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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市郊区，人们广为传颂着这样一位平凡的教师父亲，他用父亲那深情宽广的慈爱，把三个女儿培养成令人羡慕的博士生。目前，三个女儿分别在德国耶拿大学、慕尼黑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分校攻读博士学位。这位叫陈克正的父亲。6月初向记者坦露了养育儿女的感人故事。
1 1944年我出生在湖北省武昌县（现在的江夏区）农村，20岁时，便考入赫赫有名的武汉大学生物系。我原本想做一名生物学家，可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把我的梦想击得粉碎。大学毕业时，我分到湖北沙洋农村部队军训营参加劳动锻炼。此时，在父母的撮合下，我与农村姑娘罗秀珍结为百年之好。1969年年底，大女儿陈中源降生了，这给生活艰辛的我们心灵上带来一丝慰藉。
那是一个知识最大限度遭到贬值的年代，我被完全剥夺了钻研生物学的自由，整天与农田为伴。1974年二女儿中静出生了，第二年三女儿中洲也来到人世，我那每月还不到20元的工资是肯定养不活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的，我只好和妻子节衣缩食，一天只吃一顿饭，其余的饭菜都给孩子们。我看着三个孩子围着两个馍馍和一碗野菜争抢时，心里阵阵酸楚，我不知道这种日子还有多久。
1979年，中国社会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知识分子受到社会重视。在沙洋农村整整劳动了10年的我，被调回家乡武昌卫生学校任教。我和善良的妻子激动得溢出喜悦的眼泪。但是，我在专业上已耽误了最宝贵的10年，很多知识已无法弥补，还想成为一名生物学家，我已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也许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悲惨命运吧！看着三个可爱的孩子，我心中坚定了一个念头：即使我的梦想实现不了，也要在女儿的身上去实现，一定要让孩子们长大了多念书，成为有用的人！
我刚进入卫校工作的时候，单位只分了我一个单身间，妻子带着三个孩子，住在偏远的乡下种田。此时中源、中静在村小学读四年级和一年级，我每月60元钱的工资，除留15元钱作伙食费外，其余的就给了妻女们用。有一次，单位放假，我抽空回乡到女儿们就读的小学去看看。我刚进学校就见到两个女儿浑身都脏兮兮的，正和小男孩们手拿弹弓打麻雀。趁她们不注意时，我翻开了女儿们的算术作业本，却是一个接一个“住薄Ｎ业男囊焕洌背】剂怂羌父龊芗虻サ乃闶跆猓且彩且晃嗜恢Ｎ艺婷幌氲脚堑难叭绱嗽愀馔付ァＮ掖耸逼咧良父霭驼撇挥傻卮蛟谒堑男∑ü缮希峭弁鄣乜蘖似鹄础Ｎ业男那槌林丶耍热羧纹浞⒄瓜氯セ固负谓闯刹拍兀课彝趴奁呐牵睦锢⒕蔚厮担骸昂⒆樱际前职植缓谩！*
为了女儿有好的学习环境，我打算把三个女儿一起接到县城，亲自辅导她们的学习。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妻子时，她马上意识到自己是个文化不高、不会调教孩子的村妇，眼泪刷刷地溢出了眼眶。可是，我能怪她吗？妻子没文化，这本身也是她的悲剧啊。我说：“这不是你的错，我们有义务和责任把孩子培养成最优秀的人才！”妻子没有再说什么，收拾了一大包行李，泪眼汪汪地把我们父女四人送上路，她站在路口，目送我们很久。
三个女儿接到县城以后，很多麻烦问题接踵而来。由于我在县城人地生疏，每一个学校都拒收孩子入学，理由是她们没有城镇户口。还是单位的一位同事帮忙，费尽周折联系了一个没有名气的小学校。我带着中源、中静见到小学的负责老师，哪知负责老师随便问了两道小算术题就卡住了小姐妹俩，小姐妹俩用乞求的眼睛看着我，我不知道该怎样解释。那老师没好气地对我说：“你也是老师，怎么连自己的两个小孩子都教不好。”我再三恳请老师给一个机会，如果一年内学习没进步，我会自动让孩子退学的。在我作了这番承诺后，两个女儿才被勉强接收。
