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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国时期的云南边地民族教育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是特殊历史时期下的产物。近代以来内忧外患和民族意识的觉醒，使云南边地的各少数民族得以从文化上融入正在形成的近代民族国家，而教育在其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现结合近二十年来的研究成果，对民国时期的云南边地民族教育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并力图发掘民族教育中的英文教育踪迹，为未来云南边地民族教育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关键词]民国；云南；民族教育；英语
[中图分类号] G6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058（2017）03-0081-02
一、前言
民国时期云南边地民族教育的发端，有其沉重的历史背景。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启了近代中国的苦难之旅，列强从各个方向以各种手段对中国不断进行蚕食，使边疆和民族矛盾愈发高涨。与直接的军事进攻和以商品及资本为媒介的经济侵略不同，列强在中国的各个边疆地区也试图通过文化征服的方式来达到使中国彻底殖民化的目的。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的触角伸进中国内地。《北京条约》允许西方传教士到中国租买土地和兴建教堂，由此，自19世纪70年代开始，外国传教士在云南活跃起来。传教士当中的很多人，实际上以传教为幌子，在所属地方多有不法行为，并伺机进行文化侵略。清朝在地方治理上实行多元体制，在四川、湖北、湖南、贵州、云南等地的部分地方实行土司制，云南的土司尤为众多。在近代民族国家形成之前，中国民众的“国家”或“国族”观念较为薄弱，在土司制的影响下，这种国族观念的淡薄在云南的民众特别是少数民族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在列强有预谋有计划的文化侵略下，云南的少数民族“缺乏国家观念，自无御侮之方”，而云南与缅甸、越南、老挝等国接壤，其所处地位“国防之严重，更较他处不同”。英法殖民者在对少数民族群众进行文化渗透时，“常以小惠结其欢心，故该等民族中，颇有乐为英人利用者”。到19世纪末，这样的文化侵略政策已经初见成效。但腐朽的清政府无力采取有效应对措施，直到辛亥革命之后，云南的边地民族教育才渐渐有所发展。
二、民国时期的云南边地民族教育
1.清末民初的云南地方与民族概况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疆，由于历史原因，众多少数民族世居于此，形成汉族与少数民族交错杂居的分布局面。清初承袭明制，中央政府在此“置承宣布政使司，为云南省，设巡抚”（《清史稿》卷七十四《地理二十一·云南》，北京：中华书局，1977），将云南作为省级行政区划纳入治理范畴，并在少数民族杂居的地方，设立职等不一的土官，因俗而治。自雍正以后，清朝中央政府在西南各省大规模实行改土归流措施，云南省亦不例外，然而由于云南的特殊地理及人文条件，至清朝末年，云南仍然保留了相当数量的土官。保留下来的土官，其辖地大多为从滇西北到滇南的沿边地区，辖地内少数民族人口众多，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文化教育的普及程度十分有限。如前言中所述，虽然在清末民初的特殊历史环境下，边地的民族教育亟待发展，但阻碍教育发展的不利因素普遍存在。
2.民初云南边地民族教育的起步和困境
辛亥革命后云南迅速光复，发展教育也很快被提上日程，云南督军府在机构内设置了“学政”一司，由该机构总摄全省的教育事务，教育发展开始走上正轨。与此同时，云南地方的行政区划改革也在稳步进行，边地的民族教育也在边疆区划改革中渐渐起步。民国元年开始，以开发边疆为目的的“殖边队”开始进驻各边地。以怒江为例，李根源所率的殖边队进驻后，随即在该地设立以汉语教学为主的语言学校，学校教育得以发展；其他如普思边区（普洱思茅等地——笔者按）、滇西腊撒、滇东南麻栗坡等地，也由相应的行政机构设立学校，“云南边地教育有了初步发展”。
