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缪鹏飞的人生是一部传奇，他的艺术在那个时代也是异类。
“文革”时代，一切思想被禁锢，苏联写实主义一统天下，他却对现代艺术产生兴趣，痴迷于对新的材料、新的技巧、新的创作理念进行研究。他渴望到西方去学习艺术，辗转来到澳门，46岁重新开始。从身上只有100元，靠打工为生，到被人发掘开第一次画展，直至用他另类的抽象表现主义创作赢得澳门乃至西方社会的赞誉，跻身澳门社会精英阶层，成为澳门艺术家杰出代表。
晚年，他与太太袁之钦常常挽手而行。回忆往昔，诸多感慨，或艺术或人生，幸或者不幸，命运不可言说，而他们的信念是，踏踏实实一步一步靠自己的努力走过来。
上海实践
缪鹏飞出生在一个小工厂主的家庭。小时候就喜欢画画。一次在家里墙上画满了动物园的狮子、老虎，妈妈一看很生气，但是爸爸却鼓励他：“画的蛮好，娃将来也许是个画家。”在缪鹏飞的讲述中，妈妈慈祥而胆小，爸爸性格就比较粗犷，而他结合了二者，有时候胆小，有时候却又特别张狂。
童年父母没有给他太多的约束，老师也是自由开明的态度，这使得他的绘画天赋得以自有发展。高中毕业，他立志要考艺术院校，并如愿以偿考入福建师范学院。
在福建师范学院读艺术期间，老师讲西方美术史，讲到1850年库尔贝就不讲了，美术史就在这里结束了。缪鹏飞想，现在是一九五几年，这其间的100年去哪里了？他就自己到图书馆去查，发现1874年有印象派、后期印象派、新印象派，之后又有野兽派、立体派等等。接触到这些之后，缪鹏飞的心就再也收不起来了。
六十年代，缪鹏飞回到上海工作已经看不到西方现代派的资料了，图书馆所有相关资料都被已封存起来。缪鹏飞通过各种途径，用几年的时间搜集整理关于西方现代绘画的资料，其中包括马蒂斯、毕加索、康定斯基、蒙德里安、米罗等现代派艺术家。
文革开始后，各方面都受到冲击，缪鹏飞出身不好，更处于风口浪尖。他被批斗了几个月，“隔离审查”，处于“专案组”的监控之下。白天，他在上海市一家翻砂厂做重体力劳动。晚上，吃完饭休息一下，把窗帘拉起来开始画画，直到天色发白，睡一会就又开始开工了。他所沉浸其中的艺术试验，给了他最大的精神庇护。
在恶劣的环境下，搞现代派绘画几乎已经不可能，缪鹏飞陷入了苦闷与彷徨。在这个时候，患难中相识的刘海粟老师交给他一卷自己手书的篆书《毛公鼎》，把缪鹏飞带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之中。
三十年后，当缪鹏飞回忆这段经历时写道：“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凡十年，放弃西画研究，注重传统。二条线路：一条是书法，从篆（毛公鼎、散氏盘）入手。隶（石门颂、西狭颂、杨淮表记）、行（黄山谷、米芾、何绍基）辅之；一条从绘画：以我个性选择，从近代黄宾虹、吴昌硕着手，上溯石溪、石涛、沈周以至元四家，走的是南宗一线，旁及敦煌（主要是北魏、北凉、北周），汉墓壁画及民间艺术，并尝试中西技法的融合。
七十年代中期，缪鹏飞被调到工艺美术学校任教，缪鹏飞的教学才能得到发挥。学生们发现这个老师有些不一样，不但有极好的绘画基础，写实能力卓越，同时又非常具有前卫意识。
他对学生的影响是深远的。30多年后，缪鹏飞的学生回忆说：“教育就是一种方法，方法就是一种哲学，有了这个就有了勇气去做一切事情。缪老师教给我们人生最基本的东西，对材料的看法，对实验的看法，如何很前卫的去做。”
缪鹏飞的创作，始终都有明显的前卫意识。这在改革开放初期是一个大胆的尝试，是春寒料峭中最早破土的奇葩。但他始终都觉得要到西方去看一看。
