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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花间集》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文人词集，而欧阳炯为其所作的《花间集序》则可以说是第一篇论词专著。欧阳炯在这篇序中大赞“诗客曲子词”，特别是对词的“艳”和“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从《花间集序》的写作背景、《花间集序》的深刻解读、欧阳炯的词学思想以及对后世的影响几个方面重点论述其所持的“艳”和“雅”的词学观念，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关键词：诗客曲子词 词学观 艳 雅
一.《花间集序》的写作背景
首先，西蜀的战乱时间并不算长，天下较为太平，孟昶汲取王衍荒淫亡国的惨痛教训，勤于政事，百姓安居乐业。《野人闲话》[1]记载：“后主时，城内人生三十岁，有不识米麦之苗者。每春三月、夏四月，多有游花院及锦浦者，歌乐掀天，朱翠填咽。贵门公子，华轩彩舫，共赏百花潭上。至诸王、功臣以下，皆各置林亭。”《蜀梼杌》[2]也有类似记载：“是时，蜀中久安，赋役俱省，斗米三钱。城中之人，子弟不识稻麦之苗……村落闾巷之间，弦管歌诵，合筵社会，昼夜相接。府库之积，无一丝一粒入于中原，所以财币充实。”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政治较为清明，后蜀才有这样的宴平之世。
在这样良好的政治环境下，城市经济自然日益繁荣，而后蜀喜好宴游的风气也更甚。不论是上层帝王还是一般的富贵人家，执板唱曲，“村落闾巷之间，弦管歌诵，合筵社会，昼夜相接”。在这样一种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宴会上的弦歌成为人们娱宾遣兴的重要内容，而配乐歌唱从词便是各类以娱乐为目的文艺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宋史·蜀世家》[3]记载，欧阳炯“性坦率，无检束，雅善长笛。”总的来说，欧阳炯处于一个矛盾的社会环境中，一方面由于晚唐五代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使得文人群体中的很大一部分选择了在浅吟低唱中求得心灵的慰藉与精神的满足，在创作中产生了大量的艳词。另一方面，由于受到传统儒家思想的教育的深远影响以及当时西蜀相对清明的政治环境，又使得他们希望自己担负起传播正统文化的责任，企图用自己的文学创作去“言志”、“载道”，展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花间集》编纂中那种既收录大量恋情词，又希望通过收录诗客曲子词使词走向雅丽的矛盾原则无疑也是这两个方面合力的结果。
二.《花间集序》的深刻解读
序文开头“镂玉雕琼”至“豪家自制”一段，欧阳炯首先指出文人填词的过程、词的使用场合以及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应歌而作。欧阳炯认为，文人填的词可谓巧夺天工，艳若春花。他们注重文字的雕琢剪裁，为了有助于宴席间的饮酒助兴，要求词与乐相谐。《昭明文选》[4]卷四十五选编宋玉的《对楚王问》：“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有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自然，欧阳炯这里的词不是民间的俗人作的俗曲，而是“诗客曲子词”。
“莫不争高门下”至“用助妖娆之态”一段，欧阳炯先引用了春申君和石崇的典故。据《史记·春申君列传》[5]记载，“赵平原君使人于春申君，赵使欲夸楚，为玳瑁簪、刀剑室悉以珠饰之。春申君三千馀人，上客皆镊珠履以见。赵使大惭。”欧阳炯借此，意在表明了各位词家争先恐后地创作曲子词正如春申君和石崇与他人攀比斗富的场景。接着，他又指出乐府歌辞创作与演唱的场景。在宴会上唱歌的歌女们将花笺递给写作歌词的文士，而文士们也大展文采，作词交予歌女们演唱。文人华美精致又清绝不已的词被娇柔妩媚的歌女们拍檀演唱出来，别有一番韵味。
