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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几年来，“电视问政”这样一种利用电视媒体平台直击问责官员的电视节目在我国各个省市迅速兴起，武汉作为此次“电视问政”风暴的发源地，其电视问政节目为全国的此类节目树立了榜样。本文通过分析武汉电视问政的现状来剖析其存在的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力图为促进武汉电视问政的发展提供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关键词：武汉电视问政；问题；解决方案
一、武汉市电视问政的现状
2011年，武汉掀起了“责任风暴”，实施“治庸计划”，着力改善武汉的发展环境，以促进武汉文明城市的建设，武汉电视台全面响应，认真策划和落实了直击慵、懒、散源头的“电视问政”栏目，并受到广泛关注。2012年武汉电视问政喊出了“百姓参与，百姓评说，百姓监督”的口号，并在该年6月26日到7月4日，重磅推出了以“治庸问责，优化环境”为主题的“十个突出问题”整改电视问政；12月17日到21日，精心策划了以“兑现承诺，优化环境”为主旨的“十个突出问题”整改电视问政。从“治庸问责”到“兑现承诺”，武汉电视问政也实现了从“自暴家丑”、挖掘问题到督促问题的解决、监督责任的落实的转变。
在内容上，武汉的问政主题集中在“治庸问责”、“兑现承诺”、“转变作风”上，体现了武汉电视问政内容与时俱进、逐步深入的特点，也表明了武汉落实治理慵、懒、散的决心和信心；问政曝光的问题也相当广泛，涉及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反映了电视问政的基本走向是聚焦民生、关怀基层。在形式上，电视问政为政府和民众提供了站在一个平台对民生问题进行平等交流沟通的机会，使部分困扰民众的“老、大、难”问题得到有效解决。这在提高行政效率的同时，打破了群众“上访难”、“见官难”的惯例，拉近了官员和群众的距离。
总之，武汉电视问政在很大程度上问出了管理的体制缺陷，问出了官员的政治修养，也问出了市民的公民素质。武汉通过电视问政重新树立了官员形象，提升了城市管理水平，促进了文明城市的建设和发展。
二、武汉市电视问政的问题
（一）内容上的局限
首先，范围广泛，碎片化较严重。电视问政的选题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力求呈现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体现群众的切身利益，因此，节目中所呈现的问题是民众生活中会遇到的各种问题。大到曝光农村环境污染治理不力、城市建筑规划问题等综合治理问题，小到揭露火车站附近打车遇司机绕远路、政务中心无人值守等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琐事。然而，这些选题在被保留典型性的同时，不可避免的存在碎片化现象，即选题缺乏系统性。当前，武汉电视问政的话题主要集中在如环境污染、基础设施服务等领域，而那些与百姓密切相关却矛盾重重的公共服务领域如教育、医疗领域，却被忽视了。这就使得问政话题不具有完整性，且范围显得过于狭窄。
其次，缺乏深度，体制探讨不足。虽然武汉电视问政的节目风格以犀利火爆著称，但是问政中对体制的讨论也不多，问政的深度仍然受到质疑。其一是电视节目本身的局限性，如时间有限，要在短时间内将问题讨论清楚有很大的困难，容易浮于表面，流于形式；其二是問政的话题本身深度不够。武汉电视台问政话题的筛选标准是“不讨论体制、机制问题，不裁决民事纠纷，只问行政作为”，因而问政话题多停留在交通、城管、食品安全、环保等民生政治层面；其三是节目的“尺度”设置不大，主持人、问政嘉宾和特约评论员作用的发挥都受限于节目的“尺度”，问题和点评都有些趋于温和。
（二）形式上的局限
其一，主体不明，有损问政效果。电视问政的问政主体应该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在电视问政的现场，问政的主体应该是由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代表和广大市民等组成的问政嘉宾，但受客观条件所限，节目主持人不仅拥有现场的最大话语权，而且把握着电视问政的节奏力度，使现场民众政治表达的机会大大缩减，这很容易将电视问政变成主持人的个人脱口秀，从而大大折损电视问政的效果。
其二，流程僵化，易成审美疲劳。电视问政兴起之初，广大群众为节目形式的新颖度点赞。然而自2006年以来，每次节目都有所突破，在不断尝试新的节目形式与环节的过程中，武汉电视问政在2012年已趋于成熟，形成了一套基本定型的节目流程，即“播放暗访短片——部门领导回应——特约评论员点评”。如果每期节目按同样的流程来进行，那必然会造成观众的审美疲劳，不利于节目的长期发展。
