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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革命与改良既是人类社会变革的基本方式，也是近代中国社会各阶层探索国家生存发展出路的主要手段。二者无高下优劣之别，亦非对立排斥的关系。如果说“五四”前革命与改良的更替推进，乃中国社会各阶层在探索国家出路初期对各种民族复兴方案的不断比较和试验，或者说各种政治力量对时代话语权激烈争夺之表现的话，那么“五四”后革命主体性的形成，则是改良道路一再受阻及其试验过的各种救国方案难以展开，以及民族危机不断加深背景下民众诉求和心态发生变化的结果。近代中国革命与改良的反复实践，实质上是对旗帜、道路和主导力量的不断选择，解决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和由谁来领导的根本问题。
关键词革命，改良，国家出路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4）20-0032-07
对中国近代史上革命与改良历史作用与相互关系的认识，自20世纪初以来就是一个争执不休的话题。至今所形成的代表性观点主要有：一是20世纪50至70年代盛行的“灰色改良”说。在这种学说中，革命是推动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唯一动力，改良则是维护地主资产阶级利益、阻碍和对抗革命的工具，因而是灰色、保守和反动的。该论断在强调革命正当性的既定目标下，否认了改良的进步意义，可称之为“以革命否定改良”论。二是李泽厚等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告别革命”论。他们认为，中国近代以来的革命，①“只是一种破坏性力量”，包括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和共产革命的“历史沉淀”都是消极的，因而“要改良不要革命”。②该判断以改良代价小、进取易的优点否定了革命的正当性，故可称之为“以改良否定革命”论。三是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潮流并在改革开放实践中逐步完善的革命与改良“互为补充”说。其主要观点在金冲及先生的著述中清晰可见：改良与革命是社会变革的两种主要方式，其中前者是常规化手段，后者是一种补充形式，亦即“只有当社会经济文化的渐进变革积累到相当程度，已同它不相适应的旧的社会秩序都不能改变、已成为社会继续发展的严重障碍而且难于继续维持下去时，那种能够迅速改变原有社会秩序的革命才会到来”，而“新的社会秩序通过革命手段建立起来后，又为渐进的改革开辟了广阔的道路”。③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巨大而深刻的变革，再次证明了改良在实现社会进步上的独特优势，也事实上颠覆了“灰色改良”说的价值判断。“告别革命”论自提出后，相关讨论除邹谠《革命与“告别革命”》等少数有说服力的成果外，①多数未进入学术对话的层面，故有继续探讨的必要。革命与改良“互为补充”说对中国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已经显现，但如何将其融入历史教学，包括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之中，还是一个有待深化的课题。简言之，无论是出于进一步清理“灰色改良”说和加强与“告别革命”论学术对话的需要，还是基于深化历史教学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研究的目的，对近代中国革命与改良历史地位及其辩证关系的进一步认识和思考，都是有必要的。
当史学研究逐步摆脱二元对立思维和革命叙事范式，进入历史辩证思维和现代化视野后，对近代中国基本问题的认识越来越贴近历史的真实。特别是立足于当代中国丰富而独特的实践经验，学界对革命与改良问题的整体性反思，不仅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合法性理据，也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开辟了广阔的空间。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以及学术研究无止境的基本要求，同时提醒我们：前人的研究，包括陈旭麓先生的近代中国革命与改良相互推进的“新陈代谢”论，②黎澍先生从经济必然性视角对革命与改良历史地位的重估，③所提供的主要是方法论和思想上的启迪，而非历史研究和教学的标准答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从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视角，重新认识近代中国革命与改良的历史地位及其辩证关系，或许会有新的启发与收获。
在西方力量的压制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政治上，国家主权部分丧失，皇权渐趋式微；经济上，传统自耕农经济受到冲击，现代工商业发展举步维艰；文化上，东方农耕文明与西方工商文明发生冲突与对抗，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出现动摇；国际关系上，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被打破，中国被强制拉入以西方为中心的条约体系之中。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社会各阶层相继加入探索国家生存发展出路的行列，这便为观察其目标诉求、行动特点和历史贡献提供了一个基础性平台。
