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98年3月，笔者前往桓仁县木盂子镇仙人洞村采访，潘国权老人叼着一只挺大的黑色烟斗，坐在炕头上跟我唠抗联。
杨靖宇是1934年2月到仙人洞的。但老人记不得这个时间了，只记得那年自己18岁。
老人说：杨司令来村里之前，先来了一支部队。下半夜，随着狗叫了一阵子，就听外边有人群踩雪的脚步声，俺心里咯噔一下——胡子来了！那时，遍地起胡子，还有“棒子手”“砸孤丁”，虽然穷人家没啥可抢的，可好吃好喝也伺候不起呀？有姑娘媳妇的人家就更担惊受怕了。俺大气儿不敢出。这时，就听见有人敲门了，叫“大爷”“大娘”，让开门，要借个宿，还说“俺们不是胡子”。这倒稀奇了，半夜三更找上门来的还有不是胡子的？可是不是胡子也得开门呀，要把人家给惹火了，那不是找死吗？俺赶紧下了地。俺爹怕俺冒失，说话不周全冲撞了人家，把俺挡在身后。开了门，说话的人却不进来，说让家里人穿好衣服他们再进屋。俺就寻思，还有这么“讲究”的胡子？那时俺家二十来口人，南北大炕，一边穿衣服，一边倒出一边大炕。他们说睡地上就行，又问有没有谷草、秫秸，然后一人抱几捆谷草铺到地上。大冬天的，谷草上面都是雪，也抖搂不尽，抱屋里就化了，潮乎乎的，可这帮人就那么睡，连灶房的地上都躺满了人。
老人说，这些人都戴着“红胳膊箍”，第二天有识字的人认出来了，上面写着“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师”。
独立师军需部部长韩震住在高俭地村彭玉堂家。见彭玉堂要给他杀鸡，韩震说“我来杀”，接过鸡就放了：“你这么外道，还让俺怎么在你家待呀？”
正月十五元宵节，杨靖宇率队伍来到仙人洞。村里男女老少扭起秧歌欢迎“红军”——因为这些人戴着“红胳膊箍”。
潘国权扭得好，唱得也好，大家叫喊着让他来一个，他开口即唱：“十三大辙唱江洋，杨司令在上听其详……”
唱完了，扭完了，杨靖宇给秧歌队的人逐一发香烟。这在民间是一种很高的礼遇。红军杨司令给的烟卷，有些人几天都不舍得抽。
然后，杨靖宇站在石头台阶上讲话，说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抗日救国的队伍。谁愿当兵，俺们欢迎；不愿当兵的，以后部队常来这里，跑个腿，送个信，帮帮忙，也是抗日救国。“日本子占了东三省，咱不能光顾自己家的小日子，没有国哪有家呀？”
村里老人还记得杨靖宇的模样——高个儿，挺瘦，瓜子脸带点儿棱角，大眼睛，高鼻梁，穿青色棉衣，披黄呢大衣，背支匣子枪。声音洪亮，关里口音，管日本叫“儿本”，管革命叫“给命”。
杨靖宇来仙人洞，是考察地理、民情，看能否在这一带建立根据地。
有40多户人家的仙人洞，位于桓仁、兴京两县交界处，偏僻闭塞，历来为官府统治薄弱地区，当时日伪势力也未波及这里，没有任何敌伪机构。辽东山区沟壑纵横，峰岭如浪，这里更有“辽东屋脊”之称的老秃顶子山，南至宽甸，西连本溪，东望通化，可往任何方向进出；退守则如鱼儿潜入大海，是一个天然的游击战乐园。至于屯兵存粮、疗伤养病，大山深处万无一失。不仅如此，这里还与奉天、抚顺、本溪等重工业城市近在咫尺，紧邻连接朝鲜的安奉铁路，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一军要在南满有所作为，这里是必争之地。
