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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在梳理总结现有三峡旅游地空间结构研究的基础上，以2003～2009年三峡旅游地15区县的国内游客数和国内旅游收入数据为基础，运用位序一规模律对空间结构的变动进行了量化研究。文章发现，三峡旅游地总体上已经从空间极化阶段向均衡阶段转变，旅游产品变化、旅游交通完善和政府主导的跨区旅游企业整合等是影响空间重构的主要因素，并还将持续发挥影响。目前三峡旅游地已经形成了以万州和宜昌(夷陵—秭归)为组织核心，东段以三峡大坝—巫山—奉节为主要旅游吸引物，长江主航道、沪蓉、沪渝高速为主要轴线的旅游空间结构，但西段旅游组团的核心由丰都转为武隆，更多地表现为重庆都市圈旅游的特点，旅游空间结构的“东西分化”趋势明显；并有沿大宁河、神农溪等跨区旅游合作轴线向神农架和恩施州南北扩张的趋势。
[关键词]三峡；空间结构；旅游流；位序一规模律；齐夫系数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2)06—0052—011
1 引言
长江三峡是国内外知名的旅游胜地，是多种类自然景观和历史文化资源极度富集的地区，也是研究水利旅游、跨区域旅游合作、游船业旅游、旅游扶贫、移民旅游就业，乃至旅游业对西部大开发的影响作用的典型区域，一直以来就是国内旅游研究的热点。
2003年由国家6部委牵头，北京大学承担编制了《三峡区域旅游发展规划》，并于2004年在《旅游学刊》发表了《论三峡库区旅游地空间的变动与重构》，文章对三峡旅游地空间结构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和预测，认为三峡大坝这一世界级的旅游景观，水位上升引起的旅游资源变化和空间可达性的变化，以及区域空间的分化作用都会导致旅游地空间结构的重构，并认为三峡库区旅游地空间变动与重构将会呈现出“一轴”模式转变为“双核”(重庆、宜昌)模式、水陆分化模式、空间掠夺与“边缘回头”模式、空间拓展模式，随后的研究中又进一步完善了“两极、三轴、三区、四带”的空间结构骨架。
2009年，由于蓄水达到了预期的175／145米水位，三峡库区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由住建部、重庆市政府和湖北省政府组织，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大学等4家单位共同编制了《三峡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其中，北京大学再次承担旅游研究。本文正是基于这一机会对2004年发表的三峡旅游空间结构研究进行了重新梳理和验证，并结合近年来区域旅游空间结构研究的趋势，进一步拓展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2 三峡旅游地空间结构研究进展
2.1区域旅游空间结构研究的新趋势
区域旅游地空间结构的研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旅游研究的热点领域之一。1990年后，随着西方发达国家旅游市场发育的不断完善，空间结构研究转向以不发达国家为对象的案例研究，而发达国家的旅游结构研究开始转向游客分布的市场结构、旅游地企业的经营管理和旅游管理的组织结构等方面的研究。这类研究源于游客行为模式及客流影响因素的探讨，其后量化模拟和预测客流的研究成为主流，近年来研究也转向了客流的季节性与气候变化、资金流等更为广阔的方面。
国内的旅游研究中，区域旅游地空间结构研究仍然是当前热点，大多通过借鉴区域空间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中心地理论、“核心—边缘”理论、增长极理论等)，基于旅游资源和景区分析，从空间竞争、空间合作、社会网络、游客行为等方面进行旅游地空间结构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对区域旅游空间结构的理论推导，对旅游目的地增长极或核心区域的识别，以及边缘区域在市场、资金、技术、人才等各个方面与核心区域的联系；主要研究方法是位序一规模率(zipf结构)、空间拓扑以及邻近距离、通达度、回路等距离测算指标、主成分分析等；研究结论主要是判断旅游地发展的阶段(极化或是均衡)，以及在该阶段旅游产品、旅游设施、游线设计等方面的应对措施。
近年来，基于旅游流的旅游空间结构研究成为了新趋势，其研究内容不仅仅包括客流，也还包括信息流、物流、资本流、能流等，研究内容包括全国旅游流空间结构，以及长三角、珠三角、四川省等区域、省域客流结构，以及西安、杭州等著名旅游城市周边各旅游景区景点间的客流结构。
总的来说，目前区域旅游地空间结构的研究呈现出理论推导和案例归纳相结合的研究态势，并日益注重模型化、定量化的研究方法，游客数量仍然是空间结构研究的重要要素，城镇、交通、旅游公司的组织架构、投资流向等对旅游地空间结构的影响研究也日益深入。