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场革命的太平天国运动，事实上也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阶级为应对不断加深的社会危机对国家出路的探索，并因外部环境的变化，其政治行动呈现出承上启下的时代特征。这场运动的路线和目标是以种族革命为号召，以农民战争方式推翻现有统治秩序，并通过社会改造，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天国”。被注入的种族革命要素，即推翻“胡虏”（满族统治）复兴“中国”（汉人政权）的社会动员和军事行动口号，④上承明清之交的反清复明思想，下接辛亥革命“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旗帜，从而使这场农民运动具有了近代民族革命的色彩。同时，运动初期禁缠足、禁买卖奴婢、禁蓄妾、禁娼妓、禁吸鸦片等社会革命举措，特别是以《天朝田亩制度》这种革命纲领形式对农民建立“四有二无”理想社会的完整表达，将旧式农民起义推向历史高峰。但太平天国社会建设方案和指导思想的非科学性，注定了其失败的命运，也标志着旧式农民战争时代的结束。《天朝田亩制度》中“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全部收获除留下“每人所食可接新谷”之口粮“余则归国库”的绝对平均主义，严格管制下百姓被“督之为农”的中世纪专制，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管理的高度一体化，以及“功勋等臣世食天禄”等规定所体现的世袭等级观念，①违背了人类社会对私有产权的自然选择意志和近代自由民主化的时代潮流。另一方面，作为运动指导理论的拜上帝教，“以民间原有之思想，牵强附会于欧人所言之宗教”，②带有浓厚的宗教性彩色；而太平天国整个行动中无所不在的神权主义，也背离了现代科学精神。③旧式农民运动在旗帜选择和建设方案制定上的这些内在缺陷，决定了“单纯的农民战争不能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历史任务”。太平天国探索国家出路的另一重要成果，即运动后期推出的《资政新篇》，其中立国法“昭法律”，举办近代工矿、交通运输、金融业，奖励科技发明、机器制造，兴办新闻馆、士民公会、医院等主张，④反映了以洪仁为代表的农民领袖“因时制宜，审势而行”，试图通过发展资本主义寻找国家出路的努力；经济方面一些设想在洋务运动中的实现，反映了这一努力方向的现实与正确性，预示着一个向西方学习的新时代的来临。概言之，太平天国的政治行动，拉开了学习西方、工业救国的序幕，也显示了古老的中国试图走出以农民战争方式实现王朝更替之历史循环的迹象。 在外来侵略与农民起义双重压力下开启的洋务运动，挽救统治危机的特征十分明显，也决定了其改良主义的基本属性；在引进西方物质文明、举办军用民用工业和发展近代教育方面，它具有改良维新的意义。⑤洋务运动继承了林则徐从鸦片战争实践中总结出的“器良、技熟、胆壮、心齐”的建军主张，⑥以及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因而可以说是清政府将思想先驱零散的探索上升为国家行动的开端。同时，它与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的内在传承性，特别是在后两个阶段向制度变革方向的逐级推进，彰显了清政府探索国家生存发展出路的行为特征和意志。进一步拉开历史观察的焦距，我们便不难发现，清政府这次探索国家出路的成果，并没有因甲午战败而终止：一方面，它提供了20世纪中国工业化的基础，如1890年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到全面抗战时期仍在发挥作用；1878年左宗棠筹设的兰州机器织呢局，直到20世纪末才完成其历史使命。另一方面，办学堂和派留学成为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开端，京师同文馆等对西学的引介，在传播新知识和新思想的同时，也正式打开了向西方学习的大门，并为后来的一系列社会变革准备了条件。但王朝自救的行动目标、守旧势力的过于强大以及探索之初认识和观念上的局限，使洋务派自觉地遵循了“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事实证明，仅以器物层面的现代化根本不足以应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易言之，重建帝国秩序这面旗帜方向上的逆时代潮流性，决定了洋务运动不可能找到真正的国家出路与实现民族复兴。
在反思洋务运动失败原因的基础上，康有为发出“非变根本之法不足以救国”即必须改旗易帜的时代强音。这场以君主立宪为目标的制度重建运动，显示了资产阶级维新派为挽救甲午战后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探索国家出路的意志和决心。尽管变法很快便归于失败，但维新派“想为衰落的中国寻找新的出路，值得大书特书”，而且在延续洋务派“学习西方、实行改革和发展资本主义”这方面的举措，正是当时中国之所需。⑦对于它的失败，不能简单地说成“改良道路行不通”，也不能归于立宪制变革的方向性错误，因为“在资产阶级革命势力兴起之前，改良运动是代表历史前进的步伐”。⑧变法失败的原因，一是改革时机不成熟，守旧氛围过于浓厚，社会变革的要求“还未被人强烈地、普遍地感觉到，因此还不能保证立即获得成功”；⑨二是理论依据不科学，用于指导变法的《孔子改制考》不过是“把陈旧古典的封面，粘上一纸‘维新变法事例’的签条，借大成至圣先师的牌位，镇服反抗变法的人”；⑩三是道路选择有偏差，维新派没有根据当时的实际找到支持变法的社会基盘，且“求治太急”，“欲于最短期内铲除千余年之积弊”，①从而混淆了改良与革命在方法、手段上的区别。
变法的失败引发了保守势力的反扑，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几乎不变的规律，此亦庚子年间义和团运动在直隶一带迅速高涨的主要原因。中西文明冲突和民族危机不断加深背景下发生的义和团运动，实际上是“中国上下不能忍受外侮压迫之情感上之爆发”，②因而也是农民阶级探索国家出路的再尝试。这场运动的贡献，主要是所显示的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反侵略精神，对挽救民族危亡即避免中国滑入殖民地深渊发挥了作用。但“扶清灭洋”运动目标的方向性错误，即昧于大势而笼统排外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反动”性；行动本身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决定了其失败的命运，也宣告了以旧式农民运动方式探索国家出路的历史性终结。同时，义和团由于缺乏是非利害辨别能力，被封建势力所驾驭和利用的弱点，再次证明农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③易言之，农民阶级要成为民主革命的主力军，需要科学旗帜的指引和先进阶级的领导。
