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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主要对沉樱的婚恋小说进行解读，通过分析沉樱婚恋题材小说中的女性和男性形象，挖掘沉樱婚恋小说中的女性意识以及其对女性自身成长的肯定。
关键词：沉樱；婚恋小说；女性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5-0-02
二十世纪30年代，沉樱用理性、冷静的目光为我们揭示了当时女性应该思考的问题以及女性所面临的困境：女性在“五四”毅然走出“父门”后又将是怎样的命运？女性冒死争取到自由爱情后就到达幸福的终点了吗？这样的爱情就会永远不变质吗？女性在走入社会和“夫门”后，如何面对家庭与事业的矛盾？他们就犹如女性成长道路上一朵朵绚烂多彩的樱花，开在历史低矮的天空中，开在那灰色的世界里，但依然挡不住他的缤纷炫丽。
1、走出家门后的女性
沉樱笔下描写的女性几乎都是知识分子，都生活在资本主义风气泛滥的都市里。她们有的是接受了新思想洗涤的女学生；有的是处在甜蜜爱情中的女性；有的是曾经勇敢地反叛家庭，最终追求到自由爱情的女性。无论她们是怎样的女性，我们都可以从她们身上读到犹豫不决、进退两难以及怯懦的场景和心理活动。正如孟悦和戴锦华所说：“探讨在平庸的家庭生活和陈旧的爱情中磨平了棱角的女性自身的软弱与怯懦，这是沉樱创作的又一特点。”[1]P151《下雪》中的女主人公曾反叛家庭，毅然地与男主人公走到一起，后来家里也渐渐理解了她，于是，她决定无论如何在过年前一定要回家一次。但在现实经济窘迫的压迫下，她回家的决心开始动摇。她想着“自己走后，他那生活的孤独，寂寞，再加上经济的窘迫，那难堪的情形，想起来就觉得无论如何没有不顾而去的那勇气了。”[2]P53而就在她犹豫的时候，男人煽情的一句“你走了谁再给我洗衬衫呢？”[2]P53，使女人的防线彻底崩溃，最终留下来陪自己的丈夫，即使自己万分愁苦，也只能无言地流泪。《中秋节》中的张女士，面对爱情是既渴望有害怕。当她看到别人成双结对的时候，常常安慰自己道：“爱人？什么爱人！不要，一辈子也不要！我不要爱人，也不要人爱。这些事我看也看厌了！”[2]P95但在中秋节和她旧同学的同事李先生同游公园的时候，紧张和兴奋的心情显出了他对爱情已久的向往，可最后她仍一个人怯懦地逃离了公园，逃离了爱情的机会。
在这些女性的徘徊与犹豫的背后，我们看到更多的是那个时代女性的空虚、寂寞，以及心理的变异。她们这种徘徊不定，进而只有内化为女性软弱、怯懦的心态。而这种异化后的心态，带给她们的只是更多的空虚、孤独与寂寞。《空虚》里的茜子与男友正处在热恋中，他们准备一同到男子的住所约会。在去的路上害羞的茜子既紧张又激动。她为了爱情，不管世人的眼光与议论，毅然跟男子随行，但到达男子的住所后，他发现自己的父亲曾来找过自己，于是，便丢下茜子，迫不及待地去见自己的父亲。茜子一人在空空的房间里孤寂的等待着男友的回来，但等到的是男子的彻夜未归。独自上床休息，却觉得“平时多是一个人睡的，但这时在这里一个人睡着就感到独眠的滋味，又孤单又凄凉，将被紧紧地裹了还觉得寒冷，怀里满拥着棉被，还是觉得空虚。”[2]P92而在《妩君》里面，这种孤寂与空虚的感觉更为强烈。整篇文章没有对白，有的就妩君一个人的心理起伏变化。从结构来看，就只有孤零零的一个妩君，这已经让人感到她的孤寂与悲凉。此外，她一个人奔赴忠魂碑，一个人在那等相约私奔的男友，可等到的结果却仍是她自己一个人。她曾勇敢地走出家庭，追求自由、真挚的爱情，可换来的却是一场空虚的等待。到最后，她只能纵身大海，因为“填起了她的空虚的心的是那伟大，纯洁而又美丽的海！”[2]P86
