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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初读《春月》的人大概都会像我一样惊异：这是八岁即离开中国、十六岁才学汉字、三十五岁才第二次踏上中国的土地的人写的书吗？她怎么对中国的百年历史、风俗礼仪如此熟悉？从老太爷的葬礼到春月的出嫁，从张府的新年庆典到吴宅的清规戒律，从清末女人的发式到“文革”中红卫兵抄家。作者不像是在中国生活了八年，倒像是生活了八十年。
《春月》中的主要人物是出身于官僚世家、书香门第的知识分子——以秉毅、春月、明玉为代表的三代人。通过对他们的描写，作者向我们展示了在封闭——开放——再封闭的八十年历史中，中国知识分子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揭示了传统文化的复杂内涵及其在中国人的文化一心理上留下的深深烙印。这是一个发人深省，哀感顽艳的故事，在我们的先辈——几代先进人士求索、奋斗、挣扎，直至牺牲的生命之川中，我们看到了作者热情深沉的目光，看到了现实与自己的影子。
应该先从秉毅说起。
秉毅是张府的长子，康、梁的同代人，是继容闳之后第一批自费留学生。七年的游欧留美使他领悟了一个真谛：外国强盛之诀窍不在于格致之学“而在于西方的思想和他们的立身处世之道”。(第36页)毫无疑问，秉毅的这一认识切中肯綮。可是他归国后面临的却是“搬张桌子也要流血”的严酷现实。他开设算学、安装机井、宣传卫生、破除迷信、开办书局、传播新学……。在毕生的奋斗中，他并不是没有点滴成功。至少他救了佃户老李的儿子的命；至少他使侄女春月摆脱了潘府的婚事。可是，他的成功就像月黑风高中的残烛，就像沙漠莽原上的细语，只一瞬即消失在长夜与空旷之中。医院治好了定志的病，佃户们即刻把医生奉为新的神明。然而，医生毕竟不是神明——老李死在医院里，于是这个偶像即刻又被听天由命的观念所代替，一个患了腿疾的女孩子就只好生而待毙。只有夜深人静之时，亲自去祭坛的庚帖上装神弄鬼他才能使家人拒绝潘府的联姻——胜利的不是婚姻自主的西方观念，而是人们对祖宗、对天意的顺从。秉毅面对的最大敌人就是这种延续了几千年的思想模式，它看不见、摸不着，却无处不在，强大无比。这就注定他只能成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悲剧性人物，一个夹在两种文化之中进退失措的“边缘人”。
如果敌人只在外部，事情还简单一些。问题是，他也在传统中生活，也是传统的一部分。他宣传新文化，又眷恋着旧传统；他既怀疑“根深蒂固之旧纽结无从破除”“虽改民国，能有何成效？”(第274页)又承认自己“对旧的传统感情太深”“总不忍心把它连根拔掉”(第389页)，他既帮助秉崇从事推翻满清的活动，又盼望“隐居求道，浪迹云雾山中，以终余年。”(第34页)百余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兼具两种角色、两种人格：他们既是传统的破坏者又是维护者，既是启蒙者又需要自我启蒙，既要在政治上介入又要在处世上超然。这种矛盾复杂的思想感情在秉毅身上得到极其真实生动的体现。当春月二次归宁时，她心目中熟悉的那个人消失了，“秉毅似乎已经隐居他心中的山林里去了”。(第335页)在“文化失范”的时代里，退的传统仍不失为一条出路。一代维新英豪康、梁、严等不也是如此吗？
春月是小说中的女主角。为什么作者要选择一个叫春月的女性做主角呢？春者，“始也，东方之谓也”。月者，“阙也，太阴之谓也”。春月或许隐喻了中国和中国文化。从林语堂到孙隆基，认为中国文化具有女性特点的学人不在少数，不管这种认识是否科学，也不管我们是否喜欢，中国文化柔弱有余而阳刚不足，被动挨打时多主动进取时少则是百余年来的事实。作为艺术手法，这种隐喻扩大、深化了小说的思想内涵，作为小说中的人物，却没有因此被概念化、抽象化。
小说开始时，春月才九岁。她活泼聪明、深思好学。常常因不守闺训而遭长辈训斥。大伯父秉毅教她读书，教她思考。使她走出了蚕茧一样的狭隘天地，知道了“翱翔之乐”。作为一个大家闺秀，她有极好的教养，感情丰富却善于自制；作为一个妻子和母亲，她挚于爱情又深明大义，外表柔弱却内心坚强；作为一个女人，她追求爱情却自尊自重，忍辱负重却从不怨天尤人；作为一个中国人，她信守荣誉，重视责任，虽屡遭劫难但坚韧乐观。正如她所说的：“我们像柔顺的水，生性和平，可以掬在婴儿的掌心中，但日积月累，却能滴穿石块，改变山岳。”(第429页)作者以优美细腻的笔触勾画出了双重意义上的春月，然而这只是她的侧影。