澳门风云
46岁那年，缪鹏飞来到了澳门。
八十年代初的澳门并没有艺术的土壤，但是想到把这里当作后花园，可以随时到海外，又因为弟弟在澳门，缪鹏飞就来澳门。
1982年12月的一天傍晚，缪鹏飞跨过拱北海关，站在了澳门。此时他身上只有100元钱，全部画作也被扣留，置身一人来到这个由葡萄牙人统治了近四百年的完全陌生的土地上。缪鹏飞直觉的感受到，他将面临比以往更为严峻的考验。
在澳门，一切从零开始。为了生存，他只能先到一个工厂当美术设计，每天忙到夜半三更。
来到澳门的三年里，缪鹏飞没有机会画一幅画。一次偶然的机会，他遇到澳门颐园书画会的孙锡昆老先生，他一见缪鹏飞画作的照片便大为赞赏，愿意帮助他和袁之钦办画展。
离开画展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但是缪鹏飞手上却一幅画也没有。他多年积累的学识和功力，在这个时候被激发出来，终于在开展前几个小时把所有画作完成，准备迎接来自葡萄牙、澳门本地官员、艺术家、画家和朋友。这个初来澳门不久的年轻人给大家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新玩意，不是中国的传统山水、西方的写实、也不是澳门人喜爱的牡丹，而是纯粹的西方抽象绘画与中国书画气韵的精妙结合。
缪鹏飞的抽象绘画展览不但出乎意料的成功，而且给当时的澳门艺术界带来一股新的风气，也给澳门的艺术界带来巨大的震动。当时的媒体评价他“缪鹏飞，这位出生在上海的画家，他勇敢精神冲破澳门对于现代派的偏见。”“对于一个还未接受新思想的地方，将起促进作用。”
1986年夏天，在马若龙的帮助下，缪鹏飞终于有机会到欧洲考察现代绘画。彼时，当他站在欧洲艺术家的画作面前，久久伫立，悄然落泪。有的西方艺术家把实验材料变成一幅画，不求规则，甚至把画布搞破了，他们的大胆和无拘无束，让他十分惊讶，又感到彼此之间的心意相通。
画展的成功，帮助缪鹏飞在澳门立足。尽管人生地不熟，缪鹏飞亦不懂得经营，但得当时的葡国政府尊重，他被聘为视觉艺术学院副院长、理工学院教授等。他与马若龙、袁之钦、吴卫鸣、马伟达、郭桓等一批画家共同创建“澳门文化体·现代画会”，画会经常和国外的艺术家进行交流，画会出去展览也请对方来澳门。第十二届亚洲艺术展，画会邀请了大陆、台湾、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各亚洲艺术家二百多位，也与葡国、比利时、西班牙等欧洲国家进行广泛交流。画会还把艺术思潮引入这个古老、在文化上处于冷僻地位的城市，掀起一股现代艺术之风，也使澳门的精神生活和现代艺术相连接。 回忆往昔，缪鹏飞的太太说，刚来澳门时，生活异常艰难，但从来都是靠自己努力生存。他们打工赚钱，追求自己的艺术之路。送小孩去澳洲读书。现在两个女儿一个在澳洲，一个在葡萄牙，事业和家庭都发展的非常不错。他们给孩子灌输的家教就是，不要走邪路，要一步步靠自己努力走过来。这也是我们做艺术的人生信念。
对话缪鹏飞
我对东方文化如何走向世界进行探索
缪老的家在澳门超级花城23层，几乎俯瞰整个路氹城。澳门博彩业的标志性建筑“银河酒店”和“威尼斯人就在窗外。老人几乎是看着路氹城被定位发展旅游博彩业后，各种度假酒店、体育馆等建起来，而路碴湿地慢慢消失。
采访时恰逢缪老轻微感冒，但他坚持带着口罩和记者聊了几个小时。缪老说，他年龄大了，消息不灵通了，现在很少外出看展和交流。那些费力气的大型抽象表现画作也无法创作了，更多的时候是写书法和画国画。
