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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共产党在执政的过程中始终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执政何以可能，二是执政何以持续。在变革时代，随着历史方位的转变，党的社会整合机制也面临着向价值、利益、制度、组织“四位一体”的深刻转型和创新。
[关键词]执政合法性；社会整台；机制转型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09)08-0017-03
执政党社会整合并不是一个新问题，自从执掌政权以后，执政党就必然面临着一个社会整合的问题，这是其执政的内在要求和应有之义。没有对社会的有效整合，执政党就不可能实现有效的执政，从某种意义上讲，执政党执政的过程就是一个对社会系统不断整合的过程。在深刻的社会转型时期，在执政环境急剧变动的变革社会中，原有的社会整合经验、功能、定位、机制是否能在这样的一个深刻转变中作出适时的调整和变动，以适应变革时代对执政党社会整合的新挑战，这是对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个严峻挑战。创新和构筑变革时代新的社会整合机制，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认真面对的时代难题。考察从党执政何以可能到党执政何以持续，是分析变革社会中的中国共产党社会整合机制的逻辑前提和起点。
一、执政何以可能
执政何以可能关注的是一个执政党的历史合法性问题，实质是对执政党执政合法性的历史考察。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其取得执政地位是具有天然的历史合法性的，是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是历史给了中国共产党不可动摇的天然执政合法性。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肩负起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伟大历史使命。在长期的艰苦探索中，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开创了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辉煌事业。中国人民正是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历史进程中，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造的惊天动地伟业中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符合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核心。人类社会是按照历史的规律和法则前进的。人民之所以信任和拥护我们党，历史之所以选择我们党，最根本的在于我们党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于我们党在关系中华民族命运和前途的每一个关键时刻、每一个重大关头，始终能够把握历史大势、顺应时代潮流，站在时代的前列，依靠并带领人民，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因此，从历史的逻辑来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成为执政党，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并不是偶然的，中国共产党所以使自己的执政地位成为可能，恰恰是历史的必然。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有这个能力，恰恰是因为唯有她具备了能把当时的中国社会整合起来的能力，而其他任何党派、任何政治力量、任何社会精英都无法完成这个历史任务。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执政地位这28年间，中国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社会整合的不足和无效。当时的中国需要一个强大、集中而又具有先进性的政治力量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而中国共产党正是顺应了这一历史的需要和人民的期待应运而生，担当起整合中国社会的大任。当然，中国共产党由于其在中国并没有取得实质上的合法地位，因而要实现其对中国社会的有效整合，首要的任务是要用武装斗争的手段，夺取全国政权，统一中国成为独立的国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全国执政地位，也标志着中国的社会整合进入了以中国共产党为主导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个成就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最大的社会进步，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整合机制得以逐步建立起来的重要起点。
新中国的成立、三大改造的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及取得的辉煌成就，都表明中国共产党不愧是一个伟大、光荣而又正确的党，是一个执政能力很强、执政水平很高的党，是一个值得人民群众拥护的党。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逐步建立了基本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一整套社会整合机制，实现了中国社会的稳定、协调、相对均衡的发展目标。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建立和完善了一整套社会整合机制，社会整合能力经受住了执政的考验和人民的检验。但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也并非是完美无缺的，也经受了相当的挫折甚至失败，包括发生了像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社会动乱和浩劫，使中国共产党社会整合能力面临严峻挑战，原来设计的社会整合机制也必然要面临新时代的洗礼。
二、执政何以持续
