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2015年预计为7%左右。在这种新常态下，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是，7%经济增速和经济改革之间有何关系，对老百姓会产生什么影响；在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中国在经济转型中如何寻找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如何定义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国企改革进入攻坚期，该如何破解难点。
我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我认为，中国经济经过转型升级以后，中国将迎来经济发展的第二次机遇。
经济增速放缓符合发展规律
现在说经济新常态，大家可能最关注的是增长速度的放缓，但这并不是我们主观决定的，是由经济发展规律决定的。
大概在5年前，我们做过相关研究，分析了一些国际经验。在国际上，那些成功追赶型的经济体，比如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的台湾、香港，大体上有一个共同规律：当经济高速增长到二三十年后，当人均GDP达到1.1万国际元（购买力平价指标）时，他们的经济增长速度都出现了回落，由高增长进入中速增长。
从中国的整个经济增长过程来看，跟他们非常相似。2014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已经相当于1.1万国际元，所以，现在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回落，是和国际经验显示的规律性相吻合的。
另外，近几年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很多年高速增长的工业产品，主要是基础设施和房地产以及与此相关的钢铁、建材、煤炭、化工产品等都出现了历史需求峰值，拉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历史需求峰值实际上是由人类社会到目前为止的技术条件所决定的，它会遇到拐点。从供给角度来看，现在出现“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的过程放缓，劳动力总量也开始下降。同时，我们现在利用国际上已有的先进技术的空间比以前大大收缩。
这些现象也就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需要一个回落。新常态符合经济发展规律。
那么，中国经济增速从10%回落到7%，会不会影响就业和居民收入呢？这是老百姓关心的问题。
其实，这两年就业还是稳定的。从总量上来讲，中国就业的态势还可以，很多岗位还缺人。当然，现在也面临着如大学生就業难的问题，这往往是个结构性问题，什么时候都会存在。还有一种叫摩擦性失业，即有个工作在那儿，他不愿去干，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但从总量上来讲，现在就业压力并不大，相反，有些地方还存在劳动力短缺问题。
至于收入，最近几年，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也是在加快的，2014年农村人口的收入增长速度快于城市人口。
中国经济转型进入下半场
我认为，经济增速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这个过程，即中国经济转型，可以分成上、下半场。
前几年是上半场，由过去的高速增长开始回落。上半场可能面临一个主要问题，就是认识不到位，很多人还很想保持过去的高增速，但规律终究是要起作用的。从2014年10月份以后，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中国经济转型可能进入下半场。下半场就是经济增速探底的过程，面临的困难可能比以前更多，挑战也更严峻。
当然，核心的问题是要培育新的增长动力。大体上有这几个方面：一是原有一些经济高速增长的终端需求，比如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还有一定增长空间。二是要提升要素生产率，有些行业效率还相当低，比如基础产业领域，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另外，有一些行业需要转型升级，如制造业和部分服务业。三是加快创新，比如现在互联网、大数据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结合。
中国下一步如果把经济发展的潜力挖出来，支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应该是有可能的。
现在互联网投资比较热闹，其实它是在改造实体经济，比如网购就是把过去销售环节重新组合了。如果说互联网的发展导致有些商场关门，那是很正常的。历史上这种事情发生过很多，比如现在用手机多了，家里座机就不像过去用得那么多；开上汽车后，可能只会偶尔骑自行车健身；有了铁路特别是高速铁路，人们就不再赶马车了。
