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是帝制中国最后一个汉人政权，崇祯皇帝是这个政权最后一位君主，是他将大明王朝送进了历史，结束了朱明王朝两百多年的统治。
　　奇怪的是，一个将江山弄丢的亡国之君，在过往三百七十年间很少受到指责。不论是明朝遗老，还是新朝统治者；也不论是新史学，还是旧史学；人们对崇祯帝抱有普遍同情，以为明朝之所以亡国，并不是崇祯的错。
　　善良是人的天性。人们对崇祯亡国抱有同情，主要是因为他在最后时刻壮烈殉国，而且留下了感人的遗书：
　　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勿伤百姓一人。
　　崇祯帝一死报国，其情其景，令人感动。不过，崇祯帝将所有责任推给“众爱卿”，其反省、道歉显然并不那么真诚。即便崇祯帝的检讨发自内心，然历史主义回望显然问题多多。只是他的死太悲壮了，并不是所有末代君主都能做到，因而崇祯虽是亡国之君，但人们总是想方设法为其开脱。1940年代，傅增湘为崇祯帝新写的碑文说：
　　迄于思宗，运丁阳九，毅然舍身殉国，且遗书为万民请命，其悲壮之怀，沦浃于人人心腑者，历千龄万祀而未沫。
　　但对于明朝的覆亡，崇祯帝是难辞其咎的。清朝乾隆帝出于大清帝国长治久安的考量，很不赞同明亡之后政治家、历史学家对崇祯帝的评价，以为崇祯帝以死报国固然悲壮，但并不值得效法。一个伟大的君主不是自杀，而是要凭借自己的智慧让帝国千秋万代传承下去。崇祯帝悲壮地死了，并不能置换其应付的责任。
　　乾隆帝认为，故有善守之主，必无败亡之理。既然将一个帝国折腾没有了，必有其不可推卸的责任。崇祯帝在临死前将明帝国衰败、灭亡的责任全部推给臣子，仅此事实就足以说明崇祯帝的糊涂、颟顸、不负责任。
　　在《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中，乾隆对崇祯朝的历史有很深入的分析：崇祯接班确实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烂摊子，宦官专权，大明王朝改为魏忠贤“魏姓王朝”只是时间问题。
　　魏忠贤的问题是先前几十年慢慢积聚起来的，是明朝强力机构东厂特务机关掌握了王朝的命运，他们的权力已经大到可以决定谁当皇帝的程度。崇祯帝之所以顺利接班除了他哥哥临终授权获取合法性，还因为崇祯帝是一个谨慎、多疑，处处小心的人。
　　崇祯帝侥幸掌控了权力，不管出于自身利益，还是王朝安危的考量，都必须着手对付魏忠贤这只大老虎，崇祯帝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乾隆帝对此有认同，也有批评：
　　庄烈（崇祯）承天启废弛之后力为整顿，尚有志于明作有为，但其烛理不明，加以多疑偏执，往往于琐屑处委屈推寻小过，或偶见搜求，巨恶转任其蒙蔽。所以，贤奸杂进，刑赏乖方，暮改朝更，迄无定见。受其病不在精察之有余，而在英断之不足。
　　揆诸史实，魏忠贤逆案爆发后，首辅韩爌建议不要扩大牵连，以免树敌过多，应该就事论事，杀一儆百，集中精力纠正先前弊政，团结朝野往前看。然崇祯对韩爌建议不以为然，无限度清查不仅引起官场恐慌，而且错过了改革机会。
　　魏忠贤主持东厂，就是利用国家机器横征暴敛。崇祯如果弄清历史走向，就应在即位后，迅即调整政策，减免先前不该征收的苛捐杂税，给老百姓留下一条活路；不要急于进行驿站改革，让那么多体制中的边缘人看不到希望；更不该交叉使用攘外以安内、安内以攘外，用辽东危机应对内部危机，用内部危机应对辽东危机。
　　在乾隆帝看来，崇祯帝事必躬亲，大权独揽，总是抱怨朝中无可用之臣，“崇祯十七年，更相五十”，其实是自己刚愎自用，看不到别人的长处，以无以伦比的君主威权修改了帝国运行规则，使明帝国陷入较魏忠贤时更深的困境。
　　崇祯帝的运气确实太差了。上台伊始，无一年风平浪静、五谷丰登，十几年大旱、大水、蝗虫交替发生，这都没有引起崇祯足够警惕。他按照自己的政治日程表行事。清洗魏忠贤的势力，并不意味着废除东厂干政，而是用自己的特务换下魏忠贤的特务。
　　在乾隆看来，崇祯用人严重不当，最信任的内阁大学士温体仁面对全国性流寇动荡，竟漫不经心以为小事一桩、疥廯一块。乾隆说，崇祯帝最后将亡国的责任推给群臣，推给温体仁，但“亡国之君，各贤其臣，于体仁又何责焉？”那么多文臣武将不用，十七年换了五十相，竟让温体仁独占八年，巍然不动。这究竟是大臣的错，还是崇祯的错？
　　乾隆帝自己或许也有不少失误，但其对崇祯帝的拷问，令人深思。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