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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中国广大人民热切希望实现和平民主，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但是，通向新中国的道路仍然是艰难的、曲折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作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其根本目标是使战后的中国回复到战前的状态，即坚持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老路。由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的存在和发展，是它实现上述目标的主要障碍，还在抗战的中期、后期，蒋介石就采取避战、观战，以便保存实力，准备发动反共内战的方针。抗战刚胜利，中国就面临着内战的危险。而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和人民的要求，明确提出实现全民族的和平、民主、团结的进步主张，并为此付出了真诚、持久的努力。
1945年秋天，国共两党进行的重庆谈判是抗战胜利后举世瞩目的大事。中国共产党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紧密结合，把谈判斗争与其他形式的革命斗争紧密结合，力争通过和平方法解决战后国内的诸多问题，以推进新民主主义中国的创建。期间，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以伟岸的气魄和高超的智慧运筹帷幄，最终促成重庆谈判取得一定的成效。此后，“强劲的风开始朝着中国共产党方面吹”。
重庆谈判序幕的拉开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1945年8月10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喜讯传来，重庆的各大报纸头版，不约而同地刊登了杜甫的这首诗。从重庆到延安，老百姓张灯结彩，鞭炮齐鸣，欢庆胜利。
然而，激动的泪水尚在流淌，内战的阴影就笼罩了神州大地。8月11日，蒋介石一连发出四个命令，一个是给他的嫡系部队，要他们“加紧作战，积极推进，勿稍松懈”，另一个给中共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要他们“应在原地驻防待命，其在各战区作战地境内之部队并应接受各该战区司令长官管辖”。第三个是经侵华日军的，要求日军“应对本委员长所指定之部队投降”，如不遵守，有权对其进行“武力制裁”。第四个是给伪军的，命令他们继续维持地方治安，不得向中共投降，还要对八路军、新四军的进攻作“有效之防卫”。国民党中宣部发言人还发表谈话，指责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所发布限期日伪投降的命令是“唐突和非法之行动”。
“蒋介石想要独自摘桃子了！”蒋介石企图独霸抗战胜利果实，不允许在敌后抗击了60%以上日军和95%以上伪军的解放区军民接受日伪军投降，反而要求日伪军继续抵抗八路军、新四军。对此，中共方面理所当然地予以反击。8月13日，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了《蒋介石在挑动内战》的评论，指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言人的评论和蒋介石的‘命令’，从头到尾都是在挑拨内战，其目的是在当着国内外集中注意力于日本无条件投降之际，找一个借口，好在抗战结束时，马上转入内战。”接着，8月13日、16日，毛泽东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致电蒋介石，表示坚决反对蒋介石的错误命令，“我现在继续命令我所统帅的部队，配合苏联、美国、英国的军队，坚决地向敌人进攻，直至敌人在实际上停止敌对行为，缴出武器，一切祖国的国土完全收复之时为止。”
为了粉碎蒋介石的阴谋，中共方面还采取一系列措施，以预防可能到来的国内战争。一方面，号召各解放区军民对日伪军展开全面大反攻，猛力扩大解放区，夺取武器和资源；另一方面，还要求解放区军民充分做好自卫准备，武装基本群众，准备粉碎国民党可能发动的对解放区的侵犯。
一方一意孤行，挑动内战；一方针锋相对，坚决自卫。双方剑拔弩张，内战一触即发。抗战结束了，和平安在？正当国人在为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担忧之际，形势突变，8月14日、20日、23日，蒋介石接连发出三封电报，力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毛泽东赴渝，但时机由政治局和书记处定；毛泽东赴渝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中央主席。
8月24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表示“准备随即赴渝”。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向社会公布了 “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
是什么原因迫使蒋介石向毛泽东发出和谈邀请的呢？
一是人民迫切要求和平，要求休养生息。正如当时《新华日报》刊登的一封读者来信所写：“中国的老百姓，足足有三十多年没有享受过和平的日子，一面受敌人的侵略，一面不断内战，到现在可以说是精疲力竭。我们需要和平，需要休息。”“流亡、穷困使我们对于战后和平的展望，就像饥饿的人等饭吃那样的急迫。”“我们反对内战，不管用什么法律来解释，我们还是要反对，如果内战，全中国人民都要遭受无穷的损害。”