“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何止言之不文，所谓秀而不实。”是历来争议比较大的两句。一些学者认为，欧阳炯持花间词是宫体与倡风的结合，而另外一些学者认为，欧阳炯是在批评和否定宫体诗。实际上，二者都有失偏颇。欧阳炯认为词是香艳妩媚的，或许他的态度并没有强硬地指向一方。《儒林公议》下卷记载道：“伪蜀欧阳炯尝应命作宫词，淫靡甚于韩偓。”他的诗歌取向俭素，但在论词时，似乎又特别推崇南朝宫体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出自《左传·襄公二十五年》[6]，意思是如果说话没有文采，就传播不远。“言之不文”中的“不文”指的是“不文雅”，这里欧阳炯是批评民间流传的俗词不够精致典雅，正对比出诗客曲子词的过人之处。由此，可以看出欧阳炯极力追求形式美、趋向精巧化与格律化的倾向。欧阳炯明确主张对形式的刻意雕琢、经营，肯定对词“雕”、“镂”、“裁”、“剪”的必要性，直接批评民间歌辞“言之不文”。如果我们把《花间集》和敦煌写经卷中的民间词相比就会发现：民间词语言质朴自然、明净生动、不太讲究雕饰和彩绘，艺术表现以白描、铺叙、比喻和直抒胸臆等手法为主，字声平仄与用韵也只求大体和谐，并非严格一律；而花间词与之相比却明显表现出对修辞手法及音韵格律的严格讲究，呈现出相对精巧、优美、规范、成熟的艺术特征和发展趋势。[7]
“有唐以降”至“无愧前人”一段，欧阳炯叙述了唐以后词的沿革。自从唐朝起，普天之下的豪门望族都是在“红楼夜月”下，欣赏和蓄养着嫦娥般美丽的歌女。诗客曲子词愈来愈兴盛，文人词作大放光彩，温庭筠甚至已有自己的词集。
全序的最后一部分交代了赵崇祚编《花间集》的目的和情形、自己作《花间集序》的缘由等，肯定了赵崇祚编《花间集》的功绩，认为其将古代阳春白雪之类的绝唱佳作编纂成集，为词坛开创了一个新风气。同时也使歌女的唱词有了新词，而不用再唱旧曲。
三.从《花间集序》看欧阳炯所持的“艳”和“雅”的词学观
首先，欧阳炯将民间流传的俗词与“诗客曲子词”区别开来，大加赞赏文人词的创作。他摆脱俗曲，提出雅化词体的主张，在他看来，从名目上，“诗客曲子词”与民间流传的小曲差别很大。文人染翰填词，是一种精心构思、追求唯美的可以创作。
其次，他指出了词的“艳”和“雅”要统一。第一，从历史渊源和滋生环境的角度表明，词上承齐梁宫体诗，香艳妩媚。而词不是绝对的“艳”，“艳”中是有“清”的。《花间集序》中有两处提到“清”。一处是称赏西王母所唱《白云谣》“词清”，另一处是说“绮筵公子”、“绣幌佳人”传唱的歌辞中“不无清绝之辞”，“清”显然是欧阳炯的审美标准之一。但是扬“清”并不等于贬“艳”，欧阳炯对“艳”的是有条件接受的。“艳”作为一种审美标准，本身不含贬义。而欧阳炯批评宫体并非因为其艳，而是因为其艳而不清，即“秀而不实”。他真正推崇的正是艳而清的风格。第二，词与诗不同，诗歌是正道，是要传递正统思想以教化世人，而词应该重视性情，宣扬减少传统诗教理论的束缚。第三，表现出“文质并重”“崇雅黜俗”的理论倾向，具有朦胧的词史观念和流派意识，对后世词论有较大影响。[7]
最后，他指出《花间集》有唱本的特点，而非一般的诗歌集，而是一部专门的由文人写的歌词集。《花间集》的作用完全在于收集当时流行的歌词，目的是佐欢备唱，娱宾遣兴，这自然是强调词的“艳”。而选词的标准是要合鸾歌，谐凤律，这又要求词要“雅”。
四.对后世词的词作的影响
《花间集序》对花间词风倾向、词与音乐的关系、词体发展的文人化趋势、诗与词应该有不同的评价标准都有所阐明，并确立了与诗评迥然相异的词评标准。从理论的视角鲜明地揭示了作为音乐文学的歌词娱宾遣兴的功能、合歌谐律的特征、香艳绮丽的风貌。[8]
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他明确指出词是“艳”的，但又要把握好度，力爭做到“艳”和“雅”的统一。为后人进一步探讨本色论、雅俗之辨等问题提供了借鉴。
参考文献
[1]见王明清.挥麈录[M].北京：中华书局，1961
[2]勾延庆.锦里耆旧传，见蜀梼杌校笺附录四
[3]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4
[4]萧统.昭明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2010
[5]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6]刘利，纪凌云.左传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7
[7]杨兴涓.欧阳炯研究[D].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2010