三个女儿的住宿成了最大的问题。虽然我有一个单人间，但不足10平方米，又矮又潮湿。为了孩子们在冬天暖和不挨冻，我到县城郊外拖来了几捆稻草，垫在床上。我则在床边用砖头码起了地铺，一个破旧的棉絮和一张单薄的棉被就是我冬天主要的御寒品。有一次，我送老大、老二上学路过一家商店时，老二中静指着商店里的花棉袄说：“爸爸，我好冷，能给我买一件棉袄吗？”我摸了摸口袋，手头仅有两元钱。便加快脚步拉着孩子们走开了，我心里酸酸的。几天后，我让乡下的妻子把我一件新大衣改成3个小棉袄。孩子们穿在身上暖和了。这下我可冷极了，特别是在北风呼啸的夜晚，我一个人躺在地铺上，全身上下都是一股凉气。日久天长，我患上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和脊髓炎。
每天下班后，我就全力以赴辅导女儿们的功课。老大的学校开设英语课，一直在乡下长大的她听英语吃力费劲，完全跟不上班。我一下子急了，因为我以前学的是俄语，对于英语，我是一窍不通。我下定决心，向其他年级的老师们借英语课本自学，把学到的内容当天传授给她。就这样，一段时间以后，中源的英语水平慢慢提高了，后来我两个女儿的功课通过严格的辅导，在第二年的期末考试中都考了班上的第一，这让她们的老师吃惊不小。作为庆贺，我专门煎了4个鸡蛋作为奖赏。看着女儿们津津有味地吃着，我的心里总算舒了一口气。
2 1983年，我分到一套两室一厅的住房，妻子也从农村来到城里，一家五口终于团团圆圆。随着女儿们的长大，学习开支成了一件令我为难的事。微薄的工资连一家五口吃饭都成了问题，还能有什么余剩？现在已经捉襟见肘了，往后孩子们的学习开销肯定越来越大，怎么办。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于是，为了女儿的将来学习有经济支撑，我在休息的时间，利用一些专业知识，开始和妻子栽培菌菇。我除了忙上班、辅导孩子的功课外，天天深夜十一点钟开始栽菌菇，到第二天天还未亮的时候，我和妻子就用自行车推着两筐子菌菇，到菜市场上叫卖。开始时，我还难为情，过几天后，我也习以为常了。到上班的时候，我又骑车返回学校。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994年三女儿考上大学。
那一年上初三的老大中源准备参加全国数学竞赛，但是数学竞赛方面的书籍在县城少之又少。为了她能赛出好成绩，一个星期天的凌晨，我咬咬牙，为节约1.5元的车费，披星戴月骑自行车到80里外的汉口新华书店买书。我看着一本本优秀的辅导书，生怕买少了会漏掉什么，于是咬咬牙一口气就买了70多元的书，这相当于我一个多月的工资啊。这时已到中午，我饿极了，可钱已花光，只好猛喝自来水充饥，也可说是“再穷也不能穷教育”吧。回到家里，我又把书的内容逐题弄懂后，向老大讲解，并指导她做题。她不辜负我的希望，后来得了湖北赛区的第一名！
也许是老大为妹妹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老二、老三学习也很刻苦，姐妹三人一时出现了比学赶帮超的局面，我看在眼里，喜在眉梢。
1986年10月，老大已上高三了，这也到了她学习压力最大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她学习紧，每天要上晚自习，到深夜十一点才回家，我每夜必去学校接她。一天夜晚我走了一半路程，天就下起了瓢泼大雨。走到学校时，我的衣服全淋湿了，我的关节炎老毛病又犯了，双腿疼痛难忍，但给女儿带的宵夜面条用塑料袋包装握在我手里却安然无恙。此时，女儿看到我脸色苍白，她关切地说：“爸爸，你的双腿疼吗？”我咬紧牙，强撑一副笑脸，摇头说没事。第二天我病得实在难以支撑，但为了不影响女儿们的学习，我没有告诉她们，依然抱病工作。我让妻子尽量为老大做一些好吃的，补充她的营养。我在想，只要中源考上大学，对两个妹妹的影响肯定非同小可，她们需要这样一个榜样。