二是战后的国际舆论也都希望中国实现和平。在1945年2月4日至11日召开的雅尔塔会议上，美苏两国就有关中国问题达成协议。苏联承认中国是美国的势力范围，中国应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实现统一；美国承认苏联在中国东北享有特殊权益。抗战胜利后，美国积极支持蒋介石政府，力争其成为一个“亲美”的稳定政府，不愿意中国发生内战，以免威胁到自己的在华利益；而苏联也害怕中国发生内战，认为内战会妨碍苏美已经达成的这种妥协，由此导致美苏冲突，甚至引发世界战争。因此，苏联也力阻内战的发动。
美苏两个大国的态度无论对重庆还是对延安，都产生着重要影响。
三是从国民政府方面来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要想独占胜利果实，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抗战后期，为保存实力，国民党的部队大都被撤到远离日军占领区的大后方，若要把大批军队调至内战前线，向中共发起全面进攻，尚需时日。因此，蒋介石也希望借助于美苏等大国的支持，对中共施加压力，通过谈判迫使中共妥协，即使谈判不成，拖延时日，对自己也是有利的。1945年8月14日，国民政府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其中所附第一个照会规定，苏联政府给予中国的各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得到苏联如此保证的蒋介石立刻觉得底气十足，同时在受降权问题上，蒋介石也得到盟军支持，要求所有日本部队均“应向蒋委员长投降”，这更让蒋介石觉得胜券在握。《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的当天，蒋介石即向毛泽东发出第一封电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在蒋看来，这不失为一个“一箭双雕”的好计——如果毛泽东不去重庆谈判，那就顺理成章地让中共背负一个坚持分裂、发动内战的罪名，然后可以名正言顺地进行“征讨”；如果毛泽东来重庆进行谈判，则可以达到两个目的，一方面可利用谈判之机，逼迫共产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区，实现其“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设想，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时机，加紧运兵，以备内战。
人心向背、国际形势、现实因素，促使蒋介石最终向中共伸出了似乎预示着“和平”的橄榄枝。
面对这种情况，经过反复研究，中共中央认为，谈判一事，关系全局，应该接受邀请。毛泽东说：“由于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的困难，外国的干涉四个条件，这次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去。这样，我们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去重庆，要充分估计到蒋介石逼我作城下之盟的可能性，但签字之手在我。谈判自然必须作一定的让步，只有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妥协。” 8月26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通知，通知指出，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国民党“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在谈判中，国民党必定要求我方大大缩小解放区的土地和解放区的数量，我方亦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在我党采取上述步骤后，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国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和平、民主、团结都是大势所趋，因此，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实乃众望所归。
谈判桌上的磋商与较量
1945年8月28日下午，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从延安飞抵重庆。
对于毛泽东赴渝，《大公报》记者子冈作了这样的报道：“人们不少有接飞机的经验，然而谁也能说出昨天九龙坡飞机场迎毛泽东是一种新的体验，没有口号，没有鲜花，没有仪仗队，几百个爱好民主自由的人士却都知道这是维系中国目前及未来历史和人民幸福的一个喜讯。”《新华日报》上发表了读者胡其瑞等四人的来信说：“毛泽东先生应蒋主席的邀请，毅然来渝，使我们过去所听到的对中国共产党的一切诬词和误解，完全粉碎了。毛先生来渝，证明了中共为和平、团结与民主而奋斗的诚意和决心，这的确反映和代表了我们老百姓的要求。” 重庆《大公报》发表社评说：“毛先生能够惠然肯来，其本身就是一件大喜事。”“现在毛泽东先生来到重庆，他与蒋介石有十九年的阔别，今于国家大胜利之日，一旦重行握手，真是一幕空前的大团圆！认真地演这幕大团圆的喜剧吧，要知道这是中国人民最嗜好的！”成都《华西晚报》则评论说，毛泽东到重庆，“这是一个比之日本突然宣布无条件投降更使人欣喜的消息”。民主人士柳亚子赋诗称颂毛泽东亲临重庆的行动是“弥天大勇”。显而易见，中共此举，众望所归。
毛泽东到达重庆的第二天即8月29日，国共两党之间的谈判就拉开了帷幕。