其三，官民对立，难以“问计”于民。被称为“考场”的武汉电视问政现场，官与民的地位的设置是非常明确的：官员是被问责的对象，公众是问责的主体，主持人和评审则是调解员。这样的设置，使官与民在无形之中形成了对立的两方，很容易形成民众以“考倒”官员为目的，官员以“打太极”为手段的问政局面，使两个利益体的矛盾在被无限放大，甚至会激化两者之间的矛盾。显然，这不利于官民之间的交流和问题的解决。问政的意义除了对官员的承诺进行监督检验之外，还应该有官员在面对棘手的问题时求智于民，利用群众的力量解决问题。
（三）效果上的局限
评价机制缺失，效度不够。效度即有效性，电视问政的有效性与对问政结果的评价机制是紧密相关的。评价机制越公平、有效，其问政结果的效度就越高。民众当前对武汉电视问政的评价依赖于每场问政结束后观众手中的满意度表决器，这既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又很难保证评价的持续性，影响最后评价结果的公正性。而且，由于前述问政主体的问题，群众在电视问政中对地区、部门、官员的满意度评价受到电视台、主持人、发言嘉宾的影响甚大，纳入地区考核评价的合理合法性受到质疑，可能成为另一种形式主义。
监督作用失效，信度缺乏。信度即可靠性，电视问政的信度是与监督作用的有效程度直接挂钩的。监督越广泛有力，其问政结果就会越符合人们的期望，问政结果的信度就相应的越高。在武汉电视问政的现场，不乏看到被问责官员在面对嘉宾和主持人的逼问时会诚恳地许诺“马上就办”的尴尬镜头，可是，在节目之后失去镜头聚焦的官员们是否会去尽职的履行承诺？不履行有什么严重的后果？谁来监督？如何监督？有什么监督信息反映的渠道？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制约着民众对官员们的践诺情况的监督，也使得公众对问政结果的信度大打折扣。 三、武汉市电视问政的解决方案
（一）强化问政内容
主题系统化，扩展广度。电视问政在有限的时间内能够解决的问题显然是有限的，但是，“民生无小事”，任何涉及民生问题的事都是大事，不能顾此失彼，区别对待。一方面应该对电视问政的主题进行多方位的梳理，使其能够以点带面，最大限度的发挥其中心辐射作用。这不仅需要节目组在前期采集制作时将相关的话题、短片进行整合，形成一个完整的专题，而且需要主持人和评审嘉宾在节目中对观众进行有意识的引导，“举一反三”，由一个典型的问题抓出一连串类似或者相关的问题，找出漏网之鱼，一举歼灭。另一方面也要逐步涉及并深入矛盾尖锐的公共服务领域，以“不回避，不隐瞒”的态度正视社会矛盾，直面社会问题，促进官民合作，共同解决社会问题。
问政问制度，强化深度。问政的重要目的之一在于解决百姓生活中的各种难题，然而，涉及民众的问题很复杂，形成的原因也千奇百怪，因而，强化问政的深度，问出背后的制度偏差，才是治本的举措。一方面，需要主持人和嘉宾在问政过程中敢于“口无遮拦”、触碰禁忌，触及根本，不畏权威，问出普通民众想问而不敢问的问题，逐渐放大问政的尺度，并引领其成为一种问政风格。另一方面，广大民众要努力提升个人的政治参与素养，培养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在电视问政中问出真正有水平的问题，督促相关官员为推进体制的改进和完善而努力。
（二）丰富问政形式
主体明确化，提升问政效果。一方面需要重新设计节目的议程，包括重新分配主持人、评审嘉宾、相关官员和问政嘉宾的现场话语权，督促主持人归还现场最大话语权，干好本职工作，不可越俎代庖。另一方面，对嘉宾和官员进行引导，淡化争锋相对，使他们加强交流和理解，在平等交流的基础上，主动掌握话语权，使电视问政真正成為一个促进官民沟通的平台。
流程多样化，保持吸引力。丰富节目流程，需要节目策划组通过各种方式对节目流程进行创新，如可以通过在微博、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媒体或者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与广大民众进行互动，时时关注民众对于电视问政的期望和对当前电视节目的真实需求，并通过适时对电视问政的节目流程和形式做出调整，以保持其长久的吸引力。
官民平等化，共商民生大事。将电视问政打造成一个促进官民之间平等交流、共商民生大事的平台，是电视问政的最终目标，也是电视问政的意义之所在。使官民平等化，必须要正视“考”的概念，诚然这个平台需要公众对官员的作为进行监督和质疑，但是这绝不能表现为对官员争锋相对的“倒逼”，而是真正的发自理性的追问，考出官员的问题意识；不是以问倒官员、看官员出丑为乐，而是以民愿意向官诉难、官乐意为民解忧为美，考出官员的作风态度，从而找出问题的最有效的解决方案。
（三）优化问政效果