1987年9月，17岁的中源以全县理科状元的身份考入武汉大学生物系！左邻右舍顿时沸腾了，我家也是欢声笑语一片，老大成了女儿们中的第一个大学生，又是考上了我曾经就读的母校和专业，我能不为之自豪吗？当晚，很少喝酒的我居然连喝两杯。老二、老三看到姐姐这么有出息，一副不肯服输的样子。老三翘着嘴巴说：“我长大了也能考上大学的。”我听了，心里喜滋滋的。孩子哟，爸爸最爱听的就是这一句话啊！
经济上的拮据一直都困扰着我。孩子要上大学了，总该穿得稍微像样点吧，尤其是个女孩子。可我实在拿不出更多的钱。我只好找单位领导磨嘴皮，先预支我一个月的工资共400多元，给老大买了两件廉价的衬衣和裙子。老大看着我那穿了近十年接近灰色的白衬衣，双眼模糊了。她说：“爸爸，女儿让您受苦了，我们会报答您的养育之恩的。”很少流泪的我，此时忍不住动了情，鼻子酸酸的，说：“乖女儿，只要你们姐妹读书学有所成，我哪怕是做牛做马少活二十年也值啊！”
老大上大学后，我每月都要骑自行车到东湖之滨的武汉大学送去80元的生活费。钱虽然不多，可这已尽了我一个做父亲的最大的努力。有一个星期天，我去学校找她，却没有见到她，直到下午，中源才回学校宿舍。她好像好久没有吃东西，拿着我给她的玉米棒就啃。原来，她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到汉口做家教。她拿出辛辛苦苦攒下的50元钱，说：“爸爸，您给予我太多了，这点钱就给妹妹们拿去买学习用品吧。”看着她认真的样子，我想哭又想笑。
1989年8月，老二中静考入了武昌县一中高一，老三也在上初中。老二刚进入高一时，由于不适应新的学习环境，成绩由原来班上的前十名落到中游，她心急如焚，我也跟着一起着急。中静是一个活泼爱动的孩子，如果让她一个人每天晚上静静坐着看书，也许是一件很为难她的事。于是，我主动陪着她一起看书，特别是熬到深夜，我就有点挺不住了，腰部一阵阵地发酸，双腿也开始疼了。老二看着我脸上痛苦的表情，她就拿来被子，焐住我的双腿。她说：“爸爸，你疼吗？”我吃力地摇摇头。她说：“将来我一定会为您买一个电热毯。”我抚摸着女儿的头，感觉疼痛也减轻了。
虽然我患有风湿性关节炎、脊椎痛，可我从来没有因此而上过医院，目的就是为了省钱。另外，我还主动向学校申请多上一些课，以挣得更多的加班费和课时费。有一回，我上课太多，累得一下子倒在讲台上。我醒来时妻子关切地说：“克正，你这样玩命地工作，我真替你身体担心，我们家已有了一个大学生，也够了！”我急切地说：“我们累一点怕什么，她们将来没有文化不行啊！”
有一段时间，我的关节炎又犯了，这下可疼得我起不了床，在武大上学的老大闻讯后，也连忙赶回家中。老三也很是乖巧，到厨房为我煮了一碗绿豆粥，说：“好爸爸，你可是累不垮的人。”这一句话如同一剂良药，使我很快忘记了疼痛，心情舒畅多了。
1990年11月，中源读大四，当时还不像现在这么流行考研，我就极力劝她考，而她却想早点工作，为家里分忧。我说：“女儿啊，你趁年轻就尽管往上读，家里有我和你妈，就别担心吧！”中源在我的坚持下，终于打响了考研战。1991年，她一举考取同济医科大学病毒学的硕士研究生。1992年9月，老二也考上了湖北工学院化学系。
3老大上研究生时，平时做课题研究，常常想方设法挤出一点零用钱给两个妹妹。但老二总是对自己考上一所非重点大学悲伤难过，因为凭她的实力，应该是能考上一类大学的。这种情绪对她的学习百害无益，我看出了她的心思。有一次，我专门前往她所就读的学校安慰她说：“孩子，能上大学就很不容易了。进了大学门，修行在个人，一流学校出来的不一定就是一流人才。靠自己的努力，你完全可以出类拔萃。爸爸永远都是你们坚决的支持者！”听完我的话，中静点点头呜呜地哭了。
孩子们的学习到了花钱最多的时候，我的全部工资700元除了交纳老二和老三的学习生活费用外，身上再也没有更多的钱。有一回，我的一位乡下亲戚做寿，非得让我去参加，可是，没有钱怎么参加这样热闹的场面呢？当我把自己的想法如实转达给亲戚时，哪知亲戚家却说：“现在两个女儿是大学生，自己又是县城的老师，分明是瞧不起我们了。”对此，我只有沉默。可他们哪知道，为了三个孩子的学习，家里连一件像样的家具也没有。多年来家中都没有摆过一桌酒席。
