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 地记者罗伯特·卡帕曾说：“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说明你离得还不够近。”
　　作为一名记者，我追求与社会知名人士和热点新闻当事人走得更近。我始终认为，只有穿越拟态环境，接触到实实在在的个体，才有可能发现聚光灯后的他们。事实上，他们往往是媒体聚焦的王者，高调张扬;但他们又是生活里的青铜，低调平凡。
　　在“转基因论战”最激烈的时候，我是全国少有能走进方舟子家中的记者。他坐在沙发上略显疲态，完全不似媒体渲染的那般“好斗”模样。
　　我們从“方元大战”聊到“打假斗士”，从转基因聊到对科学的认知，我一直小心翼翼地“提防”着他神情的急转，还试着给他“挑刺”，问他打假的动因，问他被人议论的心情。但他从始至终没有眉飞色舞，也没有慷慨陈词，而是客气耐心地谈完所有话题。
　　在“北大梦桃源”事件中，邹恒甫在媒体频频“大放厥词”。但我走近他，得知他的内心却充满了孤独。因为被法院限制出境，无法跟大洋彼岸的亲友团圆，被迫跟自己的学生在新春的北京街头“流浪”，连一口热腾腾的饭都吃不上。
　　我是第一个接触到“靖国神社纵火者”刘强的国内记者，独家披露了他的故事，一经刊登，网络上充满了“致敬英雄”等溢美之词。而我却知道，因为他的古怪行为，几乎失去了亲情，也没有哪家单位愿意接纳他……
　　与社会知名人士、热点新闻当事人的诸多面对面采访，通常的基调都是平和、冷静的，甚至透过他们的言谈举止，让我分明感受得到这一群体常有的不被理解的孤单和心酸。

　　唯有在于建嵘“东书房”的那次采访，难得的“热闹”令人印象深刻。
　　那年春天，适逢全国两会召开，走进北京东郊的一片庄舍，找到社会学者于建嵘先生的工作室。虽然早已是各大媒体的常客，但于建嵘丝毫不显架子，他放下画笔，在工作服上揩了揩，热情地迎上来同我握手。
　　近距离接触，第一印象是于建嵘的眼镜度数很高，镜片上的几道白圈一清二楚。再有就是他的湖南口音很重，谈吐间始终透着直率与倔劲。
　　采访前，于建嵘向我介绍了一圈他的画作。在一幅头缠白布的妇女肖像面前，他停下来讲了很久。这是一个脸上刻满沧桑的访民形象，背景是压抑的黑云，这幅画被他视为代表作，翻刻成了不同尺寸，据说还曾赠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对于信访这个敏感的话题，于建嵘始终坚持自己的态度：“我从不觉得自己能帮助所有的人，我没那个能力。很多人找到我，我也这样告诉他们，认真地规劝。真正要化解信访难题，还是要靠法治。”
　　采访的尾声，有个全国人大代表登门，他也曾是一名农民工，当年在深圳时险些陷入绝境，就因为于建嵘说了句公道话，使他成功脱困，每年全国两会期间，他都要抽空上门道谢。这种神奇的际遇，让人倍觉惊奇，使我对于“复杂中国”的认识更增加了一分，对于新闻工作者责任的理解又深了一层。
　　这些年过去，我采访过的“方元大战”纷争已烟消云散;邹恒甫从“反腐斗士”回归正常的教研工作;刘强找到了自己的新兴趣，当起了演员;于建嵘也更加专注于公益和画作……在媒体上红极一时的新闻人物都已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他们的行为，折射出时代的特征，而作为新闻工作者，我们也会一直客观真实地去记录这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