建立评价机制，提升问政效度。要提高电视问政的效度，必须建立一套环节完整、内容全面、结果透明的评价机制。首先就要确立一套完整可行的评估指标体系，通过将各个指标进行量化，明确影响电视问政评价结果的关键要素。其次，要对电视问政的前期、中期、后期进行全方位的评估。前期评估主要是对电视问政节目设计的创新性和合理性进行评估，包括节目流程是否新颖、问题设置是否合理、参与代表是否广泛等。中期评估最主要的是要评估电视问政在进行的过程中官员和百姓的参与度，包括场内和场外的所有参与者①。对电视问政后期的评估是评价机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这个过程中，要关注问题的解决程度和民众的评价，如相关曝光问题是否在问政后被重视、被调查，相关的责任人是否受到惩处，政府有哪些组合拳来解决比较复杂的问题等。问政结果的落实是百姓的最终关注点，只有让百姓切实看到电视问政在转变行政作风、提高行政效率、改善政府职能等方面的成效后，才能赢得他们的信任和持续关注。
发挥监督作用，强化问政信度。首先，建立一个电视问政曝光问题督查整改落实情况的官方通报网站，由官方在上面实时更新相关的整改落实情况，以方便群众加强对问政的监督。其次，拓展监督举报的渠道，充分发挥网络监督的作用，鼓励网民群众随时举报曝光问题的整改情况。最后，要建立和落实百姓满意度反馈机制，让百姓对问题的解决成效进行打分，并以此作为衡量政府行政行为绩效的标准。让群众随时通过多渠道监督，并将群众的反馈与政绩考核直接挂钩，能发挥监督作用，催生政府的内在执行力，强化问政信度。（作者单位：湖北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
注释：
① 王珊.责任政府视角下的电视问政研究——以武汉市电视问政为例.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48.
参考文献：
[1]王珊.责任政府视角下的电视问政研究——以武汉市电视问政为例[D].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2]张洁.武汉电视台“电视问政”栏目品牌构建策略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3]王高岩.政府善治视域下的电视问政[D].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4]王静.电视问政节目研究[D].新疆大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5]熊英，喻圆圆.试析武汉电视问政节目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人文论坛，2013年，卷（00期）.
[6]杨诗哲，田惠风，程文浩.电视问政：现状、问题及未来深化[J].长江论坛，2014年，卷（第6期）.
关键词：武汉电视问政；问题；解决方案
一、武汉市电视问政的现状
2011年，武汉掀起了“责任风暴”，实施“治庸计划”，着力改善武汉的发展环境，以促进武汉文明城市的建设，武汉电视台全面响应，认真策划和落实了直击慵、懒、散源头的“电视问政”栏目，并受到广泛关注。2012年武汉电视问政喊出了“百姓参与，百姓评说，百姓监督”的口号，并在该年6月26日到7月4日，重磅推出了以“治庸问责，优化环境”为主题的“十个突出问题”整改电视问政；12月17日到21日，精心策划了以“兑现承诺，优化环境”为主旨的“十个突出问题”整改电视问政。从“治庸问责”到“兑现承诺”，武汉电视问政也实现了从“自暴家丑”、挖掘问题到督促问题的解决、监督责任的落实的转变。
在内容上，武汉的问政主题集中在“治庸问责”、“兑现承诺”、“转变作风”上，体现了武汉电视问政内容与时俱进、逐步深入的特点，也表明了武汉落实治理慵、懒、散的决心和信心；问政曝光的问题也相当广泛，涉及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反映了电视问政的基本走向是聚焦民生、关怀基层。在形式上，电视问政为政府和民众提供了站在一个平台对民生问题进行平等交流沟通的机会，使部分困扰民众的“老、大、难”问题得到有效解决。这在提高行政效率的同时，打破了群众“上访难”、“见官难”的惯例，拉近了官员和群众的距离。
总之，武汉电视问政在很大程度上问出了管理的体制缺陷，问出了官员的政治修养，也问出了市民的公民素质。武汉通过电视问政重新树立了官员形象，提升了城市管理水平，促进了文明城市的建设和发展。
二、武汉市电视问政的问题
（一）内容上的局限
首先，范围广泛，碎片化较严重。电视问政的选题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力求呈现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体现群众的切身利益，因此，节目中所呈现的问题是民众生活中会遇到的各种问题。大到曝光农村环境污染治理不力、城市建筑规划问题等综合治理问题，小到揭露火车站附近打车遇司机绕远路、政务中心无人值守等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琐事。然而，这些选题在被保留典型性的同时，不可避免的存在碎片化现象，即选题缺乏系统性。当前，武汉电视问政的话题主要集中在如环境污染、基础设施服务等领域，而那些与百姓密切相关却矛盾重重的公共服务领域如教育、医疗领域，却被忽视了。这就使得问政话题不具有完整性，且范围显得过于狭窄。
