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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祖康是王洪文的贴身秘书。“文化大革命”10年，廖祖康一直在王洪文身边工作。1976年10月6日，那四颗灾星被一举扫落，而廖祖康却于10月5日在上海举行婚礼。新婚才9天，他奉命于10月14日飞往北京。一到那里，他便被送入北京卫戍区隔离审查。廖祖康的记忆力很好，表达也很清楚，但似乎还有点拘谨，有些顾虑，有的事大抵还不到可以彻底“透明”的时候。
王洪文读不进马列毛的书
王洪文从上海调往北京是1972年9月7日。那是在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失去了“亲密战友”林彪，不得不另选接班人。毛泽东当时考虑的接班人有两个：一个是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华国锋，另一个便是王洪文。
洪文第一次在全国崭露头角，是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当时，在大会上需要工人、农民、解放军、妇女代表发言，分别选中了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尉凤英4人。从此，王洪文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代表人物”。不过，1972年9月，毛泽东调王洪文进京时，连王洪文也不知道去干什么。据廖祖康回忆，当时只说进京学习，所以王洪文只带个旅行袋和他一起离开上海，以为是短期出差。到了北京，王洪文被接到钓鱼台，住在九号楼二楼。当时，一上二楼，便是姚文元住的一套房间。里面则是张春桥住。王洪文初来，住在同一层的副楼里。
刚到北京，王洪文觉得很不习惯：一是要他看书，看一大堆马、列和毛泽东的书，他看不进去，坐不住；二是没有小兄弟你来我往，寂寞得很；三是生活习惯颠倒，要适应毛泽东的习惯，下午三四点钟起床，晚上开会、工作，早上八九点钟睡觉，如同棉纺厂里上夜班似的。当时，要王洪文去列席各种各样的会议，坐在那里听，如同大学里的旁听生一般。这期间，毛泽东找王洪文谈了几次，问他一些问题，让他答复。最初，王洪文在那里想念上海，巴不得早一天结束这种“学习”回上海去。后来，王洪文明白了毛泽东的用意，理所当然安心了。
在1973年5月下旬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决定正式把王洪文从上海调入中央，并宣布王洪文、华国锋、吴德3人列席中央政治局并参加工作。吴德当时是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所以列席中央政治局。而王洪文、华国锋列席中央政治局，则是毛泽东出于培养接班人的考虑。也就在这次会议上，根据毛泽东提议，王洪文负责中央党章修改小组工作。这意味着王洪文结束了在北京的“见习期”。这年8月20日，由104人组成的中共“十大”的选举准备委员会在京成立。毛泽东提出惊人的建议：王洪文出任主任，而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江青、张春桥、李德生为副主任。王洪文已经被放在非常显赫的位置上。果然，在中共“十大”，王洪文一跃而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成为仅次于毛泽东、周恩来的第三号人物。此后，每当毛泽东会见外国首脑，他的一侧坐着病情日重的周恩来，另一侧则坐“少壮派”王洪文。
毛泽东说“你不要搞‘四人帮’”
从1973年9月12日王洪文第一次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国首脑，到1974年5月29日，总共16次。然而，此后毛泽东许久不露面。到了3个多月后的9月4日，毛泽东会见多哥总统埃亚德马时，坐在毛泽东一侧的不再是王洪文，却是重新复出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还不到一年，王洪文便失宠于毛泽东，其中的原因便是王洪文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
王洪文对邓小平恨之入骨。于是，便发生了“长沙告状事件”。毛泽东1974年10月13日凌晨坐火车抵达长沙，当天，他便接见了周恩来和王洪文。当时，廖祖康坐在外面，不知道毛泽东跟他们谈些什么，只是发觉王洪文出来后闷闷不乐，双眉紧皱。事后才知道，毛泽东当着周恩来的面，批评了王洪文：“江青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是有……你不要搞‘四人帮’。”
翌日，毛泽东更尖锐地批评王洪文，要他写书面检讨。王洪文不得不写了检查：“这次来长沙向主席汇报工作，又一次聆听了主席的教导，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特别是主席对我的批评：‘你不要搞四人帮’。主席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我诚肯（恳）地接受主席的批评教育……”
1974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81岁寿辰。廖祖康记得，那天毛泽东打发王洪文去韶山参观，廖祖康与王洪文同去。正是在这一天，毛泽东和周恩来长谈，定下了四届全国人大的人选名单。周恩来在毛泽东卧室里谈至深夜。12天后，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京召开。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选举朱德继续担任人大委员长。张春桥也只是当上国务院副总理，而第一副总理为邓小平。江青的组阁阴谋失败了……
我问廖祖康，王洪文身为党的副主席，却在中南海钓鱼、打鸟、玩摩托车，是否确有其事。廖祖康说：“事情是有的。不过，王洪文刚进北京时曾经十分小心谨慎。后来，他失意了，就玩了起来。这可以说是他失意时心情的流露。我曾劝过他，中南海是什么地方，你在这里“嘭嘭嘭”骑摩托车兜风，别人会怎样说你？影响多不好！可是，当时他连我的话也听不进去了。”廖祖康又补充说道：“外界关于王洪文的有些传闻不确切。比如说他跟某个女演员如何如何。在北京，我跟王洪文一直生活在一起。传闻纯属捕风捉影。”