不过，新的业态也不会把这些传统销售业态全赶出去。有些是互联网没法替代的，比如线下体验式购物等流程或项目。所以，这是个选择、竞争的过程，是在改造整个传统销售流程。下一步更重要的是改造传统的生产流程，比如现在讲工业4.0，就是工业领域将来也要用互联网大数据进行重新改造。
另外，生产企业之间也要进行这种改造，这对提升整个生产率很重要。所以“搞互联网产品的人多，没人搞实体经济”这种提法，是对互联网创业的实质或要解决的问题缺少了解。
政府要为经济转型创造环境
在新常态下，和过去有一个很大区别，就是产业的发展变得更不确定，比如互联网创业到底朝什么方向走、应该搞什么项目，创业者本身都在探索，其中一部分项目是要失败的，不可能所有人都成功。但如果不试的话，就不知道对错，所以它有高度的不确定性，通过市场竞争去试错，最后留下来的，才是正确的选择，才有竞争力。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最重要的就是创造环境。譬如保护产权，特别是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创业的积极性。再比如，新常态下是一个创造性的破坏过程，就是得有一部分企业被淘汰，另一部分企业才能成长起来。企业可以被淘汰，但人一定要保护好，社会保障要跟上，养老、医疗、失业救济等都要跟上去。还要对下岗职工进行再培训，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把社会保障安全网织牢，真正起作用，同时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政府应把这些事情做好，而不要直接规定技术路线，插手指点应该搞什么行业，不该搞什么行业。到底发展哪些行业、哪些产品，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选择的结果。
现在全球经济形势不太好，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也比较大，不少人看衰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其实，中国经济发展潜力很大，关键取决于能否比较平稳地实现转型，转型成功的标志就是中高速增长的“底”能找见，探底成功后能形成一个新的中高速增长平台，形成新的增长动力。 如果把那些动力充分发掘出来，中国经济会迎来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可以这样说，过去30多年，中国经历了一次高速增长的机遇，也是第一次机遇；转型成功后，中国在中高速增长这个平台上，将会迎来第二次发展的重大机遇。如果说第一次机遇的特点主要是数量上的扩张，那么第二次机遇的特征主要是质量的提升。通过提升中国经济发展质量而形成的机遇，内涵更丰富、空间更大，需要更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当然，机遇也时常会伴随风险。一个重要的风险，是该退出的产业若不能很快退出，企业长期处在低迷状态，行业价格很难恢复到正常水平，企业盈利也很难恢复到正常水平，这就可能相应加大金融和财政风险。
如果从价格角度来讲，前段时间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已降到1%以下，2月份最新数据有所回升，但还是比较低迷。P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已连续30多个月负增长，从这个角度来讲，是有通缩的迹象。但是，中国出现的通缩和西方国家成熟市场经济中出现的通缩，成因是不一样的。那些成熟经济体里的通缩，是由于货币供给不足、流动性不足，简单说就是钱少，形成价格低迷。但中国经济现在不缺钱，现在的通缩很大程度上是过去30多年特别是过去十几年经济高速增长而形成的嚴重产能过剩引起价格低迷。这个问题仅仅通过增加货币供给无法解决，必须通过企业退出来解决。退出后才能恢复新的平衡，达到新的平衡点后，价格是会回升的；价格回升后，那些留下来的有竞争力的企业，才会恢复正常盈利。应该说，现在这个要求已相当迫切，如果时间拖得很长，代价可能更大。
国企改革要正本清源
在转型的过程中，国企改革是关键领域。最近几年是国企改革的一个深水区和攻坚期。在我看来，国企改革现在要正本清源。所谓的“本”，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国企改革所指出的方向和要点。
我认为，最重要是解决这几个问题：第一个要明确，要从过去的管资产、管企业转向管资本，以后主要是国有资本怎么回事，不是国有企业怎么回事。第二，国有资本是服从于国家的发展战略，重点是提供公共产品，支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的发展，促进科技进步，保护生态环境和保证国家安全，这是国有资本要干的事。
这样是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把有限的国有资本集中到这些领域、发挥作用。在这个基础之上，对国有资本进行调整、重组，企业尽可能多地采取混合所有制形式，公司的治理结构也应逐步现代化，按现代企业治理结构的方式进行组织。企业内部一系列的改革也要跟上，包括高管人员的薪酬改革等。
这个过程中是要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但这并不等于说就不能搞混合所有制。最重要一点，就是国有资产的交易要公开透明，要在阳光下进行交易。