其次，缺乏深度，体制探讨不足。虽然武汉电视问政的节目风格以犀利火爆著称，但是问政中对体制的讨论也不多，问政的深度仍然受到质疑。其一是电视节目本身的局限性，如时间有限，要在短时间内将问题讨论清楚有很大的困难，容易浮于表面，流于形式；其二是問政的话题本身深度不够。武汉电视台问政话题的筛选标准是“不讨论体制、机制问题，不裁决民事纠纷，只问行政作为”，因而问政话题多停留在交通、城管、食品安全、环保等民生政治层面；其三是节目的“尺度”设置不大，主持人、问政嘉宾和特约评论员作用的发挥都受限于节目的“尺度”，问题和点评都有些趋于温和。
（二）形式上的局限
其一，主体不明，有损问政效果。电视问政的问政主体应该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在电视问政的现场，问政的主体应该是由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代表和广大市民等组成的问政嘉宾，但受客观条件所限，节目主持人不仅拥有现场的最大话语权，而且把握着电视问政的节奏力度，使现场民众政治表达的机会大大缩减，这很容易将电视问政变成主持人的个人脱口秀，从而大大折损电视问政的效果。
其二，流程僵化，易成审美疲劳。电视问政兴起之初，广大群众为节目形式的新颖度点赞。然而自2006年以来，每次节目都有所突破，在不断尝试新的节目形式与环节的过程中，武汉电视问政在2012年已趋于成熟，形成了一套基本定型的节目流程，即“播放暗访短片——部门领导回应——特约评论员点评”。如果每期节目按同样的流程来进行，那必然会造成观众的审美疲劳，不利于节目的长期发展。
其三，官民对立，难以“问计”于民。被称为“考场”的武汉电视问政现场，官与民的地位的设置是非常明确的：官员是被问责的对象，公众是问责的主体，主持人和评审则是调解员。这样的设置，使官与民在无形之中形成了对立的两方，很容易形成民众以“考倒”官员为目的，官员以“打太极”为手段的问政局面，使两个利益体的矛盾在被无限放大，甚至会激化两者之间的矛盾。显然，这不利于官民之间的交流和问题的解决。问政的意义除了对官员的承诺进行监督检验之外，还应该有官员在面对棘手的问题时求智于民，利用群众的力量解决问题。
（三）效果上的局限
评价机制缺失，效度不够。效度即有效性，电视问政的有效性与对问政结果的评价机制是紧密相关的。评价机制越公平、有效，其问政结果的效度就越高。民众当前对武汉电视问政的评价依赖于每场问政结束后观众手中的满意度表决器，这既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又很难保证评价的持续性，影响最后评价结果的公正性。而且，由于前述问政主体的问题，群众在电视问政中对地区、部门、官员的满意度评价受到电视台、主持人、发言嘉宾的影响甚大，纳入地区考核评价的合理合法性受到质疑，可能成为另一种形式主义。
监督作用失效，信度缺乏。信度即可靠性，电视问政的信度是与监督作用的有效程度直接挂钩的。监督越广泛有力，其问政结果就会越符合人们的期望，问政结果的信度就相应的越高。在武汉电视问政的现场，不乏看到被问责官员在面对嘉宾和主持人的逼问时会诚恳地许诺“马上就办”的尴尬镜头，可是，在节目之后失去镜头聚焦的官员们是否会去尽职的履行承诺？不履行有什么严重的后果？谁来监督？如何监督？有什么监督信息反映的渠道？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制约着民众对官员们的践诺情况的监督，也使得公众对问政结果的信度大打折扣。 三、武汉市电视问政的解决方案
（一）强化问政内容
主题系统化，扩展广度。电视问政在有限的时间内能够解决的问题显然是有限的，但是，“民生无小事”，任何涉及民生问题的事都是大事，不能顾此失彼，区别对待。一方面应该对电视问政的主题进行多方位的梳理，使其能够以点带面，最大限度的发挥其中心辐射作用。这不仅需要节目组在前期采集制作时将相关的话题、短片进行整合，形成一个完整的专题，而且需要主持人和评审嘉宾在节目中对观众进行有意识的引导，“举一反三”，由一个典型的问题抓出一连串类似或者相关的问题，找出漏网之鱼，一举歼灭。另一方面也要逐步涉及并深入矛盾尖锐的公共服务领域，以“不回避，不隐瞒”的态度正视社会矛盾，直面社会问题，促进官民合作，共同解决社会问题。