这次谈判从8月29日开始至10月10日协议达成为止，历时43天。谈判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两党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和蒋介石直接交换意见；另一个是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和王若飞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外交部长）、张群（四川省政府主席、政学系首领）、张治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邵力子（国民参政会秘书长）就具体问题进行谈判。
经过双方普遍交换意见之后，9月3日，中共方面正式提交了一份包括11项内容的谈判方案。在这一方案中，中共不但放弃了抗战以来坚持多年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而且明确表示“拥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对国民政府的这一让步表明了中共对谈判的诚意。当然，中共方面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内容包括：确定和平建国方针，以和平、团结、民主为统一的基础；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平等地位，并长期合作，和平建国；承认解放区政权和抗日部队；严惩汉奸，解散伪军；重划受降地区，中共应参加受降工作；停止一切武装冲突；迅速采取必要措施，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等等。
9月4日，蒋介石拟出《对中共谈话要点》作为国民政府对中共9月3日方案的答复案基础，其大意是：中共军队之组编，以12个师为最高限度；承认解放区，绝对行不通；拟将原国防最高委员会改组为政治会议，由各党派人士参加，原当选之“国大”代表，依然有效。
上述两案最根本的分歧点，在于解放区政权和人民军队问题。谈判期间，中共获取了国民党情报，得知蒋介石的方针是：“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将寇军完全受降后，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作具体谈判。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在这样的谈判原则下，国共双方的谈判无法取得根本性突破。
在谈判过程中，中共一方面坚持原则，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决不能拱手交给蒋介石。另一方面，为了打破谈判的僵局，中共也曾以极大的耐心和努力，提出了一系列必要的让步方案。在军队问题上，提出只要国民党政府有一个公平合理的整军计划，中共愿将自己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由现有数目缩编为48个师。国民党军队是263个师，我们只占1／6。这时，国民党代表信口开河，说是要将自己的军队缩编到120个师，趁势诬蔑中共在谈判中提出48个师的编制是扩张实力，是争枪杆子，结果遭到中共代表王若飞的迎头痛斥。为了谈判成功，中共再次提出，中共愿让步至1／7，即中央原有263个师，我方愿编为43个师，以后中央军队缩编，则中共也依此比例缩编。并表示愿让出8个解放区。但国民党方面却又借故不愿谈判这个议案，设置重重障碍，致使人民军队的地位问题未能达成协议。
在解放区政权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开始提出的议案是，根据现有18个解放区来重划省区和行政区，并承认解放区各级民选政权的合法地位。但国民党方面诬蔑解放区的存在造成了“长期割据形势”，顽固坚持只有在“全国军令、政令统一之后”，才可考虑中共的建议。于是中共又提出第二种解决方案：把委任共产党员担任省府主席及委员的地方由6省区减为5省区，把委任中共干部担任副市长的地方由4市减为3市。而国民党则提出要由他们来决定解放区的各级行政管理部门的人选，并说我党“推荐加委”若干省市行政管理人员的建议“即非真诚做到军令政令之统一”。在此情况下，中共再次让步，提出第三种解决方案：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重新举行人民普选，在政治协商会议派员监督下，欢迎在外地的各党派、各界人士还乡参加普选，而国民党必须承认凡过半数选出的县、行政区及省级的人民政权组织。为了促使谈判能够取得成功，中共方面确实做到了仁至义尽。然而，蒋介石还是不予接受，坚持“只能由中央任命之省政府前往各地接管行政”。致使解放区民主政权问题也未能得到解决。
谈判几乎陷入僵局。不过，随着中共方面所作的这些让步逐渐被披露，各方人士纷纷指责国民党缺乏诚意，共产党人逐渐赢得了民众的支持和认同，蒋介石开始有所顾忌。
蒋介石不仅在谈判中表现得毫无诚意，而且在谈判的同时，暗中挑动内战，妄图在军事上对中共施加压力。9月17日，他向各战区发出10年内战期间蒋介石亲订的《剿匪手本》，作为进攻部队的“教本”。又令阎锡山调集兵力，向晋东南解放区发动进攻。当时，晋冀鲁豫解放区首长考虑到毛泽东在重庆的安全，请示延安总部能不能反击。总部根据毛泽东在重庆发出的指示，命令我军坚决地打，打得越狠越好。我晋冀鲁豫部队在刘伯承、邓小平的指挥下，奋起自卫，歼敌3.5万余人，击毙阎锡山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活捉19军军长史泽波等高级将领多人。上党战役的胜利，使得国民党方面不得不重新考虑和战问题，10月7日以后，国民党方面的态度逐渐缓和。