4月，3团11连50多人在连长马广福的带领下，来到洼子沟、仙人洞一带。紧接着，团长韩浩和师军需部部长韩震也率30余人来到仙人洞。目的明确，就是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
不到一个月，仙人洞、高俭地、暖河子几个村落，有50多人参加红军。
后来给杨靖宇当传令兵的王传圣，这时住在仙人洞附近的头道岭子沟里。他缠磨父亲要去当红军，父亲说你才多大点儿呀？那年王传圣15岁，个子小，还单薄，一看就是个孩子。王传圣觉得自己的理由挺充分：前院小汪柱子都当红军了，李向山都当红军了。
小汪柱子年纪、个头儿跟王传圣差不多，李向山则是桓仁县赫赫有名的人物——后面将会写到，抗联在桓仁发展得那么快，与他有很大关系。
到底把父親磨同意了，王传圣趴地上磕个头，就去找到部队要参军。部队嫌他小，不要，正没辙呢，恰巧碰上李向山。可李向山怎能认识他呀？他就说，俺爹叫王玉琳，你在县里当劝学员（相当于教育局督察）时，俺爹给你当过马弁呢。李向山想起来了，觉得这个小孩怪机灵的，就说“要了吧，俺作保”。那时，参军得有保人，一是防止奸细混进来，二是怕你想家开小差。
下午部队行军，爬山时，王传圣看到前边有个人像分家另过的大哥王传清，他上前一看，正是。兄弟俩几乎同声道：“你怎么也来了？”后来，王传圣的五叔和姑父也参加了抗联——只有他一个人活了下来。
杨效康父母双亡，扔下他和两个弟弟、一个妹妹。父亲生前欠12元地亩捐，百家长追着他要，一口一个“父债子还”。他和大弟弟一商量，把小弟送人了，再给妹妹找个人家当了童养媳，就领着大弟弟去找红军。
杨效康的年纪跟王传圣差不多，大弟弟更小，又没保人，部队哪里肯要？哥儿俩硬赖着不走，部队走到哪儿跟到哪儿，跟了十来天，最后算是收留了。两个月后，小弟弟因为在人家挨打受气，也找来了。1940年在濛江县龙泉镇西翁圈，小弟弟和三师师长曹亚范一起牺牲了。大弟弟是三年后在珲春牺牲的。
潘国权没用保人就参了军，因为元宵节扭秧歌，他是“明星”，部队的干部战士都认识。潘国权没敢告诉爹妈他想参军，带着汪红海、张国全两个小伙子，一起去沟里老秃顶子山下找部队，去了部队就要了。几天后，潘国权他妈撵去了，抱住他哭，非让他回去不可。杨靖宇就让他回去，说前方打仗，后方得有人支援，堡子里需要你干的事多了，以后有人会去找你，告诉你干什么、怎么干。潘国权一想也是，就跟母亲回了村。
老人说，那时有支歌，叫《起来，齐心》，说着说着就唱了起来：“起来，齐心，参加人民革命军！你也愿去，我也愿去，共同打日本！”
……
跟潘国权一样，当年和现在都住在仙人洞的樊万林老人，那年15岁，去参军也给打发回来了。笔者采访时，身高也就一米六出点儿头的老人说，杨木井子有个杨福荣，比俺还小一岁，可人家长得高高壮壮的，去了部队就要了。俺说不公平。杨司令笑了，拿手比画着自己脖子下边说，再过两年，长到这么高了就要你。 鏵尖子镇的赵明山老人说，抗联来桓仁那年，他17岁。独立师三团要过浑江，找人摆渡，对他们说，我们不是胡子，是东北人民革命军，抗日救国的。可老百姓哪懂这个啊。那年头，见着扛枪的，能跑的撒丫子就跑，来不及跑的就只能硬挺着了。老人说，一个挎匣子枪的大个子瞅瞅俺说：“这不是三子吗？”俺一看，是俺的两姨舅舅马长岭，后来知道他是个连长。他问，你会使“槽子”吗？——桓仁人管小船叫“槽子”。俺说会，就跟他走了。东家派人去俺家报信，说你们家三子跟一帮戴“红胳膊箍”的胡子走了。