在边地民族教育起步的同时，教育发展的环境却迅速恶化起来。由于辛亥革命的不彻底，当时的中国无法建立一个强有力而稳定的中央政权，二次革命爆发，相继而来的是护国、护法等历次运动，中国陷入了军阀混战的漩涡。地处西南边陲的云南此时也不能幸免，尤其是蔡锷等人在云南组织的护国运动，使云南一度成为全国革命风暴的中心。在那个动乱时代，教育的发展必然要受到猛烈冲击。由于战争的巨大消耗，教育经费自然受到严重削减，从护国运动爆发至1928年龙云出任省主席前，整个云南教育界均处在艰难度日的状态。由于云南边地自然条件恶劣，教育发展过程中存在严重的师资流失状况。高薪待遇是留住人才的现实选择，但在经费紧缺的十余年中，这一办法没有实施的条件，因此“边疆地区民族教育反而呈倒退趋势”。
3.云南内部稳定后的边地民族教育再发展
1928年底，随着东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完成了形式上的全国统一，虽然多数地区仍然各自为政，但不少地方也因此获得了宝贵的发展机遇。同样在1928年，龙云击败老军阀唐继尧，统一云南，出任云南省政府主席，开启了长达十几年的“独立王国”时代，云南教育也因此重获发展生机。边地的民族教育作为稳定边疆、开化民智的重要环节，得到了地方政府和教育部门的优先重视。
1931年，云南省政府制订出台了《云南省政府实施边地教育办法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边地教育发展从此有了可依据的基本法令。《纲要》共有29条，可概括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明确了边地民族教育的实施范围和受众对象。《纲要》指出，边地的范围应是“本省腾永一带暨思普一带沿边各县”和“其不在上指沿边地方，而地处边界，其人民多系土著，其文化尚未达到与内地同等”的各個地方，上述地方均列入实施边地教育的范围。《纲要》同时规定，在上述范围内的人民，凡是不通汉文，且年龄在6至50岁间，均应接受边地教育，而负责实施教育的各区县教育机关，应该积极劝导甚至强迫适龄者入学。第二部分是关于受教育的期限。《纲要》规定边地教育以12年为限，自1931年起至1943年止，中间以1937年为分界，划为前后二期。第一期以扫盲识字为主要目标，大量兴办民众学校和初级小学，力求该等学校的容纳能力达到应入学人数的一半以上，并以汉语汉文的教育为主；在第一期的扫盲成果基础上，第二期大力推广高级小学和初级中学，做到让不同年龄段的适龄者均有机会接受一定程度的文化教育。第三部分关于课程安排。《纲要》设置了党义、普通话、算数、常识和体育等五项基本科目，规定了每日二小时的授课时间以及最低的在校时限。第四部分为师资方面的选拔。《纲要》要求充任边地民族教育的教师应熟知民族情况并略通民族语言以备授课方便，同时对于稍通汉语的民族上层优秀子弟，给予政策和经费上的倾斜，使其在接受教育之后，转化为继续实施边地民族教育的后备师资力量。第五部分为经费。《纲要》原则上要求各地自筹经费举办边地教育，对于自筹经费困难的地方，省政府给予25%～50%的补贴，而“特设的师范学校及训练班经费完全由省政府负担”。 《纲要》的颁布宣示了“中断了近20年的边地民族教育再次开始启动”，在此之后，云南省当局相继颁布了《云南省政府教育厅实施苗民教育计划》和《边地简易师范及小学设学概要》等法令章程，“进一步明确了边地教育的政策”，各地的初级小学和其他形式的学校逐渐建立起来。
三、边地民族教育中的英文教育
云南边地的少数民族在接受边地民族教育前，大多不能通用汉语汉文，只有少数上层子弟有机会接触和学习，因此，在边地教育中，国语被列为基础课程之一，而英文教育此时尚不具备进行普及的条件。但这并非表示英文教育在边地民族教育中毫无踪迹。在官方尚无条件普及英文教育时，华侨力量为边地民族教育注入了英文教育的新鲜血液。
旅缅华侨是民间实施边地民族教育的重要力量。为应对早期恶劣的生存环境，华侨多采取以地域或血缘为纽带的方式结成会社，团结力量。在国外站稳脚跟，势力壮大之后，这些华侨会社也多乐于回馈乡土，兴办教育是其主要手段。腾冲和顺崇新会是20世纪20年代成立的华侨会社，到20世纪40年代，崇新会根据其改良家乡教育的宗旨，为和顺的文化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其在改善当地学校办学条件和改革课程内容中，招收了大量傣族、佤族、景颇族和回族学生，在教育部门规定的课程之外，“专门开设了缅文、英文会话”等课程，可谓在边地民族教育中独树一帜。
四、结论