2.2三峡旅游目的地空间研究评述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三峡“告别游”和大坝旅游的高峰引发了大量的三峡旅游研究，其中，旅游地空间研究成为重要领域，研究包括三峡旅游发展历程与三峡旅游目的地空间结构演化进程的机制研究，三峡旅游空间合作研究等，但最广泛的研究是三峡旅游地的空间结构识别。
现有研究主要从“大三峡”和“核心区”两个层次进行空间结构研究，其中，“大三峡”不仅包括由宜昌、万州、重庆三个增长极辐射形成的环坝旅游层、环峡旅游层、重庆都市旅游层，还沿清江流域、乌江流域、赤水流域以及209国道、渝怀铁路辐射，构成“一江(长江三峡)两山(武当山、神农架)”、清江流域、乌江流域、赤水河流域四大扩展层(环库层)，东部与武汉、北部与西安、西部与成都、南部与贵阳、东南部与长沙联动，构成大三峡旅游圈的关联层，而“核心区”则主要是以宜昌和万州为核心而形成的旅游区；在空间发展中应实施“点一轴—圈—网”的空间布局结构，以重庆、宜昌、万州为主要核心，以奉节、巫溪、巫山、兴山、巴东、秭归、三峡大坝、神农架等为次中心，以长江主航道为增长轴的空间结构，并将形成以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建筑为支撑的三峡东部旅游产品集聚区，以奉节为中心的三峡腹地旅游产品密集区，大宁河沿岸旅游产品密集区，以石宝寨(湖)、石柱黄水自然保护区、丰都“鬼城”为支撑的三峡库区中部旅游产品集聚带，和以乌江沿线为主体的旅游产品群共同构成的密集旅游区结构体系。蓄水后随着旅游资源分布改变和交通条件改善，三峡旅游地也会东西向宜昌和万县收缩，南北纵深拓展，三峡旅游的腹地化发展趋势开始显现，旅游活动的范围开始扩张。 但上述研究主要是基于定性的分析，相较于长三角、珠三角等国内重要的旅游区域，三峡区域旅游空间结构研究还较为落后。
3 研究框架
本文以“假设一验证一演绎”为逻辑框架，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从景区、城镇交通和产业组织3个方面建立假设，并引入旅游流分析，以游客流和收入流为分析对象，运用位序一规模律对三峡旅游地空间结构进行量化研究，进而检验假设，重新归纳三峡旅游的核心城市和“点一轴一体系”空间结构，以及各城镇的旅游职能结构。
位序一规模律最早是由奥尔巴赫(Auerbach)在1913年提出的，其表达式为：PiRi=K，即城市人口(Pi)与位序(Ri)之积为常数(K)，其后齐夫(G.K.Zipf)将其改进为Pr=P1×r-9，取对数即为lnPr=lnP1-qlnr，其增加的参数q即为齐夫(Zipf)系数，g=1时，区域呈现Pareto均衡分布模式，q越小证明规模等级结构的差异越小，中间位序的区域单元数越多。位序一规模律同样也是自组织理论、分形理论在城镇体系中的重要表述。将式中的人口数替换为旅游流的标度(游客数、旅游收入数等)可判定旅游城镇体系是否符合位序一规模律。
在研究区域的界定上，狭义的“三峡”是瞿塘峡、巫峡和西陵峡，大体上是自奉节白帝城一夔门至宜昌南津关共193千米的长江主航道及两侧山体范围。但三峡旅游地的概念则经历了重庆一武汉、重庆一宜昌、万州一宜昌等多个范围概念。三峡工程蓄水后，一般认为三峡旅游核心区就是湖北省和重庆市划定的三峡重点库区的范围，并沿乌江、清江、神农溪等主要支流向贵州、鄂西北、湘西等地辐射。本文研究对象三峡旅游地主要采用了三峡重点库区的范围，包括重庆市万州区、涪陵区、丰都县、忠县、开县、云阳县、奉节县、巫山县、巫溪县、武隆县、石柱县和湖北省宜昌市的夷陵区、秭归县、兴山县，恩施州巴东县共15个区县。
与传统研究不同的是这次研究没有纳入重庆市主城区和宜昌市(夷陵区除外)，这主要是因为三峡旅游和重庆都市旅游已经完全分异，宜昌旅游也开始超越三峡而成为鄂西圈的旅游枢纽。2003年以来，重庆市域旅游人数基本在三峡旅游地15区县旅游人数(叠加或有重复)的5～6倍，2009年重庆市全域接待国内游客数超过1.2亿人次，其中主城区估算达到7500万人次(叠加或有重复)，远超过万州的703万人次和15区县累加(也存在重复计算)的不到3000万人次；夷陵区旅游基本可以认定为三峡旅游的一部分，但宜昌市的旅游组织范围不断扩大，已经涵盖了神农架、恩施州及清江旅游等，2008年宜昌全市的国内游客数和旅游收入分别是夷陵区的6倍和5倍。
4 基于游客数和旅游收入的齐夫(Zipf)流检验
三峡旅游地范围内各景点的统计数据很不完善，因此，本文以各区县的旅游统计数据作为分析对象。数据来源于《三峡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调研期间获得的各年度相关区县统计年鉴、统计公报、旅游业发展报告等。鉴于三峡入境旅游的游客数量和旅游收入远小于国内旅游，本文主要对2003～2009年三峡旅游地15区县的国内游客数量和国内旅游收入进行分析，分别对其取双对数作图如下(见图2、图3)。
由于位序一规模律的分析对象是各年份从高到低的排序数据，因此，各城市的相对位置是不断变动的。就三峡旅游地而言，2003～2009年15区县的客流体系变动趋势为：万州一直为区内首位城市；涪陵、忠县、石柱、云阳等沿江资源较为缺乏的区县和开县、巫溪、兴山等纵深区县排名一直靠后；主要的变动在第二梯队，即武隆、奉节、巫山全面超越夷陵、秭归、丰都三区县，巴东略有提升。收入流体系的变动趋势表现为：第一梯队中夷陵、秭归掉落，万州兴起后又被武隆赶超；巫山、奉节、丰都一直位居第二梯队，涪陵快速掉落，巴东迅速上升；忠县、石柱、云阳、开县、巫溪、兴山等区县处于靠后位置。