1993年春天，三女儿中洲在上高二时，学校组织到武昌东湖游玩，每个人都要交30元钱。她知道家里没有钱，回家后什么也不说，只是低着头。在我再三追问下，她才说出了实情。我想，再难也不能让孩子受委屈，我连忙下楼，找单位的同事借了30元钱。可懂事的她，并没有接下钱，说：“爸爸，我长大了，还是把钱用在值得的地方吧！”我听罢，为孩子的懂事而高兴，同时也为经济的拮据而黯然。
吃得苦中苦，方能有成功。老三在两位姐姐的鼓励下，1994年8月考入了桂林工学院资源与环境工程系。三个女儿都成为大学生了，这可是我多年的夙愿啊！在我们送中洲上大学的前一天，一家人好不容易聚在一起。老大也买来了大大的蛋糕，为我提前过了五十岁的生日。我看着镜中的我，头发中已有数根白发了。三个女儿齐声唱着“生日快乐”歌，我发现她们的眼中都闪烁着晶莹的泪光。
三个女儿在外求学，家中一下子清静了许多。同时，老二、老三上学的经济负担也逐年增长。我对妻子说：“这些年可真是苦了你，连一件像样的衣裳也没有。”她却不以为然地说：“你不也是一样吗？三个孩子能读上大学，才是我们最漂亮的衣裳啊！”说着，我们开心地笑了。
栽种菌菇是一件极其辛苦的活，妻子整天在照看着那生长的菌菇，如同照看孩子一样。这也是我们供老二、老三学习的重要经济来源之一。每天晚上我和妻子忙完后，浑身都是酸酸的，毕竟我们都是50多岁的人了。有一次，在桂林上大學的中洲寄来一封信：“桂林的山水太美了，我真想让你们二老来畅游风景优美的漓江！”看完这封情意盈盈的信，我的心里一阵宽慰，干起活来也越发起劲。
老二中静在大姐中源的影响下，1996年考上了北京石油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我们全家再次欢腾了，中静激动地拉着我的手，说：“爸爸，如果不是当初您对我的鼓励，我不知道现在自己是什么样子了。您不仅是位严慈的父亲，还是位能理解人心的好朋友！”老三看两位姐姐如今都是硕士，也顿感压力大，声称大学毕业后也要考研。
这下我的经济压力一下子减轻了许多。老二在北京读研时还帮导师研究化妆品的活性物质，她用自己的智慧养活了自己。当她读完了第一个学期回家时，还专门为我买了400多元一床的电热毯，女儿的孝心让我感动不已。转眼到了1999年3月，老大中源硕士研究生毕业放弃了在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3000元月薪的工作，一举公费考取德国波恩大学免疫分子生物系的博士研究生！这在我们家接连不断喜事中无疑是最大的一件。5月份，我和妻子及在北京读研的老二送她到北京国际机场。一想到在我身边长大的女儿马上就要离开我们到遥远的欧洲去，我心里难免依依不舍。妻子早已泪水涟涟，老二也想哭，但终究忍住了。我说：“大家不许哭，我们应该庆祝才对啊！”
这一年大学毕业的老三已分配到长江水利委员会工作，可她上班不到半年，就辞了令人羡慕的工作，买一大堆复习资料把自己锁在房里复习考研。老三对我说：“爸爸，我是您最小的女儿，同样也会成为您的骄傲的。”她是那样有信心，我想这次她又动真格了。为了老三在家静心复习考研，我从工资中拿出500多元供她买各类参考书，并亲手做她最爱喝的鱼头汤。此时远在北京的二女儿打回电话，也在积极准备出国考试。三个女儿一个比一个牛气冲天，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父亲。
2000年6月，两封特快专递飞进了我们的家，老二中静被德国慕尼黑大学有机化学生物化学系录取为博士研究生。老三中洲被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录取为硕博连读生！此时老大完成在波恩大学的课程学习后，又转入德国的耶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我感慨万千，自己花在三个女儿身上20年的心血，终于结出了累累硕果。2001年春节，老大和老二在异乡的土地上，通过国际长途电话，向我们拜年。我和妻子老泪纵横，一种说不出的喜悦滋润着我们幸福的晚年。