云南的边地民族教育发端于清末民初，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得到较大发展，但在日寇入侵云南后开始走向衰落，随着龙云在云南统治的结束和内战的爆发，云南的边地民族教育也最终归于失败。
云南边地民族教育的失败，归根结底可总结为几个方面。首先是长期的民族不平等造成的民族隔阂，使得少数民族人民对政府不信任，而边地民族教育推行中的方式使用不当，如强制入学等，使少数民族群众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对民族教育的推行极为不利。同时，由于以学校教育为载体的边地民族教育与众多少数民族的传统教育方式互相冲突，使少数民族群众对边地教育的推行缺乏兴趣。其次是少数民族中占少数的上层统治者，从继续实施愚民统治的考虑出发，阻碍民族教育的推行。另外，边地民族教育中的国语课程比例过高，单纯的语言教育影响了教育实施的效果。最后，虽然边地民族教育的推广得到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保障，但云南总体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沿边地区更为低下，教育的师资和经费始终无法得到充分保障，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云南边地民族教育的发展。
民国时期的云南边地民族教育是中国民族教育发展历程中的重要尝试，对其进行深入研究能够为当代民族教育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重视其中的特殊因素，如英文教育的开展，应成为今后云南边地民族教育研究的新方向，本文即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此进行的初步探索。
[ 参 考 文 献 ]
[1] 馬廷中. 民国时期云南民族教育史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2] 彭桂萼.论云南西南沿边的治安及建设[J].边事研究，1937（3）.
[3] 余汉华.云南之国际关系[J].边事研究，1937（4）.
[4] 普加够. 民国时期云南民族地区国民教育——以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为例[J]. 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4（4）.
[5] 李正亭. 清末民国云南地方官员与新式教育——以麻栗坡督办为例[J]. 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
[关键词]民国；云南；民族教育；英语
[中图分类号] G6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058（2017）03-0081-02
一、前言
民国时期云南边地民族教育的发端，有其沉重的历史背景。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启了近代中国的苦难之旅，列强从各个方向以各种手段对中国不断进行蚕食，使边疆和民族矛盾愈发高涨。与直接的军事进攻和以商品及资本为媒介的经济侵略不同，列强在中国的各个边疆地区也试图通过文化征服的方式来达到使中国彻底殖民化的目的。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的触角伸进中国内地。《北京条约》允许西方传教士到中国租买土地和兴建教堂，由此，自19世纪70年代开始，外国传教士在云南活跃起来。传教士当中的很多人，实际上以传教为幌子，在所属地方多有不法行为，并伺机进行文化侵略。清朝在地方治理上实行多元体制，在四川、湖北、湖南、贵州、云南等地的部分地方实行土司制，云南的土司尤为众多。在近代民族国家形成之前，中国民众的“国家”或“国族”观念较为薄弱，在土司制的影响下，这种国族观念的淡薄在云南的民众特别是少数民族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在列强有预谋有计划的文化侵略下，云南的少数民族“缺乏国家观念，自无御侮之方”，而云南与缅甸、越南、老挝等国接壤，其所处地位“国防之严重，更较他处不同”。英法殖民者在对少数民族群众进行文化渗透时，“常以小惠结其欢心，故该等民族中，颇有乐为英人利用者”。到19世纪末，这样的文化侵略政策已经初见成效。但腐朽的清政府无力采取有效应对措施，直到辛亥革命之后，云南的边地民族教育才渐渐有所发展。