尽管对于军队改编和解放区政权等问题，双方未能达成一致，但在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及其他问题上，毕竟找到了一些共同点。中共方面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提议将未决的问题留待以后继续商讨，或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决定。国民党方面权衡利弊，也害怕谈判破裂而造成政治上的被动，无法向世人交代，最终同意签订一个会谈纪要，使这次国共最高级别会谈暂告一个段落。10月10日下午，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在桂园客厅签署了《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亦即《双十协定》。
《双十协定》的产生，表明毛泽东此次赴渝谈判取得了一定成果。尽管还有许多关键性问题尚未达成协议，尽管达成协议的东西还只是一纸空文，但蒋介石最终总算被迫承认了中共提出的某些要求，承认了和平民主的建国方针，而且对于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法等方面也形成了初步协议，它给了渴望和平民主的中国人民一个安慰，使人民感到还有希望。延安的《解放日报》发表社论，称这次会谈的成果是“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进步的巩固意志的表现，是中国政治家的智慧与远见的表现”。《大公报》则满怀激情：“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谁不在期待？快来吧！”
谈判之外的风采与震撼
1945年的那个秋天，在重庆，中共一方面与国民党在谈判桌前唇枪舌剑，据理力争，另一方面，毛泽东在国统区通过与各界代表人士广泛接触，共产党人的真正形象在国统区树立。有人曾这样评论，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最主要成果并非签订《双十协定》，他真正的成功，在于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击破了国民党方面散布的中共要战争不要和平的谣言，同时通过谈判之外的纵横捭阖，使中共的威望获得了空前提高。
长期以来，在国民党的宣传机器之下，共产党人被视为“共产共妻”、杀人放火的妖魔，毛泽东则是“匪首”，是“魔王”。抗战开始之后，尽管国统区的人们从常驻重庆的周恩来等人身上，从外国记者的笔下，对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多少有了一些真实了解，但是，由于毛泽东从未离开过解放区，更由于长期的新闻封锁，毛泽东和共产党人的形象在国统区人民的心目中依然是模糊的，甚至是歪曲的。而现在不同了，毛泽东在重庆期间，甚至发生了9月1日数千重庆市民自发拥挤在中苏文化协会门前的大道上，争睹毛泽东风采的壮观场面。
为了促使谈判达成协议，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在重庆期间，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同重庆各界代表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交谈。按照毛泽东的话说，“拜客，什么人那里我都去”。其中包括国民党左派宋庆龄、冯玉祥，民盟中央领导人张澜、沈钧儒、黄炎培，以及国民党统治区新闻界、文化界、教育界、妇女界、产业界的代表。同时，毛泽东与陈立夫、陈果夫兄弟、于右任、戴季陶、白崇禧、吴稚晖、王世杰等国民政府要人也都进行了接触。在重庆，毛泽东还接见了美国航空队员，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各国援华团体的代表，以及美、苏、英、法、加拿大等国的驻华使节，出席了他们举行的宴会和茶会。在此过程中，毛泽东向他们详尽介绍了中共的政治方针、经济思想和政策，毛泽东的谈话艺术，他的人格魅力在这一过程中得以充分的展示。
在重庆期间，给人们震撼最深的，莫过于毛泽东赠给柳亚子的那首词《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这首词一经发表，山城轰动。
9月27日，毛泽东接受了路透社记者甘贝尔的采访。
“是否可能不用武力而用协定的方法避免内战?”
“可能。因为这符合于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于中国当权政党的利益。目前中国只需要和平建国一项方针，不需要其他方针，因此中国内战必须坚决避免。”
“假若谈判破裂，国共问题可能不用流血方法而得到解决吗? ”
“我不相信谈判会破裂。在无论什么情形之下，中共都将坚持避免内战的方针。困难会有的，但是可能克服的。”
“如果联合政府成立了，你们准备和蒋介石合作到什么程度?”
“中共将尽心尽力和蒋主席合作，以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概念及界说为何?”
“‘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他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在各党派的联合政府中，中共的建设方针及恢复方针如何? ”
“除了军事与政治的民主改革外，中共将向政府提议，实行一个经济及文化建设纲领，这个纲领的目的，主要是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实行土地改革与工业化，奖励私人企业，（除了那些带有垄断性质的部门应由民主政府国营外），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欢迎外人投资与发展国际贸易，推广群众教育，消灭文盲等等。这一切也都是与孙中山先生的遗教相符的。”
“你赞成军队国家化、废止私人拥有军队吗?”