[8]白静，刘尊明.论花间词人欧阳炯的词论及其词[N].湖北大学学报，2002
项目信息：江苏大学2018年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项目，项目编号：201810299527W，项目名称：由《花间集序》观欧阳炯词学思想之“艳”与“雅”。
（作者单位：江苏大学）
关键词：诗客曲子词 词学观 艳 雅
一.《花间集序》的写作背景
首先，西蜀的战乱时间并不算长，天下较为太平，孟昶汲取王衍荒淫亡国的惨痛教训，勤于政事，百姓安居乐业。《野人闲话》[1]记载：“后主时，城内人生三十岁，有不识米麦之苗者。每春三月、夏四月，多有游花院及锦浦者，歌乐掀天，朱翠填咽。贵门公子，华轩彩舫，共赏百花潭上。至诸王、功臣以下，皆各置林亭。”《蜀梼杌》[2]也有类似记载：“是时，蜀中久安，赋役俱省，斗米三钱。城中之人，子弟不识稻麦之苗……村落闾巷之间，弦管歌诵，合筵社会，昼夜相接。府库之积，无一丝一粒入于中原，所以财币充实。”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政治较为清明，后蜀才有这样的宴平之世。
在这样良好的政治环境下，城市经济自然日益繁荣，而后蜀喜好宴游的风气也更甚。不论是上层帝王还是一般的富贵人家，执板唱曲，“村落闾巷之间，弦管歌诵，合筵社会，昼夜相接”。在这样一种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宴会上的弦歌成为人们娱宾遣兴的重要内容，而配乐歌唱从词便是各类以娱乐为目的文艺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宋史·蜀世家》[3]记载，欧阳炯“性坦率，无检束，雅善长笛。”总的来说，欧阳炯处于一个矛盾的社会环境中，一方面由于晚唐五代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使得文人群体中的很大一部分选择了在浅吟低唱中求得心灵的慰藉与精神的满足，在创作中产生了大量的艳词。另一方面，由于受到传统儒家思想的教育的深远影响以及当时西蜀相对清明的政治环境，又使得他们希望自己担负起传播正统文化的责任，企图用自己的文学创作去“言志”、“载道”，展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花间集》编纂中那种既收录大量恋情词，又希望通过收录诗客曲子词使词走向雅丽的矛盾原则无疑也是这两个方面合力的结果。
二.《花间集序》的深刻解读
序文开头“镂玉雕琼”至“豪家自制”一段，欧阳炯首先指出文人填词的过程、词的使用场合以及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应歌而作。欧阳炯认为，文人填的词可谓巧夺天工，艳若春花。他们注重文字的雕琢剪裁，为了有助于宴席间的饮酒助兴，要求词与乐相谐。《昭明文选》[4]卷四十五选编宋玉的《对楚王问》：“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有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自然，欧阳炯这里的词不是民间的俗人作的俗曲，而是“诗客曲子词”。
“莫不争高门下”至“用助妖娆之态”一段，欧阳炯先引用了春申君和石崇的典故。据《史记·春申君列传》[5]记载，“赵平原君使人于春申君，赵使欲夸楚，为玳瑁簪、刀剑室悉以珠饰之。春申君三千馀人，上客皆镊珠履以见。赵使大惭。”欧阳炯借此，意在表明了各位词家争先恐后地创作曲子词正如春申君和石崇与他人攀比斗富的场景。接着，他又指出乐府歌辞创作与演唱的场景。在宴会上唱歌的歌女们将花笺递给写作歌词的文士，而文士们也大展文采，作词交予歌女们演唱。文人华美精致又清绝不已的词被娇柔妩媚的歌女们拍檀演唱出来，别有一番韵味。
“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何止言之不文，所谓秀而不实。”是历来争议比较大的两句。一些学者认为，欧阳炯持花间词是宫体与倡风的结合，而另外一些学者认为，欧阳炯是在批评和否定宫体诗。实际上，二者都有失偏颇。欧阳炯认为词是香艳妩媚的，或许他的态度并没有强硬地指向一方。《儒林公议》下卷记载道：“伪蜀欧阳炯尝应命作宫词，淫靡甚于韩偓。”他的诗歌取向俭素，但在论词时，似乎又特别推崇南朝宫体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出自《左传·襄公二十五年》[6]，意思是如果说话没有文采，就传播不远。