我一口气培养了三名博士，现在已成为佳话在武汉的郊区广为传颂。很多人慕名而来，让我传授教育孩子的经验。怎么说呢？这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作为我来说，我只是用父亲的爱和责任，照亮了女儿的美好前程。
（责编 关山越）
1 1944年我出生在湖北省武昌县（现在的江夏区）农村，20岁时，便考入赫赫有名的武汉大学生物系。我原本想做一名生物学家，可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把我的梦想击得粉碎。大学毕业时，我分到湖北沙洋农村部队军训营参加劳动锻炼。此时，在父母的撮合下，我与农村姑娘罗秀珍结为百年之好。1969年年底，大女儿陈中源降生了，这给生活艰辛的我们心灵上带来一丝慰藉。
那是一个知识最大限度遭到贬值的年代，我被完全剥夺了钻研生物学的自由，整天与农田为伴。1974年二女儿中静出生了，第二年三女儿中洲也来到人世，我那每月还不到20元的工资是肯定养不活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的，我只好和妻子节衣缩食，一天只吃一顿饭，其余的饭菜都给孩子们。我看着三个孩子围着两个馍馍和一碗野菜争抢时，心里阵阵酸楚，我不知道这种日子还有多久。
1979年，中国社会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知识分子受到社会重视。在沙洋农村整整劳动了10年的我，被调回家乡武昌卫生学校任教。我和善良的妻子激动得溢出喜悦的眼泪。但是，我在专业上已耽误了最宝贵的10年，很多知识已无法弥补，还想成为一名生物学家，我已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也许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悲惨命运吧！看着三个可爱的孩子，我心中坚定了一个念头：即使我的梦想实现不了，也要在女儿的身上去实现，一定要让孩子们长大了多念书，成为有用的人！
我刚进入卫校工作的时候，单位只分了我一个单身间，妻子带着三个孩子，住在偏远的乡下种田。此时中源、中静在村小学读四年级和一年级，我每月60元钱的工资，除留15元钱作伙食费外，其余的就给了妻女们用。有一次，单位放假，我抽空回乡到女儿们就读的小学去看看。我刚进学校就见到两个女儿浑身都脏兮兮的，正和小男孩们手拿弹弓打麻雀。趁她们不注意时，我翻开了女儿们的算术作业本，却是一个接一个“住薄Ｎ业男囊焕洌背】剂怂羌父龊芗虻サ乃闶跆猓且彩且晃嗜恢Ｎ艺婷幌氲脚堑难叭绱嗽愀馔付ァＮ掖耸逼咧良父霭驼撇挥傻卮蛟谒堑男∑ü缮希峭弁鄣乜蘖似鹄础Ｎ业男那槌林丶耍热羧纹浞⒄瓜氯セ固负谓闯刹拍兀课彝趴奁呐牵睦锢⒕蔚厮担骸昂⒆樱际前职植缓谩！*
为了女儿有好的学习环境，我打算把三个女儿一起接到县城，亲自辅导她们的学习。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妻子时，她马上意识到自己是个文化不高、不会调教孩子的村妇，眼泪刷刷地溢出了眼眶。可是，我能怪她吗？妻子没文化，这本身也是她的悲剧啊。我说：“这不是你的错，我们有义务和责任把孩子培养成最优秀的人才！”妻子没有再说什么，收拾了一大包行李，泪眼汪汪地把我们父女四人送上路，她站在路口，目送我们很久。
三个女儿接到县城以后，很多麻烦问题接踵而来。由于我在县城人地生疏，每一个学校都拒收孩子入学，理由是她们没有城镇户口。还是单位的一位同事帮忙，费尽周折联系了一个没有名气的小学校。我带着中源、中静见到小学的负责老师，哪知负责老师随便问了两道小算术题就卡住了小姐妹俩，小姐妹俩用乞求的眼睛看着我，我不知道该怎样解释。那老师没好气地对我说：“你也是老师，怎么连自己的两个小孩子都教不好。”我再三恳请老师给一个机会，如果一年内学习没进步，我会自动让孩子退学的。在我作了这番承诺后，两个女儿才被勉强接收。