受限于样本量，上图并不能很好地观测出三峡旅游地的游客流和收入流规律，仅可以粗略地发现两者均有较为明显的折点。因此，本文进一步进行回归分析，并在整体回归的基础上进行了多次拟合的分段回归，将不同区间进行分段标度研究。
对表2进行分析。结论如下：
(1)2003～2009年，三峡旅游地国内旅游流体系不分标度的回归均可以通过95％以上的置信检验，但相关系数均只有0.8左右(收人流2006年前甚至不到0.8)，首位城市的实际值远小于理论值。一般来说，基于位序一规模律的城镇体系分析几乎都能通过置信度检验，相关系数较低已经说明了在这一研究时段内三峡旅游地空间体系是—种向位序规模体系发育的中间阶段。在这一研究时段内，三峡旅游地的旅游组织正在转型，新的中心城市万州短期内受限于交通条件、接待设施等制约，尚未发育成熟，而研究区域未纳入的重庆主城区和宜昌全市仍发挥了相当的作用，这也导致了首位城市的理论规模和实际规模相差较大。
(2)不分标度的客流齐夫系数在2006年经历了从快速极化过程向缓慢再均衡过程的转折，这可能是受到当年三峡大坝全线建成，万开高速通车等重要事件的影响。在此之前，一线串珠式的沿江旅游使得游客和旅游收益高度集中于旅游组织者，尤其是重庆宜昌两地的游船公司、旅行社，且极化现象不断加剧；在此之后，由于区域性基础设施普遍趋于完善，区内旅游的自组织性增强，区域旅游空间开始向均衡演化。不分标度的收人流齐夫系数普遍远大于客流齐夫系数，但2004年以来下降很快，与客流齐夫系数的差距也越来越小，说明区内旅游收益分配极度不均的状况得到缓解。这部分原因是区域基础设施的完善消解了极化进程；部分原因是2004年湖北、重庆两省市签订了《加强三峡区域旅游经济合作的“1+3”一揽子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后，两省市加强了对区内景区和设施的资本整合，统一的资本市场开始形成，并带动了地方旅游的发展。 (3)在分标度的研究中，同一标度组中的旅游城镇间更具有自组织的特性，即成为一个旅游体系。在游客流分析中，标度一的涵盖范围由2003年的9个标度退化为5～6个标度，到2009年又拓展到10个标度，而收入流分析中标度一的涵盖范围在2004年以前主要包括前5～6个标度，2005年后的可标度范围则基本上覆盖了第2、第3个节点到第13、第14个节点。笔者认为其原因是：2004～2008年是三峡旅游地空间的转型关键时期。2003年以前，三峡旅游地还属于由重庆和宜昌支配的一线串珠式沿江游览，沿江区县(11个)为一个旅游体系，纵深区县则未纳入旅游开发；2004年以后由于局部的基础设施开始完善，以重庆和宜昌为起点的短途游，如重庆一武隆、重庆一丰都、宜昌一奉节一宜昌等旅游线路出现，旅游地空间开始分化为若干核心旅游区县(万州、夷陵、武隆、丰都、秭归、奉节、巫山等)和边缘旅游区县；近年来由于沿江交通基本贯通，但纵深交通还远未完善，因此旅游空间体系再次恢复到沿江区县和纵深区县的两个体系，与2003年之前的区别在于沿江旅游的自组织性增强，是一种内生的再均衡。而旅游收入流2005年后分标度的覆盖范围较广，主要是因为自2004年两省市签署了《协议》后，三峡主要景区(主要是沿干流景区)均被纳入重庆交旅集团和湖北鄂西圈投(以下简称两大公司)的控股，收入流结构体现了资本结构，未纳入标度的是位于前端和后端的城市，前者经济体量较大，两大公司的投资还不能完全影响当地旅游经济，后者则还未得到两大公司的投资。
(4)区内客流体系的首位城市万州无疑是三峡旅游地空间组织的核心，但实际游客值远落后于理论游客最大值，且在2004年、2006年、2007年、2008年4年中首位城市游客量处于无标度区间；收入流分析中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2004年以前夷陵的实际收入仅为不分标度回归理论收入值的1／3，2005年以后首位城市(主要是万州)的收人流也处于无标度区间，实际收入约为理论收入值的1／2。其中主要原因是以万州为代表的首位城市还并未完全发育成三峡旅游地空间体系中真正的首位城市(即重庆、宜昌还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但近年来收入流标度范围保持稳定，且不分标度的齐夫系数逐渐减小，收入流实际值与理论值的差距也在变小，这表示三峡旅游发展的内生动力开始提升。
5 三峡旅游地空间变动影响因素分析
近年来三峡旅游地空间结构的变动，是多方面原因相互作用的结果。基于齐夫系数的分析量化描述了近年来三峡旅游空间变动的趋势，并检验了部分假设，但还不能完全解释三峡旅游地自2003年以后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对旅游空间的深远影响。
5.1根本性的旅游产品变动导致景区空间结构变动
现有的研究认为，三峡工程竣工及蓄水造成的旅游资源和产品变动导致了景区空间结构变动：一是旅游地东端新增了一处世界级现代工程景观三峡大坝，二是当蓄水量达到175米水位时会导致区内从“激流险滩”向“高峡平湖”转变。目前三峡旅游地已经有39处重要旅游景观(占原三峡旅游景观的13％)全淹和半淹，激流险滩向支流上游延伸，库区形成了总面积达1000多平方千米的11个湖泊群、14个岛屿及半岛构成的高峡平湖景观，但这些新形成的资源尚未形成旅游产品。