“骄阳已经偏西，春月还午梦未回。”这是小说正文的第一句，别小看这短短的十三个字，它隐括了全书，点出了故事发生的文化背景：古老的华夏文明已经失去了昔日的光辉，如行将隐去的夕阳，而这种文化的拥有者却仍在那里沉睡。秉毅的归来，给这个古老帝国带来了一股新鲜又凛冽的“西风”。(第二章标题)可他既不能在文化一心理上唤醒国人也不能解脱自我，他的“唯一的成功，唯一的希望”是春月，然而封建家庭、传统观念交织而成的恢恢天网，束缚了她的心灵。老太爷临终前讲的故事像一个老迈而执着的幽灵跟随了她一生。她总忘不了外在的礼法、天上的神明和地下的祖宗。和秉毅一样她也学会了顺从。尽管她也有反抗、有叛逆——不给女儿明玉缠脚，送她去教会学校念书，与秉毅同居等。但是这种反抗毕竟太有限、太脆弱了。它们只能靠谎称久愉的遗言或化名为杨氏夫妇才能维持下去。
她毕竟是在张府那株传家古柏的荫蔽下长大的一代。
比较而言，明玉这个形象不够丰满，这与小说的结尾匆忙有关。尽管如此，她仍不失为一个性格鲜明、真实可信的人物。如果说秉毅、春月的基本性格特征是顺从的话，那么她则恰恰相反。她的叛逆性几乎是与生俱来的：你们不是没见过女人的大脚吗？好，让你们看个够，她挑战一般在男女同学面前伸出自己的大脚。并对嘲讽她的孩子们反唇相讥：“金莲脚，小又瘦，冷了冻，热了臭。”张府的男女老少对她的举动无不瞠目结舌：一个女孩子竟坐到了男孩子身边！六年的教会学校生活使她成为一个坚定、虔诚、富有献身精神的基督教徒。五四的大潮却改变了她的生活轨道，基督教徒皈依了革命。明玉成了时代的先锋：上街游行、焚烧日货、带头坐牢、从事地下工作……在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她迅速成长起来。“用共产主义代替孔夫子”的政治理想，救亡图存，拯民于倒悬的道德使命使她抛弃了家庭、地位、灿烂的前途和少女的浪漫蒂克。思想上的差异使她拒绝了年轻有为的资本家长风的追求，她选择了定志，因为翰林的孙女和佃户的几子“携起手来就是神通广大”。她不曾想过这个佃户之子成为革命英雄之后，见了东家仍叫“老爷”意味什么？她更不曾想到知识分子与农民结合往往不是改造了农民而是被农民所改造。他们携起手来，出生入死，奋斗几十年，直至“文革”，作为党内、军内的高级干部双双自杀。当我们为这两个忠魂奏一曲悲歌、洒一掬同情之泪的时候，我们是否思考过这样的问题：那个忠诚的佃户和虔诚的教徒与后来的共产主义战士之间相距多远？就明玉而言，她是否在用一种对待宗教的态度去对待一种思想学说？
明玉没有听从妈妈的劝告，玉——碎了。她用死证明自己仍是一个不顺从的人。她从未想到，在潜意识里她同别人一样在顺从着一种新的宗教——选定十二月二十七日自杀，以免与伟大领袖的生日冲突的举动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
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某种理念、某种公式出发，在文化冲突的大背景下深入挖掘每个人物的内在矛盾是这部小说的成功之处。一个忠诚的国民党人怎样理解革命、怎样理解共产党和农民、怎么看待支持中国革命的外国人、怎么对待生死？一个资本家如何对待爱情、对待“文革”、如何理解人生？秉崇和长风会给我们极好的启示。他们虽然不是主要人物，但是作者对这些人物的塑造仍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当然，在人物塑造上也并非尽善尽美，如久愉，按其思想逻辑和社会关系，他似乎更可能去参加唐才常领导的自卫军起义，而不是去解救庚子之乱中的几个教民。还有明玉，作者对她后半生的处理未免简单、呆板。这些不足的产生显然与作者的思想认识有关。久愉死了，尽管我们不知道他死于谁手，但死于庚子之乱是确定无疑的。这种处理无形之中为原本已足够凶残、野蛮的义和团形象加上了更浓重的一笔。义和团运动当然有其残暴、愚昧的一面，作者对此做了真实的描写，对于一向回避这一点的国内文史界来说，这无疑是个很好的针砭。但是作者忽略了义和团盲目排外后面涌流的合理的民族感情和不屈的民族精神。这同样是一种偏见。孙中山先生一九二四年谈到民权主义时曾指出，义和团的排外主义表现了“对于欧美新文化的反动”，但是，“经过那次血战之后，外国人才知道中国还有民族精神，这个民族是不可消灭的”。这个评价才是公允的，才是历史主义的。