在缪鹏飞的家里，他向记者打开一本5册书结集而成的画册，并一一道来。画册封套上只简简单单三个大字“缪鹏飞”。这5册分别为：上海实践——澳门实践——水浒系列——生存状态——后书法。这本画册记录了缪鹏飞一生的艺术创作经历和艺术探究。
年近八十岁的缪老，身体已经不便，但是思路十分清晰。与缪老的谈话围绕着他的在澳门与上海两地的生活与艺术实践，现代美术史的演进，以及他的“新东方主义”。
历经一个世纪的沧桑和对艺术的探求实践，缪老似乎也站在一个高处，俯瞰着中西文化的交融碰撞，思索着中国艺术向何处去的宏大命题。
《收藏·拍卖》：六七十年代，您在上海期间创作了很多作品，为何作品呈现出各种不同的风格？
缪鹏飞：虽然当时我也喜欢苏联写实的，但年轻人求知的欲望非常强烈，还有更多新的东西需要探索。当时正值文革，我都是在家里偷偷试验。虽然很紧张，但是也很开心，尤其是出现不同效果。那时每一张作品都在试验一种新的方法，都在探索一种思考。用火烧，用水浇，以及用水油等不同材料的混合，都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比如画《鱼》，我是用多视点的方法来看一条鱼和一个盘子。比如《红与绿》，探索红色和绿色之间补色关系的协调和相互渗透。我探索过印象派、立体派、野兽派、抽象派等各种风格，试验各种材料，各种办法。我的探索没有政治的含义，完全是绘画的。如果有人要问为什么画成这样，它的含义是什么，这样就完了。
我当时在考虑应该走哪条道路。我觉得黄宾虹给我很大启发，他的画已经开始解体，有了抽象的元素，点线面已经分散。我觉得中国人还得画中国东西。中国也有好的东西，走到二十世纪要怎么发展，这是我思考的事情。
《收藏·拍卖》：上世纪90年代，您创作了水浒系列，是怎样的创作意图？
缪鹏飞：我画了水浒里大约28个形象，这些人物的命运都是流离，被逼到家破人亡，没有退路，每个人都有非常悲惨的故事。我在想，人类为什么要自相残杀，有没有可能和平共处？水浒至今已有一千年，水浒系列就是反思人类的命运。在这之后，我反复思考，又搞了生存状态系列，反思我们生活在怎样的状态里。我认识到过去的想法是幼稚的，是不可能的。凡是有人类的地方都有斗争，不可避免。存在着文明与愚昧之间的对立。
《收藏·拍卖》：您创作的作品，一部分被命名为“后书法”如何理解？
缪鹏飞：这个名称是评论家刘晓纯先生看了我的作品后“命名”的，说所谓“后书法”即书法之后，它已经不是书法，而是一种特殊的抽象绘画。我把中国书法融入到抽象画里，就是把书法和西方的抽象表现主义结合在一起。
《收藏·拍卖》：您认为如何才能把东西方的艺术真正融合？
缪鹏飞：东方是西方对中国的视角。如果站在自己的立场，我们应该称自己为华夏主义，但由于爱，常常不容易看到自己的缺点。近百年来，我们确实落后了，但是自己很难看到。站在西方的角度，就发现很多问题。我主要是对东方的文化如何走向世界探索，所以我在以西方的视角来看中国的东西，看到问题我就改造他。所以我称它为“新东方主义”。
这需要两个基础，一个是需要对美术史非常了解，对各个流派，各种技法深入了解。不能全部真正了解西方，就很难了解西方的好东西。另一方面，你花时间真正了解东方，才知道自家的东西好在什么地方。我站在西方的角度来看东方，改造东方，就是我的“新东方主义”。“新东方主义”不是模式，而是一种思想，每个人的环境不同，方法不同，走出来的途径不一样。
《收藏·拍卖》：东西方之间的差异在哪里？