从目前来看，如下两方面旅游产品的根本性变化才是导致三峡旅游景区空间结构变动的原因：一是重庆直辖以来迅速发展，已经成为远超过三峡旅游组织的，集商务、会展、观光、度假等功能的重要都会旅游目的地；二是武隆喀斯特地貌等高等级资源(世界自然遗产)的申报和开发，使之从乌江次轴上的旅游节点转变为独立于三峡的重要旅游目的地。
在此影响下，传统的“重庆一宜昌”三峡旅游向“万州一宜昌”转变，万州成为三峡旅游组织的中心城市，狭义的三峡旅游时空间范围也向东压缩，奉节一巫山成为东段旅游组团的中心，而西段旅游组团中心由丰都转为了武隆，传统的三峡西段游向重庆都市圈旅游转变，三峡旅游地空间“东西压缩”的趋势转变为了“东西分化”。从齐夫系数上看，2004～2008年是主要的转型期，2009年后结构性转型已经基本完成。武隆、奉节、巫山、巴东等县在旅游体系中的地位不断提升预示着三峡旅游地和神农架、恩施州等区外旅游产品组团的跨区合作开始萌芽。
5.2旅游交通网络成型推动旅游空间体系趋于均衡
蓄水后，三峡旅游地沿江陆上交通的高速公路覆盖率达到80％，主要景区均有省道以上道路连接；水上航道也因蓄水而升级1760多千米，其中，等级航道增长25.6％，并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港口码头体系和机场群体系，三峡旅游地交通体系基本成型。这是区域旅游空间体系从极化趋于均衡，客流齐夫系数在从增大转为平缓的最重要原因，并从根本上促成了区内旅游从旅行社、游船公司主导的发展向自组织发展转变。随着交通设施从沿江向纵深地区建设完善，三峡旅游地空间体系将很可能广泛地趋向均衡。
旅游交通的完善也推动了旅游城镇职能体系的分化。其中，万州是沪蓉、沪渝高速的交汇点，拥有机场和枢纽港口，是三峡旅游地的交通枢纽，但自身旅游资源品质不高，商务、休闲等都市旅游产品又尚未成型，因此游客量大而旅游收入较低，是三峡旅游空间的组织者；夷陵所在的宜昌是湖北省次中心城市，是通往恩施、神农架的门户，夷陵区与秭归共用港口，共同构成了三峡旅游地东段的组织者；武隆主要因为其顶级的旅游资源(世界自然遗产)和大为改善的交通条件而成为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游客人数虽不如万州、夷陵一秭归，但2009年的旅游收入已经跃居区内第一；奉节一巫山等城镇由于交通条件改善和自身的优质资源进入迅速发展阶段；巴东日益成为三峡旅游和神农架、恩施州旅游的中转枢纽。从旅游轴线上来看，长江黄金水道虽然仍在加强，但沪渝、沪蓉等高速的轴线组织能力增长更快，大宁河(巫山—巫溪)、神农溪(巴东—神农架)等支流也将成为跨区旅游合作的重要轴线。
旅游交通完善也推动了具有较好区内交通条件，相似历史文化渊源，相似或互补旅游资源的次区域合作。除了早已达成协议的“巫山一奉节一巫溪”旅游合作金三角以外，2007年9月，万州、开县、云阳也签订《万开云区域合作框架协议》，全面推进区域旅游合作。 5.3旅游资本跨区整合是否加剧“空间掠夺”尚待观察
旅游收入流的研究表明，近年来三峡旅游地的收入结构趋向均衡，是得益于区域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协议》后的资本整合。目前重庆交旅集团控股、建设和运营管理的景区就包括白鹤梁、丰都名山、石宝寨、张飞庙、青龙瀑布、白帝城、天坑地缝、小三峡神女溪、红池坝和宁厂古镇，几乎囊括了传统三峡旅游重庆段的所有重要景点。
但这一资本跨区整合是否会进一步加剧“空间掠夺”尚没有数据和分析的支撑。地方政府和支持者认为，这种整合有助于重点景区的高品质建设，进而有助于做大旅游蛋糕，带动周边中小景区和服务企业的发展，提高自我发展能力，现有齐夫(Zipf)系数分析也证明了这一点；反对者则认为这种所谓“高品质”的旅游建设对旅游服务质量不高的当地企业和旅游服务技能较低的当地居民不仅没有帮助，反而加剧了淘汰，而且在我国当前的税收体制下，这些景区收益的绝大部分将流向少数中心城市，是一种典型的空间掠夺。
6 结论与展望
三峡旅游地经过近30年的发展，经历了“末日促销”和三峡大坝建设带来的旅游资源巨变，目前已经趋向于平稳发展，其空间结构变动已经达到甚至超出了蓄水前研究的预计。本文以2003～2009年三峡旅游地15区县的国内游客数和国内旅游收入数据为依据，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定性检验和量化研究了三峡旅游地的空间结构变动，并进一步探讨了这一变动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三峡旅游地的空间体系总体上已经从极化趋向均衡，并向位序规模体系演进，这其中的主要动力是旅游交通体系的完善以及旅游城镇体系职能分化；(2)目前三峡旅游地还处于转型时期，重庆和宜昌的影响仍在，以万州和夷陵一秭归为组织核心，三峡大坝一巫山一奉节为主要旅游吸引物，长江水道、沪渝、沪蓉高速为轴线的旅游空间结构也已经开始成形。但西部旅游组团的核心由丰都转为武隆，且已经区别于三峡旅游而成为重庆都市圈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东西分化”的格局已经形成；(3)奉节一巫山、巴东等区县的旅游发展十分迅速，预示着三峡旅游与神农架、恩施州的合作将进一步加强，大宁河、神农溪将成为未来区域旅游“南北扩张”的重要轴线；(4)隐藏在空间结构变迁之下的是资本结构的整合，目前区内核心旅游资源已经被两大公司控制，并带动了地方旅游产业发展，形成了相对均衡的产业空间结构，但未来的发展趋势还难以预测。