（摘自《羊城晚报》）
王洪文读不进马列毛的书
王洪文从上海调往北京是1972年9月7日。那是在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失去了“亲密战友”林彪，不得不另选接班人。毛泽东当时考虑的接班人有两个：一个是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华国锋，另一个便是王洪文。
洪文第一次在全国崭露头角，是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当时，在大会上需要工人、农民、解放军、妇女代表发言，分别选中了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尉凤英4人。从此，王洪文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代表人物”。不过，1972年9月，毛泽东调王洪文进京时，连王洪文也不知道去干什么。据廖祖康回忆，当时只说进京学习，所以王洪文只带个旅行袋和他一起离开上海，以为是短期出差。到了北京，王洪文被接到钓鱼台，住在九号楼二楼。当时，一上二楼，便是姚文元住的一套房间。里面则是张春桥住。王洪文初来，住在同一层的副楼里。
刚到北京，王洪文觉得很不习惯：一是要他看书，看一大堆马、列和毛泽东的书，他看不进去，坐不住；二是没有小兄弟你来我往，寂寞得很；三是生活习惯颠倒，要适应毛泽东的习惯，下午三四点钟起床，晚上开会、工作，早上八九点钟睡觉，如同棉纺厂里上夜班似的。当时，要王洪文去列席各种各样的会议，坐在那里听，如同大学里的旁听生一般。这期间，毛泽东找王洪文谈了几次，问他一些问题，让他答复。最初，王洪文在那里想念上海，巴不得早一天结束这种“学习”回上海去。后来，王洪文明白了毛泽东的用意，理所当然安心了。
在1973年5月下旬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决定正式把王洪文从上海调入中央，并宣布王洪文、华国锋、吴德3人列席中央政治局并参加工作。吴德当时是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所以列席中央政治局。而王洪文、华国锋列席中央政治局，则是毛泽东出于培养接班人的考虑。也就在这次会议上，根据毛泽东提议，王洪文负责中央党章修改小组工作。这意味着王洪文结束了在北京的“见习期”。这年8月20日，由104人组成的中共“十大”的选举准备委员会在京成立。毛泽东提出惊人的建议：王洪文出任主任，而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江青、张春桥、李德生为副主任。王洪文已经被放在非常显赫的位置上。果然，在中共“十大”，王洪文一跃而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成为仅次于毛泽东、周恩来的第三号人物。此后，每当毛泽东会见外国首脑，他的一侧坐着病情日重的周恩来，另一侧则坐“少壮派”王洪文。
毛泽东说“你不要搞‘四人帮’”
从1973年9月12日王洪文第一次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国首脑，到1974年5月29日，总共16次。然而，此后毛泽东许久不露面。到了3个多月后的9月4日，毛泽东会见多哥总统埃亚德马时，坐在毛泽东一侧的不再是王洪文，却是重新复出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还不到一年，王洪文便失宠于毛泽东，其中的原因便是王洪文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
王洪文对邓小平恨之入骨。于是，便发生了“长沙告状事件”。毛泽东1974年10月13日凌晨坐火车抵达长沙，当天，他便接见了周恩来和王洪文。当时，廖祖康坐在外面，不知道毛泽东跟他们谈些什么，只是发觉王洪文出来后闷闷不乐，双眉紧皱。事后才知道，毛泽东当着周恩来的面，批评了王洪文：“江青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是有……你不要搞‘四人帮’。”
翌日，毛泽东更尖锐地批评王洪文，要他写书面检讨。王洪文不得不写了检查：“这次来长沙向主席汇报工作，又一次聆听了主席的教导，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特别是主席对我的批评：‘你不要搞四人帮’。主席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我诚肯（恳）地接受主席的批评教育……”
1974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81岁寿辰。廖祖康记得，那天毛泽东打发王洪文去韶山参观，廖祖康与王洪文同去。正是在这一天，毛泽东和周恩来长谈，定下了四届全国人大的人选名单。周恩来在毛泽东卧室里谈至深夜。12天后，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京召开。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选举朱德继续担任人大委员长。张春桥也只是当上国务院副总理，而第一副总理为邓小平。江青的组阁阴谋失败了……
我问廖祖康，王洪文身为党的副主席，却在中南海钓鱼、打鸟、玩摩托车，是否确有其事。廖祖康说：“事情是有的。不过，王洪文刚进北京时曾经十分小心谨慎。后来，他失意了，就玩了起来。这可以说是他失意时心情的流露。我曾劝过他，中南海是什么地方，你在这里“嘭嘭嘭”骑摩托车兜风，别人会怎样说你？影响多不好！可是，当时他连我的话也听不进去了。”廖祖康又补充说道：“外界关于王洪文的有些传闻不确切。比如说他跟某个女演员如何如何。在北京，我跟王洪文一直生活在一起。传闻纯属捕风捉影。”
（摘自《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