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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足球回到原先的以体工队为基础的专业培养模式，不能简单看作足球发展的倒退或质变。
显然，中国足球已经没有了滋养这项运动最基本的原料，成熟的运作模式对其而言是太遥远的预期。
眼前能做的，是一切重新开始，脚踏实地
2008奥运年，中国体育军团表现很好，不论强弱项目都可用丰收形容。惟有中国足球让人习惯地心寒。
青少年人才培养的困局被体育高层领导所认识，在没有更好的办法之前，恢复原有的专业队模式培养青少年队员被提上日程，毕竟这在中国其他体育项目上已有多年的成功经验。
确定“双轨制”
2008年，中国男足糟糕的战绩比往年都要集中。世预赛小组赛即遭淘汰、国奥队在家门口举行的奥运会输球输人、国少队被挡在世少赛外。北京奥运表现糟糕、负面新闻缠身的中国足球成了众矢之的。
“……拉上窗帘、关上门，在家里看足球(中国男足)。突然有人敲门，我急忙关了电视去开门。一个老同学来了，进屋一看我慌慌张张，就问‘在家看毛片呢？’我说‘没有没有。’老同学坐下，打开电视一看，叫道‘原来你刚刚在看足球(中国男足)。’我连忙说‘没有，刚刚在看毛片。’”郭德纲在一段新创的相声中揶揄中国足球，引来现场观众强烈共鸣。
2008年6月，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崔大林就曾和足协相关负责人到地方调研，向各地方体育局领导征求奥运会后中国足球发展的建议。当时很多地方体育局的领导指出，中国足球职业化26年，效果不好，国家队的战绩就是体现。更有人直言，成绩下滑，原因就是踢球的孩子越来越少，俱乐部现在的梯队建设远远不够，而那些经常变换股东的俱乐部，和一些有投机心理的俱乐部老板，更忽视了青少年培养。
从足球重镇辽宁省进入国家体育总局的崔大林也曾在中国足协的会议上表示，足球职业化改革没有见到预期的效果，举国体制的优势反而丧失了。
2008年11月底，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崔大林再次到上海、广州、深圳进行足球调研，重点是青少年培养。
2008年年末，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出台了2009年第十一届全运会男子足球竞赛规程：增加乙组比赛。原有的甲组由2012年伦敦奥运适龄球员、20岁以下队员参加，乙组由2016年奥运适龄球员、16岁以下队员参加。
早在2008年6月，中国足协就曾出台了全运会和城运会足球比赛改革方案请示国家体育总局，希望增设乙组比赛，乙组比赛的冠军按1.5枚金牌计分，以此来刺激各地方体育局培养年轻球员的积极性。
在中国足协内部，一场被很多人称为“改革”的措施已在慢慢展开。重点是，由20岁以下全员参加的全国足球联赛即将展开。与职业联赛不同，全国联赛的参赛队伍都由地方体育局、地方足协组建，类似专业队建制，队员享受体工队的编制和待遇。全国联赛将实行主客场制，有相关的商务开发。职业联赛俱乐部可以购买全国联赛队伍的球员，转会费归地方。
“体制内”培养模式的全国联赛和“市场化”模式的职业联赛双轨并行。
总局希望运用“双轨制”，完善青少年培训体系，扩大充实中国足球金字塔的塔基。
原定“双轨制”的议题将在2008年底召开的全国足球代表大会上讨论，但由于各种原因，足代会一再推迟举行，“双轨制”并没有公开通过，但各地方足协都认同这个提案，已开始着手准备。
重建青少年培训系统
建立全国联赛，反映出中国足协甚至国家体育总局相关领导认识到目前国内足球缺少对青少年的系统培养。“足球要从娃娃抓起”这句话被很多人常年挂在嘴边，但执行起来越来越难。
任何一个足球强国都有基数很大的青少年踢球群体。据统计，1995年，在中国足协注册的青少年球员有65万，2000年61万，2005年仅为18万，2007年剩下3万。无人踢球，最终导致国家队选才面越来越窄。
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开始时，各地方体育局开办的足球学校火了一阵，很多家长把孩子送进学校，那时候大家都认为踢球很风光，还能挣大钱。职业联赛初期，很多社会力量开办的足球学校也大量出现。
但几年后，能顺利进入职业俱乐部的孩子凤毛麟角，当初目的单一的家长觉得这条成材路走不通，很多人不再送孩子踢球。2003年，中超实行“准入制度”，各俱乐部按规定要有三线梯队，他们开始自己培养青少年球员。足球学校输送球员更加困难，加上缺少政策扶持，纷纷倒闭。