执政能否持续的实质是指一个执政党社会整合的机制是否科学、合理、有效的问题。考察一个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考察一个执政党的社会整合能力。而社会整合能力的高低，关键是看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运用各种资源、手段、政策措施整合社会的机制是否能顺应时代要求，符合国情、党情、民情，是否能经受住社会转型和时代变迁的考验，是否具有可持续性，能受到社会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支持、拥护和赞同。执政党的社会整合机制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命题，牵涉到社会整合机制的框架和内容、社会整合机制的运作方式、社会整合机制的持续性等不同问题。当然，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整合机制的框架和内容。研究执政党与社会整合，特别是研究变革时代中的中国共产党社会整合机制，首要和关键的问题是要搞清楚中国共产党在变革时代采取了和将要采取什么样的社会整合手段，创新和将要创新什么样的社会整合机制，从而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得以稳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变革时代，中国共产党也迎来了其执政历史上的最大规模的调整和变革时期。经济全球化的加速，新科技革命的蓬勃推进，世界多极化趋势的渐趋清晰，使中国共产党面对着一个全新的国际环境，要求中国共产党观察外部世界、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要有一个更为开阔、开放的全球视野和世界眼光。就中国的国内发展而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领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快速转型的超大规模的中国社会正在改变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生态环境。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以敏锐的眼光去观察变革社会的新特点新要求，在政策制定及制度规范上都要有新举措。就中国共产党内部发展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共产党的组织规模、党员人数及党员构成都有了巨大的变化，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从一个先锋队变成了两个先锋队，这标明变革社会中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和阶级基础在不断扩大，甚至私营企业主在符合一定的条件、履行一定的组织程序也可以入党，这在以前党的历史上是不可想象的，这些变化对党进一步提高执政能力，保持先进性提出了新的课题，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成为变革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自身建设关注的重中之重。从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迁的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固有的“两阶级一阶层”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逐渐瓦解，新生的社会阶层不断涌现，人们的身份和角色正在变革社会中发生着难以想象的巨变，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旧有面貌。面对这种纷繁复杂的时代变革，中国共产党必须顺应不同阶层、群体的新期待，科学协调各方面的利益要求，化解利益冲突，以共同富裕为基点，使“共建共享”和谐社会的理念深入人心，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为社会各阶层所共享。
三、历史方位的转变与“四位一体”社会整合机制的创新
党的社会整合机制创新的问题是与党的历史方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党的历史方位的转变，提出了对党的社会整合机制创新的新要求、新课题。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
党的历史方位的转变，表明党的执政环境、执政任务、执政方式以及党的自身状况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相应地，党的社会整合机制也必须根据党的历史方位的新变化进行必要的调整和转变。
从党的历史方位的转变来看，党执政的外部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从革命党转型为执政党，进而成为在中国长期唯一执政的大党，又面临着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考验。对外开放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从一个相对封闭型的政党变成了一个全方位开放型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已经带领中国深深地融入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抛弃了旧有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束缚，接受了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方式和竞争性的发展理念，带领中国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持续高速增长，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时也是中国社会实现转型的标志，在对外开放的水平和力度不断拓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完善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转型。中国正逐步从农业国向工业化国家转型，从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向市场经济体制国家转型。这种转型是一种双重的转型，既有国家发展目标的转型，也有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型。
中国作为一个有着特殊传统、现实国情与时代使命的超大型社会，社会转型必然会给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带来错综复杂的深刻影响。从价值观层面来看，价值观的多元化、模糊化、柔性化与无主导化趋势十分明显，各种价值观之间的冲突也日益显性化，这种价值观层面上的新变化正冲击着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共产主义理想为目标的主流意识形态；从利益层面来看，随着利益主体的分化与经济社会的持续繁荣，各利益主体的利益期待更高，而利益格局却在不断调整，利益差距在不断拉大，利益冲突在不断加剧，统筹各方面群众的利益关切的难度也随之加大。从制度层面看，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表明中国共产党决心使自己的执政方式走上更加程序化、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实现从传统型统治与个人魅力型统治向法理型统治的转型。人治终归是要被法治所取代，民主同样也是中国共产党所追求的重要执政价值。在这个过程中，制度创新的任务非常艰巨，制度创新的要求会更高。从组织层面看，中国共产党依靠自己的坚强有力的组织资源实现了对党自身的和中国社会的全面治理。从某种意义上讲，组织资源是中国共产党最宝贵的资源，离开了组织资源的支撑，就没有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根基。但是，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阶级阶层分化加剧，各种新的社会阶层不断涌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正发生着历史性的变化，特别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日益勃兴，也对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整合机制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在变革时代和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共产党必须从价值观整合、利益协调、制度创新、组织再造等方面实现社会整合机制的创新，构建适应变革时代的有中国特色“四位一体”的社会整合新机制。