俺爹扔下手里的活儿就撵来了。俺两姨舅先跟俺爹商量，让俺参军。俺爹不听，俺舅就“哈唬”俺爹：“你也是个大老爷们儿，自己不抗日，还不让儿子抗日？”又问俺：“你是抗日还是回家？”俺说要抗日。俺爹恨不得揍俺一顿，说“枪子”不认人哪。俺舅说：“有俺就有他，就是死了，为了抗日救国，也值！”俺爹抹着眼泪走了。俺爹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不明白俺参加的是什么队伍。很快堡子里都传说俺当胡子了，戳俺家人的脊梁骨。
老人说，第一次见到抗联，他们张口第一句就是“俺们不是胡子”。后来俺也一样，走到哪里，特别是到了没去过的地方，张口就是这句话。那时在老百姓眼里，扛枪的人，除了官军，就是胡子。先来一句“俺们不是胡子”，多少也能算颗定心丸，然后再说不是胡子是什么。不然，人家撒丫子跑了，再不就喊“胡子进堡子了”，敲锣打盆的，抄起家什跟你干上了。
老人说，那时参军叫“上队”，地方干部到部队工作，也叫“上队”。俺上队几天后，一个干部见到俺，说这小孩儿哪来的？有保吗？俺舅说：“是俺的两姨外甥，俺保了。”
丛茂山老人上队时就不用保人了。他是本溪县兰河峪乡刘堡人，1935年夏天上队的。那天，他在山上放羊，山梁上过来一群扛枪的人。他以为是胡子，想跑，又舍不得那群羊。那群人戴着红袖标，挺和气，问他多大年纪了，家住哪儿，家里都有什么人，又问他听没听说过红军。一个挎匣子枪的人说，你上队当红军吧，打日本子。丛茂山说：“行啊，俺得回家告诉一声，把羊赶回去。”那人说，俺们会告诉你家的，把羊给你赶回去。
66年后，在本溪县光荣院，丛茂山老人说，两年后，俺负伤了，在密营养伤，那是真想家呀，动摇过，但也没跑。要说俺当时有多高觉悟，不是那么回事儿。俺就寻思，俺是中国人，还是个爷们儿，不能当亡国奴。这一走就是六年，俺家可遭殃了。俺上队第二天，日本守备队来了，把房子烧了，俺爹俺妈和两个哥哥都给抓到碱厂镇子里。因为有走狗、密探呀。俺妈六十多岁，一股火上来，死了。唉，有国没家了，救国救不了家呀。
老人个儿不高，说俺年轻时可有劲了，不然怎么能当兵没几天就去了机枪连呀。一挺歪把子28斤，压满子弹30多斤，但俺不觉得沉，登山爬砬子可来劲了。
丛茂山、赵明山、潘国权等人与后来当了干部的抗联老人不同的是，除了打了几年鬼子外，这辈子就是农民，张口都是地道的庄稼嗑儿。
赵明山也在机枪连干过两年，我问丛茂山认不认识这个人。老人说，你一提名字俺就蒙了，那时俺们当兵的没有名字，只有号数，叫“×号战士”。按班论，从一号到几号、十几号。俺刚参军时是“六号战士”，后来当到“二号战士”，就是副班长，一号是班长。
赵明山开头是“八号战士”，后来也当到“二号战士”。王传圣、杨效康等人也都有号。抗联一军的士兵，参军后就没了姓名，只有号数。平时唠嗑，开会点名，战场上下达命令，“三号掩护”“四号冲锋”，都只称呼号数。像你姓啥啊、家在哪儿啊，这种家常嗑儿都不准唠。这是纪律。每个士兵的自然情况，只有连长、指导员知道。各级干部也只称呼职务，顶多加上个姓。赵明山从四连到机枪连、保安连，连里干部因伤亡、调动不知道换了多少茬，除了两姨舅舅马长岭外，他顶多就知道个外号。
今人只知道当年的地下党通常用化名，很少有人知道抗联士兵的姓名也要保密，而且不是化名，只是个号数、编号。这在古今中外的军队中，恐怕都是绝无仅有的了。
任何事物都是环境使然——读者看下去就会明白，这种地下党似的抗日武装，为什么只能出现在中国的东北抗联里。