三个女儿的住宿成了最大的问题。虽然我有一个单人间，但不足10平方米，又矮又潮湿。为了孩子们在冬天暖和不挨冻，我到县城郊外拖来了几捆稻草，垫在床上。我则在床边用砖头码起了地铺，一个破旧的棉絮和一张单薄的棉被就是我冬天主要的御寒品。有一次，我送老大、老二上学路过一家商店时，老二中静指着商店里的花棉袄说：“爸爸，我好冷，能给我买一件棉袄吗？”我摸了摸口袋，手头仅有两元钱。便加快脚步拉着孩子们走开了，我心里酸酸的。几天后，我让乡下的妻子把我一件新大衣改成3个小棉袄。孩子们穿在身上暖和了。这下我可冷极了，特别是在北风呼啸的夜晚，我一个人躺在地铺上，全身上下都是一股凉气。日久天长，我患上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和脊髓炎。
每天下班后，我就全力以赴辅导女儿们的功课。老大的学校开设英语课，一直在乡下长大的她听英语吃力费劲，完全跟不上班。我一下子急了，因为我以前学的是俄语，对于英语，我是一窍不通。我下定决心，向其他年级的老师们借英语课本自学，把学到的内容当天传授给她。就这样，一段时间以后，中源的英语水平慢慢提高了，后来我两个女儿的功课通过严格的辅导，在第二年的期末考试中都考了班上的第一，这让她们的老师吃惊不小。作为庆贺，我专门煎了4个鸡蛋作为奖赏。看着女儿们津津有味地吃着，我的心里总算舒了一口气。
2 1983年，我分到一套两室一厅的住房，妻子也从农村来到城里，一家五口终于团团圆圆。随着女儿们的长大，学习开支成了一件令我为难的事。微薄的工资连一家五口吃饭都成了问题，还能有什么余剩？现在已经捉襟见肘了，往后孩子们的学习开销肯定越来越大，怎么办。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于是，为了女儿的将来学习有经济支撑，我在休息的时间，利用一些专业知识，开始和妻子栽培菌菇。我除了忙上班、辅导孩子的功课外，天天深夜十一点钟开始栽菌菇，到第二天天还未亮的时候，我和妻子就用自行车推着两筐子菌菇，到菜市场上叫卖。开始时，我还难为情，过几天后，我也习以为常了。到上班的时候，我又骑车返回学校。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994年三女儿考上大学。
那一年上初三的老大中源准备参加全国数学竞赛，但是数学竞赛方面的书籍在县城少之又少。为了她能赛出好成绩，一个星期天的凌晨，我咬咬牙，为节约1.5元的车费，披星戴月骑自行车到80里外的汉口新华书店买书。我看着一本本优秀的辅导书，生怕买少了会漏掉什么，于是咬咬牙一口气就买了70多元的书，这相当于我一个多月的工资啊。这时已到中午，我饿极了，可钱已花光，只好猛喝自来水充饥，也可说是“再穷也不能穷教育”吧。回到家里，我又把书的内容逐题弄懂后，向老大讲解，并指导她做题。她不辜负我的希望，后来得了湖北赛区的第一名！
也许是老大为妹妹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老二、老三学习也很刻苦，姐妹三人一时出现了比学赶帮超的局面，我看在眼里，喜在眉梢。
1986年10月，老大已上高三了，这也到了她学习压力最大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她学习紧，每天要上晚自习，到深夜十一点才回家，我每夜必去学校接她。一天夜晚我走了一半路程，天就下起了瓢泼大雨。走到学校时，我的衣服全淋湿了，我的关节炎老毛病又犯了，双腿疼痛难忍，但给女儿带的宵夜面条用塑料袋包装握在我手里却安然无恙。此时，女儿看到我脸色苍白，她关切地说：“爸爸，你的双腿疼吗？”我咬紧牙，强撑一副笑脸，摇头说没事。第二天我病得实在难以支撑，但为了不影响女儿们的学习，我没有告诉她们，依然抱病工作。我让妻子尽量为老大做一些好吃的，补充她的营养。我在想，只要中源考上大学，对两个妹妹的影响肯定非同小可，她们需要这样一个榜样。
1987年9月，17岁的中源以全县理科状元的身份考入武汉大学生物系！左邻右舍顿时沸腾了，我家也是欢声笑语一片，老大成了女儿们中的第一个大学生，又是考上了我曾经就读的母校和专业，我能不为之自豪吗？当晚，很少喝酒的我居然连喝两杯。老二、老三看到姐姐这么有出息，一副不肯服输的样子。老三翘着嘴巴说：“我长大了也能考上大学的。”我听了，心里喜滋滋的。孩子哟，爸爸最爱听的就是这一句话啊！