在大历史观的视野下，庚子事变只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走民主化道路中的一个小插曲。在保守势力总动员及八国联军入侵所造成的沉重灾难，及其提供的拒绝变革和倒行逆施只会将国家带入死胡同的历史经验面前，清政府被迫举国家之力推行社会改良。作为王朝自救手段的清末“新政”，也是清政府探索国家出路行动中最辉煌的一幕。《奖励公司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等保障经济自由权的系列法规的颁布，奠定了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制度基础，近代中国也由此出现向工商社会转型的迹象；《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大清新刑律》《民律草案》提供的现代法律框架及司法制度的建立，废科举和现代教育体系的确立，预备立宪为标志的民主化建制的启动，拉开了现代社会的架构，也使“新政”成为“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可贵开端”。④但这场力度与成效均超过戊戌变化的社会制度变革，反而将清王朝拖入死亡的深渊，原因何在？这是因为，此时清政府祭出的立宪大旗，已逊色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主共和旗帜；最主要的是，清朝权贵虽有改革意向，但并无决心和诚意，“并不想通过改革来放权，而是要通过改革将君权披上现代的外衣”。⑤实质性变革一再拖延，致使其在与革命赛跑的过程中陷于越来越被动的地位；特别是从预备立宪走向政治体制变革的紧要关头，清廷又犯了回收兵权、组建皇族内阁和推行铁路国有三大致命错误，导致政府公信力全面丧失和统治危机进一步加深。革命被引爆，改良被终结。
在晚清历史上，局部革命逼出局部改良，改良反复与倒退导致统治危机加深并倒逼出全面改良，而全面改良又引发全面革命的演进路线，均非维新派、革命派的“人为造势”，而是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民众对清王朝一再坐失社会变革和发展机遇而日益不满的结果。甲午战前海军军费被移作修建颐和园，海军停建八年之久，民间自然有理由相信西太后应对这场战争的失败负主要责任。此后她剿杀戊戌变政，欲废主张维新的光绪帝，错失制度变革的良机。1900年5月又做出惊天之举，向列强各国宣战，将中国拖入战争泥潭，也使清王朝再度蒙受丧失京师之耻。《辛丑条约》让每个中国人出一两银子为其赎罪的赔款，令国人倍感义愤。随后启动的“新政”本来是清王朝纠错的最后时机，但国人寄予厚望的《钦定宪法大纲》却将颁行法律、召集解散议院及军事、行政、外交、司法大权全部集中于君主一人之手，立宪派的催促请愿活动也屡屡被打压，加上最后关头的权力回收，使清政府的改革诚意备受质疑，满汉矛盾全面激化，“全体人民感觉满清是我民族复兴的一种障碍”。⑥是时之中国，“由政治领导改进社会之希望”已为“满洲狭义的部族政权所横梗”，“不得不转由社会领导来改进政治”。⑦所以，结束清朝统治、扫除民族复兴之障碍的辛亥革命，并非“告别革命”论者所说的“未必必要”，亦非“未必必然”，因为此时的清政府事实上已成为“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① 在探索国家出路和实现民族复兴的进程中，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发起的辛亥革命，无疑具有彪炳史册的意义。它的贡献，并不限于通过颠覆帝制和创立民国将近代中国的制度变革推行阶段性高峰，还在于它以民有、民治、民享和民主、共和、法治、宪政这些原则，建构起“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基本架构”，“确立了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方向”，②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根本性变革，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它的失败即民主共和制的夭折，并不意味着辛亥革命“搞糟了”，而是它的旗帜和道路选择出现了偏差。一方面，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的狭隘性，限制了革命的进取，即“民众所接受者，仅三民主义中之狭义的民族主义耳。正惟‘排满’二字之口号极简明切要，易于普遍全国，而弱点亦在于此。民众以为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定……故当时民众心理，俱祝福于和议。逆之而行，乃至不易。”③另一方面，资产阶级革命派将有着两千多年专制传统的中国，骤然推入当时最先进的民主共和政体，在制度变革道路上“颇有一切推翻故常而陷于‘假革命’之嫌”。诚如钱穆先生所言：“一民族政治制度之真革新，在能就其自有问题得有新处决，辟新路径。不管自身问题，强效他人创制，冒昧推行……终不可久”；辛亥革命“全弃我故常之传统，以追效他邦政制之为我所素不习者，此当时一大错也”。④辛亥革命这方面的教训，成为中国人民接手马克思主义这面新旗帜，选择人民共和国这个新方案，走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条新道路的逻辑起点。
国家出路探索在民国初期的再度反复，同样不能归咎于辛亥革命。在现实层面上，这是社会大变革失败后旧势力全面进攻的结果，即“旧政权解体后紧接着的现象，便是旧的黑暗腐败势力之转见抬头，而新力量无法加以统制。”⑤从割据势力的来源上看，这并非辛亥革命的产物，而是起于从镇压太平军和捻军起义中崛起的湘淮军，并在清政府军权下移和军队多体化的格局中，随着洋务运动和编练新军而发展壮大。他们在民国初期的割据与混战，“正是旧势力旧传统在新社会的变异与表演”，且“与共和制度、共和精神是格格不入的”，这恰恰证明：“辛亥革命是何等的必要”，“辛亥革命的任务又是何等的艰巨”。⑥