“我们完全赞成军队国家化与废止私人拥有军队，这两件事的共同前提就是国家民主化。通常所说的‘共产党军队’按其实际乃是中国人民在战争中自愿组织起来而仅仅服务于保卫祖国的军队，这是一种新型的军队，与过去中国一切属于个人的旧式军队完全不同。它的民主性质为中国军队之真正国家化提供了可贵的经验，足为中国其他军队改进的参考。”
采访结束，甘贝尔称毛泽东是一位给自己留下了美好印象的“温和的共产主义者”。他以及受他的那支笔影响的人们，一定在思考，传说中的毛泽东和真实的毛泽东之间，究竟存在多远的距离。
43天的重庆之行，为共产党人，为毛泽东提供了一个在国统区登台亮相的大舞台。在此期间，他不但挫败了蒋介石的阴谋，他的胆识、气魄和横溢的才华，更给国统区的人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中国共产党由此获得了更多的尊重和信仰。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我这次在重庆，就深深感到广大的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我又看到许多外国人，其中也有美国人，对我们很同情。”“我们在全国、全世界有很多朋友，我们不是孤立的。反对内战，主张和平、民主的，不只是我们解放区的人民，还有大后方的广大人民和全世界的广大人民。”言之凿凿，掷地有声。
1945年10月11日，在张治中陪同下，毛泽东返回延安。17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指出：“这一次我们去得好，击破了国民党说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毛泽东还提醒全党，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我们的任务就是坚持这个协定，要国民党兑现，继续争取和平。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
通过重庆谈判，中共的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为广大人民所认同，中共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在全国的政治影响力和政治地位都极大地提高了，这就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责编肖黎）
1945年秋天，国共两党进行的重庆谈判是抗战胜利后举世瞩目的大事。中国共产党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紧密结合，把谈判斗争与其他形式的革命斗争紧密结合，力争通过和平方法解决战后国内的诸多问题，以推进新民主主义中国的创建。期间，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以伟岸的气魄和高超的智慧运筹帷幄，最终促成重庆谈判取得一定的成效。此后，“强劲的风开始朝着中国共产党方面吹”。
重庆谈判序幕的拉开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1945年8月10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喜讯传来，重庆的各大报纸头版，不约而同地刊登了杜甫的这首诗。从重庆到延安，老百姓张灯结彩，鞭炮齐鸣，欢庆胜利。
然而，激动的泪水尚在流淌，内战的阴影就笼罩了神州大地。8月11日，蒋介石一连发出四个命令，一个是给他的嫡系部队，要他们“加紧作战，积极推进，勿稍松懈”，另一个给中共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要他们“应在原地驻防待命，其在各战区作战地境内之部队并应接受各该战区司令长官管辖”。第三个是经侵华日军的，要求日军“应对本委员长所指定之部队投降”，如不遵守，有权对其进行“武力制裁”。第四个是给伪军的，命令他们继续维持地方治安，不得向中共投降，还要对八路军、新四军的进攻作“有效之防卫”。国民党中宣部发言人还发表谈话，指责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所发布限期日伪投降的命令是“唐突和非法之行动”。
“蒋介石想要独自摘桃子了！”蒋介石企图独霸抗战胜利果实，不允许在敌后抗击了60%以上日军和95%以上伪军的解放区军民接受日伪军投降，反而要求日伪军继续抵抗八路军、新四军。对此，中共方面理所当然地予以反击。8月13日，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了《蒋介石在挑动内战》的评论，指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言人的评论和蒋介石的‘命令’，从头到尾都是在挑拨内战，其目的是在当着国内外集中注意力于日本无条件投降之际，找一个借口，好在抗战结束时，马上转入内战。”接着，8月13日、16日，毛泽东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致电蒋介石，表示坚决反对蒋介石的错误命令，“我现在继续命令我所统帅的部队，配合苏联、美国、英国的军队，坚决地向敌人进攻，直至敌人在实际上停止敌对行为，缴出武器，一切祖国的国土完全收复之时为止。”
为了粉碎蒋介石的阴谋，中共方面还采取一系列措施，以预防可能到来的国内战争。一方面，号召各解放区军民对日伪军展开全面大反攻，猛力扩大解放区，夺取武器和资源；另一方面，还要求解放区军民充分做好自卫准备，武装基本群众，准备粉碎国民党可能发动的对解放区的侵犯。
一方一意孤行，挑动内战；一方针锋相对，坚决自卫。双方剑拔弩张，内战一触即发。抗战结束了，和平安在？正当国人在为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担忧之际，形势突变，8月14日、20日、23日，蒋介石接连发出三封电报，力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毛泽东赴渝，但时机由政治局和书记处定；毛泽东赴渝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中央主席。
8月24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表示“准备随即赴渝”。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向社会公布了 “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
是什么原因迫使蒋介石向毛泽东发出和谈邀请的呢？