缪鹏飞：西方和东方在高处看是相通的，在低层面具体的表现来看是不相同的。中国不注重写实，而注重“意”。这和中国的哲学基础有关，我们评画的“气韵生动”，而不是逼真。西方哲学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约公元前530年-前470年）明确提出了“艺术模仿自然”的论点。在西方，自十八世纪德国艺术史学家温克尔曼提出“希腊艺术杰作的一般优点在于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希腊人所创造的形体，在表情上也都显出在一切激情之下他们仍表现出一张伟大而沉静的心灵”，导致让我们看到了艺术的真谛。米罗说：“真正重要的在于袒露灵魂”。这样，东西方的观点回到了一起，一切艺术从高处看观念是相通的。
《收藏·拍卖》：如何看待当代艺术的价值？
缪鹏飞：十九世纪写实主义已经走到极致，没办法再走。印象主义出来，后来点彩派、野兽派、立体派、达达派出来。你去研究艺术史，你会发现这是必然会出现的。一直到1954年西方出现抽象表现主义，抽象表现主义很精彩，但和普通人的距离越来越远，导致出现了反动，即“后现代”——反对现代主义。六十年代西方“后现代”至今也有，半个多世纪了，花样百出，我不在西方，所以也不考虑这个问题，我只考虑中国艺术怎么走的问题。
《收藏·拍卖》：如何看待澳门的艺术环境？
缪鹏飞：澳门的情况很现实，博彩业发达，年轻人随便在五星级酒店打工就可以赚一两万块，但是不能长远发展。澳门的文化局长吴卫鸣想在澳门搞一个类似威尼斯双年展的“澳门三年展”，一年是表演艺术，一是音乐，一是绘画。澳门具备这样的条件，钱、场地、交通、住宿条件都有了，威尼斯非常古老，我们比较现代。这个构想很好，让我看到了澳门的希望。
《收藏·拍卖》：您走过艺术人生七十载，您认为艺术有什么价值？
缪鹏飞：简单的讲，艺术没用。但是艺术又有大用，它陶冶我们的性情，提高我们的情操，使我们整个民族精神提升，其实是有大用。不要想利用它解决什么问题，它不是科学。
“文革”时代，一切思想被禁锢，苏联写实主义一统天下，他却对现代艺术产生兴趣，痴迷于对新的材料、新的技巧、新的创作理念进行研究。他渴望到西方去学习艺术，辗转来到澳门，46岁重新开始。从身上只有100元，靠打工为生，到被人发掘开第一次画展，直至用他另类的抽象表现主义创作赢得澳门乃至西方社会的赞誉，跻身澳门社会精英阶层，成为澳门艺术家杰出代表。
晚年，他与太太袁之钦常常挽手而行。回忆往昔，诸多感慨，或艺术或人生，幸或者不幸，命运不可言说，而他们的信念是，踏踏实实一步一步靠自己的努力走过来。
上海实践
缪鹏飞出生在一个小工厂主的家庭。小时候就喜欢画画。一次在家里墙上画满了动物园的狮子、老虎，妈妈一看很生气，但是爸爸却鼓励他：“画的蛮好，娃将来也许是个画家。”在缪鹏飞的讲述中，妈妈慈祥而胆小，爸爸性格就比较粗犷，而他结合了二者，有时候胆小，有时候却又特别张狂。
童年父母没有给他太多的约束，老师也是自由开明的态度，这使得他的绘画天赋得以自有发展。高中毕业，他立志要考艺术院校，并如愿以偿考入福建师范学院。
在福建师范学院读艺术期间，老师讲西方美术史，讲到1850年库尔贝就不讲了，美术史就在这里结束了。缪鹏飞想，现在是一九五几年，这其间的100年去哪里了？他就自己到图书馆去查，发现1874年有印象派、后期印象派、新印象派，之后又有野兽派、立体派等等。接触到这些之后，缪鹏飞的心就再也收不起来了。
六十年代，缪鹏飞回到上海工作已经看不到西方现代派的资料了，图书馆所有相关资料都被已封存起来。缪鹏飞通过各种途径，用几年的时间搜集整理关于西方现代绘画的资料，其中包括马蒂斯、毕加索、康定斯基、蒙德里安、米罗等现代派艺术家。