受限于研究区域统计数据，本文在方法的应用和拓展上，以及进一步分析区内旅游发展的驱动因素及其演化规律中都受到一定的局限，从而难以对未来发展做出进一步预测。此外，不同于资源、交通等变化带来的直接影响，近年来出现的跨区资本运作将间接但更加深刻地影响区域旅游空间重构，这也是今后三峡旅游业进一步发展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关键词]三峡；空间结构；旅游流；位序一规模律；齐夫系数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2)06—0052—011
1 引言
长江三峡是国内外知名的旅游胜地，是多种类自然景观和历史文化资源极度富集的地区，也是研究水利旅游、跨区域旅游合作、游船业旅游、旅游扶贫、移民旅游就业，乃至旅游业对西部大开发的影响作用的典型区域，一直以来就是国内旅游研究的热点。
2003年由国家6部委牵头，北京大学承担编制了《三峡区域旅游发展规划》，并于2004年在《旅游学刊》发表了《论三峡库区旅游地空间的变动与重构》，文章对三峡旅游地空间结构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和预测，认为三峡大坝这一世界级的旅游景观，水位上升引起的旅游资源变化和空间可达性的变化，以及区域空间的分化作用都会导致旅游地空间结构的重构，并认为三峡库区旅游地空间变动与重构将会呈现出“一轴”模式转变为“双核”(重庆、宜昌)模式、水陆分化模式、空间掠夺与“边缘回头”模式、空间拓展模式，随后的研究中又进一步完善了“两极、三轴、三区、四带”的空间结构骨架。
2009年，由于蓄水达到了预期的175／145米水位，三峡库区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由住建部、重庆市政府和湖北省政府组织，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大学等4家单位共同编制了《三峡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其中，北京大学再次承担旅游研究。本文正是基于这一机会对2004年发表的三峡旅游空间结构研究进行了重新梳理和验证，并结合近年来区域旅游空间结构研究的趋势，进一步拓展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2 三峡旅游地空间结构研究进展
2.1区域旅游空间结构研究的新趋势
区域旅游地空间结构的研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旅游研究的热点领域之一。1990年后，随着西方发达国家旅游市场发育的不断完善，空间结构研究转向以不发达国家为对象的案例研究，而发达国家的旅游结构研究开始转向游客分布的市场结构、旅游地企业的经营管理和旅游管理的组织结构等方面的研究。这类研究源于游客行为模式及客流影响因素的探讨，其后量化模拟和预测客流的研究成为主流，近年来研究也转向了客流的季节性与气候变化、资金流等更为广阔的方面。
国内的旅游研究中，区域旅游地空间结构研究仍然是当前热点，大多通过借鉴区域空间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中心地理论、“核心—边缘”理论、增长极理论等)，基于旅游资源和景区分析，从空间竞争、空间合作、社会网络、游客行为等方面进行旅游地空间结构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对区域旅游空间结构的理论推导，对旅游目的地增长极或核心区域的识别，以及边缘区域在市场、资金、技术、人才等各个方面与核心区域的联系；主要研究方法是位序一规模率(zipf结构)、空间拓扑以及邻近距离、通达度、回路等距离测算指标、主成分分析等；研究结论主要是判断旅游地发展的阶段(极化或是均衡)，以及在该阶段旅游产品、旅游设施、游线设计等方面的应对措施。
近年来，基于旅游流的旅游空间结构研究成为了新趋势，其研究内容不仅仅包括客流，也还包括信息流、物流、资本流、能流等，研究内容包括全国旅游流空间结构，以及长三角、珠三角、四川省等区域、省域客流结构，以及西安、杭州等著名旅游城市周边各旅游景区景点间的客流结构。
总的来说，目前区域旅游地空间结构的研究呈现出理论推导和案例归纳相结合的研究态势，并日益注重模型化、定量化的研究方法，游客数量仍然是空间结构研究的重要要素，城镇、交通、旅游公司的组织架构、投资流向等对旅游地空间结构的影响研究也日益深入。
2.2三峡旅游目的地空间研究评述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三峡“告别游”和大坝旅游的高峰引发了大量的三峡旅游研究，其中，旅游地空间研究成为重要领域，研究包括三峡旅游发展历程与三峡旅游目的地空间结构演化进程的机制研究，三峡旅游空间合作研究等，但最广泛的研究是三峡旅游地的空间结构识别。