民初政局的动荡混乱，各种旧势力的日渐猖獗，民生的极度凋敝，民族元气的严重损伤，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的卷土重来，使“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再次突显，并将革命与改良的道路选择再次摆到中国先进分子面前：“像中国这样知识幼稚没有组织的民族，外面的经济侵略又一天紧迫似一天，若不取急进的Revolution，时间上是否容我们渐进的Evolution呢？”⑦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以革命手段实现根本性制度变革和社会改造，成为时代最强音，革命与战争也因此上升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和主体。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暴露的西方文明的内在弊端，加速了人类思想界的大分化，即在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民族国家主义基础上，出现或发展了否定自由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极端化的民族国家主义即法西斯主义，否定民族国家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等思潮。经过对各种新思想的试验与比较，中国先进分子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在不断探讨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成功实践了人民共和国的建设方案，基本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个时期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知识分子和梁漱溟、晏阳初等乡村建设派所倡导的社会改良，与高歌猛进的共产革命相比，尽管色泽暗淡且并非社会变革的主体，但它仍属于探索国家出路的组成部分，并为当代中国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实事求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两个引领改革开放事业之口号与胡适思想的历史渊源，⑧体现了实验主义的当代价值。梁漱溟从创造新文化和培养新政治习惯做起、拯救外力侵入下文化失调和社会几近崩溃之中国的主张，①晏阳初“一切从人民出发，以人民为主，先使农民觉悟起来，使他们有自动自发的精神，然后一切工作，才不致落空”和“有了‘自力’才能做到‘更生’”的社会改造思想，②对于当今的乡村治理乃至大众文化的重建，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当然，这一时期改良运动历史地位的滑落，并不是因为他们只能解决枝节问题或空而无用，③而是“救亡图存”时代主题再次突显后革命主体性确立的结果。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在近代中国改良道路一再受阻及其试验过的各种救国方案难以展开，以及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背景下，中国社会的整体心态趋于激进，对于不能迅速改变现状和变革难以彻底的改良运动，国人渐渐失去了兴趣和关注。
一部中国近代史，一定意义上即革命与改良交相辉映、相互推进的历史。“五四”前，以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为代表的“三次革命高潮”，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这三次改良行动之间，此起彼伏、交替更迭的特征十分明显；而“五四”后，随着革命历史主体地位的确立，改良渐渐被边缘化。如果说前一阶段革命与改良的更替推进，实为中国社会各阶层在探索国家出路初期对各种民族复兴方案不断比较和试验，或者说各种政治力量对时代话语权激烈争夺之表现的话，那么后一阶段革命主体性的形成，则是改良道路一再受阻及其试验过的各种救国方案难以展开，以及民族危机不断加深背景下民众诉求和心态发生变化的结果。近代中国革命与改良的反复实践，实质上是对旗帜、道路和主导力量的不断选择，解决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和由谁来领导的根本问题。共产革命的胜利，既是近代中国社会各阶层探索国家出路历史经验的结晶，也是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人民共和国方案和无产阶级领导的结果。
既然革命与改良已被学界公认为人类社会变革的基本方式，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他们同样是近代中国社会各阶层探索国家生存发展出路、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主要手段。在探索国家出路这个平等的舞台上，从推动社会进步和贡献于民族复兴这种统一的衡量标准出发，近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发起的革命与改良，并无高下优劣之别，也非相互否定的关系和背道而驰的对立选择；不能因为改良牺牲少、进取易而否认牺牲大、进取难之革命的合理性，也不能以革命的正当性否定改良的进步意义。近代中国改良运动屡屡受挫乃至后期的边缘化，只能说明这样一个道理：开启改良与革命的钥匙并不在民众手中，即究竟是以改良化解革命，还是拒绝改良而引爆革命，决定权始终为统治集团所掌控。孙中山、毛泽东等革命家都倡导过社会改良，他们最初都希望以和平渐进的改良方式化解社会矛盾与实现民族复兴，但最后都被中国近代史上惊人相似的一幕所打断：统治者只想保住特权而不思改进，或有改良之名而无变革之实；待民众绝望且再不变革就有国破家亡危险时，革命开始酝酿与爆发，改良被迫终结。
近代中国改良进取之不易，首先在于其要求甚高。改良实质为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这就要求统治集团要有变革的勇气和决心，愿意舍弃部分权力和既得利益，并要有包容精神和足够的耐心，能够与各利益群体平等协商对话，达成多方共赢的和解方案；但这种要求在专制制度下几无实现的可能。其次，改良时机难以把握，节奏更难控制，此即法国著名史学家、社会学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所及“旧制度在变革中更易引发革命”之命题的意涵。在时机的把握上，及时有效的改良应当在社会危机不甚严重、利益集团尚未固化的情况下启动，但近代中国的改良运动都是危机倒逼下被动展开的，这不仅加剧了变革的难度，也存在随时可能引爆革命的风险。再就节奏控制而言，改良必须有持续的措施跟进和制度建树，“如果上层拖而不推，下层推而不动，一旦绝望，就是渐进式改良的终结”。④而持续深入的社会改良，往往会暴露出旧制度的种种弊端，唤醒人们的觉悟，造就新兴社会力量，引发新旧势力间的矛盾和冲突，“如果旧制度不能有效地控制这些新的社会力量，并化解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只能加速革命的进程，促使旧制度走向崩溃”。①再次，专制制度下权力的高度垄断，导致体制内关系的紧张，这就使统治者即便有变革之意，也不敢轻易放权。周边同僚，敌对阵营，个个如狼似虎，放权在大多情况下便意味着送命。而统治者的警觉又会加剧内部关系乃至整个社会心态的紧张，这又使统治者的心态更无法松弛下来。要打开这个历史死结，只有通过新的制度设计实现社会和解，缓解整体性的紧张心态和对抗意识。