问政问制度，强化深度。问政的重要目的之一在于解决百姓生活中的各种难题，然而，涉及民众的问题很复杂，形成的原因也千奇百怪，因而，强化问政的深度，问出背后的制度偏差，才是治本的举措。一方面，需要主持人和嘉宾在问政过程中敢于“口无遮拦”、触碰禁忌，触及根本，不畏权威，问出普通民众想问而不敢问的问题，逐渐放大问政的尺度，并引领其成为一种问政风格。另一方面，广大民众要努力提升个人的政治参与素养，培养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在电视问政中问出真正有水平的问题，督促相关官员为推进体制的改进和完善而努力。
（二）丰富问政形式
主体明确化，提升问政效果。一方面需要重新设计节目的议程，包括重新分配主持人、评审嘉宾、相关官员和问政嘉宾的现场话语权，督促主持人归还现场最大话语权，干好本职工作，不可越俎代庖。另一方面，对嘉宾和官员进行引导，淡化争锋相对，使他们加强交流和理解，在平等交流的基础上，主动掌握话语权，使电视问政真正成為一个促进官民沟通的平台。
流程多样化，保持吸引力。丰富节目流程，需要节目策划组通过各种方式对节目流程进行创新，如可以通过在微博、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媒体或者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与广大民众进行互动，时时关注民众对于电视问政的期望和对当前电视节目的真实需求，并通过适时对电视问政的节目流程和形式做出调整，以保持其长久的吸引力。
官民平等化，共商民生大事。将电视问政打造成一个促进官民之间平等交流、共商民生大事的平台，是电视问政的最终目标，也是电视问政的意义之所在。使官民平等化，必须要正视“考”的概念，诚然这个平台需要公众对官员的作为进行监督和质疑，但是这绝不能表现为对官员争锋相对的“倒逼”，而是真正的发自理性的追问，考出官员的问题意识；不是以问倒官员、看官员出丑为乐，而是以民愿意向官诉难、官乐意为民解忧为美，考出官员的作风态度，从而找出问题的最有效的解决方案。
（三）优化问政效果
建立评价机制，提升问政效度。要提高电视问政的效度，必须建立一套环节完整、内容全面、结果透明的评价机制。首先就要确立一套完整可行的评估指标体系，通过将各个指标进行量化，明确影响电视问政评价结果的关键要素。其次，要对电视问政的前期、中期、后期进行全方位的评估。前期评估主要是对电视问政节目设计的创新性和合理性进行评估，包括节目流程是否新颖、问题设置是否合理、参与代表是否广泛等。中期评估最主要的是要评估电视问政在进行的过程中官员和百姓的参与度，包括场内和场外的所有参与者①。对电视问政后期的评估是评价机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这个过程中，要关注问题的解决程度和民众的评价，如相关曝光问题是否在问政后被重视、被调查，相关的责任人是否受到惩处，政府有哪些组合拳来解决比较复杂的问题等。问政结果的落实是百姓的最终关注点，只有让百姓切实看到电视问政在转变行政作风、提高行政效率、改善政府职能等方面的成效后，才能赢得他们的信任和持续关注。
发挥监督作用，强化问政信度。首先，建立一个电视问政曝光问题督查整改落实情况的官方通报网站，由官方在上面实时更新相关的整改落实情况，以方便群众加强对问政的监督。其次，拓展监督举报的渠道，充分发挥网络监督的作用，鼓励网民群众随时举报曝光问题的整改情况。最后，要建立和落实百姓满意度反馈机制，让百姓对问题的解决成效进行打分，并以此作为衡量政府行政行为绩效的标准。让群众随时通过多渠道监督，并将群众的反馈与政绩考核直接挂钩，能发挥监督作用，催生政府的内在执行力，强化问政信度。（作者单位：湖北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
注释：
① 王珊.责任政府视角下的电视问政研究——以武汉市电视问政为例.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48.
参考文献：
[1]王珊.责任政府视角下的电视问政研究——以武汉市电视问政为例[D].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2]张洁.武汉电视台“电视问政”栏目品牌构建策略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3]王高岩.政府善治视域下的电视问政[D].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4]王静.电视问政节目研究[D].新疆大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5]熊英，喻圆圆.试析武汉电视问政节目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人文论坛，2013年，卷（00期）.
[6]杨诗哲，田惠风，程文浩.电视问政：现状、问题及未来深化[J].长江论坛，2014年，卷（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