此外，沉樱笔下的女性几乎都是勇敢走出“父门”，受过新思想、新文化的洗涤的都市知识女性，但这些处在都市生活中的新女性，又不得不面对来自家庭、事业、爱情以及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种种矛盾。《一个女作家》里面，鈺姗在婚后暂时没有生育，能够继续自己的创作事业，这看似让人觉得很幸福，一个有名气的女作家有了一个完整的家庭，夫妻俩志同道合，同时鈺姗也可以继续自己的事业。但实际上鈺姗也有自己的苦恼与矛盾。婚后创作灵感的缺失，但丈夫为了稿费却苦苦对自己创作相逼，读者将作品与作者暗合而进行索引，面对家庭和事业的矛盾，都让她很苦恼。最后，面对这些压力，面对邀稿，她只能自嘲地苦笑道：“当然要好好地写的！为什么不写呢，这是一举三得的事，可以得到名誉，得到金钱，并且还可以得到爱情！”[2]P196女作家面对这一切没有别的选择，她找不到出路，只能将以前快乐的创作当成换取一切的筹码，包括爱情，只能默默自嘲苦闷地继续生活下去。《妻》里面的妻，在发现自己有了身孕后，十分焦虑，“常一个人坐在那里苦闷的沉思，动也不动地过好多时候，有时和她说话，总是茫然地抬起头望着别人的脸，好像正在想着什么，没听清楚说些什么的样子，脸上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变成像阴雨时的天空一般的晦暗了。”[2]P109其实妻是害怕有了孩子，当了母亲，会影响自己的文学梦想与抱负。她认为母亲做就是一把枷锁，会锁住自己的命运与前途。当她打掉孩子后，还希望能够像以往一样生活，但是事实上孩子永远是她心头的一道伤疤，“妻子对于什么谈话都常表示着冷淡，只要一提到这类的话（孩子），就病态似的兴奋起来，但总是一味地作着玩笑的口吻，把自己无意识地在压制着。”[2]P122在这里，使妻子陷入这种两难的局面的其实是她个人的价值理性与作为女人的家庭职责之间的冲突。虽然最后她还是选择了自己的理想，但作为长久以来女人应该传宗接代的这种家庭职责，压得她喘不过气，心里不停地焦虑与压抑，她以为她的选择是她正确的出路，可曾想到，其实她根本没有出路，她的选择换来的只是她的自责与不安。
在沉樱笔下这些内心孤寂，空虚，面对社会与家庭等种种矛盾的女性身上，我们看到的不是她们在勇敢地走出家门后有多么的幸福，而是看到她们面对的是更多的困境，而这些困境就如死胡同一样，让她们无路可走。她们仍然没有真正的浮出历史地表，而是生活在历史那狭窄的缝隙中。 2、沉樱笔下的男性人物
“五四”时期，女性是男性反对封建父权的精神同盟，女性也是借此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但在女性作家笔下的男性形象却是比较模糊的，更多的是一种同盟之间结合反抗的精神。如冯沅君的作品，她的小说里“没有一般爱情小说所常见的男女主人公各自的性别主体身份，没有常见的各自以性别眼光对于对方的观察、体验乃至猜测、怀疑、误会等等，双方是高度一致的和共同行动的。”[3]p31主人公的爱人始终没有明确对象化，有的只是一些虚幻性的影子，这也是“五四”许多女作家的作品都有的一个共同特点。而到了30年代，随着“弑父”时代的过去，男性与女性之间的这种精神同盟关系也逐渐瓦解，女性要面对的是走出家门后的困境，而许多女性作家笔下的男性形象也越来越清晰，两性间的性别意识也越来越强。沉樱就用自己的生活经验与独特的眼光，为我们勾画出一个个生动的男性形象。