各地方体育局也开始把资金从很难出成绩的足球项目中抽出，投向更能出成绩的项目。中国青少年足球球员的培养几乎全被丢给了职业俱乐部。但职业俱乐部的梯队目标是为本俱乐部培养新鲜血液，不可能承担一个国家青少年球员培养的大任。中国足协长期没有具体的全国性的青少年培养政策，足球跟学校接轨更是无从谈起。
据《体坛周报》报道，职业化初期，全国社会力量办的足球学校有4200所左右，2008年的大规模调查显示，只剩下38所。
早在1992年，在决定中国足球未来走向的红山口会议上，就有很多地方足协的领导质疑，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否适合走职业化，球队能否放心交到商人手中。
职业化刚开始的几年，联赛很红火，企业投资足球的热情很高，各地方体育局、足协几乎都不是俱乐部的大股东，有些甚至被完全排除在外。各地方足协慢慢退到只能管管注册、派个比赛监督，其职能对俱乐部、联赛来说几乎可有可无。
在2001年全国足球工作会议上，各地方足协开始显露不满。由于当时的中国足协正在备战韩日世界杯预选赛，稳定压倒一切，各地方足协希望更多参与到中国足球的要求不了了之。
2004年，时任足协掌门人的阎世铎承认，以前地方足协作用淡化这是不应该的，也是不正常的。
中国足协开始给各地方足协放权。如，有职业俱乐部的地方足协负责人进入中超和中甲委员会；地方足协负责当地俱乐部的注册审批和管理监督；俱乐部的转让、迁移主场、退出等重大事宜，须由当地体育行政部门批准等等。但很多地方足协对于这种没有多少实质内容的放权并不买账。
即将实行的“双轨制”方案，比之前有名无实的“放权”具体得多，它激起了各地方的兴趣。很多地方体育领导表示，其实恢复以前的球员培养模式不用花太多成本，只要把原来的一切复原就行了，不麻烦。
从收入上，各地方也将大大增加。中国足协规定，各地方足协每年能收到中国足协50万的拨款，30万的联赛工作费，加上当地俱乐部门票、运动员转会费各5%的提成等等约200万元。而即将开展的全国联赛亦可以进行商业开发，无疑为各地方增加了一笔收入。而且球员从地方专业队转会到职业俱乐部的转会费也是一笔不菲的收入。
同时，按规定，各地方足协培养的球员在20岁以后才能进入职业队，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地方队资源。各地方也能顺利地培养球员系统备战全运会。
对于中国足球来说，实行“双轨制”，至少在数量上，青少年球员将有一个飞跃。
显然，中国足球已经没有了滋养这项运动最基本的原料，成熟的运作模式对其而言是太遥远的预期。
眼前能做的，是一切重新开始，脚踏实地
2008奥运年，中国体育军团表现很好，不论强弱项目都可用丰收形容。惟有中国足球让人习惯地心寒。
青少年人才培养的困局被体育高层领导所认识，在没有更好的办法之前，恢复原有的专业队模式培养青少年队员被提上日程，毕竟这在中国其他体育项目上已有多年的成功经验。
确定“双轨制”
2008年，中国男足糟糕的战绩比往年都要集中。世预赛小组赛即遭淘汰、国奥队在家门口举行的奥运会输球输人、国少队被挡在世少赛外。北京奥运表现糟糕、负面新闻缠身的中国足球成了众矢之的。
“……拉上窗帘、关上门，在家里看足球(中国男足)。突然有人敲门，我急忙关了电视去开门。一个老同学来了，进屋一看我慌慌张张，就问‘在家看毛片呢？’我说‘没有没有。’老同学坐下，打开电视一看，叫道‘原来你刚刚在看足球(中国男足)。’我连忙说‘没有，刚刚在看毛片。’”郭德纲在一段新创的相声中揶揄中国足球，引来现场观众强烈共鸣。
2008年6月，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崔大林就曾和足协相关负责人到地方调研，向各地方体育局领导征求奥运会后中国足球发展的建议。当时很多地方体育局的领导指出，中国足球职业化26年，效果不好，国家队的战绩就是体现。更有人直言，成绩下滑，原因就是踢球的孩子越来越少，俱乐部现在的梯队建设远远不够，而那些经常变换股东的俱乐部，和一些有投机心理的俱乐部老板，更忽视了青少年培养。
从足球重镇辽宁省进入国家体育总局的崔大林也曾在中国足协的会议上表示，足球职业化改革没有见到预期的效果，举国体制的优势反而丧失了。
2008年11月底，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崔大林再次到上海、广州、深圳进行足球调研，重点是青少年培养。
2008年年末，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出台了2009年第十一届全运会男子足球竞赛规程：增加乙组比赛。原有的甲组由2012年伦敦奥运适龄球员、20岁以下队员参加，乙组由2016年奥运适龄球员、16岁以下队员参加。