现有研究主要从“大三峡”和“核心区”两个层次进行空间结构研究，其中，“大三峡”不仅包括由宜昌、万州、重庆三个增长极辐射形成的环坝旅游层、环峡旅游层、重庆都市旅游层，还沿清江流域、乌江流域、赤水流域以及209国道、渝怀铁路辐射，构成“一江(长江三峡)两山(武当山、神农架)”、清江流域、乌江流域、赤水河流域四大扩展层(环库层)，东部与武汉、北部与西安、西部与成都、南部与贵阳、东南部与长沙联动，构成大三峡旅游圈的关联层，而“核心区”则主要是以宜昌和万州为核心而形成的旅游区；在空间发展中应实施“点一轴—圈—网”的空间布局结构，以重庆、宜昌、万州为主要核心，以奉节、巫溪、巫山、兴山、巴东、秭归、三峡大坝、神农架等为次中心，以长江主航道为增长轴的空间结构，并将形成以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建筑为支撑的三峡东部旅游产品集聚区，以奉节为中心的三峡腹地旅游产品密集区，大宁河沿岸旅游产品密集区，以石宝寨(湖)、石柱黄水自然保护区、丰都“鬼城”为支撑的三峡库区中部旅游产品集聚带，和以乌江沿线为主体的旅游产品群共同构成的密集旅游区结构体系。蓄水后随着旅游资源分布改变和交通条件改善，三峡旅游地也会东西向宜昌和万县收缩，南北纵深拓展，三峡旅游的腹地化发展趋势开始显现，旅游活动的范围开始扩张。 但上述研究主要是基于定性的分析，相较于长三角、珠三角等国内重要的旅游区域，三峡区域旅游空间结构研究还较为落后。
3 研究框架
本文以“假设一验证一演绎”为逻辑框架，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从景区、城镇交通和产业组织3个方面建立假设，并引入旅游流分析，以游客流和收入流为分析对象，运用位序一规模律对三峡旅游地空间结构进行量化研究，进而检验假设，重新归纳三峡旅游的核心城市和“点一轴一体系”空间结构，以及各城镇的旅游职能结构。
位序一规模律最早是由奥尔巴赫(Auerbach)在1913年提出的，其表达式为：PiRi=K，即城市人口(Pi)与位序(Ri)之积为常数(K)，其后齐夫(G.K.Zipf)将其改进为Pr=P1×r-9，取对数即为lnPr=lnP1-qlnr，其增加的参数q即为齐夫(Zipf)系数，g=1时，区域呈现Pareto均衡分布模式，q越小证明规模等级结构的差异越小，中间位序的区域单元数越多。位序一规模律同样也是自组织理论、分形理论在城镇体系中的重要表述。将式中的人口数替换为旅游流的标度(游客数、旅游收入数等)可判定旅游城镇体系是否符合位序一规模律。
在研究区域的界定上，狭义的“三峡”是瞿塘峡、巫峡和西陵峡，大体上是自奉节白帝城一夔门至宜昌南津关共193千米的长江主航道及两侧山体范围。但三峡旅游地的概念则经历了重庆一武汉、重庆一宜昌、万州一宜昌等多个范围概念。三峡工程蓄水后，一般认为三峡旅游核心区就是湖北省和重庆市划定的三峡重点库区的范围，并沿乌江、清江、神农溪等主要支流向贵州、鄂西北、湘西等地辐射。本文研究对象三峡旅游地主要采用了三峡重点库区的范围，包括重庆市万州区、涪陵区、丰都县、忠县、开县、云阳县、奉节县、巫山县、巫溪县、武隆县、石柱县和湖北省宜昌市的夷陵区、秭归县、兴山县，恩施州巴东县共15个区县。
与传统研究不同的是这次研究没有纳入重庆市主城区和宜昌市(夷陵区除外)，这主要是因为三峡旅游和重庆都市旅游已经完全分异，宜昌旅游也开始超越三峡而成为鄂西圈的旅游枢纽。2003年以来，重庆市域旅游人数基本在三峡旅游地15区县旅游人数(叠加或有重复)的5～6倍，2009年重庆市全域接待国内游客数超过1.2亿人次，其中主城区估算达到7500万人次(叠加或有重复)，远超过万州的703万人次和15区县累加(也存在重复计算)的不到3000万人次；夷陵区旅游基本可以认定为三峡旅游的一部分，但宜昌市的旅游组织范围不断扩大，已经涵盖了神农架、恩施州及清江旅游等，2008年宜昌全市的国内游客数和旅游收入分别是夷陵区的6倍和5倍。
4 基于游客数和旅游收入的齐夫(Zipf)流检验
三峡旅游地范围内各景点的统计数据很不完善，因此，本文以各区县的旅游统计数据作为分析对象。数据来源于《三峡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调研期间获得的各年度相关区县统计年鉴、统计公报、旅游业发展报告等。鉴于三峡入境旅游的游客数量和旅游收入远小于国内旅游，本文主要对2003～2009年三峡旅游地15区县的国内游客数量和国内旅游收入进行分析，分别对其取双对数作图如下(见图2、图3)。
由于位序一规模律的分析对象是各年份从高到低的排序数据，因此，各城市的相对位置是不断变动的。就三峡旅游地而言，2003～2009年15区县的客流体系变动趋势为：万州一直为区内首位城市；涪陵、忠县、石柱、云阳等沿江资源较为缺乏的区县和开县、巫溪、兴山等纵深区县排名一直靠后；主要的变动在第二梯队，即武隆、奉节、巫山全面超越夷陵、秭归、丰都三区县，巴东略有提升。收入流体系的变动趋势表现为：第一梯队中夷陵、秭归掉落，万州兴起后又被武隆赶超；巫山、奉节、丰都一直位居第二梯队，涪陵快速掉落，巴东迅速上升；忠县、石柱、云阳、开县、巫溪、兴山等区县处于靠后位置。
受限于样本量，上图并不能很好地观测出三峡旅游地的游客流和收入流规律，仅可以粗略地发现两者均有较为明显的折点。因此，本文进一步进行回归分析，并在整体回归的基础上进行了多次拟合的分段回归，将不同区间进行分段标度研究。
对表2进行分析。结论如下：