二、民国时期的云南边地民族教育
1.清末民初的云南地方与民族概况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疆，由于历史原因，众多少数民族世居于此，形成汉族与少数民族交错杂居的分布局面。清初承袭明制，中央政府在此“置承宣布政使司，为云南省，设巡抚”（《清史稿》卷七十四《地理二十一·云南》，北京：中华书局，1977），将云南作为省级行政区划纳入治理范畴，并在少数民族杂居的地方，设立职等不一的土官，因俗而治。自雍正以后，清朝中央政府在西南各省大规模实行改土归流措施，云南省亦不例外，然而由于云南的特殊地理及人文条件，至清朝末年，云南仍然保留了相当数量的土官。保留下来的土官，其辖地大多为从滇西北到滇南的沿边地区，辖地内少数民族人口众多，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文化教育的普及程度十分有限。如前言中所述，虽然在清末民初的特殊历史环境下，边地的民族教育亟待发展，但阻碍教育发展的不利因素普遍存在。
2.民初云南边地民族教育的起步和困境
辛亥革命后云南迅速光复，发展教育也很快被提上日程，云南督军府在机构内设置了“学政”一司，由该机构总摄全省的教育事务，教育发展开始走上正轨。与此同时，云南地方的行政区划改革也在稳步进行，边地的民族教育也在边疆区划改革中渐渐起步。民国元年开始，以开发边疆为目的的“殖边队”开始进驻各边地。以怒江为例，李根源所率的殖边队进驻后，随即在该地设立以汉语教学为主的语言学校，学校教育得以发展；其他如普思边区（普洱思茅等地——笔者按）、滇西腊撒、滇东南麻栗坡等地，也由相应的行政机构设立学校，“云南边地教育有了初步发展”。
在边地民族教育起步的同时，教育发展的环境却迅速恶化起来。由于辛亥革命的不彻底，当时的中国无法建立一个强有力而稳定的中央政权，二次革命爆发，相继而来的是护国、护法等历次运动，中国陷入了军阀混战的漩涡。地处西南边陲的云南此时也不能幸免，尤其是蔡锷等人在云南组织的护国运动，使云南一度成为全国革命风暴的中心。在那个动乱时代，教育的发展必然要受到猛烈冲击。由于战争的巨大消耗，教育经费自然受到严重削减，从护国运动爆发至1928年龙云出任省主席前，整个云南教育界均处在艰难度日的状态。由于云南边地自然条件恶劣，教育发展过程中存在严重的师资流失状况。高薪待遇是留住人才的现实选择，但在经费紧缺的十余年中，这一办法没有实施的条件，因此“边疆地区民族教育反而呈倒退趋势”。
3.云南内部稳定后的边地民族教育再发展
1928年底，随着东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完成了形式上的全国统一，虽然多数地区仍然各自为政，但不少地方也因此获得了宝贵的发展机遇。同样在1928年，龙云击败老军阀唐继尧，统一云南，出任云南省政府主席，开启了长达十几年的“独立王国”时代，云南教育也因此重获发展生机。边地的民族教育作为稳定边疆、开化民智的重要环节，得到了地方政府和教育部门的优先重视。
1931年，云南省政府制订出台了《云南省政府实施边地教育办法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边地教育发展从此有了可依据的基本法令。《纲要》共有29条，可概括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明确了边地民族教育的实施范围和受众对象。《纲要》指出，边地的范围应是“本省腾永一带暨思普一带沿边各县”和“其不在上指沿边地方，而地处边界，其人民多系土著，其文化尚未达到与内地同等”的各個地方，上述地方均列入实施边地教育的范围。《纲要》同时规定，在上述范围内的人民，凡是不通汉文，且年龄在6至50岁间，均应接受边地教育，而负责实施教育的各区县教育机关，应该积极劝导甚至强迫适龄者入学。第二部分是关于受教育的期限。《纲要》规定边地教育以12年为限，自1931年起至1943年止，中间以1937年为分界，划为前后二期。第一期以扫盲识字为主要目标，大量兴办民众学校和初级小学，力求该等学校的容纳能力达到应入学人数的一半以上，并以汉语汉文的教育为主；在第一期的扫盲成果基础上，第二期大力推广高级小学和初级中学，做到让不同年龄段的适龄者均有机会接受一定程度的文化教育。第三部分关于课程安排。《纲要》设置了党义、普通话、算数、常识和体育等五项基本科目，规定了每日二小时的授课时间以及最低的在校时限。第四部分为师资方面的选拔。《纲要》要求充任边地民族教育的教师应熟知民族情况并略通民族语言以备授课方便，同时对于稍通汉语的民族上层优秀子弟，给予政策和经费上的倾斜，使其在接受教育之后，转化为继续实施边地民族教育的后备师资力量。第五部分为经费。《纲要》原则上要求各地自筹经费举办边地教育，对于自筹经费困难的地方，省政府给予25%～50%的补贴，而“特设的师范学校及训练班经费完全由省政府负担”。 《纲要》的颁布宣示了“中断了近20年的边地民族教育再次开始启动”，在此之后，云南省当局相继颁布了《云南省政府教育厅实施苗民教育计划》和《边地简易师范及小学设学概要》等法令章程，“进一步明确了边地教育的政策”，各地的初级小学和其他形式的学校逐渐建立起来。