【作者简介】张福运，男，1968年生，山东成武人，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责任编辑：柳文全 实习编辑：杜敬红】
关键词革命，改良，国家出路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4）20-0032-07
对中国近代史上革命与改良历史作用与相互关系的认识，自20世纪初以来就是一个争执不休的话题。至今所形成的代表性观点主要有：一是20世纪50至70年代盛行的“灰色改良”说。在这种学说中，革命是推动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唯一动力，改良则是维护地主资产阶级利益、阻碍和对抗革命的工具，因而是灰色、保守和反动的。该论断在强调革命正当性的既定目标下，否认了改良的进步意义，可称之为“以革命否定改良”论。二是李泽厚等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告别革命”论。他们认为，中国近代以来的革命，①“只是一种破坏性力量”，包括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和共产革命的“历史沉淀”都是消极的，因而“要改良不要革命”。②该判断以改良代价小、进取易的优点否定了革命的正当性，故可称之为“以改良否定革命”论。三是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潮流并在改革开放实践中逐步完善的革命与改良“互为补充”说。其主要观点在金冲及先生的著述中清晰可见：改良与革命是社会变革的两种主要方式，其中前者是常规化手段，后者是一种补充形式，亦即“只有当社会经济文化的渐进变革积累到相当程度，已同它不相适应的旧的社会秩序都不能改变、已成为社会继续发展的严重障碍而且难于继续维持下去时，那种能够迅速改变原有社会秩序的革命才会到来”，而“新的社会秩序通过革命手段建立起来后，又为渐进的改革开辟了广阔的道路”。③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巨大而深刻的变革，再次证明了改良在实现社会进步上的独特优势，也事实上颠覆了“灰色改良”说的价值判断。“告别革命”论自提出后，相关讨论除邹谠《革命与“告别革命”》等少数有说服力的成果外，①多数未进入学术对话的层面，故有继续探讨的必要。革命与改良“互为补充”说对中国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已经显现，但如何将其融入历史教学，包括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之中，还是一个有待深化的课题。简言之，无论是出于进一步清理“灰色改良”说和加强与“告别革命”论学术对话的需要，还是基于深化历史教学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研究的目的，对近代中国革命与改良历史地位及其辩证关系的进一步认识和思考，都是有必要的。
当史学研究逐步摆脱二元对立思维和革命叙事范式，进入历史辩证思维和现代化视野后，对近代中国基本问题的认识越来越贴近历史的真实。特别是立足于当代中国丰富而独特的实践经验，学界对革命与改良问题的整体性反思，不仅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合法性理据，也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开辟了广阔的空间。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以及学术研究无止境的基本要求，同时提醒我们：前人的研究，包括陈旭麓先生的近代中国革命与改良相互推进的“新陈代谢”论，②黎澍先生从经济必然性视角对革命与改良历史地位的重估，③所提供的主要是方法论和思想上的启迪，而非历史研究和教学的标准答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从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视角，重新认识近代中国革命与改良的历史地位及其辩证关系，或许会有新的启发与收获。
在西方力量的压制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政治上，国家主权部分丧失，皇权渐趋式微；经济上，传统自耕农经济受到冲击，现代工商业发展举步维艰；文化上，东方农耕文明与西方工商文明发生冲突与对抗，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出现动摇；国际关系上，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被打破，中国被强制拉入以西方为中心的条约体系之中。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社会各阶层相继加入探索国家生存发展出路的行列，这便为观察其目标诉求、行动特点和历史贡献提供了一个基础性平台。
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场革命的太平天国运动，事实上也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阶级为应对不断加深的社会危机对国家出路的探索，并因外部环境的变化，其政治行动呈现出承上启下的时代特征。这场运动的路线和目标是以种族革命为号召，以农民战争方式推翻现有统治秩序，并通过社会改造，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天国”。被注入的种族革命要素，即推翻“胡虏”（满族统治）复兴“中国”（汉人政权）的社会动员和军事行动口号，④上承明清之交的反清复明思想，下接辛亥革命“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旗帜，从而使这场农民运动具有了近代民族革命的色彩。同时，运动初期禁缠足、禁买卖奴婢、禁蓄妾、禁娼妓、禁吸鸦片等社会革命举措，特别是以《天朝田亩制度》这种革命纲领形式对农民建立“四有二无”理想社会的完整表达，将旧式农民起义推向历史高峰。但太平天国社会建设方案和指导思想的非科学性，注定了其失败的命运，也标志着旧式农民战争时代的结束。