一是人民迫切要求和平，要求休养生息。正如当时《新华日报》刊登的一封读者来信所写：“中国的老百姓，足足有三十多年没有享受过和平的日子，一面受敌人的侵略，一面不断内战，到现在可以说是精疲力竭。我们需要和平，需要休息。”“流亡、穷困使我们对于战后和平的展望，就像饥饿的人等饭吃那样的急迫。”“我们反对内战，不管用什么法律来解释，我们还是要反对，如果内战，全中国人民都要遭受无穷的损害。”
二是战后的国际舆论也都希望中国实现和平。在1945年2月4日至11日召开的雅尔塔会议上，美苏两国就有关中国问题达成协议。苏联承认中国是美国的势力范围，中国应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实现统一；美国承认苏联在中国东北享有特殊权益。抗战胜利后，美国积极支持蒋介石政府，力争其成为一个“亲美”的稳定政府，不愿意中国发生内战，以免威胁到自己的在华利益；而苏联也害怕中国发生内战，认为内战会妨碍苏美已经达成的这种妥协，由此导致美苏冲突，甚至引发世界战争。因此，苏联也力阻内战的发动。
美苏两个大国的态度无论对重庆还是对延安，都产生着重要影响。
三是从国民政府方面来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要想独占胜利果实，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抗战后期，为保存实力，国民党的部队大都被撤到远离日军占领区的大后方，若要把大批军队调至内战前线，向中共发起全面进攻，尚需时日。因此，蒋介石也希望借助于美苏等大国的支持，对中共施加压力，通过谈判迫使中共妥协，即使谈判不成，拖延时日，对自己也是有利的。1945年8月14日，国民政府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其中所附第一个照会规定，苏联政府给予中国的各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得到苏联如此保证的蒋介石立刻觉得底气十足，同时在受降权问题上，蒋介石也得到盟军支持，要求所有日本部队均“应向蒋委员长投降”，这更让蒋介石觉得胜券在握。《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的当天，蒋介石即向毛泽东发出第一封电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在蒋看来，这不失为一个“一箭双雕”的好计——如果毛泽东不去重庆谈判，那就顺理成章地让中共背负一个坚持分裂、发动内战的罪名，然后可以名正言顺地进行“征讨”；如果毛泽东来重庆进行谈判，则可以达到两个目的，一方面可利用谈判之机，逼迫共产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区，实现其“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设想，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时机，加紧运兵，以备内战。
人心向背、国际形势、现实因素，促使蒋介石最终向中共伸出了似乎预示着“和平”的橄榄枝。
面对这种情况，经过反复研究，中共中央认为，谈判一事，关系全局，应该接受邀请。毛泽东说：“由于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的困难，外国的干涉四个条件，这次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去。这样，我们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去重庆，要充分估计到蒋介石逼我作城下之盟的可能性，但签字之手在我。谈判自然必须作一定的让步，只有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妥协。” 8月26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通知，通知指出，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国民党“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在谈判中，国民党必定要求我方大大缩小解放区的土地和解放区的数量，我方亦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在我党采取上述步骤后，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国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和平、民主、团结都是大势所趋，因此，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实乃众望所归。
谈判桌上的磋商与较量
1945年8月28日下午，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从延安飞抵重庆。
对于毛泽东赴渝，《大公报》记者子冈作了这样的报道：“人们不少有接飞机的经验，然而谁也能说出昨天九龙坡飞机场迎毛泽东是一种新的体验，没有口号，没有鲜花，没有仪仗队，几百个爱好民主自由的人士却都知道这是维系中国目前及未来历史和人民幸福的一个喜讯。”《新华日报》上发表了读者胡其瑞等四人的来信说：“毛泽东先生应蒋主席的邀请，毅然来渝，使我们过去所听到的对中国共产党的一切诬词和误解，完全粉碎了。毛先生来渝，证明了中共为和平、团结与民主而奋斗的诚意和决心，这的确反映和代表了我们老百姓的要求。” 重庆《大公报》发表社评说：“毛先生能够惠然肯来，其本身就是一件大喜事。”“现在毛泽东先生来到重庆，他与蒋介石有十九年的阔别，今于国家大胜利之日，一旦重行握手，真是一幕空前的大团圆！认真地演这幕大团圆的喜剧吧，要知道这是中国人民最嗜好的！”成都《华西晚报》则评论说，毛泽东到重庆，“这是一个比之日本突然宣布无条件投降更使人欣喜的消息”。民主人士柳亚子赋诗称颂毛泽东亲临重庆的行动是“弥天大勇”。显而易见，中共此举，众望所归。
毛泽东到达重庆的第二天即8月29日，国共两党之间的谈判就拉开了帷幕。
这次谈判从8月29日开始至10月10日协议达成为止，历时43天。谈判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两党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和蒋介石直接交换意见；另一个是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和王若飞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外交部长）、张群（四川省政府主席、政学系首领）、张治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邵力子（国民参政会秘书长）就具体问题进行谈判。