(1)2003～2009年，三峡旅游地国内旅游流体系不分标度的回归均可以通过95％以上的置信检验，但相关系数均只有0.8左右(收人流2006年前甚至不到0.8)，首位城市的实际值远小于理论值。一般来说，基于位序一规模律的城镇体系分析几乎都能通过置信度检验，相关系数较低已经说明了在这一研究时段内三峡旅游地空间体系是—种向位序规模体系发育的中间阶段。在这一研究时段内，三峡旅游地的旅游组织正在转型，新的中心城市万州短期内受限于交通条件、接待设施等制约，尚未发育成熟，而研究区域未纳入的重庆主城区和宜昌全市仍发挥了相当的作用，这也导致了首位城市的理论规模和实际规模相差较大。
(2)不分标度的客流齐夫系数在2006年经历了从快速极化过程向缓慢再均衡过程的转折，这可能是受到当年三峡大坝全线建成，万开高速通车等重要事件的影响。在此之前，一线串珠式的沿江旅游使得游客和旅游收益高度集中于旅游组织者，尤其是重庆宜昌两地的游船公司、旅行社，且极化现象不断加剧；在此之后，由于区域性基础设施普遍趋于完善，区内旅游的自组织性增强，区域旅游空间开始向均衡演化。不分标度的收人流齐夫系数普遍远大于客流齐夫系数，但2004年以来下降很快，与客流齐夫系数的差距也越来越小，说明区内旅游收益分配极度不均的状况得到缓解。这部分原因是区域基础设施的完善消解了极化进程；部分原因是2004年湖北、重庆两省市签订了《加强三峡区域旅游经济合作的“1+3”一揽子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后，两省市加强了对区内景区和设施的资本整合，统一的资本市场开始形成，并带动了地方旅游的发展。 (3)在分标度的研究中，同一标度组中的旅游城镇间更具有自组织的特性，即成为一个旅游体系。在游客流分析中，标度一的涵盖范围由2003年的9个标度退化为5～6个标度，到2009年又拓展到10个标度，而收入流分析中标度一的涵盖范围在2004年以前主要包括前5～6个标度，2005年后的可标度范围则基本上覆盖了第2、第3个节点到第13、第14个节点。笔者认为其原因是：2004～2008年是三峡旅游地空间的转型关键时期。2003年以前，三峡旅游地还属于由重庆和宜昌支配的一线串珠式沿江游览，沿江区县(11个)为一个旅游体系，纵深区县则未纳入旅游开发；2004年以后由于局部的基础设施开始完善，以重庆和宜昌为起点的短途游，如重庆一武隆、重庆一丰都、宜昌一奉节一宜昌等旅游线路出现，旅游地空间开始分化为若干核心旅游区县(万州、夷陵、武隆、丰都、秭归、奉节、巫山等)和边缘旅游区县；近年来由于沿江交通基本贯通，但纵深交通还远未完善，因此旅游空间体系再次恢复到沿江区县和纵深区县的两个体系，与2003年之前的区别在于沿江旅游的自组织性增强，是一种内生的再均衡。而旅游收入流2005年后分标度的覆盖范围较广，主要是因为自2004年两省市签署了《协议》后，三峡主要景区(主要是沿干流景区)均被纳入重庆交旅集团和湖北鄂西圈投(以下简称两大公司)的控股，收入流结构体现了资本结构，未纳入标度的是位于前端和后端的城市，前者经济体量较大，两大公司的投资还不能完全影响当地旅游经济，后者则还未得到两大公司的投资。
(4)区内客流体系的首位城市万州无疑是三峡旅游地空间组织的核心，但实际游客值远落后于理论游客最大值，且在2004年、2006年、2007年、2008年4年中首位城市游客量处于无标度区间；收入流分析中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2004年以前夷陵的实际收入仅为不分标度回归理论收入值的1／3，2005年以后首位城市(主要是万州)的收人流也处于无标度区间，实际收入约为理论收入值的1／2。其中主要原因是以万州为代表的首位城市还并未完全发育成三峡旅游地空间体系中真正的首位城市(即重庆、宜昌还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但近年来收入流标度范围保持稳定，且不分标度的齐夫系数逐渐减小，收入流实际值与理论值的差距也在变小，这表示三峡旅游发展的内生动力开始提升。
5 三峡旅游地空间变动影响因素分析
近年来三峡旅游地空间结构的变动，是多方面原因相互作用的结果。基于齐夫系数的分析量化描述了近年来三峡旅游空间变动的趋势，并检验了部分假设，但还不能完全解释三峡旅游地自2003年以后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对旅游空间的深远影响。
5.1根本性的旅游产品变动导致景区空间结构变动
现有的研究认为，三峡工程竣工及蓄水造成的旅游资源和产品变动导致了景区空间结构变动：一是旅游地东端新增了一处世界级现代工程景观三峡大坝，二是当蓄水量达到175米水位时会导致区内从“激流险滩”向“高峡平湖”转变。目前三峡旅游地已经有39处重要旅游景观(占原三峡旅游景观的13％)全淹和半淹，激流险滩向支流上游延伸，库区形成了总面积达1000多平方千米的11个湖泊群、14个岛屿及半岛构成的高峡平湖景观，但这些新形成的资源尚未形成旅游产品。
从目前来看，如下两方面旅游产品的根本性变化才是导致三峡旅游景区空间结构变动的原因：一是重庆直辖以来迅速发展，已经成为远超过三峡旅游组织的，集商务、会展、观光、度假等功能的重要都会旅游目的地；二是武隆喀斯特地貌等高等级资源(世界自然遗产)的申报和开发，使之从乌江次轴上的旅游节点转变为独立于三峡的重要旅游目的地。