《天朝田亩制度》中“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全部收获除留下“每人所食可接新谷”之口粮“余则归国库”的绝对平均主义，严格管制下百姓被“督之为农”的中世纪专制，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管理的高度一体化，以及“功勋等臣世食天禄”等规定所体现的世袭等级观念，①违背了人类社会对私有产权的自然选择意志和近代自由民主化的时代潮流。另一方面，作为运动指导理论的拜上帝教，“以民间原有之思想，牵强附会于欧人所言之宗教”，②带有浓厚的宗教性彩色；而太平天国整个行动中无所不在的神权主义，也背离了现代科学精神。③旧式农民运动在旗帜选择和建设方案制定上的这些内在缺陷，决定了“单纯的农民战争不能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历史任务”。太平天国探索国家出路的另一重要成果，即运动后期推出的《资政新篇》，其中立国法“昭法律”，举办近代工矿、交通运输、金融业，奖励科技发明、机器制造，兴办新闻馆、士民公会、医院等主张，④反映了以洪仁为代表的农民领袖“因时制宜，审势而行”，试图通过发展资本主义寻找国家出路的努力；经济方面一些设想在洋务运动中的实现，反映了这一努力方向的现实与正确性，预示着一个向西方学习的新时代的来临。概言之，太平天国的政治行动，拉开了学习西方、工业救国的序幕，也显示了古老的中国试图走出以农民战争方式实现王朝更替之历史循环的迹象。 在外来侵略与农民起义双重压力下开启的洋务运动，挽救统治危机的特征十分明显，也决定了其改良主义的基本属性；在引进西方物质文明、举办军用民用工业和发展近代教育方面，它具有改良维新的意义。⑤洋务运动继承了林则徐从鸦片战争实践中总结出的“器良、技熟、胆壮、心齐”的建军主张，⑥以及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因而可以说是清政府将思想先驱零散的探索上升为国家行动的开端。同时，它与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的内在传承性，特别是在后两个阶段向制度变革方向的逐级推进，彰显了清政府探索国家生存发展出路的行为特征和意志。进一步拉开历史观察的焦距，我们便不难发现，清政府这次探索国家出路的成果，并没有因甲午战败而终止：一方面，它提供了20世纪中国工业化的基础，如1890年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到全面抗战时期仍在发挥作用；1878年左宗棠筹设的兰州机器织呢局，直到20世纪末才完成其历史使命。另一方面，办学堂和派留学成为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开端，京师同文馆等对西学的引介，在传播新知识和新思想的同时，也正式打开了向西方学习的大门，并为后来的一系列社会变革准备了条件。但王朝自救的行动目标、守旧势力的过于强大以及探索之初认识和观念上的局限，使洋务派自觉地遵循了“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事实证明，仅以器物层面的现代化根本不足以应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易言之，重建帝国秩序这面旗帜方向上的逆时代潮流性，决定了洋务运动不可能找到真正的国家出路与实现民族复兴。
在反思洋务运动失败原因的基础上，康有为发出“非变根本之法不足以救国”即必须改旗易帜的时代强音。这场以君主立宪为目标的制度重建运动，显示了资产阶级维新派为挽救甲午战后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探索国家出路的意志和决心。尽管变法很快便归于失败，但维新派“想为衰落的中国寻找新的出路，值得大书特书”，而且在延续洋务派“学习西方、实行改革和发展资本主义”这方面的举措，正是当时中国之所需。⑦对于它的失败，不能简单地说成“改良道路行不通”，也不能归于立宪制变革的方向性错误，因为“在资产阶级革命势力兴起之前，改良运动是代表历史前进的步伐”。⑧变法失败的原因，一是改革时机不成熟，守旧氛围过于浓厚，社会变革的要求“还未被人强烈地、普遍地感觉到，因此还不能保证立即获得成功”；⑨二是理论依据不科学，用于指导变法的《孔子改制考》不过是“把陈旧古典的封面，粘上一纸‘维新变法事例’的签条，借大成至圣先师的牌位，镇服反抗变法的人”；⑩三是道路选择有偏差，维新派没有根据当时的实际找到支持变法的社会基盘，且“求治太急”，“欲于最短期内铲除千余年之积弊”，①从而混淆了改良与革命在方法、手段上的区别。
变法的失败引发了保守势力的反扑，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几乎不变的规律，此亦庚子年间义和团运动在直隶一带迅速高涨的主要原因。中西文明冲突和民族危机不断加深背景下发生的义和团运动，实际上是“中国上下不能忍受外侮压迫之情感上之爆发”，②因而也是农民阶级探索国家出路的再尝试。这场运动的贡献，主要是所显示的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反侵略精神，对挽救民族危亡即避免中国滑入殖民地深渊发挥了作用。但“扶清灭洋”运动目标的方向性错误，即昧于大势而笼统排外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反动”性；行动本身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决定了其失败的命运，也宣告了以旧式农民运动方式探索国家出路的历史性终结。同时，义和团由于缺乏是非利害辨别能力，被封建势力所驾驭和利用的弱点，再次证明农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③易言之，农民阶级要成为民主革命的主力军，需要科学旗帜的指引和先进阶级的领导。