经过双方普遍交换意见之后，9月3日，中共方面正式提交了一份包括11项内容的谈判方案。在这一方案中，中共不但放弃了抗战以来坚持多年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而且明确表示“拥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对国民政府的这一让步表明了中共对谈判的诚意。当然，中共方面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内容包括：确定和平建国方针，以和平、团结、民主为统一的基础；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平等地位，并长期合作，和平建国；承认解放区政权和抗日部队；严惩汉奸，解散伪军；重划受降地区，中共应参加受降工作；停止一切武装冲突；迅速采取必要措施，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等等。
9月4日，蒋介石拟出《对中共谈话要点》作为国民政府对中共9月3日方案的答复案基础，其大意是：中共军队之组编，以12个师为最高限度；承认解放区，绝对行不通；拟将原国防最高委员会改组为政治会议，由各党派人士参加，原当选之“国大”代表，依然有效。
上述两案最根本的分歧点，在于解放区政权和人民军队问题。谈判期间，中共获取了国民党情报，得知蒋介石的方针是：“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将寇军完全受降后，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作具体谈判。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在这样的谈判原则下，国共双方的谈判无法取得根本性突破。
在谈判过程中，中共一方面坚持原则，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决不能拱手交给蒋介石。另一方面，为了打破谈判的僵局，中共也曾以极大的耐心和努力，提出了一系列必要的让步方案。在军队问题上，提出只要国民党政府有一个公平合理的整军计划，中共愿将自己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由现有数目缩编为48个师。国民党军队是263个师，我们只占1／6。这时，国民党代表信口开河，说是要将自己的军队缩编到120个师，趁势诬蔑中共在谈判中提出48个师的编制是扩张实力，是争枪杆子，结果遭到中共代表王若飞的迎头痛斥。为了谈判成功，中共再次提出，中共愿让步至1／7，即中央原有263个师，我方愿编为43个师，以后中央军队缩编，则中共也依此比例缩编。并表示愿让出8个解放区。但国民党方面却又借故不愿谈判这个议案，设置重重障碍，致使人民军队的地位问题未能达成协议。
在解放区政权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开始提出的议案是，根据现有18个解放区来重划省区和行政区，并承认解放区各级民选政权的合法地位。但国民党方面诬蔑解放区的存在造成了“长期割据形势”，顽固坚持只有在“全国军令、政令统一之后”，才可考虑中共的建议。于是中共又提出第二种解决方案：把委任共产党员担任省府主席及委员的地方由6省区减为5省区，把委任中共干部担任副市长的地方由4市减为3市。而国民党则提出要由他们来决定解放区的各级行政管理部门的人选，并说我党“推荐加委”若干省市行政管理人员的建议“即非真诚做到军令政令之统一”。在此情况下，中共再次让步，提出第三种解决方案：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重新举行人民普选，在政治协商会议派员监督下，欢迎在外地的各党派、各界人士还乡参加普选，而国民党必须承认凡过半数选出的县、行政区及省级的人民政权组织。为了促使谈判能够取得成功，中共方面确实做到了仁至义尽。然而，蒋介石还是不予接受，坚持“只能由中央任命之省政府前往各地接管行政”。致使解放区民主政权问题也未能得到解决。
谈判几乎陷入僵局。不过，随着中共方面所作的这些让步逐渐被披露，各方人士纷纷指责国民党缺乏诚意，共产党人逐渐赢得了民众的支持和认同，蒋介石开始有所顾忌。
蒋介石不仅在谈判中表现得毫无诚意，而且在谈判的同时，暗中挑动内战，妄图在军事上对中共施加压力。9月17日，他向各战区发出10年内战期间蒋介石亲订的《剿匪手本》，作为进攻部队的“教本”。又令阎锡山调集兵力，向晋东南解放区发动进攻。当时，晋冀鲁豫解放区首长考虑到毛泽东在重庆的安全，请示延安总部能不能反击。总部根据毛泽东在重庆发出的指示，命令我军坚决地打，打得越狠越好。我晋冀鲁豫部队在刘伯承、邓小平的指挥下，奋起自卫，歼敌3.5万余人，击毙阎锡山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活捉19军军长史泽波等高级将领多人。上党战役的胜利，使得国民党方面不得不重新考虑和战问题，10月7日以后，国民党方面的态度逐渐缓和。
尽管对于军队改编和解放区政权等问题，双方未能达成一致，但在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及其他问题上，毕竟找到了一些共同点。中共方面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提议将未决的问题留待以后继续商讨，或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决定。国民党方面权衡利弊，也害怕谈判破裂而造成政治上的被动，无法向世人交代，最终同意签订一个会谈纪要，使这次国共最高级别会谈暂告一个段落。10月10日下午，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在桂园客厅签署了《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亦即《双十协定》。
《双十协定》的产生，表明毛泽东此次赴渝谈判取得了一定成果。尽管还有许多关键性问题尚未达成协议，尽管达成协议的东西还只是一纸空文，但蒋介石最终总算被迫承认了中共提出的某些要求，承认了和平民主的建国方针，而且对于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法等方面也形成了初步协议，它给了渴望和平民主的中国人民一个安慰，使人民感到还有希望。延安的《解放日报》发表社论，称这次会谈的成果是“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进步的巩固意志的表现，是中国政治家的智慧与远见的表现”。《大公报》则满怀激情：“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谁不在期待？快来吧！”
谈判之外的风采与震撼