三、边地民族教育中的英文教育
云南边地的少数民族在接受边地民族教育前，大多不能通用汉语汉文，只有少数上层子弟有机会接触和学习，因此，在边地教育中，国语被列为基础课程之一，而英文教育此时尚不具备进行普及的条件。但这并非表示英文教育在边地民族教育中毫无踪迹。在官方尚无条件普及英文教育时，华侨力量为边地民族教育注入了英文教育的新鲜血液。
旅缅华侨是民间实施边地民族教育的重要力量。为应对早期恶劣的生存环境，华侨多采取以地域或血缘为纽带的方式结成会社，团结力量。在国外站稳脚跟，势力壮大之后，这些华侨会社也多乐于回馈乡土，兴办教育是其主要手段。腾冲和顺崇新会是20世纪20年代成立的华侨会社，到20世纪40年代，崇新会根据其改良家乡教育的宗旨，为和顺的文化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其在改善当地学校办学条件和改革课程内容中，招收了大量傣族、佤族、景颇族和回族学生，在教育部门规定的课程之外，“专门开设了缅文、英文会话”等课程，可谓在边地民族教育中独树一帜。
四、结论
云南的边地民族教育发端于清末民初，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得到较大发展，但在日寇入侵云南后开始走向衰落，随着龙云在云南统治的结束和内战的爆发，云南的边地民族教育也最终归于失败。
云南边地民族教育的失败，归根结底可总结为几个方面。首先是长期的民族不平等造成的民族隔阂，使得少数民族人民对政府不信任，而边地民族教育推行中的方式使用不当，如强制入学等，使少数民族群众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对民族教育的推行极为不利。同时，由于以学校教育为载体的边地民族教育与众多少数民族的传统教育方式互相冲突，使少数民族群众对边地教育的推行缺乏兴趣。其次是少数民族中占少数的上层统治者，从继续实施愚民统治的考虑出发，阻碍民族教育的推行。另外，边地民族教育中的国语课程比例过高，单纯的语言教育影响了教育实施的效果。最后，虽然边地民族教育的推广得到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保障，但云南总体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沿边地区更为低下，教育的师资和经费始终无法得到充分保障，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云南边地民族教育的发展。
民国时期的云南边地民族教育是中国民族教育发展历程中的重要尝试，对其进行深入研究能够为当代民族教育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重视其中的特殊因素，如英文教育的开展，应成为今后云南边地民族教育研究的新方向，本文即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此进行的初步探索。
[ 参 考 文 献 ]
[1] 馬廷中. 民国时期云南民族教育史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2] 彭桂萼.论云南西南沿边的治安及建设[J].边事研究，1937（3）.
[3] 余汉华.云南之国际关系[J].边事研究，1937（4）.
[4] 普加够. 民国时期云南民族地区国民教育——以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为例[J]. 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4（4）.
[5] 李正亭. 清末民国云南地方官员与新式教育——以麻栗坡督办为例[J]. 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