在大历史观的视野下，庚子事变只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走民主化道路中的一个小插曲。在保守势力总动员及八国联军入侵所造成的沉重灾难，及其提供的拒绝变革和倒行逆施只会将国家带入死胡同的历史经验面前，清政府被迫举国家之力推行社会改良。作为王朝自救手段的清末“新政”，也是清政府探索国家出路行动中最辉煌的一幕。《奖励公司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等保障经济自由权的系列法规的颁布，奠定了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制度基础，近代中国也由此出现向工商社会转型的迹象；《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大清新刑律》《民律草案》提供的现代法律框架及司法制度的建立，废科举和现代教育体系的确立，预备立宪为标志的民主化建制的启动，拉开了现代社会的架构，也使“新政”成为“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可贵开端”。④但这场力度与成效均超过戊戌变化的社会制度变革，反而将清王朝拖入死亡的深渊，原因何在？这是因为，此时清政府祭出的立宪大旗，已逊色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主共和旗帜；最主要的是，清朝权贵虽有改革意向，但并无决心和诚意，“并不想通过改革来放权，而是要通过改革将君权披上现代的外衣”。⑤实质性变革一再拖延，致使其在与革命赛跑的过程中陷于越来越被动的地位；特别是从预备立宪走向政治体制变革的紧要关头，清廷又犯了回收兵权、组建皇族内阁和推行铁路国有三大致命错误，导致政府公信力全面丧失和统治危机进一步加深。革命被引爆，改良被终结。
在晚清历史上，局部革命逼出局部改良，改良反复与倒退导致统治危机加深并倒逼出全面改良，而全面改良又引发全面革命的演进路线，均非维新派、革命派的“人为造势”，而是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民众对清王朝一再坐失社会变革和发展机遇而日益不满的结果。甲午战前海军军费被移作修建颐和园，海军停建八年之久，民间自然有理由相信西太后应对这场战争的失败负主要责任。此后她剿杀戊戌变政，欲废主张维新的光绪帝，错失制度变革的良机。1900年5月又做出惊天之举，向列强各国宣战，将中国拖入战争泥潭，也使清王朝再度蒙受丧失京师之耻。《辛丑条约》让每个中国人出一两银子为其赎罪的赔款，令国人倍感义愤。随后启动的“新政”本来是清王朝纠错的最后时机，但国人寄予厚望的《钦定宪法大纲》却将颁行法律、召集解散议院及军事、行政、外交、司法大权全部集中于君主一人之手，立宪派的催促请愿活动也屡屡被打压，加上最后关头的权力回收，使清政府的改革诚意备受质疑，满汉矛盾全面激化，“全体人民感觉满清是我民族复兴的一种障碍”。⑥是时之中国，“由政治领导改进社会之希望”已为“满洲狭义的部族政权所横梗”，“不得不转由社会领导来改进政治”。⑦所以，结束清朝统治、扫除民族复兴之障碍的辛亥革命，并非“告别革命”论者所说的“未必必要”，亦非“未必必然”，因为此时的清政府事实上已成为“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① 在探索国家出路和实现民族复兴的进程中，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发起的辛亥革命，无疑具有彪炳史册的意义。它的贡献，并不限于通过颠覆帝制和创立民国将近代中国的制度变革推行阶段性高峰，还在于它以民有、民治、民享和民主、共和、法治、宪政这些原则，建构起“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基本架构”，“确立了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方向”，②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根本性变革，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它的失败即民主共和制的夭折，并不意味着辛亥革命“搞糟了”，而是它的旗帜和道路选择出现了偏差。一方面，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的狭隘性，限制了革命的进取，即“民众所接受者，仅三民主义中之狭义的民族主义耳。正惟‘排满’二字之口号极简明切要，易于普遍全国，而弱点亦在于此。民众以为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定……故当时民众心理，俱祝福于和议。逆之而行，乃至不易。”③另一方面，资产阶级革命派将有着两千多年专制传统的中国，骤然推入当时最先进的民主共和政体，在制度变革道路上“颇有一切推翻故常而陷于‘假革命’之嫌”。诚如钱穆先生所言：“一民族政治制度之真革新，在能就其自有问题得有新处决，辟新路径。不管自身问题，强效他人创制，冒昧推行……终不可久”；辛亥革命“全弃我故常之传统，以追效他邦政制之为我所素不习者，此当时一大错也”。④辛亥革命这方面的教训，成为中国人民接手马克思主义这面新旗帜，选择人民共和国这个新方案，走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条新道路的逻辑起点。
国家出路探索在民国初期的再度反复，同样不能归咎于辛亥革命。在现实层面上，这是社会大变革失败后旧势力全面进攻的结果，即“旧政权解体后紧接着的现象，便是旧的黑暗腐败势力之转见抬头，而新力量无法加以统制。”⑤从割据势力的来源上看，这并非辛亥革命的产物，而是起于从镇压太平军和捻军起义中崛起的湘淮军，并在清政府军权下移和军队多体化的格局中，随着洋务运动和编练新军而发展壮大。他们在民国初期的割据与混战，“正是旧势力旧传统在新社会的变异与表演”，且“与共和制度、共和精神是格格不入的”，这恰恰证明：“辛亥革命是何等的必要”，“辛亥革命的任务又是何等的艰巨”。⑥
民初政局的动荡混乱，各种旧势力的日渐猖獗，民生的极度凋敝，民族元气的严重损伤，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的卷土重来，使“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再次突显，并将革命与改良的道路选择再次摆到中国先进分子面前：“像中国这样知识幼稚没有组织的民族，外面的经济侵略又一天紧迫似一天，若不取急进的Revolution，时间上是否容我们渐进的Evolution呢？”⑦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以革命手段实现根本性制度变革和社会改造，成为时代最强音，革命与战争也因此上升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和主体。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暴露的西方文明的内在弊端，加速了人类思想界的大分化，即在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民族国家主义基础上，出现或发展了否定自由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极端化的民族国家主义即法西斯主义，否定民族国家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等思潮。