经济上的拮据一直都困扰着我。孩子要上大学了，总该穿得稍微像样点吧，尤其是个女孩子。可我实在拿不出更多的钱。我只好找单位领导磨嘴皮，先预支我一个月的工资共400多元，给老大买了两件廉价的衬衣和裙子。老大看着我那穿了近十年接近灰色的白衬衣，双眼模糊了。她说：“爸爸，女儿让您受苦了，我们会报答您的养育之恩的。”很少流泪的我，此时忍不住动了情，鼻子酸酸的，说：“乖女儿，只要你们姐妹读书学有所成，我哪怕是做牛做马少活二十年也值啊！”
老大上大学后，我每月都要骑自行车到东湖之滨的武汉大学送去80元的生活费。钱虽然不多，可这已尽了我一个做父亲的最大的努力。有一个星期天，我去学校找她，却没有见到她，直到下午，中源才回学校宿舍。她好像好久没有吃东西，拿着我给她的玉米棒就啃。原来，她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到汉口做家教。她拿出辛辛苦苦攒下的50元钱，说：“爸爸，您给予我太多了，这点钱就给妹妹们拿去买学习用品吧。”看着她认真的样子，我想哭又想笑。
1989年8月，老二中静考入了武昌县一中高一，老三也在上初中。老二刚进入高一时，由于不适应新的学习环境，成绩由原来班上的前十名落到中游，她心急如焚，我也跟着一起着急。中静是一个活泼爱动的孩子，如果让她一个人每天晚上静静坐着看书，也许是一件很为难她的事。于是，我主动陪着她一起看书，特别是熬到深夜，我就有点挺不住了，腰部一阵阵地发酸，双腿也开始疼了。老二看着我脸上痛苦的表情，她就拿来被子，焐住我的双腿。她说：“爸爸，你疼吗？”我吃力地摇摇头。她说：“将来我一定会为您买一个电热毯。”我抚摸着女儿的头，感觉疼痛也减轻了。
虽然我患有风湿性关节炎、脊椎痛，可我从来没有因此而上过医院，目的就是为了省钱。另外，我还主动向学校申请多上一些课，以挣得更多的加班费和课时费。有一回，我上课太多，累得一下子倒在讲台上。我醒来时妻子关切地说：“克正，你这样玩命地工作，我真替你身体担心，我们家已有了一个大学生，也够了！”我急切地说：“我们累一点怕什么，她们将来没有文化不行啊！”
有一段时间，我的关节炎又犯了，这下可疼得我起不了床，在武大上学的老大闻讯后，也连忙赶回家中。老三也很是乖巧，到厨房为我煮了一碗绿豆粥，说：“好爸爸，你可是累不垮的人。”这一句话如同一剂良药，使我很快忘记了疼痛，心情舒畅多了。
1990年11月，中源读大四，当时还不像现在这么流行考研，我就极力劝她考，而她却想早点工作，为家里分忧。我说：“女儿啊，你趁年轻就尽管往上读，家里有我和你妈，就别担心吧！”中源在我的坚持下，终于打响了考研战。1991年，她一举考取同济医科大学病毒学的硕士研究生。1992年9月，老二也考上了湖北工学院化学系。
3老大上研究生时，平时做课题研究，常常想方设法挤出一点零用钱给两个妹妹。但老二总是对自己考上一所非重点大学悲伤难过，因为凭她的实力，应该是能考上一类大学的。这种情绪对她的学习百害无益，我看出了她的心思。有一次，我专门前往她所就读的学校安慰她说：“孩子，能上大学就很不容易了。进了大学门，修行在个人，一流学校出来的不一定就是一流人才。靠自己的努力，你完全可以出类拔萃。爸爸永远都是你们坚决的支持者！”听完我的话，中静点点头呜呜地哭了。
孩子们的学习到了花钱最多的时候，我的全部工资700元除了交纳老二和老三的学习生活费用外，身上再也没有更多的钱。有一回，我的一位乡下亲戚做寿，非得让我去参加，可是，没有钱怎么参加这样热闹的场面呢？当我把自己的想法如实转达给亲戚时，哪知亲戚家却说：“现在两个女儿是大学生，自己又是县城的老师，分明是瞧不起我们了。”对此，我只有沉默。可他们哪知道，为了三个孩子的学习，家里连一件像样的家具也没有。多年来家中都没有摆过一桌酒席。
1993年春天，三女儿中洲在上高二时，学校组织到武昌东湖游玩，每个人都要交30元钱。她知道家里没有钱，回家后什么也不说，只是低着头。在我再三追问下，她才说出了实情。我想，再难也不能让孩子受委屈，我连忙下楼，找单位的同事借了30元钱。可懂事的她，并没有接下钱，说：“爸爸，我长大了，还是把钱用在值得的地方吧！”我听罢，为孩子的懂事而高兴，同时也为经济的拮据而黯然。