第一，确立共享价值观，实现党的意识形态功能的重塑。面临价值观领域的新变化，执政党必须确立为全社会所认可的共享价值观，必须借助于党的意识形态的社会整合功能。意识形态“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中国共产党通过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体现了党的意识形态的本质，也为共享价值观的确立提供了指导。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价值观领域的引领作用，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和灵活性，包容多样，尊重差异，不断凝聚改革共识，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号召力。
第二，协调各方面利益，实现党的执政理念的创新。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利益诉求不断增多、利益主体不断变化的条件下，协调好各方面群众的利益，引导好、保护好、实现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和切身利益，要求中国共产党培育和谐利益关系，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利益调节机制，在保证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前提下，使利益格局更加公平、公正，使利益差距保持在一个相对合理的水平上。
第三，推进制度创新，实现党的执政方略的转型。党要努力做到依法执政、科学执政、民主执政，推进党的依法治国执政方略的真正实现。在制度层面，要大力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党也要严格要求自己的活动在宪法和法律内进行；要尊重民主的价值，以党内民主引导和带动国家民主，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争取在关键领域和重要环节实现突破；要重视制度的规范作用，加强社会矛盾调节机制、社会风险预警机制、社会安全阀机制建设。
第四，加强组织建设，实现党的执政组织资源的重组。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的自身情况，包括党员的数量、党员的构成、党组织的功能等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新的社会阶层不断涌现并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社会中介组织发展迅速，力量不断壮大。党必须加强对统一战线组织的整合，加强对党组织系统本身的整合，调整好党与政府、党与社会的关系，重组党的执政组织资源，有效整合各种组织资源。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责任编辑 魏子扬
[关键词]执政合法性；社会整台；机制转型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09)08-0017-03
执政党社会整合并不是一个新问题，自从执掌政权以后，执政党就必然面临着一个社会整合的问题，这是其执政的内在要求和应有之义。没有对社会的有效整合，执政党就不可能实现有效的执政，从某种意义上讲，执政党执政的过程就是一个对社会系统不断整合的过程。在深刻的社会转型时期，在执政环境急剧变动的变革社会中，原有的社会整合经验、功能、定位、机制是否能在这样的一个深刻转变中作出适时的调整和变动，以适应变革时代对执政党社会整合的新挑战，这是对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个严峻挑战。创新和构筑变革时代新的社会整合机制，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认真面对的时代难题。考察从党执政何以可能到党执政何以持续，是分析变革社会中的中国共产党社会整合机制的逻辑前提和起点。
一、执政何以可能
执政何以可能关注的是一个执政党的历史合法性问题，实质是对执政党执政合法性的历史考察。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其取得执政地位是具有天然的历史合法性的，是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是历史给了中国共产党不可动摇的天然执政合法性。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肩负起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伟大历史使命。在长期的艰苦探索中，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开创了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辉煌事业。中国人民正是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历史进程中，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造的惊天动地伟业中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符合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核心。人类社会是按照历史的规律和法则前进的。人民之所以信任和拥护我们党，历史之所以选择我们党，最根本的在于我们党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于我们党在关系中华民族命运和前途的每一个关键时刻、每一个重大关头，始终能够把握历史大势、顺应时代潮流，站在时代的前列，依靠并带领人民，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因此，从历史的逻辑来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成为执政党，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并不是偶然的，中国共产党所以使自己的执政地位成为可能，恰恰是历史的必然。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有这个能力，恰恰是因为唯有她具备了能把当时的中国社会整合起来的能力，而其他任何党派、任何政治力量、任何社会精英都无法完成这个历史任务。