文革开始后，各方面都受到冲击，缪鹏飞出身不好，更处于风口浪尖。他被批斗了几个月，“隔离审查”，处于“专案组”的监控之下。白天，他在上海市一家翻砂厂做重体力劳动。晚上，吃完饭休息一下，把窗帘拉起来开始画画，直到天色发白，睡一会就又开始开工了。他所沉浸其中的艺术试验，给了他最大的精神庇护。
在恶劣的环境下，搞现代派绘画几乎已经不可能，缪鹏飞陷入了苦闷与彷徨。在这个时候，患难中相识的刘海粟老师交给他一卷自己手书的篆书《毛公鼎》，把缪鹏飞带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之中。
三十年后，当缪鹏飞回忆这段经历时写道：“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凡十年，放弃西画研究，注重传统。二条线路：一条是书法，从篆（毛公鼎、散氏盘）入手。隶（石门颂、西狭颂、杨淮表记）、行（黄山谷、米芾、何绍基）辅之；一条从绘画：以我个性选择，从近代黄宾虹、吴昌硕着手，上溯石溪、石涛、沈周以至元四家，走的是南宗一线，旁及敦煌（主要是北魏、北凉、北周），汉墓壁画及民间艺术，并尝试中西技法的融合。
七十年代中期，缪鹏飞被调到工艺美术学校任教，缪鹏飞的教学才能得到发挥。学生们发现这个老师有些不一样，不但有极好的绘画基础，写实能力卓越，同时又非常具有前卫意识。
他对学生的影响是深远的。30多年后，缪鹏飞的学生回忆说：“教育就是一种方法，方法就是一种哲学，有了这个就有了勇气去做一切事情。缪老师教给我们人生最基本的东西，对材料的看法，对实验的看法，如何很前卫的去做。”
缪鹏飞的创作，始终都有明显的前卫意识。这在改革开放初期是一个大胆的尝试，是春寒料峭中最早破土的奇葩。但他始终都觉得要到西方去看一看。
澳门风云
46岁那年，缪鹏飞来到了澳门。
八十年代初的澳门并没有艺术的土壤，但是想到把这里当作后花园，可以随时到海外，又因为弟弟在澳门，缪鹏飞就来澳门。
1982年12月的一天傍晚，缪鹏飞跨过拱北海关，站在了澳门。此时他身上只有100元钱，全部画作也被扣留，置身一人来到这个由葡萄牙人统治了近四百年的完全陌生的土地上。缪鹏飞直觉的感受到，他将面临比以往更为严峻的考验。
在澳门，一切从零开始。为了生存，他只能先到一个工厂当美术设计，每天忙到夜半三更。
来到澳门的三年里，缪鹏飞没有机会画一幅画。一次偶然的机会，他遇到澳门颐园书画会的孙锡昆老先生，他一见缪鹏飞画作的照片便大为赞赏，愿意帮助他和袁之钦办画展。
离开画展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但是缪鹏飞手上却一幅画也没有。他多年积累的学识和功力，在这个时候被激发出来，终于在开展前几个小时把所有画作完成，准备迎接来自葡萄牙、澳门本地官员、艺术家、画家和朋友。这个初来澳门不久的年轻人给大家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新玩意，不是中国的传统山水、西方的写实、也不是澳门人喜爱的牡丹，而是纯粹的西方抽象绘画与中国书画气韵的精妙结合。
缪鹏飞的抽象绘画展览不但出乎意料的成功，而且给当时的澳门艺术界带来一股新的风气，也给澳门的艺术界带来巨大的震动。当时的媒体评价他“缪鹏飞，这位出生在上海的画家，他勇敢精神冲破澳门对于现代派的偏见。”“对于一个还未接受新思想的地方，将起促进作用。”
1986年夏天，在马若龙的帮助下，缪鹏飞终于有机会到欧洲考察现代绘画。彼时，当他站在欧洲艺术家的画作面前，久久伫立，悄然落泪。有的西方艺术家把实验材料变成一幅画，不求规则，甚至把画布搞破了，他们的大胆和无拘无束，让他十分惊讶，又感到彼此之间的心意相通。