沉樱笔下的男性形象也大都是知识分子，可能是受沉樱自身婚姻经历的影响，她笔下的已婚男性中，大部分都是一些对婚姻不忠的负心汉，基本上都有外遇，不论是生活中的还是精神上的。并且他们对于自己的外遇还觉得理所当然，花言巧语，将自己外遇的过错归咎于自己的妻子。《爱情的开始》中，女人为了爱情，和男子同居，牺牲了学业，牺牲了一切，然而在和男人急促地陷入恋爱后，不久就发现他同时向别的女子追求的事实。然而男人却说：“的确是我太对不起你了，我想想真难过，我是太自私，野心太大，我一向对你实在是太不忠实，不过我爱你总是事实，你说是不是？”[2]P61对于自己的不忠实男人还想用自己以往的爱来掩盖，如果真的爱的话还会不忠实吗？《飘零了的红叶》里的丈夫，背着妻子和C女士暧昧，先后欺骗她离开，而妻子后来在一间空房间里发现他们。面对这种情形，C女士带着嘲笑的神情走了，而丈夫却面目狰狞地看着她。可怜的妻子问丈夫：“你说你没有欺骗我么？”[2]P243，换来的却是丈夫“欺骗？你既然觉得我是在欺骗你，那么你就不要爱欺骗你的人好了！”[2]P243这样恶狠狠地语言。甚至于后来对妻子“你说—你不是爱她么？”[2]P244的质问，他的回应就是干脆的一句“我不知道”[2]P244以及夺门而去。《两只面孔》里的玄之，梦到自己向妻子的好友张女士示爱，并向张女士抱怨自己与妻子婚后感情已很平淡无聊，“她做了孩子的母亲，家庭的主妇，对于他，只是个尽着义务的妻；那爱的慰藉却是没有了，绝对没有了。”[2]P229正当他想要去吻张女士的时候，却被妻猛然推醒，还谎称在梦里梦见亲吻妻子。“他把梦中灼热未退的嘴唇凑到那不会躲去的妻的脸上。暂时之后他觉得这个依稀也就是张女士的脸。”[2]P230这样的精神出轨的心态，离暗地里出去寻欢也不远。
除了对婚姻的不忠诚外，还有就是丈夫对妻子的多疑，或将妻子视为玩物。《搬家》里绍英的妻子，因为丈夫工作成天一个人在家，为了填补这种空虚与寂寞，妻子提议和丈夫的友人一家合住，于是便开始积极找房子准备搬家，可绍英却怀疑自己的妻子和自己的朋友有暧昧，一个人幻想着妻子和别人约会的种种可能，最后是直接拒绝和妻谈论搬家的问题。《生涯》里睿好吃懒做，对妻子还颐指气使，仿佛妻子只是他的一个较亲的贴身丫鬟而已。为了谁先看报纸这样一个小问题，睿竟在看完后将报纸撕碎，然后到外面打牌，一夜未归。此外，未婚的男性青年对待感情大多也是一种游戏的态度。《剧后》中的三名男青年在演剧后到咖啡店找女店员消遣，楠君的女伴菊英不在，而楠君的态度却是：“来了又怎么样，这还不是玩玩就算了，就值得这样像煞有介事地忘不下吗？”[2]P240在他们心中，女性就是可以不用自己负责任的玩物而已。
我们可以看到，沉樱笔下的这些男性都没有高大伟岸的形象，他们已不是“五四”时期女性精神上的同盟，已不是女性精神上的导师与引路者。虽然经历了反叛封建伦理的时代，但是我们在沉樱的笔下看到的男性，他们身上明显残留着封建伦理的烙印。他们虽然已组建家庭，但对于男人的三妻四妾思想却是依然埋在他们的心底。他们多疑、怯懦，有明显的大男子主义思想，游戏于爱情之间。在他们看来，女人不过仍然是一个客观的物品而已。沉樱这样的描写，让我们看到，女性对于男性的依赖逐渐减弱，她们认识到男性神话本身的实质。这在女性的成长道路上无疑是很重要的一步。
结语：
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在沉樱创作的婚恋题材小说世界里，充满着女性自醒、独立的魅力与价值。她那女性自我经验的直接展露，对男性不忠、多疑、怯懦的描写，不仅是对男性同盟与神话的瓦解，也是女性自我醒悟、自我发展成长道路上不可或缺的深切体验。
注释：
[1]孟悦、戴静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沉樱.沉樱代表作[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
[3]刘思谦.“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7.9.