（待续）
杨靖宇是1934年2月到仙人洞的。但老人记不得这个时间了，只记得那年自己18岁。
老人说：杨司令来村里之前，先来了一支部队。下半夜，随着狗叫了一阵子，就听外边有人群踩雪的脚步声，俺心里咯噔一下——胡子来了！那时，遍地起胡子，还有“棒子手”“砸孤丁”，虽然穷人家没啥可抢的，可好吃好喝也伺候不起呀？有姑娘媳妇的人家就更担惊受怕了。俺大气儿不敢出。这时，就听见有人敲门了，叫“大爷”“大娘”，让开门，要借个宿，还说“俺们不是胡子”。这倒稀奇了，半夜三更找上门来的还有不是胡子的？可是不是胡子也得开门呀，要把人家给惹火了，那不是找死吗？俺赶紧下了地。俺爹怕俺冒失，说话不周全冲撞了人家，把俺挡在身后。开了门，说话的人却不进来，说让家里人穿好衣服他们再进屋。俺就寻思，还有这么“讲究”的胡子？那时俺家二十来口人，南北大炕，一边穿衣服，一边倒出一边大炕。他们说睡地上就行，又问有没有谷草、秫秸，然后一人抱几捆谷草铺到地上。大冬天的，谷草上面都是雪，也抖搂不尽，抱屋里就化了，潮乎乎的，可这帮人就那么睡，连灶房的地上都躺满了人。
老人说，这些人都戴着“红胳膊箍”，第二天有识字的人认出来了，上面写着“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师”。
独立师军需部部长韩震住在高俭地村彭玉堂家。见彭玉堂要给他杀鸡，韩震说“我来杀”，接过鸡就放了：“你这么外道，还让俺怎么在你家待呀？”
正月十五元宵节，杨靖宇率队伍来到仙人洞。村里男女老少扭起秧歌欢迎“红军”——因为这些人戴着“红胳膊箍”。
潘国权扭得好，唱得也好，大家叫喊着让他来一个，他开口即唱：“十三大辙唱江洋，杨司令在上听其详……”
唱完了，扭完了，杨靖宇给秧歌队的人逐一发香烟。这在民间是一种很高的礼遇。红军杨司令给的烟卷，有些人几天都不舍得抽。
然后，杨靖宇站在石头台阶上讲话，说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抗日救国的队伍。谁愿当兵，俺们欢迎；不愿当兵的，以后部队常来这里，跑个腿，送个信，帮帮忙，也是抗日救国。“日本子占了东三省，咱不能光顾自己家的小日子，没有国哪有家呀？”
村里老人还记得杨靖宇的模样——高个儿，挺瘦，瓜子脸带点儿棱角，大眼睛，高鼻梁，穿青色棉衣，披黄呢大衣，背支匣子枪。声音洪亮，关里口音，管日本叫“儿本”，管革命叫“给命”。
杨靖宇来仙人洞，是考察地理、民情，看能否在这一带建立根据地。
有40多户人家的仙人洞，位于桓仁、兴京两县交界处，偏僻闭塞，历来为官府统治薄弱地区，当时日伪势力也未波及这里，没有任何敌伪机构。辽东山区沟壑纵横，峰岭如浪，这里更有“辽东屋脊”之称的老秃顶子山，南至宽甸，西连本溪，东望通化，可往任何方向进出；退守则如鱼儿潜入大海，是一个天然的游击战乐园。至于屯兵存粮、疗伤养病，大山深处万无一失。不仅如此，这里还与奉天、抚顺、本溪等重工业城市近在咫尺，紧邻连接朝鲜的安奉铁路，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一军要在南满有所作为，这里是必争之地。
4月，3团11连50多人在连长马广福的带领下，来到洼子沟、仙人洞一带。紧接着，团长韩浩和师军需部部长韩震也率30余人来到仙人洞。目的明确，就是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