应该说，国企改革是中央政府定下的大政方针，每个地方根据自己的情况，按照大的原则可以进行试点，通过试点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试点也是个试错的过程，看哪些方法是比较可行的，然后再加以推广。因此，国企改革需要这样的过程，要鼓励试点。地方要坚持十八届三中全会已定的原则，不要被一些议论所干扰，积极推动，勇于担当，国企改革就可能出现一个新局面。
我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我认为，中国经济经过转型升级以后，中国将迎来经济发展的第二次机遇。
经济增速放缓符合发展规律
现在说经济新常态，大家可能最关注的是增长速度的放缓，但这并不是我们主观决定的，是由经济发展规律决定的。
大概在5年前，我们做过相关研究，分析了一些国际经验。在国际上，那些成功追赶型的经济体，比如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的台湾、香港，大体上有一个共同规律：当经济高速增长到二三十年后，当人均GDP达到1.1万国际元（购买力平价指标）时，他们的经济增长速度都出现了回落，由高增长进入中速增长。
从中国的整个经济增长过程来看，跟他们非常相似。2014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已经相当于1.1万国际元，所以，现在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回落，是和国际经验显示的规律性相吻合的。
另外，近几年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很多年高速增长的工业产品，主要是基础设施和房地产以及与此相关的钢铁、建材、煤炭、化工产品等都出现了历史需求峰值，拉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历史需求峰值实际上是由人类社会到目前为止的技术条件所决定的，它会遇到拐点。从供给角度来看，现在出现“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的过程放缓，劳动力总量也开始下降。同时，我们现在利用国际上已有的先进技术的空间比以前大大收缩。
这些现象也就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需要一个回落。新常态符合经济发展规律。
那么，中国经济增速从10%回落到7%，会不会影响就业和居民收入呢？这是老百姓关心的问题。
其实，这两年就业还是稳定的。从总量上来讲，中国就业的态势还可以，很多岗位还缺人。当然，现在也面临着如大学生就業难的问题，这往往是个结构性问题，什么时候都会存在。还有一种叫摩擦性失业，即有个工作在那儿，他不愿去干，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但从总量上来讲，现在就业压力并不大，相反，有些地方还存在劳动力短缺问题。
至于收入，最近几年，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也是在加快的，2014年农村人口的收入增长速度快于城市人口。
中国经济转型进入下半场
我认为，经济增速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这个过程，即中国经济转型，可以分成上、下半场。
前几年是上半场，由过去的高速增长开始回落。上半场可能面临一个主要问题，就是认识不到位，很多人还很想保持过去的高增速，但规律终究是要起作用的。从2014年10月份以后，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中国经济转型可能进入下半场。下半场就是经济增速探底的过程，面临的困难可能比以前更多，挑战也更严峻。
当然，核心的问题是要培育新的增长动力。大体上有这几个方面：一是原有一些经济高速增长的终端需求，比如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还有一定增长空间。二是要提升要素生产率，有些行业效率还相当低，比如基础产业领域，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另外，有一些行业需要转型升级，如制造业和部分服务业。三是加快创新，比如现在互联网、大数据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结合。
中国下一步如果把经济发展的潜力挖出来，支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应该是有可能的。
现在互联网投资比较热闹，其实它是在改造实体经济，比如网购就是把过去销售环节重新组合了。如果说互联网的发展导致有些商场关门，那是很正常的。历史上这种事情发生过很多，比如现在用手机多了，家里座机就不像过去用得那么多；开上汽车后，可能只会偶尔骑自行车健身；有了铁路特别是高速铁路，人们就不再赶马车了。
不过，新的业态也不会把这些传统销售业态全赶出去。有些是互联网没法替代的，比如线下体验式购物等流程或项目。所以，这是个选择、竞争的过程，是在改造整个传统销售流程。下一步更重要的是改造传统的生产流程，比如现在讲工业4.0，就是工业领域将来也要用互联网大数据进行重新改造。
另外，生产企业之间也要进行这种改造，这对提升整个生产率很重要。所以“搞互联网产品的人多，没人搞实体经济”这种提法，是对互联网创业的实质或要解决的问题缺少了解。
政府要为经济转型创造环境