如果说作者对于久愉的处理与对义和团的偏见有关，那么明玉这个形象的单薄则与作者对“文革”的认识不无联系。显而易见，仅仅用“有心栽花花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第435页)来解释这场历经十载的民族浩劫是难以塑造出丰富、完整的明玉形象的。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说：《春月》中的人物是新文学史上所未见的。在我们作家的笔下，长风这类资本家总是形容枯槁、色彩单调的。我们也只能看到义和团反帝爱国的一面，看不到它盲目排外、愚昧残暴的另一面，这公案不说自明，——不是我们的作家缺乏才华，而是我们极左的政治环境窒息了人们的求实精神和创造能力。
包柏漪是幸运的，她的特殊的文化背景，使其有可能站在新的角度去思考中国文化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而她的特殊经历又使她能够从两方面看生活：“既是母亲又是女儿，既是中国人又是美国人，既是子辈又是长辈，既是个人又是家族的一员”(《春月》跋)，或许还可以加上一句：既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的短处又可以看到它的长处。
这样说既没有“只有到外国才能写好中国”的意思，也不是抹煞作者本人的主观因素。作为一个美籍作家，包柏漪固然可以免去许多创作之外的考虑，但她的劣势也是明显的——她所描写的是现今中国人也不熟悉的历史生活。其困难之大是可以想象的。为了写这本小说，作者“看了无数有关中国的历史书籍和史料”(答《镜报》记者)，先后五次回国搜集素材，花了六年时间写作。
小说基本采用传统写实主义手法，我们说“基本”是因为作者在传统手法中还加入了某些现代派的表现手段。比如，秉毅中弹后对往事的回忆就是典型的“意识流”。而“春月”、“古柏”、“墨塔”及老太师讲的故事、秉毅与春月相爱、秉毅、久愉之死等语词的选择和情节的设计则是现代派的象征、譬喻手法的运用。这些象征和譬喻赋予了形象多层次的含义：秉毅与春月相爱、同居，既表明了近代人反抗旧传统的艰难曲折，又暗示着中国的封闭性文化必然会产生“自恋性”的乱伦。秉毅和久愉不明不白的死，既说明了动乱之中人命如草芥的残酷现实，又隐含着在黑暗之旧中国，先进人士随时都可能被“无物之阵”吞噬的悲剧命运。它们对加深主题，扩大思想容量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小说的语言很有特点，它典雅、含蓄、富有情趣。当然这也得力于翻译家吴世良、英若诚夫妇精深的语言造诣和高超的翻译技巧。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美国评论界对《春月》的语言也是深为赞誉的。
不过小说中也存在着一些西方读者看不出来的问题——小说各章节前摘引的中国典籍、诗词，或是对中国历史、故事的简单介绍，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有的不够贴切，与本文脱节；有的则存在着知识性的失误，比如，屈原自沉后“楚君悟其忠，知误信谗言，遣人觅其尸”的说法与史实不符。又如，第十五节《新年》前引用的《大学》，并不是出于春秋之时的孔子，而是出于秦汉之际的儒家经典《礼记》。
包柏漪将此书的中译本献给了吴世良，作为一个尊重艺术家的劳动，为之呕心沥血的译者，她是受之无愧的。但是，我想，这部小说亦不妨献给中国过去和现在的知识分子，因为正是他们最关心小说中提出的问题：中国文化向何处去？而这，也正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总主题——“中国向何处去”中的应有之义。
骄阳已经偏西，“春月”何时梦回？共同的焦虑、共同的责任把大洋两岸的炎黄子孙联系在一起了，经过长久的隔绝之后，我们终于听到了来自大洋彼岸的回应——虽然入了美国籍，嫁了美国佬，包柏漪的胸膛里跳动的仍是一颗中国心。