不到一个月，仙人洞、高俭地、暖河子几个村落，有50多人参加红军。
后来给杨靖宇当传令兵的王传圣，这时住在仙人洞附近的头道岭子沟里。他缠磨父亲要去当红军，父亲说你才多大点儿呀？那年王传圣15岁，个子小，还单薄，一看就是个孩子。王传圣觉得自己的理由挺充分：前院小汪柱子都当红军了，李向山都当红军了。
小汪柱子年纪、个头儿跟王传圣差不多，李向山则是桓仁县赫赫有名的人物——后面将会写到，抗联在桓仁发展得那么快，与他有很大关系。
到底把父親磨同意了，王传圣趴地上磕个头，就去找到部队要参军。部队嫌他小，不要，正没辙呢，恰巧碰上李向山。可李向山怎能认识他呀？他就说，俺爹叫王玉琳，你在县里当劝学员（相当于教育局督察）时，俺爹给你当过马弁呢。李向山想起来了，觉得这个小孩怪机灵的，就说“要了吧，俺作保”。那时，参军得有保人，一是防止奸细混进来，二是怕你想家开小差。
下午部队行军，爬山时，王传圣看到前边有个人像分家另过的大哥王传清，他上前一看，正是。兄弟俩几乎同声道：“你怎么也来了？”后来，王传圣的五叔和姑父也参加了抗联——只有他一个人活了下来。
杨效康父母双亡，扔下他和两个弟弟、一个妹妹。父亲生前欠12元地亩捐，百家长追着他要，一口一个“父债子还”。他和大弟弟一商量，把小弟送人了，再给妹妹找个人家当了童养媳，就领着大弟弟去找红军。
杨效康的年纪跟王传圣差不多，大弟弟更小，又没保人，部队哪里肯要？哥儿俩硬赖着不走，部队走到哪儿跟到哪儿，跟了十来天，最后算是收留了。两个月后，小弟弟因为在人家挨打受气，也找来了。1940年在濛江县龙泉镇西翁圈，小弟弟和三师师长曹亚范一起牺牲了。大弟弟是三年后在珲春牺牲的。
潘国权没用保人就参了军，因为元宵节扭秧歌，他是“明星”，部队的干部战士都认识。潘国权没敢告诉爹妈他想参军，带着汪红海、张国全两个小伙子，一起去沟里老秃顶子山下找部队，去了部队就要了。几天后，潘国权他妈撵去了，抱住他哭，非让他回去不可。杨靖宇就让他回去，说前方打仗，后方得有人支援，堡子里需要你干的事多了，以后有人会去找你，告诉你干什么、怎么干。潘国权一想也是，就跟母亲回了村。
老人说，那时有支歌，叫《起来，齐心》，说着说着就唱了起来：“起来，齐心，参加人民革命军！你也愿去，我也愿去，共同打日本！”
……
跟潘国权一样，当年和现在都住在仙人洞的樊万林老人，那年15岁，去参军也给打发回来了。笔者采访时，身高也就一米六出点儿头的老人说，杨木井子有个杨福荣，比俺还小一岁，可人家长得高高壮壮的，去了部队就要了。俺说不公平。杨司令笑了，拿手比画着自己脖子下边说，再过两年，长到这么高了就要你。 鏵尖子镇的赵明山老人说，抗联来桓仁那年，他17岁。独立师三团要过浑江，找人摆渡，对他们说，我们不是胡子，是东北人民革命军，抗日救国的。可老百姓哪懂这个啊。那年头，见着扛枪的，能跑的撒丫子就跑，来不及跑的就只能硬挺着了。老人说，一个挎匣子枪的大个子瞅瞅俺说：“这不是三子吗？”俺一看，是俺的两姨舅舅马长岭，后来知道他是个连长。他问，你会使“槽子”吗？——桓仁人管小船叫“槽子”。俺说会，就跟他走了。东家派人去俺家报信，说你们家三子跟一帮戴“红胳膊箍”的胡子走了。俺爹扔下手里的活儿就撵来了。俺两姨舅先跟俺爹商量，让俺参军。俺爹不听，俺舅就“哈唬”俺爹：“你也是个大老爷们儿，自己不抗日，还不让儿子抗日？”又问俺：“你是抗日还是回家？”俺说要抗日。俺爹恨不得揍俺一顿，说“枪子”不认人哪。俺舅说：“有俺就有他，就是死了，为了抗日救国，也值！”俺爹抹着眼泪走了。俺爹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不明白俺参加的是什么队伍。很快堡子里都传说俺当胡子了，戳俺家人的脊梁骨。