在新常态下，和过去有一个很大区别，就是产业的发展变得更不确定，比如互联网创业到底朝什么方向走、应该搞什么项目，创业者本身都在探索，其中一部分项目是要失败的，不可能所有人都成功。但如果不试的话，就不知道对错，所以它有高度的不确定性，通过市场竞争去试错，最后留下来的，才是正确的选择，才有竞争力。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最重要的就是创造环境。譬如保护产权，特别是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创业的积极性。再比如，新常态下是一个创造性的破坏过程，就是得有一部分企业被淘汰，另一部分企业才能成长起来。企业可以被淘汰，但人一定要保护好，社会保障要跟上，养老、医疗、失业救济等都要跟上去。还要对下岗职工进行再培训，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把社会保障安全网织牢，真正起作用，同时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政府应把这些事情做好，而不要直接规定技术路线，插手指点应该搞什么行业，不该搞什么行业。到底发展哪些行业、哪些产品，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选择的结果。
现在全球经济形势不太好，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也比较大，不少人看衰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其实，中国经济发展潜力很大，关键取决于能否比较平稳地实现转型，转型成功的标志就是中高速增长的“底”能找见，探底成功后能形成一个新的中高速增长平台，形成新的增长动力。 如果把那些动力充分发掘出来，中国经济会迎来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可以这样说，过去30多年，中国经历了一次高速增长的机遇，也是第一次机遇；转型成功后，中国在中高速增长这个平台上，将会迎来第二次发展的重大机遇。如果说第一次机遇的特点主要是数量上的扩张，那么第二次机遇的特征主要是质量的提升。通过提升中国经济发展质量而形成的机遇，内涵更丰富、空间更大，需要更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当然，机遇也时常会伴随风险。一个重要的风险，是该退出的产业若不能很快退出，企业长期处在低迷状态，行业价格很难恢复到正常水平，企业盈利也很难恢复到正常水平，这就可能相应加大金融和财政风险。
如果从价格角度来讲，前段时间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已降到1%以下，2月份最新数据有所回升，但还是比较低迷。P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已连续30多个月负增长，从这个角度来讲，是有通缩的迹象。但是，中国出现的通缩和西方国家成熟市场经济中出现的通缩，成因是不一样的。那些成熟经济体里的通缩，是由于货币供给不足、流动性不足，简单说就是钱少，形成价格低迷。但中国经济现在不缺钱，现在的通缩很大程度上是过去30多年特别是过去十几年经济高速增长而形成的嚴重产能过剩引起价格低迷。这个问题仅仅通过增加货币供给无法解决，必须通过企业退出来解决。退出后才能恢复新的平衡，达到新的平衡点后，价格是会回升的；价格回升后，那些留下来的有竞争力的企业，才会恢复正常盈利。应该说，现在这个要求已相当迫切，如果时间拖得很长，代价可能更大。
国企改革要正本清源
在转型的过程中，国企改革是关键领域。最近几年是国企改革的一个深水区和攻坚期。在我看来，国企改革现在要正本清源。所谓的“本”，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国企改革所指出的方向和要点。
我认为，最重要是解决这几个问题：第一个要明确，要从过去的管资产、管企业转向管资本，以后主要是国有资本怎么回事，不是国有企业怎么回事。第二，国有资本是服从于国家的发展战略，重点是提供公共产品，支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的发展，促进科技进步，保护生态环境和保证国家安全，这是国有资本要干的事。
这样是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把有限的国有资本集中到这些领域、发挥作用。在这个基础之上，对国有资本进行调整、重组，企业尽可能多地采取混合所有制形式，公司的治理结构也应逐步现代化，按现代企业治理结构的方式进行组织。企业内部一系列的改革也要跟上，包括高管人员的薪酬改革等。
这个过程中是要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但这并不等于说就不能搞混合所有制。最重要一点，就是国有资产的交易要公开透明，要在阳光下进行交易。
应该说，国企改革是中央政府定下的大政方针，每个地方根据自己的情况，按照大的原则可以进行试点，通过试点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试点也是个试错的过程，看哪些方法是比较可行的，然后再加以推广。因此，国企改革需要这样的过程，要鼓励试点。地方要坚持十八届三中全会已定的原则，不要被一些议论所干扰，积极推动，勇于担当，国企改革就可能出现一个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