(《春月》，包柏漪著，吴世良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一九八八年十月第一版，4.60元)(本文头像丁聪作)
《春月》中的主要人物是出身于官僚世家、书香门第的知识分子——以秉毅、春月、明玉为代表的三代人。通过对他们的描写，作者向我们展示了在封闭——开放——再封闭的八十年历史中，中国知识分子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揭示了传统文化的复杂内涵及其在中国人的文化一心理上留下的深深烙印。这是一个发人深省，哀感顽艳的故事，在我们的先辈——几代先进人士求索、奋斗、挣扎，直至牺牲的生命之川中，我们看到了作者热情深沉的目光，看到了现实与自己的影子。
应该先从秉毅说起。
秉毅是张府的长子，康、梁的同代人，是继容闳之后第一批自费留学生。七年的游欧留美使他领悟了一个真谛：外国强盛之诀窍不在于格致之学“而在于西方的思想和他们的立身处世之道”。(第36页)毫无疑问，秉毅的这一认识切中肯綮。可是他归国后面临的却是“搬张桌子也要流血”的严酷现实。他开设算学、安装机井、宣传卫生、破除迷信、开办书局、传播新学……。在毕生的奋斗中，他并不是没有点滴成功。至少他救了佃户老李的儿子的命；至少他使侄女春月摆脱了潘府的婚事。可是，他的成功就像月黑风高中的残烛，就像沙漠莽原上的细语，只一瞬即消失在长夜与空旷之中。医院治好了定志的病，佃户们即刻把医生奉为新的神明。然而，医生毕竟不是神明——老李死在医院里，于是这个偶像即刻又被听天由命的观念所代替，一个患了腿疾的女孩子就只好生而待毙。只有夜深人静之时，亲自去祭坛的庚帖上装神弄鬼他才能使家人拒绝潘府的联姻——胜利的不是婚姻自主的西方观念，而是人们对祖宗、对天意的顺从。秉毅面对的最大敌人就是这种延续了几千年的思想模式，它看不见、摸不着，却无处不在，强大无比。这就注定他只能成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悲剧性人物，一个夹在两种文化之中进退失措的“边缘人”。
如果敌人只在外部，事情还简单一些。问题是，他也在传统中生活，也是传统的一部分。他宣传新文化，又眷恋着旧传统；他既怀疑“根深蒂固之旧纽结无从破除”“虽改民国，能有何成效？”(第274页)又承认自己“对旧的传统感情太深”“总不忍心把它连根拔掉”(第389页)，他既帮助秉崇从事推翻满清的活动，又盼望“隐居求道，浪迹云雾山中，以终余年。”(第34页)百余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兼具两种角色、两种人格：他们既是传统的破坏者又是维护者，既是启蒙者又需要自我启蒙，既要在政治上介入又要在处世上超然。这种矛盾复杂的思想感情在秉毅身上得到极其真实生动的体现。当春月二次归宁时，她心目中熟悉的那个人消失了，“秉毅似乎已经隐居他心中的山林里去了”。(第335页)在“文化失范”的时代里，退的传统仍不失为一条出路。一代维新英豪康、梁、严等不也是如此吗？
春月是小说中的女主角。为什么作者要选择一个叫春月的女性做主角呢？春者，“始也，东方之谓也”。月者，“阙也，太阴之谓也”。春月或许隐喻了中国和中国文化。从林语堂到孙隆基，认为中国文化具有女性特点的学人不在少数，不管这种认识是否科学，也不管我们是否喜欢，中国文化柔弱有余而阳刚不足，被动挨打时多主动进取时少则是百余年来的事实。作为艺术手法，这种隐喻扩大、深化了小说的思想内涵，作为小说中的人物，却没有因此被概念化、抽象化。
小说开始时，春月才九岁。她活泼聪明、深思好学。常常因不守闺训而遭长辈训斥。大伯父秉毅教她读书，教她思考。使她走出了蚕茧一样的狭隘天地，知道了“翱翔之乐”。作为一个大家闺秀，她有极好的教养，感情丰富却善于自制；作为一个妻子和母亲，她挚于爱情又深明大义，外表柔弱却内心坚强；作为一个女人，她追求爱情却自尊自重，忍辱负重却从不怨天尤人；作为一个中国人，她信守荣誉，重视责任，虽屡遭劫难但坚韧乐观。正如她所说的：“我们像柔顺的水，生性和平，可以掬在婴儿的掌心中，但日积月累，却能滴穿石块，改变山岳。”(第429页)作者以优美细腻的笔触勾画出了双重意义上的春月，然而这只是她的侧影。