老人说，第一次见到抗联，他们张口第一句就是“俺们不是胡子”。后来俺也一样，走到哪里，特别是到了没去过的地方，张口就是这句话。那时在老百姓眼里，扛枪的人，除了官军，就是胡子。先来一句“俺们不是胡子”，多少也能算颗定心丸，然后再说不是胡子是什么。不然，人家撒丫子跑了，再不就喊“胡子进堡子了”，敲锣打盆的，抄起家什跟你干上了。
老人说，那时参军叫“上队”，地方干部到部队工作，也叫“上队”。俺上队几天后，一个干部见到俺，说这小孩儿哪来的？有保吗？俺舅说：“是俺的两姨外甥，俺保了。”
丛茂山老人上队时就不用保人了。他是本溪县兰河峪乡刘堡人，1935年夏天上队的。那天，他在山上放羊，山梁上过来一群扛枪的人。他以为是胡子，想跑，又舍不得那群羊。那群人戴着红袖标，挺和气，问他多大年纪了，家住哪儿，家里都有什么人，又问他听没听说过红军。一个挎匣子枪的人说，你上队当红军吧，打日本子。丛茂山说：“行啊，俺得回家告诉一声，把羊赶回去。”那人说，俺们会告诉你家的，把羊给你赶回去。
66年后，在本溪县光荣院，丛茂山老人说，两年后，俺负伤了，在密营养伤，那是真想家呀，动摇过，但也没跑。要说俺当时有多高觉悟，不是那么回事儿。俺就寻思，俺是中国人，还是个爷们儿，不能当亡国奴。这一走就是六年，俺家可遭殃了。俺上队第二天，日本守备队来了，把房子烧了，俺爹俺妈和两个哥哥都给抓到碱厂镇子里。因为有走狗、密探呀。俺妈六十多岁，一股火上来，死了。唉，有国没家了，救国救不了家呀。
老人个儿不高，说俺年轻时可有劲了，不然怎么能当兵没几天就去了机枪连呀。一挺歪把子28斤，压满子弹30多斤，但俺不觉得沉，登山爬砬子可来劲了。
丛茂山、赵明山、潘国权等人与后来当了干部的抗联老人不同的是，除了打了几年鬼子外，这辈子就是农民，张口都是地道的庄稼嗑儿。
赵明山也在机枪连干过两年，我问丛茂山认不认识这个人。老人说，你一提名字俺就蒙了，那时俺们当兵的没有名字，只有号数，叫“×号战士”。按班论，从一号到几号、十几号。俺刚参军时是“六号战士”，后来当到“二号战士”，就是副班长，一号是班长。
赵明山开头是“八号战士”，后来也当到“二号战士”。王传圣、杨效康等人也都有号。抗联一军的士兵，参军后就没了姓名，只有号数。平时唠嗑，开会点名，战场上下达命令，“三号掩护”“四号冲锋”，都只称呼号数。像你姓啥啊、家在哪儿啊，这种家常嗑儿都不准唠。这是纪律。每个士兵的自然情况，只有连长、指导员知道。各级干部也只称呼职务，顶多加上个姓。赵明山从四连到机枪连、保安连，连里干部因伤亡、调动不知道换了多少茬，除了两姨舅舅马长岭外，他顶多就知道个外号。
今人只知道当年的地下党通常用化名，很少有人知道抗联士兵的姓名也要保密，而且不是化名，只是个号数、编号。这在古今中外的军队中，恐怕都是绝无仅有的了。
任何事物都是环境使然——读者看下去就会明白，这种地下党似的抗日武装，为什么只能出现在中国的东北抗联里。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