画展的成功，帮助缪鹏飞在澳门立足。尽管人生地不熟，缪鹏飞亦不懂得经营，但得当时的葡国政府尊重，他被聘为视觉艺术学院副院长、理工学院教授等。他与马若龙、袁之钦、吴卫鸣、马伟达、郭桓等一批画家共同创建“澳门文化体·现代画会”，画会经常和国外的艺术家进行交流，画会出去展览也请对方来澳门。第十二届亚洲艺术展，画会邀请了大陆、台湾、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各亚洲艺术家二百多位，也与葡国、比利时、西班牙等欧洲国家进行广泛交流。画会还把艺术思潮引入这个古老、在文化上处于冷僻地位的城市，掀起一股现代艺术之风，也使澳门的精神生活和现代艺术相连接。 回忆往昔，缪鹏飞的太太说，刚来澳门时，生活异常艰难，但从来都是靠自己努力生存。他们打工赚钱，追求自己的艺术之路。送小孩去澳洲读书。现在两个女儿一个在澳洲，一个在葡萄牙，事业和家庭都发展的非常不错。他们给孩子灌输的家教就是，不要走邪路，要一步步靠自己努力走过来。这也是我们做艺术的人生信念。
对话缪鹏飞
我对东方文化如何走向世界进行探索
缪老的家在澳门超级花城23层，几乎俯瞰整个路氹城。澳门博彩业的标志性建筑“银河酒店”和“威尼斯人就在窗外。老人几乎是看着路氹城被定位发展旅游博彩业后，各种度假酒店、体育馆等建起来，而路碴湿地慢慢消失。
采访时恰逢缪老轻微感冒，但他坚持带着口罩和记者聊了几个小时。缪老说，他年龄大了，消息不灵通了，现在很少外出看展和交流。那些费力气的大型抽象表现画作也无法创作了，更多的时候是写书法和画国画。
在缪鹏飞的家里，他向记者打开一本5册书结集而成的画册，并一一道来。画册封套上只简简单单三个大字“缪鹏飞”。这5册分别为：上海实践——澳门实践——水浒系列——生存状态——后书法。这本画册记录了缪鹏飞一生的艺术创作经历和艺术探究。
年近八十岁的缪老，身体已经不便，但是思路十分清晰。与缪老的谈话围绕着他的在澳门与上海两地的生活与艺术实践，现代美术史的演进，以及他的“新东方主义”。
历经一个世纪的沧桑和对艺术的探求实践，缪老似乎也站在一个高处，俯瞰着中西文化的交融碰撞，思索着中国艺术向何处去的宏大命题。
《收藏·拍卖》：六七十年代，您在上海期间创作了很多作品，为何作品呈现出各种不同的风格？
缪鹏飞：虽然当时我也喜欢苏联写实的，但年轻人求知的欲望非常强烈，还有更多新的东西需要探索。当时正值文革，我都是在家里偷偷试验。虽然很紧张，但是也很开心，尤其是出现不同效果。那时每一张作品都在试验一种新的方法，都在探索一种思考。用火烧，用水浇，以及用水油等不同材料的混合，都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比如画《鱼》，我是用多视点的方法来看一条鱼和一个盘子。比如《红与绿》，探索红色和绿色之间补色关系的协调和相互渗透。我探索过印象派、立体派、野兽派、抽象派等各种风格，试验各种材料，各种办法。我的探索没有政治的含义，完全是绘画的。如果有人要问为什么画成这样，它的含义是什么，这样就完了。
我当时在考虑应该走哪条道路。我觉得黄宾虹给我很大启发，他的画已经开始解体，有了抽象的元素，点线面已经分散。我觉得中国人还得画中国东西。中国也有好的东西，走到二十世纪要怎么发展，这是我思考的事情。
《收藏·拍卖》：上世纪90年代，您创作了水浒系列，是怎样的创作意图？
