的村人,这更预示了人类持续发展的唯一途径。
日本的禅学大师阿部正雄说:“佛教关于自然与人关系的见解可以提供一个精神基础,在此基础上当今人们所面临的紧迫问题之———环境的毁坏——可以有一个解决方法。这个问题与人类同自然的疏离紧密连结,它起因于人类中心主义,由此人们把自然仅仅视为一个障碍或实现其自私目标的手段。因而不断地寻找利用它或征服它的方法。作为佛教涅槃之基础的宇宙主义观点并不把自己视为人的附属物,而是把人视为自然的附属物,更准确地说,是从‘宇宙’的立场将人视为自己的一部分。因此,宇宙主义的观点不仅让人克服与自然的疏离,而且让自然与人和谐相处又不失去其个性。”《喜玛拉雅》所体现的正是這种宇宙主义的自然观。多波村村民的信仰实际上是由印度佛教演化而来,“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在他们看来则变成了“一切众生皆有神性和人性”。人与自然中其他物种是平等而相互依存 的关系,人必须在善待他物的前提下才能更好的生存。同时,人与自然之间绝非主客二分的关系,人与自然是同一的,同时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在多波村人看来,生是大自然的恩赐,因此生的时候就该敬畏自然,死是向大自然的回归,要沉静而平和的面对,因为人类原本就属于这里。影片中。霆雷的大儿子拉帕的意外死亡给全家人带来了巨大的悲痛,但这种悲痛却不是掺杂了世俗的功名利禄和对死亡不确知的恐惧,他这样向孙子慈仁解释死亡说:“每个人到最后都是要死的,……所有的生命都会死亡,重生,然后再次死亡”。在霆雷弥留之际,为了不耽误大家的行程,他拒绝救治,坦然的将雪山作为自己生命的归宿。不仅如此,在与大自然朝夕相处的岁月中,多波村人还形成了按照自然的规律休养生息的传统。没有商队带出盐巴换回粮食,就没有生存:没有领袖带领商队分发粮食,就没有有秩序的生存没有丈夫,就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土地不能没有首领”,“女人不能没有丈夫,孩子不能没有父亲”,自然的规律在人的生活中显得如此质朴无华又至高无上。另一方面,面对重峦叠嶂的群山,捉摸不定的暴风雪,多波村人又决然不是畏首畏尾的懦夫。对待神灵,他们虔诚的信仰,却不盲从;对待群山,他们真诚的敬畏。却不退缩。他们确信,自然不是人的对立物,也不是人类任意改造的对象,而是人类的家园,人类的朋友,人类不是自然的主宰,也不是自然之外的存在物,而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万物中的一员。自然和人类一样有着独立的灵性,在人类实现了与自然的沟通之后,便可以与自然和谐相处,彼此相敬,彼此相依,共生共荣。
华兹华斯曾在一首十四行诗中写道:“人世的负担过分沉重,起早赶晚,/收入支出。浪费着我们的才能,/在属于我们的自然界,我們竟一无所见,/啊,蝇营狗苟使我们舍弃了自己的性灵。”虽是十九世纪的诗歌,却写出了现代生活的缺失,海德格尔也不满于过分强调人的主体性的、主客二分的自然观念,主张重建人与自然的接触,回归“诗意的”生活方式。但不管是华兹华斯的抨击,还是海德格尔的向往,最为关键的一环都是要重建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导演艾利克·瓦利看来。已经充分的融入到多波村人的生活之中,因此,这部以多波村人生活作为题材的电影,所传达出的实际上是西方世界对于东方自然观的神往。或许多波村人贫困与艰难的生活中所坚守的信念,在追逐物质享受的现代人看来,显得愚昧无知,但这恰恰也是现代人所匮乏的,在充满物质符号的现代文明社会里。人们穿梭于高楼大厦之间,已然忘记了大自然的真实存在,人与大自然之间被一个个符号隔离起来,心灵犹如车水马龙中的孩子迷失了归路。影片不断地聚焦于多波村人对神灵的崇拜和对大自然的敬畏,这既非对东方神秘的好奇,也非以西方人的眼光打量东方的落后,而是想要利用生动的影像纪实为彷徨无措的现代人指引一条归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