早在2008年6月，中国足协就曾出台了全运会和城运会足球比赛改革方案请示国家体育总局，希望增设乙组比赛，乙组比赛的冠军按1.5枚金牌计分，以此来刺激各地方体育局培养年轻球员的积极性。
在中国足协内部，一场被很多人称为“改革”的措施已在慢慢展开。重点是，由20岁以下全员参加的全国足球联赛即将展开。与职业联赛不同，全国联赛的参赛队伍都由地方体育局、地方足协组建，类似专业队建制，队员享受体工队的编制和待遇。全国联赛将实行主客场制，有相关的商务开发。职业联赛俱乐部可以购买全国联赛队伍的球员，转会费归地方。
“体制内”培养模式的全国联赛和“市场化”模式的职业联赛双轨并行。
总局希望运用“双轨制”，完善青少年培训体系，扩大充实中国足球金字塔的塔基。
原定“双轨制”的议题将在2008年底召开的全国足球代表大会上讨论，但由于各种原因，足代会一再推迟举行，“双轨制”并没有公开通过，但各地方足协都认同这个提案，已开始着手准备。
重建青少年培训系统
建立全国联赛，反映出中国足协甚至国家体育总局相关领导认识到目前国内足球缺少对青少年的系统培养。“足球要从娃娃抓起”这句话被很多人常年挂在嘴边，但执行起来越来越难。
任何一个足球强国都有基数很大的青少年踢球群体。据统计，1995年，在中国足协注册的青少年球员有65万，2000年61万，2005年仅为18万，2007年剩下3万。无人踢球，最终导致国家队选才面越来越窄。
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开始时，各地方体育局开办的足球学校火了一阵，很多家长把孩子送进学校，那时候大家都认为踢球很风光，还能挣大钱。职业联赛初期，很多社会力量开办的足球学校也大量出现。
但几年后，能顺利进入职业俱乐部的孩子凤毛麟角，当初目的单一的家长觉得这条成材路走不通，很多人不再送孩子踢球。2003年，中超实行“准入制度”，各俱乐部按规定要有三线梯队，他们开始自己培养青少年球员。足球学校输送球员更加困难，加上缺少政策扶持，纷纷倒闭。
各地方体育局也开始把资金从很难出成绩的足球项目中抽出，投向更能出成绩的项目。中国青少年足球球员的培养几乎全被丢给了职业俱乐部。但职业俱乐部的梯队目标是为本俱乐部培养新鲜血液，不可能承担一个国家青少年球员培养的大任。中国足协长期没有具体的全国性的青少年培养政策，足球跟学校接轨更是无从谈起。
据《体坛周报》报道，职业化初期，全国社会力量办的足球学校有4200所左右，2008年的大规模调查显示，只剩下38所。
早在1992年，在决定中国足球未来走向的红山口会议上，就有很多地方足协的领导质疑，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否适合走职业化，球队能否放心交到商人手中。
职业化刚开始的几年，联赛很红火，企业投资足球的热情很高，各地方体育局、足协几乎都不是俱乐部的大股东，有些甚至被完全排除在外。各地方足协慢慢退到只能管管注册、派个比赛监督，其职能对俱乐部、联赛来说几乎可有可无。
在2001年全国足球工作会议上，各地方足协开始显露不满。由于当时的中国足协正在备战韩日世界杯预选赛，稳定压倒一切，各地方足协希望更多参与到中国足球的要求不了了之。
2004年，时任足协掌门人的阎世铎承认，以前地方足协作用淡化这是不应该的，也是不正常的。
中国足协开始给各地方足协放权。如，有职业俱乐部的地方足协负责人进入中超和中甲委员会；地方足协负责当地俱乐部的注册审批和管理监督；俱乐部的转让、迁移主场、退出等重大事宜，须由当地体育行政部门批准等等。但很多地方足协对于这种没有多少实质内容的放权并不买账。
即将实行的“双轨制”方案，比之前有名无实的“放权”具体得多，它激起了各地方的兴趣。很多地方体育领导表示，其实恢复以前的球员培养模式不用花太多成本，只要把原来的一切复原就行了，不麻烦。
从收入上，各地方也将大大增加。中国足协规定，各地方足协每年能收到中国足协50万的拨款，30万的联赛工作费，加上当地俱乐部门票、运动员转会费各5%的提成等等约200万元。而即将开展的全国联赛亦可以进行商业开发，无疑为各地方增加了一笔收入。而且球员从地方专业队转会到职业俱乐部的转会费也是一笔不菲的收入。
同时，按规定，各地方足协培养的球员在20岁以后才能进入职业队，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地方队资源。各地方也能顺利地培养球员系统备战全运会。
对于中国足球来说，实行“双轨制”，至少在数量上，青少年球员将有一个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