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执政地位这28年间，中国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社会整合的不足和无效。当时的中国需要一个强大、集中而又具有先进性的政治力量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而中国共产党正是顺应了这一历史的需要和人民的期待应运而生，担当起整合中国社会的大任。当然，中国共产党由于其在中国并没有取得实质上的合法地位，因而要实现其对中国社会的有效整合，首要的任务是要用武装斗争的手段，夺取全国政权，统一中国成为独立的国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全国执政地位，也标志着中国的社会整合进入了以中国共产党为主导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个成就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最大的社会进步，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整合机制得以逐步建立起来的重要起点。
新中国的成立、三大改造的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及取得的辉煌成就，都表明中国共产党不愧是一个伟大、光荣而又正确的党，是一个执政能力很强、执政水平很高的党，是一个值得人民群众拥护的党。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逐步建立了基本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一整套社会整合机制，实现了中国社会的稳定、协调、相对均衡的发展目标。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建立和完善了一整套社会整合机制，社会整合能力经受住了执政的考验和人民的检验。但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也并非是完美无缺的，也经受了相当的挫折甚至失败，包括发生了像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社会动乱和浩劫，使中国共产党社会整合能力面临严峻挑战，原来设计的社会整合机制也必然要面临新时代的洗礼。
二、执政何以持续
执政能否持续的实质是指一个执政党社会整合的机制是否科学、合理、有效的问题。考察一个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考察一个执政党的社会整合能力。而社会整合能力的高低，关键是看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运用各种资源、手段、政策措施整合社会的机制是否能顺应时代要求，符合国情、党情、民情，是否能经受住社会转型和时代变迁的考验，是否具有可持续性，能受到社会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支持、拥护和赞同。执政党的社会整合机制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命题，牵涉到社会整合机制的框架和内容、社会整合机制的运作方式、社会整合机制的持续性等不同问题。当然，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整合机制的框架和内容。研究执政党与社会整合，特别是研究变革时代中的中国共产党社会整合机制，首要和关键的问题是要搞清楚中国共产党在变革时代采取了和将要采取什么样的社会整合手段，创新和将要创新什么样的社会整合机制，从而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得以稳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变革时代，中国共产党也迎来了其执政历史上的最大规模的调整和变革时期。经济全球化的加速，新科技革命的蓬勃推进，世界多极化趋势的渐趋清晰，使中国共产党面对着一个全新的国际环境，要求中国共产党观察外部世界、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要有一个更为开阔、开放的全球视野和世界眼光。就中国的国内发展而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领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快速转型的超大规模的中国社会正在改变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生态环境。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以敏锐的眼光去观察变革社会的新特点新要求，在政策制定及制度规范上都要有新举措。就中国共产党内部发展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共产党的组织规模、党员人数及党员构成都有了巨大的变化，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从一个先锋队变成了两个先锋队，这标明变革社会中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和阶级基础在不断扩大，甚至私营企业主在符合一定的条件、履行一定的组织程序也可以入党，这在以前党的历史上是不可想象的，这些变化对党进一步提高执政能力，保持先进性提出了新的课题，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成为变革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自身建设关注的重中之重。从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迁的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固有的“两阶级一阶层”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逐渐瓦解，新生的社会阶层不断涌现，人们的身份和角色正在变革社会中发生着难以想象的巨变，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旧有面貌。面对这种纷繁复杂的时代变革，中国共产党必须顺应不同阶层、群体的新期待，科学协调各方面的利益要求，化解利益冲突，以共同富裕为基点，使“共建共享”和谐社会的理念深入人心，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为社会各阶层所共享。
三、历史方位的转变与“四位一体”社会整合机制的创新
党的社会整合机制创新的问题是与党的历史方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党的历史方位的转变，提出了对党的社会整合机制创新的新要求、新课题。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
党的历史方位的转变，表明党的执政环境、执政任务、执政方式以及党的自身状况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相应地，党的社会整合机制也必须根据党的历史方位的新变化进行必要的调整和转变。