关键词：沉樱；婚恋小说；女性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5-0-02
二十世纪30年代，沉樱用理性、冷静的目光为我们揭示了当时女性应该思考的问题以及女性所面临的困境：女性在“五四”毅然走出“父门”后又将是怎样的命运？女性冒死争取到自由爱情后就到达幸福的终点了吗？这样的爱情就会永远不变质吗？女性在走入社会和“夫门”后，如何面对家庭与事业的矛盾？他们就犹如女性成长道路上一朵朵绚烂多彩的樱花，开在历史低矮的天空中，开在那灰色的世界里，但依然挡不住他的缤纷炫丽。
1、走出家门后的女性
沉樱笔下描写的女性几乎都是知识分子，都生活在资本主义风气泛滥的都市里。她们有的是接受了新思想洗涤的女学生；有的是处在甜蜜爱情中的女性；有的是曾经勇敢地反叛家庭，最终追求到自由爱情的女性。无论她们是怎样的女性，我们都可以从她们身上读到犹豫不决、进退两难以及怯懦的场景和心理活动。正如孟悦和戴锦华所说：“探讨在平庸的家庭生活和陈旧的爱情中磨平了棱角的女性自身的软弱与怯懦，这是沉樱创作的又一特点。”[1]P151《下雪》中的女主人公曾反叛家庭，毅然地与男主人公走到一起，后来家里也渐渐理解了她，于是，她决定无论如何在过年前一定要回家一次。但在现实经济窘迫的压迫下，她回家的决心开始动摇。她想着“自己走后，他那生活的孤独，寂寞，再加上经济的窘迫，那难堪的情形，想起来就觉得无论如何没有不顾而去的那勇气了。”[2]P53而就在她犹豫的时候，男人煽情的一句“你走了谁再给我洗衬衫呢？”[2]P53，使女人的防线彻底崩溃，最终留下来陪自己的丈夫，即使自己万分愁苦，也只能无言地流泪。《中秋节》中的张女士，面对爱情是既渴望有害怕。当她看到别人成双结对的时候，常常安慰自己道：“爱人？什么爱人！不要，一辈子也不要！我不要爱人，也不要人爱。这些事我看也看厌了！”[2]P95但在中秋节和她旧同学的同事李先生同游公园的时候，紧张和兴奋的心情显出了他对爱情已久的向往，可最后她仍一个人怯懦地逃离了公园，逃离了爱情的机会。
在这些女性的徘徊与犹豫的背后，我们看到更多的是那个时代女性的空虚、寂寞，以及心理的变异。她们这种徘徊不定，进而只有内化为女性软弱、怯懦的心态。而这种异化后的心态，带给她们的只是更多的空虚、孤独与寂寞。《空虚》里的茜子与男友正处在热恋中，他们准备一同到男子的住所约会。在去的路上害羞的茜子既紧张又激动。她为了爱情，不管世人的眼光与议论，毅然跟男子随行，但到达男子的住所后，他发现自己的父亲曾来找过自己，于是，便丢下茜子，迫不及待地去见自己的父亲。茜子一人在空空的房间里孤寂的等待着男友的回来，但等到的是男子的彻夜未归。独自上床休息，却觉得“平时多是一个人睡的，但这时在这里一个人睡着就感到独眠的滋味，又孤单又凄凉，将被紧紧地裹了还觉得寒冷，怀里满拥着棉被，还是觉得空虚。”[2]P92而在《妩君》里面，这种孤寂与空虚的感觉更为强烈。整篇文章没有对白，有的就妩君一个人的心理起伏变化。从结构来看，就只有孤零零的一个妩君，这已经让人感到她的孤寂与悲凉。此外，她一个人奔赴忠魂碑，一个人在那等相约私奔的男友，可等到的结果却仍是她自己一个人。她曾勇敢地走出家庭，追求自由、真挚的爱情，可换来的却是一场空虚的等待。到最后，她只能纵身大海，因为“填起了她的空虚的心的是那伟大，纯洁而又美丽的海！”[2]P86