1945年的那个秋天，在重庆，中共一方面与国民党在谈判桌前唇枪舌剑，据理力争，另一方面，毛泽东在国统区通过与各界代表人士广泛接触，共产党人的真正形象在国统区树立。有人曾这样评论，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最主要成果并非签订《双十协定》，他真正的成功，在于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击破了国民党方面散布的中共要战争不要和平的谣言，同时通过谈判之外的纵横捭阖，使中共的威望获得了空前提高。
长期以来，在国民党的宣传机器之下，共产党人被视为“共产共妻”、杀人放火的妖魔，毛泽东则是“匪首”，是“魔王”。抗战开始之后，尽管国统区的人们从常驻重庆的周恩来等人身上，从外国记者的笔下，对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多少有了一些真实了解，但是，由于毛泽东从未离开过解放区，更由于长期的新闻封锁，毛泽东和共产党人的形象在国统区人民的心目中依然是模糊的，甚至是歪曲的。而现在不同了，毛泽东在重庆期间，甚至发生了9月1日数千重庆市民自发拥挤在中苏文化协会门前的大道上，争睹毛泽东风采的壮观场面。
为了促使谈判达成协议，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在重庆期间，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同重庆各界代表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交谈。按照毛泽东的话说，“拜客，什么人那里我都去”。其中包括国民党左派宋庆龄、冯玉祥，民盟中央领导人张澜、沈钧儒、黄炎培，以及国民党统治区新闻界、文化界、教育界、妇女界、产业界的代表。同时，毛泽东与陈立夫、陈果夫兄弟、于右任、戴季陶、白崇禧、吴稚晖、王世杰等国民政府要人也都进行了接触。在重庆，毛泽东还接见了美国航空队员，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各国援华团体的代表，以及美、苏、英、法、加拿大等国的驻华使节，出席了他们举行的宴会和茶会。在此过程中，毛泽东向他们详尽介绍了中共的政治方针、经济思想和政策，毛泽东的谈话艺术，他的人格魅力在这一过程中得以充分的展示。
在重庆期间，给人们震撼最深的，莫过于毛泽东赠给柳亚子的那首词《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这首词一经发表，山城轰动。
9月27日，毛泽东接受了路透社记者甘贝尔的采访。
“是否可能不用武力而用协定的方法避免内战?”
“可能。因为这符合于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于中国当权政党的利益。目前中国只需要和平建国一项方针，不需要其他方针，因此中国内战必须坚决避免。”
“假若谈判破裂，国共问题可能不用流血方法而得到解决吗? ”
“我不相信谈判会破裂。在无论什么情形之下，中共都将坚持避免内战的方针。困难会有的，但是可能克服的。”
“如果联合政府成立了，你们准备和蒋介石合作到什么程度?”
“中共将尽心尽力和蒋主席合作，以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概念及界说为何?”
“‘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他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在各党派的联合政府中，中共的建设方针及恢复方针如何? ”
“除了军事与政治的民主改革外，中共将向政府提议，实行一个经济及文化建设纲领，这个纲领的目的，主要是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实行土地改革与工业化，奖励私人企业，（除了那些带有垄断性质的部门应由民主政府国营外），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欢迎外人投资与发展国际贸易，推广群众教育，消灭文盲等等。这一切也都是与孙中山先生的遗教相符的。”
“你赞成军队国家化、废止私人拥有军队吗?”
“我们完全赞成军队国家化与废止私人拥有军队，这两件事的共同前提就是国家民主化。通常所说的‘共产党军队’按其实际乃是中国人民在战争中自愿组织起来而仅仅服务于保卫祖国的军队，这是一种新型的军队，与过去中国一切属于个人的旧式军队完全不同。它的民主性质为中国军队之真正国家化提供了可贵的经验，足为中国其他军队改进的参考。”
采访结束，甘贝尔称毛泽东是一位给自己留下了美好印象的“温和的共产主义者”。他以及受他的那支笔影响的人们，一定在思考，传说中的毛泽东和真实的毛泽东之间，究竟存在多远的距离。
43天的重庆之行，为共产党人，为毛泽东提供了一个在国统区登台亮相的大舞台。在此期间，他不但挫败了蒋介石的阴谋，他的胆识、气魄和横溢的才华，更给国统区的人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中国共产党由此获得了更多的尊重和信仰。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我这次在重庆，就深深感到广大的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我又看到许多外国人，其中也有美国人，对我们很同情。”“我们在全国、全世界有很多朋友，我们不是孤立的。反对内战，主张和平、民主的，不只是我们解放区的人民，还有大后方的广大人民和全世界的广大人民。”言之凿凿，掷地有声。
1945年10月11日，在张治中陪同下，毛泽东返回延安。17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指出：“这一次我们去得好，击破了国民党说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毛泽东还提醒全党，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我们的任务就是坚持这个协定，要国民党兑现，继续争取和平。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
通过重庆谈判，中共的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为广大人民所认同，中共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在全国的政治影响力和政治地位都极大地提高了，这就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责编肖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