“骄阳已经偏西，春月还午梦未回。”这是小说正文的第一句，别小看这短短的十三个字，它隐括了全书，点出了故事发生的文化背景：古老的华夏文明已经失去了昔日的光辉，如行将隐去的夕阳，而这种文化的拥有者却仍在那里沉睡。秉毅的归来，给这个古老帝国带来了一股新鲜又凛冽的“西风”。(第二章标题)可他既不能在文化一心理上唤醒国人也不能解脱自我，他的“唯一的成功，唯一的希望”是春月，然而封建家庭、传统观念交织而成的恢恢天网，束缚了她的心灵。老太爷临终前讲的故事像一个老迈而执着的幽灵跟随了她一生。她总忘不了外在的礼法、天上的神明和地下的祖宗。和秉毅一样她也学会了顺从。尽管她也有反抗、有叛逆——不给女儿明玉缠脚，送她去教会学校念书，与秉毅同居等。但是这种反抗毕竟太有限、太脆弱了。它们只能靠谎称久愉的遗言或化名为杨氏夫妇才能维持下去。
她毕竟是在张府那株传家古柏的荫蔽下长大的一代。
比较而言，明玉这个形象不够丰满，这与小说的结尾匆忙有关。尽管如此，她仍不失为一个性格鲜明、真实可信的人物。如果说秉毅、春月的基本性格特征是顺从的话，那么她则恰恰相反。她的叛逆性几乎是与生俱来的：你们不是没见过女人的大脚吗？好，让你们看个够，她挑战一般在男女同学面前伸出自己的大脚。并对嘲讽她的孩子们反唇相讥：“金莲脚，小又瘦，冷了冻，热了臭。”张府的男女老少对她的举动无不瞠目结舌：一个女孩子竟坐到了男孩子身边！六年的教会学校生活使她成为一个坚定、虔诚、富有献身精神的基督教徒。五四的大潮却改变了她的生活轨道，基督教徒皈依了革命。明玉成了时代的先锋：上街游行、焚烧日货、带头坐牢、从事地下工作……在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她迅速成长起来。“用共产主义代替孔夫子”的政治理想，救亡图存，拯民于倒悬的道德使命使她抛弃了家庭、地位、灿烂的前途和少女的浪漫蒂克。思想上的差异使她拒绝了年轻有为的资本家长风的追求，她选择了定志，因为翰林的孙女和佃户的几子“携起手来就是神通广大”。她不曾想过这个佃户之子成为革命英雄之后，见了东家仍叫“老爷”意味什么？她更不曾想到知识分子与农民结合往往不是改造了农民而是被农民所改造。他们携起手来，出生入死，奋斗几十年，直至“文革”，作为党内、军内的高级干部双双自杀。当我们为这两个忠魂奏一曲悲歌、洒一掬同情之泪的时候，我们是否思考过这样的问题：那个忠诚的佃户和虔诚的教徒与后来的共产主义战士之间相距多远？就明玉而言，她是否在用一种对待宗教的态度去对待一种思想学说？
明玉没有听从妈妈的劝告，玉——碎了。她用死证明自己仍是一个不顺从的人。她从未想到，在潜意识里她同别人一样在顺从着一种新的宗教——选定十二月二十七日自杀，以免与伟大领袖的生日冲突的举动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
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某种理念、某种公式出发，在文化冲突的大背景下深入挖掘每个人物的内在矛盾是这部小说的成功之处。一个忠诚的国民党人怎样理解革命、怎样理解共产党和农民、怎么看待支持中国革命的外国人、怎么对待生死？一个资本家如何对待爱情、对待“文革”、如何理解人生？秉崇和长风会给我们极好的启示。他们虽然不是主要人物，但是作者对这些人物的塑造仍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当然，在人物塑造上也并非尽善尽美，如久愉，按其思想逻辑和社会关系，他似乎更可能去参加唐才常领导的自卫军起义，而不是去解救庚子之乱中的几个教民。还有明玉，作者对她后半生的处理未免简单、呆板。这些不足的产生显然与作者的思想认识有关。久愉死了，尽管我们不知道他死于谁手，但死于庚子之乱是确定无疑的。这种处理无形之中为原本已足够凶残、野蛮的义和团形象加上了更浓重的一笔。义和团运动当然有其残暴、愚昧的一面，作者对此做了真实的描写，对于一向回避这一点的国内文史界来说，这无疑是个很好的针砭。但是作者忽略了义和团盲目排外后面涌流的合理的民族感情和不屈的民族精神。这同样是一种偏见。孙中山先生一九二四年谈到民权主义时曾指出，义和团的排外主义表现了“对于欧美新文化的反动”，但是，“经过那次血战之后，外国人才知道中国还有民族精神，这个民族是不可消灭的”。这个评价才是公允的，才是历史主义的。