在此影响下，传统的“重庆一宜昌”三峡旅游向“万州一宜昌”转变，万州成为三峡旅游组织的中心城市，狭义的三峡旅游时空间范围也向东压缩，奉节一巫山成为东段旅游组团的中心，而西段旅游组团中心由丰都转为了武隆，传统的三峡西段游向重庆都市圈旅游转变，三峡旅游地空间“东西压缩”的趋势转变为了“东西分化”。从齐夫系数上看，2004～2008年是主要的转型期，2009年后结构性转型已经基本完成。武隆、奉节、巫山、巴东等县在旅游体系中的地位不断提升预示着三峡旅游地和神农架、恩施州等区外旅游产品组团的跨区合作开始萌芽。
5.2旅游交通网络成型推动旅游空间体系趋于均衡
蓄水后，三峡旅游地沿江陆上交通的高速公路覆盖率达到80％，主要景区均有省道以上道路连接；水上航道也因蓄水而升级1760多千米，其中，等级航道增长25.6％，并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港口码头体系和机场群体系，三峡旅游地交通体系基本成型。这是区域旅游空间体系从极化趋于均衡，客流齐夫系数在从增大转为平缓的最重要原因，并从根本上促成了区内旅游从旅行社、游船公司主导的发展向自组织发展转变。随着交通设施从沿江向纵深地区建设完善，三峡旅游地空间体系将很可能广泛地趋向均衡。
旅游交通的完善也推动了旅游城镇职能体系的分化。其中，万州是沪蓉、沪渝高速的交汇点，拥有机场和枢纽港口，是三峡旅游地的交通枢纽，但自身旅游资源品质不高，商务、休闲等都市旅游产品又尚未成型，因此游客量大而旅游收入较低，是三峡旅游空间的组织者；夷陵所在的宜昌是湖北省次中心城市，是通往恩施、神农架的门户，夷陵区与秭归共用港口，共同构成了三峡旅游地东段的组织者；武隆主要因为其顶级的旅游资源(世界自然遗产)和大为改善的交通条件而成为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游客人数虽不如万州、夷陵一秭归，但2009年的旅游收入已经跃居区内第一；奉节一巫山等城镇由于交通条件改善和自身的优质资源进入迅速发展阶段；巴东日益成为三峡旅游和神农架、恩施州旅游的中转枢纽。从旅游轴线上来看，长江黄金水道虽然仍在加强，但沪渝、沪蓉等高速的轴线组织能力增长更快，大宁河(巫山—巫溪)、神农溪(巴东—神农架)等支流也将成为跨区旅游合作的重要轴线。
旅游交通完善也推动了具有较好区内交通条件，相似历史文化渊源，相似或互补旅游资源的次区域合作。除了早已达成协议的“巫山一奉节一巫溪”旅游合作金三角以外，2007年9月，万州、开县、云阳也签订《万开云区域合作框架协议》，全面推进区域旅游合作。 5.3旅游资本跨区整合是否加剧“空间掠夺”尚待观察
旅游收入流的研究表明，近年来三峡旅游地的收入结构趋向均衡，是得益于区域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协议》后的资本整合。目前重庆交旅集团控股、建设和运营管理的景区就包括白鹤梁、丰都名山、石宝寨、张飞庙、青龙瀑布、白帝城、天坑地缝、小三峡神女溪、红池坝和宁厂古镇，几乎囊括了传统三峡旅游重庆段的所有重要景点。
但这一资本跨区整合是否会进一步加剧“空间掠夺”尚没有数据和分析的支撑。地方政府和支持者认为，这种整合有助于重点景区的高品质建设，进而有助于做大旅游蛋糕，带动周边中小景区和服务企业的发展，提高自我发展能力，现有齐夫(Zipf)系数分析也证明了这一点；反对者则认为这种所谓“高品质”的旅游建设对旅游服务质量不高的当地企业和旅游服务技能较低的当地居民不仅没有帮助，反而加剧了淘汰，而且在我国当前的税收体制下，这些景区收益的绝大部分将流向少数中心城市，是一种典型的空间掠夺。
6 结论与展望
三峡旅游地经过近30年的发展，经历了“末日促销”和三峡大坝建设带来的旅游资源巨变，目前已经趋向于平稳发展，其空间结构变动已经达到甚至超出了蓄水前研究的预计。本文以2003～2009年三峡旅游地15区县的国内游客数和国内旅游收入数据为依据，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定性检验和量化研究了三峡旅游地的空间结构变动，并进一步探讨了这一变动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三峡旅游地的空间体系总体上已经从极化趋向均衡，并向位序规模体系演进，这其中的主要动力是旅游交通体系的完善以及旅游城镇体系职能分化；(2)目前三峡旅游地还处于转型时期，重庆和宜昌的影响仍在，以万州和夷陵一秭归为组织核心，三峡大坝一巫山一奉节为主要旅游吸引物，长江水道、沪渝、沪蓉高速为轴线的旅游空间结构也已经开始成形。但西部旅游组团的核心由丰都转为武隆，且已经区别于三峡旅游而成为重庆都市圈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东西分化”的格局已经形成；(3)奉节一巫山、巴东等区县的旅游发展十分迅速，预示着三峡旅游与神农架、恩施州的合作将进一步加强，大宁河、神农溪将成为未来区域旅游“南北扩张”的重要轴线；(4)隐藏在空间结构变迁之下的是资本结构的整合，目前区内核心旅游资源已经被两大公司控制，并带动了地方旅游产业发展，形成了相对均衡的产业空间结构，但未来的发展趋势还难以预测。
受限于研究区域统计数据，本文在方法的应用和拓展上，以及进一步分析区内旅游发展的驱动因素及其演化规律中都受到一定的局限，从而难以对未来发展做出进一步预测。此外，不同于资源、交通等变化带来的直接影响，近年来出现的跨区资本运作将间接但更加深刻地影响区域旅游空间重构，这也是今后三峡旅游业进一步发展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