此外，沉樱笔下的女性几乎都是勇敢走出“父门”，受过新思想、新文化的洗涤的都市知识女性，但这些处在都市生活中的新女性，又不得不面对来自家庭、事业、爱情以及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种种矛盾。《一个女作家》里面，鈺姗在婚后暂时没有生育，能够继续自己的创作事业，这看似让人觉得很幸福，一个有名气的女作家有了一个完整的家庭，夫妻俩志同道合，同时鈺姗也可以继续自己的事业。但实际上鈺姗也有自己的苦恼与矛盾。婚后创作灵感的缺失，但丈夫为了稿费却苦苦对自己创作相逼，读者将作品与作者暗合而进行索引，面对家庭和事业的矛盾，都让她很苦恼。最后，面对这些压力，面对邀稿，她只能自嘲地苦笑道：“当然要好好地写的！为什么不写呢，这是一举三得的事，可以得到名誉，得到金钱，并且还可以得到爱情！”[2]P196女作家面对这一切没有别的选择，她找不到出路，只能将以前快乐的创作当成换取一切的筹码，包括爱情，只能默默自嘲苦闷地继续生活下去。《妻》里面的妻，在发现自己有了身孕后，十分焦虑，“常一个人坐在那里苦闷的沉思，动也不动地过好多时候，有时和她说话，总是茫然地抬起头望着别人的脸，好像正在想着什么，没听清楚说些什么的样子，脸上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变成像阴雨时的天空一般的晦暗了。”[2]P109其实妻是害怕有了孩子，当了母亲，会影响自己的文学梦想与抱负。她认为母亲做就是一把枷锁，会锁住自己的命运与前途。当她打掉孩子后，还希望能够像以往一样生活，但是事实上孩子永远是她心头的一道伤疤，“妻子对于什么谈话都常表示着冷淡，只要一提到这类的话（孩子），就病态似的兴奋起来，但总是一味地作着玩笑的口吻，把自己无意识地在压制着。”[2]P122在这里，使妻子陷入这种两难的局面的其实是她个人的价值理性与作为女人的家庭职责之间的冲突。虽然最后她还是选择了自己的理想，但作为长久以来女人应该传宗接代的这种家庭职责，压得她喘不过气，心里不停地焦虑与压抑，她以为她的选择是她正确的出路，可曾想到，其实她根本没有出路，她的选择换来的只是她的自责与不安。
在沉樱笔下这些内心孤寂，空虚，面对社会与家庭等种种矛盾的女性身上，我们看到的不是她们在勇敢地走出家门后有多么的幸福，而是看到她们面对的是更多的困境，而这些困境就如死胡同一样，让她们无路可走。她们仍然没有真正的浮出历史地表，而是生活在历史那狭窄的缝隙中。 2、沉樱笔下的男性人物
“五四”时期，女性是男性反对封建父权的精神同盟，女性也是借此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但在女性作家笔下的男性形象却是比较模糊的，更多的是一种同盟之间结合反抗的精神。如冯沅君的作品，她的小说里“没有一般爱情小说所常见的男女主人公各自的性别主体身份，没有常见的各自以性别眼光对于对方的观察、体验乃至猜测、怀疑、误会等等，双方是高度一致的和共同行动的。”[3]p31主人公的爱人始终没有明确对象化，有的只是一些虚幻性的影子，这也是“五四”许多女作家的作品都有的一个共同特点。而到了30年代，随着“弑父”时代的过去，男性与女性之间的这种精神同盟关系也逐渐瓦解，女性要面对的是走出家门后的困境，而许多女性作家笔下的男性形象也越来越清晰，两性间的性别意识也越来越强。沉樱就用自己的生活经验与独特的眼光，为我们勾画出一个个生动的男性形象。