从党的历史方位的转变来看，党执政的外部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从革命党转型为执政党，进而成为在中国长期唯一执政的大党，又面临着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考验。对外开放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从一个相对封闭型的政党变成了一个全方位开放型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已经带领中国深深地融入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抛弃了旧有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束缚，接受了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方式和竞争性的发展理念，带领中国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持续高速增长，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时也是中国社会实现转型的标志，在对外开放的水平和力度不断拓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完善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转型。中国正逐步从农业国向工业化国家转型，从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向市场经济体制国家转型。这种转型是一种双重的转型，既有国家发展目标的转型，也有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型。
中国作为一个有着特殊传统、现实国情与时代使命的超大型社会，社会转型必然会给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带来错综复杂的深刻影响。从价值观层面来看，价值观的多元化、模糊化、柔性化与无主导化趋势十分明显，各种价值观之间的冲突也日益显性化，这种价值观层面上的新变化正冲击着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共产主义理想为目标的主流意识形态；从利益层面来看，随着利益主体的分化与经济社会的持续繁荣，各利益主体的利益期待更高，而利益格局却在不断调整，利益差距在不断拉大，利益冲突在不断加剧，统筹各方面群众的利益关切的难度也随之加大。从制度层面看，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表明中国共产党决心使自己的执政方式走上更加程序化、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实现从传统型统治与个人魅力型统治向法理型统治的转型。人治终归是要被法治所取代，民主同样也是中国共产党所追求的重要执政价值。在这个过程中，制度创新的任务非常艰巨，制度创新的要求会更高。从组织层面看，中国共产党依靠自己的坚强有力的组织资源实现了对党自身的和中国社会的全面治理。从某种意义上讲，组织资源是中国共产党最宝贵的资源，离开了组织资源的支撑，就没有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根基。但是，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阶级阶层分化加剧，各种新的社会阶层不断涌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正发生着历史性的变化，特别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日益勃兴，也对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整合机制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在变革时代和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共产党必须从价值观整合、利益协调、制度创新、组织再造等方面实现社会整合机制的创新，构建适应变革时代的有中国特色“四位一体”的社会整合新机制。
第一，确立共享价值观，实现党的意识形态功能的重塑。面临价值观领域的新变化，执政党必须确立为全社会所认可的共享价值观，必须借助于党的意识形态的社会整合功能。意识形态“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中国共产党通过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体现了党的意识形态的本质，也为共享价值观的确立提供了指导。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价值观领域的引领作用，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和灵活性，包容多样，尊重差异，不断凝聚改革共识，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号召力。
第二，协调各方面利益，实现党的执政理念的创新。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利益诉求不断增多、利益主体不断变化的条件下，协调好各方面群众的利益，引导好、保护好、实现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和切身利益，要求中国共产党培育和谐利益关系，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利益调节机制，在保证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前提下，使利益格局更加公平、公正，使利益差距保持在一个相对合理的水平上。
第三，推进制度创新，实现党的执政方略的转型。党要努力做到依法执政、科学执政、民主执政，推进党的依法治国执政方略的真正实现。在制度层面，要大力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党也要严格要求自己的活动在宪法和法律内进行；要尊重民主的价值，以党内民主引导和带动国家民主，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争取在关键领域和重要环节实现突破；要重视制度的规范作用，加强社会矛盾调节机制、社会风险预警机制、社会安全阀机制建设。
第四，加强组织建设，实现党的执政组织资源的重组。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的自身情况，包括党员的数量、党员的构成、党组织的功能等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新的社会阶层不断涌现并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社会中介组织发展迅速，力量不断壮大。党必须加强对统一战线组织的整合，加强对党组织系统本身的整合，调整好党与政府、党与社会的关系，重组党的执政组织资源，有效整合各种组织资源。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责任编辑 魏子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