如果说作者对于久愉的处理与对义和团的偏见有关，那么明玉这个形象的单薄则与作者对“文革”的认识不无联系。显而易见，仅仅用“有心栽花花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第435页)来解释这场历经十载的民族浩劫是难以塑造出丰富、完整的明玉形象的。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说：《春月》中的人物是新文学史上所未见的。在我们作家的笔下，长风这类资本家总是形容枯槁、色彩单调的。我们也只能看到义和团反帝爱国的一面，看不到它盲目排外、愚昧残暴的另一面，这公案不说自明，——不是我们的作家缺乏才华，而是我们极左的政治环境窒息了人们的求实精神和创造能力。
包柏漪是幸运的，她的特殊的文化背景，使其有可能站在新的角度去思考中国文化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而她的特殊经历又使她能够从两方面看生活：“既是母亲又是女儿，既是中国人又是美国人，既是子辈又是长辈，既是个人又是家族的一员”(《春月》跋)，或许还可以加上一句：既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的短处又可以看到它的长处。
这样说既没有“只有到外国才能写好中国”的意思，也不是抹煞作者本人的主观因素。作为一个美籍作家，包柏漪固然可以免去许多创作之外的考虑，但她的劣势也是明显的——她所描写的是现今中国人也不熟悉的历史生活。其困难之大是可以想象的。为了写这本小说，作者“看了无数有关中国的历史书籍和史料”(答《镜报》记者)，先后五次回国搜集素材，花了六年时间写作。
小说基本采用传统写实主义手法，我们说“基本”是因为作者在传统手法中还加入了某些现代派的表现手段。比如，秉毅中弹后对往事的回忆就是典型的“意识流”。而“春月”、“古柏”、“墨塔”及老太师讲的故事、秉毅与春月相爱、秉毅、久愉之死等语词的选择和情节的设计则是现代派的象征、譬喻手法的运用。这些象征和譬喻赋予了形象多层次的含义：秉毅与春月相爱、同居，既表明了近代人反抗旧传统的艰难曲折，又暗示着中国的封闭性文化必然会产生“自恋性”的乱伦。秉毅和久愉不明不白的死，既说明了动乱之中人命如草芥的残酷现实，又隐含着在黑暗之旧中国，先进人士随时都可能被“无物之阵”吞噬的悲剧命运。它们对加深主题，扩大思想容量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小说的语言很有特点，它典雅、含蓄、富有情趣。当然这也得力于翻译家吴世良、英若诚夫妇精深的语言造诣和高超的翻译技巧。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美国评论界对《春月》的语言也是深为赞誉的。
不过小说中也存在着一些西方读者看不出来的问题——小说各章节前摘引的中国典籍、诗词，或是对中国历史、故事的简单介绍，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有的不够贴切，与本文脱节；有的则存在着知识性的失误，比如，屈原自沉后“楚君悟其忠，知误信谗言，遣人觅其尸”的说法与史实不符。又如，第十五节《新年》前引用的《大学》，并不是出于春秋之时的孔子，而是出于秦汉之际的儒家经典《礼记》。
包柏漪将此书的中译本献给了吴世良，作为一个尊重艺术家的劳动，为之呕心沥血的译者，她是受之无愧的。但是，我想，这部小说亦不妨献给中国过去和现在的知识分子，因为正是他们最关心小说中提出的问题：中国文化向何处去？而这，也正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总主题——“中国向何处去”中的应有之义。
骄阳已经偏西，“春月”何时梦回？共同的焦虑、共同的责任把大洋两岸的炎黄子孙联系在一起了，经过长久的隔绝之后，我们终于听到了来自大洋彼岸的回应——虽然入了美国籍，嫁了美国佬，包柏漪的胸膛里跳动的仍是一颗中国心。
(《春月》，包柏漪著，吴世良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一九八八年十月第一版，4.60元)(本文头像丁聪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