缪鹏飞：我画了水浒里大约28个形象，这些人物的命运都是流离，被逼到家破人亡，没有退路，每个人都有非常悲惨的故事。我在想，人类为什么要自相残杀，有没有可能和平共处？水浒至今已有一千年，水浒系列就是反思人类的命运。在这之后，我反复思考，又搞了生存状态系列，反思我们生活在怎样的状态里。我认识到过去的想法是幼稚的，是不可能的。凡是有人类的地方都有斗争，不可避免。存在着文明与愚昧之间的对立。
《收藏·拍卖》：您创作的作品，一部分被命名为“后书法”如何理解？
缪鹏飞：这个名称是评论家刘晓纯先生看了我的作品后“命名”的，说所谓“后书法”即书法之后，它已经不是书法，而是一种特殊的抽象绘画。我把中国书法融入到抽象画里，就是把书法和西方的抽象表现主义结合在一起。
《收藏·拍卖》：您认为如何才能把东西方的艺术真正融合？
缪鹏飞：东方是西方对中国的视角。如果站在自己的立场，我们应该称自己为华夏主义，但由于爱，常常不容易看到自己的缺点。近百年来，我们确实落后了，但是自己很难看到。站在西方的角度，就发现很多问题。我主要是对东方的文化如何走向世界探索，所以我在以西方的视角来看中国的东西，看到问题我就改造他。所以我称它为“新东方主义”。
这需要两个基础，一个是需要对美术史非常了解，对各个流派，各种技法深入了解。不能全部真正了解西方，就很难了解西方的好东西。另一方面，你花时间真正了解东方，才知道自家的东西好在什么地方。我站在西方的角度来看东方，改造东方，就是我的“新东方主义”。“新东方主义”不是模式，而是一种思想，每个人的环境不同，方法不同，走出来的途径不一样。
《收藏·拍卖》：东西方之间的差异在哪里？
缪鹏飞：西方和东方在高处看是相通的，在低层面具体的表现来看是不相同的。中国不注重写实，而注重“意”。这和中国的哲学基础有关，我们评画的“气韵生动”，而不是逼真。西方哲学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约公元前530年-前470年）明确提出了“艺术模仿自然”的论点。在西方，自十八世纪德国艺术史学家温克尔曼提出“希腊艺术杰作的一般优点在于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希腊人所创造的形体，在表情上也都显出在一切激情之下他们仍表现出一张伟大而沉静的心灵”，导致让我们看到了艺术的真谛。米罗说：“真正重要的在于袒露灵魂”。这样，东西方的观点回到了一起，一切艺术从高处看观念是相通的。
《收藏·拍卖》：如何看待当代艺术的价值？
缪鹏飞：十九世纪写实主义已经走到极致，没办法再走。印象主义出来，后来点彩派、野兽派、立体派、达达派出来。你去研究艺术史，你会发现这是必然会出现的。一直到1954年西方出现抽象表现主义，抽象表现主义很精彩，但和普通人的距离越来越远，导致出现了反动，即“后现代”——反对现代主义。六十年代西方“后现代”至今也有，半个多世纪了，花样百出，我不在西方，所以也不考虑这个问题，我只考虑中国艺术怎么走的问题。
《收藏·拍卖》：如何看待澳门的艺术环境？
缪鹏飞：澳门的情况很现实，博彩业发达，年轻人随便在五星级酒店打工就可以赚一两万块，但是不能长远发展。澳门的文化局长吴卫鸣想在澳门搞一个类似威尼斯双年展的“澳门三年展”，一年是表演艺术，一是音乐，一是绘画。澳门具备这样的条件，钱、场地、交通、住宿条件都有了，威尼斯非常古老，我们比较现代。这个构想很好，让我看到了澳门的希望。
《收藏·拍卖》：您走过艺术人生七十载，您认为艺术有什么价值？
缪鹏飞：简单的讲，艺术没用。但是艺术又有大用，它陶冶我们的性情，提高我们的情操，使我们整个民族精神提升，其实是有大用。不要想利用它解决什么问题，它不是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