吃得苦中苦，方能有成功。老三在两位姐姐的鼓励下，1994年8月考入了桂林工学院资源与环境工程系。三个女儿都成为大学生了，这可是我多年的夙愿啊！在我们送中洲上大学的前一天，一家人好不容易聚在一起。老大也买来了大大的蛋糕，为我提前过了五十岁的生日。我看着镜中的我，头发中已有数根白发了。三个女儿齐声唱着“生日快乐”歌，我发现她们的眼中都闪烁着晶莹的泪光。
三个女儿在外求学，家中一下子清静了许多。同时，老二、老三上学的经济负担也逐年增长。我对妻子说：“这些年可真是苦了你，连一件像样的衣裳也没有。”她却不以为然地说：“你不也是一样吗？三个孩子能读上大学，才是我们最漂亮的衣裳啊！”说着，我们开心地笑了。
栽种菌菇是一件极其辛苦的活，妻子整天在照看着那生长的菌菇，如同照看孩子一样。这也是我们供老二、老三学习的重要经济来源之一。每天晚上我和妻子忙完后，浑身都是酸酸的，毕竟我们都是50多岁的人了。有一次，在桂林上大學的中洲寄来一封信：“桂林的山水太美了，我真想让你们二老来畅游风景优美的漓江！”看完这封情意盈盈的信，我的心里一阵宽慰，干起活来也越发起劲。
老二中静在大姐中源的影响下，1996年考上了北京石油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我们全家再次欢腾了，中静激动地拉着我的手，说：“爸爸，如果不是当初您对我的鼓励，我不知道现在自己是什么样子了。您不仅是位严慈的父亲，还是位能理解人心的好朋友！”老三看两位姐姐如今都是硕士，也顿感压力大，声称大学毕业后也要考研。
这下我的经济压力一下子减轻了许多。老二在北京读研时还帮导师研究化妆品的活性物质，她用自己的智慧养活了自己。当她读完了第一个学期回家时，还专门为我买了400多元一床的电热毯，女儿的孝心让我感动不已。转眼到了1999年3月，老大中源硕士研究生毕业放弃了在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3000元月薪的工作，一举公费考取德国波恩大学免疫分子生物系的博士研究生！这在我们家接连不断喜事中无疑是最大的一件。5月份，我和妻子及在北京读研的老二送她到北京国际机场。一想到在我身边长大的女儿马上就要离开我们到遥远的欧洲去，我心里难免依依不舍。妻子早已泪水涟涟，老二也想哭，但终究忍住了。我说：“大家不许哭，我们应该庆祝才对啊！”
这一年大学毕业的老三已分配到长江水利委员会工作，可她上班不到半年，就辞了令人羡慕的工作，买一大堆复习资料把自己锁在房里复习考研。老三对我说：“爸爸，我是您最小的女儿，同样也会成为您的骄傲的。”她是那样有信心，我想这次她又动真格了。为了老三在家静心复习考研，我从工资中拿出500多元供她买各类参考书，并亲手做她最爱喝的鱼头汤。此时远在北京的二女儿打回电话，也在积极准备出国考试。三个女儿一个比一个牛气冲天，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父亲。
2000年6月，两封特快专递飞进了我们的家，老二中静被德国慕尼黑大学有机化学生物化学系录取为博士研究生。老三中洲被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录取为硕博连读生！此时老大完成在波恩大学的课程学习后，又转入德国的耶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我感慨万千，自己花在三个女儿身上20年的心血，终于结出了累累硕果。2001年春节，老大和老二在异乡的土地上，通过国际长途电话，向我们拜年。我和妻子老泪纵横，一种说不出的喜悦滋润着我们幸福的晚年。
我一口气培养了三名博士，现在已成为佳话在武汉的郊区广为传颂。很多人慕名而来，让我传授教育孩子的经验。怎么说呢？这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作为我来说，我只是用父亲的爱和责任，照亮了女儿的美好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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