沉樱笔下的男性形象也大都是知识分子，可能是受沉樱自身婚姻经历的影响，她笔下的已婚男性中，大部分都是一些对婚姻不忠的负心汉，基本上都有外遇，不论是生活中的还是精神上的。并且他们对于自己的外遇还觉得理所当然，花言巧语，将自己外遇的过错归咎于自己的妻子。《爱情的开始》中，女人为了爱情，和男子同居，牺牲了学业，牺牲了一切，然而在和男人急促地陷入恋爱后，不久就发现他同时向别的女子追求的事实。然而男人却说：“的确是我太对不起你了，我想想真难过，我是太自私，野心太大，我一向对你实在是太不忠实，不过我爱你总是事实，你说是不是？”[2]P61对于自己的不忠实男人还想用自己以往的爱来掩盖，如果真的爱的话还会不忠实吗？《飘零了的红叶》里的丈夫，背着妻子和C女士暧昧，先后欺骗她离开，而妻子后来在一间空房间里发现他们。面对这种情形，C女士带着嘲笑的神情走了，而丈夫却面目狰狞地看着她。可怜的妻子问丈夫：“你说你没有欺骗我么？”[2]P243，换来的却是丈夫“欺骗？你既然觉得我是在欺骗你，那么你就不要爱欺骗你的人好了！”[2]P243这样恶狠狠地语言。甚至于后来对妻子“你说—你不是爱她么？”[2]P244的质问，他的回应就是干脆的一句“我不知道”[2]P244以及夺门而去。《两只面孔》里的玄之，梦到自己向妻子的好友张女士示爱，并向张女士抱怨自己与妻子婚后感情已很平淡无聊，“她做了孩子的母亲，家庭的主妇，对于他，只是个尽着义务的妻；那爱的慰藉却是没有了，绝对没有了。”[2]P229正当他想要去吻张女士的时候，却被妻猛然推醒，还谎称在梦里梦见亲吻妻子。“他把梦中灼热未退的嘴唇凑到那不会躲去的妻的脸上。暂时之后他觉得这个依稀也就是张女士的脸。”[2]P230这样的精神出轨的心态，离暗地里出去寻欢也不远。
除了对婚姻的不忠诚外，还有就是丈夫对妻子的多疑，或将妻子视为玩物。《搬家》里绍英的妻子，因为丈夫工作成天一个人在家，为了填补这种空虚与寂寞，妻子提议和丈夫的友人一家合住，于是便开始积极找房子准备搬家，可绍英却怀疑自己的妻子和自己的朋友有暧昧，一个人幻想着妻子和别人约会的种种可能，最后是直接拒绝和妻谈论搬家的问题。《生涯》里睿好吃懒做，对妻子还颐指气使，仿佛妻子只是他的一个较亲的贴身丫鬟而已。为了谁先看报纸这样一个小问题，睿竟在看完后将报纸撕碎，然后到外面打牌，一夜未归。此外，未婚的男性青年对待感情大多也是一种游戏的态度。《剧后》中的三名男青年在演剧后到咖啡店找女店员消遣，楠君的女伴菊英不在，而楠君的态度却是：“来了又怎么样，这还不是玩玩就算了，就值得这样像煞有介事地忘不下吗？”[2]P240在他们心中，女性就是可以不用自己负责任的玩物而已。
我们可以看到，沉樱笔下的这些男性都没有高大伟岸的形象，他们已不是“五四”时期女性精神上的同盟，已不是女性精神上的导师与引路者。虽然经历了反叛封建伦理的时代，但是我们在沉樱的笔下看到的男性，他们身上明显残留着封建伦理的烙印。他们虽然已组建家庭，但对于男人的三妻四妾思想却是依然埋在他们的心底。他们多疑、怯懦，有明显的大男子主义思想，游戏于爱情之间。在他们看来，女人不过仍然是一个客观的物品而已。沉樱这样的描写，让我们看到，女性对于男性的依赖逐渐减弱，她们认识到男性神话本身的实质。这在女性的成长道路上无疑是很重要的一步。
结语：
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在沉樱创作的婚恋题材小说世界里，充满着女性自醒、独立的魅力与价值。她那女性自我经验的直接展露，对男性不忠、多疑、怯懦的描写，不仅是对男性同盟与神话的瓦解，也是女性自我醒悟、自我发展成长道路上不可或缺的深切体验。
注释：
[1]孟悦、戴静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沉樱.沉樱代表作[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
[3]刘思谦.“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