“言之不文”中的“不文”指的是“不文雅”，这里欧阳炯是批评民间流传的俗词不够精致典雅，正对比出诗客曲子词的过人之处。由此，可以看出欧阳炯极力追求形式美、趋向精巧化与格律化的倾向。欧阳炯明确主张对形式的刻意雕琢、经营，肯定对词“雕”、“镂”、“裁”、“剪”的必要性，直接批评民间歌辞“言之不文”。如果我们把《花间集》和敦煌写经卷中的民间词相比就会发现：民间词语言质朴自然、明净生动、不太讲究雕饰和彩绘，艺术表现以白描、铺叙、比喻和直抒胸臆等手法为主，字声平仄与用韵也只求大体和谐，并非严格一律；而花间词与之相比却明显表现出对修辞手法及音韵格律的严格讲究，呈现出相对精巧、优美、规范、成熟的艺术特征和发展趋势。[7]
“有唐以降”至“无愧前人”一段，欧阳炯叙述了唐以后词的沿革。自从唐朝起，普天之下的豪门望族都是在“红楼夜月”下，欣赏和蓄养着嫦娥般美丽的歌女。诗客曲子词愈来愈兴盛，文人词作大放光彩，温庭筠甚至已有自己的词集。
全序的最后一部分交代了赵崇祚编《花间集》的目的和情形、自己作《花间集序》的缘由等，肯定了赵崇祚编《花间集》的功绩，认为其将古代阳春白雪之类的绝唱佳作编纂成集，为词坛开创了一个新风气。同时也使歌女的唱词有了新词，而不用再唱旧曲。
三.从《花间集序》看欧阳炯所持的“艳”和“雅”的词学观
首先，欧阳炯将民间流传的俗词与“诗客曲子词”区别开来，大加赞赏文人词的创作。他摆脱俗曲，提出雅化词体的主张，在他看来，从名目上，“诗客曲子词”与民间流传的小曲差别很大。文人染翰填词，是一种精心构思、追求唯美的可以创作。
其次，他指出了词的“艳”和“雅”要统一。第一，从历史渊源和滋生环境的角度表明，词上承齐梁宫体诗，香艳妩媚。而词不是绝对的“艳”，“艳”中是有“清”的。《花间集序》中有两处提到“清”。一处是称赏西王母所唱《白云谣》“词清”，另一处是说“绮筵公子”、“绣幌佳人”传唱的歌辞中“不无清绝之辞”，“清”显然是欧阳炯的审美标准之一。但是扬“清”并不等于贬“艳”，欧阳炯对“艳”的是有条件接受的。“艳”作为一种审美标准，本身不含贬义。而欧阳炯批评宫体并非因为其艳，而是因为其艳而不清，即“秀而不实”。他真正推崇的正是艳而清的风格。第二，词与诗不同，诗歌是正道，是要传递正统思想以教化世人，而词应该重视性情，宣扬减少传统诗教理论的束缚。第三，表现出“文质并重”“崇雅黜俗”的理论倾向，具有朦胧的词史观念和流派意识，对后世词论有较大影响。[7]
最后，他指出《花间集》有唱本的特点，而非一般的诗歌集，而是一部专门的由文人写的歌词集。《花间集》的作用完全在于收集当时流行的歌词，目的是佐欢备唱，娱宾遣兴，这自然是强调词的“艳”。而选词的标准是要合鸾歌，谐凤律，这又要求词要“雅”。
四.对后世词的词作的影响
《花间集序》对花间词风倾向、词与音乐的关系、词体发展的文人化趋势、诗与词应该有不同的评价标准都有所阐明，并确立了与诗评迥然相异的词评标准。从理论的视角鲜明地揭示了作为音乐文学的歌词娱宾遣兴的功能、合歌谐律的特征、香艳绮丽的风貌。[8]
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他明确指出词是“艳”的，但又要把握好度，力爭做到“艳”和“雅”的统一。为后人进一步探讨本色论、雅俗之辨等问题提供了借鉴。
参考文献
[1]见王明清.挥麈录[M].北京：中华书局，1961
[2]勾延庆.锦里耆旧传，见蜀梼杌校笺附录四
[3]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4
[4]萧统.昭明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2010
[5]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6]刘利，纪凌云.左传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7
[7]杨兴涓.欧阳炯研究[D].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2010
[8]白静，刘尊明.论花间词人欧阳炯的词论及其词[N].湖北大学学报，2002
项目信息：江苏大学2018年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项目，项目编号：201810299527W，项目名称：由《花间集序》观欧阳炯词学思想之“艳”与“雅”。
（作者单位：江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