经过对各种新思想的试验与比较，中国先进分子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在不断探讨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成功实践了人民共和国的建设方案，基本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个时期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知识分子和梁漱溟、晏阳初等乡村建设派所倡导的社会改良，与高歌猛进的共产革命相比，尽管色泽暗淡且并非社会变革的主体，但它仍属于探索国家出路的组成部分，并为当代中国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实事求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两个引领改革开放事业之口号与胡适思想的历史渊源，⑧体现了实验主义的当代价值。梁漱溟从创造新文化和培养新政治习惯做起、拯救外力侵入下文化失调和社会几近崩溃之中国的主张，①晏阳初“一切从人民出发，以人民为主，先使农民觉悟起来，使他们有自动自发的精神，然后一切工作，才不致落空”和“有了‘自力’才能做到‘更生’”的社会改造思想，②对于当今的乡村治理乃至大众文化的重建，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当然，这一时期改良运动历史地位的滑落，并不是因为他们只能解决枝节问题或空而无用，③而是“救亡图存”时代主题再次突显后革命主体性确立的结果。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在近代中国改良道路一再受阻及其试验过的各种救国方案难以展开，以及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背景下，中国社会的整体心态趋于激进，对于不能迅速改变现状和变革难以彻底的改良运动，国人渐渐失去了兴趣和关注。
一部中国近代史，一定意义上即革命与改良交相辉映、相互推进的历史。“五四”前，以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为代表的“三次革命高潮”，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这三次改良行动之间，此起彼伏、交替更迭的特征十分明显；而“五四”后，随着革命历史主体地位的确立，改良渐渐被边缘化。如果说前一阶段革命与改良的更替推进，实为中国社会各阶层在探索国家出路初期对各种民族复兴方案不断比较和试验，或者说各种政治力量对时代话语权激烈争夺之表现的话，那么后一阶段革命主体性的形成，则是改良道路一再受阻及其试验过的各种救国方案难以展开，以及民族危机不断加深背景下民众诉求和心态发生变化的结果。近代中国革命与改良的反复实践，实质上是对旗帜、道路和主导力量的不断选择，解决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和由谁来领导的根本问题。共产革命的胜利，既是近代中国社会各阶层探索国家出路历史经验的结晶，也是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人民共和国方案和无产阶级领导的结果。
既然革命与改良已被学界公认为人类社会变革的基本方式，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他们同样是近代中国社会各阶层探索国家生存发展出路、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主要手段。在探索国家出路这个平等的舞台上，从推动社会进步和贡献于民族复兴这种统一的衡量标准出发，近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发起的革命与改良，并无高下优劣之别，也非相互否定的关系和背道而驰的对立选择；不能因为改良牺牲少、进取易而否认牺牲大、进取难之革命的合理性，也不能以革命的正当性否定改良的进步意义。近代中国改良运动屡屡受挫乃至后期的边缘化，只能说明这样一个道理：开启改良与革命的钥匙并不在民众手中，即究竟是以改良化解革命，还是拒绝改良而引爆革命，决定权始终为统治集团所掌控。孙中山、毛泽东等革命家都倡导过社会改良，他们最初都希望以和平渐进的改良方式化解社会矛盾与实现民族复兴，但最后都被中国近代史上惊人相似的一幕所打断：统治者只想保住特权而不思改进，或有改良之名而无变革之实；待民众绝望且再不变革就有国破家亡危险时，革命开始酝酿与爆发，改良被迫终结。
近代中国改良进取之不易，首先在于其要求甚高。改良实质为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这就要求统治集团要有变革的勇气和决心，愿意舍弃部分权力和既得利益，并要有包容精神和足够的耐心，能够与各利益群体平等协商对话，达成多方共赢的和解方案；但这种要求在专制制度下几无实现的可能。其次，改良时机难以把握，节奏更难控制，此即法国著名史学家、社会学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所及“旧制度在变革中更易引发革命”之命题的意涵。在时机的把握上，及时有效的改良应当在社会危机不甚严重、利益集团尚未固化的情况下启动，但近代中国的改良运动都是危机倒逼下被动展开的，这不仅加剧了变革的难度，也存在随时可能引爆革命的风险。再就节奏控制而言，改良必须有持续的措施跟进和制度建树，“如果上层拖而不推，下层推而不动，一旦绝望，就是渐进式改良的终结”。④而持续深入的社会改良，往往会暴露出旧制度的种种弊端，唤醒人们的觉悟，造就新兴社会力量，引发新旧势力间的矛盾和冲突，“如果旧制度不能有效地控制这些新的社会力量，并化解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只能加速革命的进程，促使旧制度走向崩溃”。①再次，专制制度下权力的高度垄断，导致体制内关系的紧张，这就使统治者即便有变革之意，也不敢轻易放权。周边同僚，敌对阵营，个个如狼似虎，放权在大多情况下便意味着送命。而统治者的警觉又会加剧内部关系乃至整个社会心态的紧张，这又使统治者的心态更无法松弛下来。要打开这个历史死结，只有通过新的制度设计实现社会和解，缓解整体性的紧张心态和对抗意识。
【作者简介】张福运，男，1968年生，山东成武人，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责任编辑：柳文全 实习编辑：杜敬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