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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军士兵程正瀛打响了武昌首义第一枪，延续数千年的封建帝制，在随后的枪炮大作中逐渐崩溃，中国真正开启了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100年来，每到纪念日，辛亥年的这场革命和那些被历史淹没了的人物和细节总会被人们不断拿出来重新解读和反思。这些解读也总能让我们更加全面地认知历史，感知当下。
近日，记者访问了中山大学教授、广东孙中山研究会副会长林家有。
能否不革命？
《南风窗》：一个看似偶然的士兵哗变事件，最终却让清政府迅速垮台。表象背后，辛亥革命发生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林家有：帝国主义的侵略，是辛亥革命发生的主要渊源。不过，真正让革命兴起的要素，还是清政府自身统治政策的失误。它的政策得罪了几种人：
首先是知识分子。清末实施的新政，有很多致命失误，其中之一就是1905年废除科举制。这一举措切断了“学而优则仕”的传统通道，又没有建立新的办法来吸纳人才，无法处理科举废除之后知识分子的出路问题，导致知识分子从政府体系内游离出去了。满腔报国热情，成了反政府的怒气。
其次是立宪派。为了实行新政，清政府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历时数月，回来之后交了一份报告，认为西方的民主政治虽好，其前提是西方国家的民众素质比中国高很多，中国人的素质还不能够支持立宪，为此应该先搞预备立宪。预备立宪是个空架子，期限又很拖拉，这就把立宪派得罪了，康有为代表的文化人士、张謇代表的地方士绅，都因此丧失希望。
再次是汉族官员。清政府迫于压力组建内阁，这是立宪的重要标志，却被称为“皇族内阁”，主要成员都是满族人，只有三四个闲职给了汉族人，国防、外交、财政等重要的权力全部握在代表皇族利益的满人手中。这等于还是皇族集权的老一套，地方的汉族巡抚、总督都期望通过立宪实现分权，平衡中央和地方的权力，“皇族内阁”这种不伦不类的敷衍，把广大的汉族地方官员也得罪了。
然后是资本家，他们在保路运动中站到了政府的对立面。清政府把道路收归国有，不见得是一项错误的决策，问题在于此时本国资本家的势力已经成型，回收路权让资本家损失很大，于是资本家也成了煽动革命的力量。
最后是普通百姓，帝国主义的侵略带来了数额巨大的赔款，新政也要钱，没有钱就通过摊派转嫁到老百姓头上，不断地增加税收，使得老百姓难以生存。
《南风窗》：长期以来史学界和民间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不搞革命，而是让清政府循序渐进推行改革，可能会建立一个更加成熟的共和政制，由此也可以避免革命巨大的破坏性，以及后来的各种“共和乱象”。您对此怎么理解？
林家有：我从不赞成假设历史。如果在康乾年间的盛世里能够接触外界、自发改革，是可行的，但到了末期，政府成了帝国主义利益的维护者，一系列失误又聚集了大量的社会不满情绪，这时的清政府，本身就成为了矛盾的焦点，再想通过自身的改革来解决矛盾，已经不可能了。
改革派在和革命派的论战中败北，正说明改革已丧尽人心。康梁代表的维新派和孙中山代表的新式知识分子，在流亡日本期间进行了一场大辩论，《民报》和《新民丛报》展开笔战，各自阐述自己的主张。起初康梁占优势，但在八国联军入侵之后，革命派逐渐占据了上风，康梁的理论在辩论中失去了市场。
这场辩论影响了一大批清政府派到日本去的留学生。原本政府希望他们出国学习回来帮助政府扶大厦于将倾，但在论战引导下却成为了革命派，成了政府的掘墓人。
回到清政府本身去看，1908年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先后去世，溥仪的父亲载沣当国，把国家弄得更加乌烟瘴气，此时的清政府已行将就木，没有任何改革可以挽救。
袁世凯的两手
《南风窗》：辛亥之前的10余年间，革命党人抛出了许多激烈的宣传言论，极大调动了革命情绪。尤其是上海，成为了革命宣传的桥头堡。这样赤裸裸的革命宣传，竟能在封建帝制国家出现，想来很不可思议。这是否可以按有些人的理解，是清政府当时对言论的宽容？
林家有：革命党人对于辛亥革命最重要的贡献，正在于言论上的宣传，宣传使得革命的理念深植人心，民主共和的诉求成为大势所趋。
宣传革命很激烈，不是说清末在言论上、政治上有多大的自由度，而是因为上海存在大量的租界。没有租界的保护，宣传者一样难以避免被捕的命运。正因为上海被分割得很零碎，反而让舆论难以被封闭。
当然，清政府对政治反对者看似宽容的态度，也有现实的考量。比如汪精卫，作为孙中山的左臂右膀，一直是充满魅力的革命宣传者， 当时一度在民众中威望很高。在参与刺杀摄政王载沣被捕之后，仍然被放了出来，是因为清政府衡量之后认为，杀掉他的危害可能更大，更加会激起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怒气。
政府对于革命党人或者煽动革命的人，动不动就杀的情况不算太多，这也是清政府的策略。
《南风窗》：袁世凯是清政府倒台的决定性力量之一，应该怎样看待革命党与他的合作？
林家有：辛亥革命最大的阻力和变数不是来自满人，而是袁世凯和他手下的北洋军。武昌起义之后，袁世凯大兵压境，完全有实力一鼓作气消灭革命军，但袁世凯没有这么做，而是边打边谈，在两边都凸显自己的重要性。
革命党很清楚当时的形势，对于他们而言，最急切的事情就是让清政府垮台，所以决定南北和谈，争取袁世凯倒向革命一边。袁世凯很聪明，但他没有任何共和思想，革命党人过分相信他了。
他一上台，就和梁启超一同把孙中山边缘化。梁启超组织了一个进步党，控制着国会，行政大权则握在袁世凯的手里。孙中山组建国民党赢得国会选举，但袁世凯不惜用暴力压制，杀害了宋教仁。
二次革命的失败，孙中山等人再次流亡海外，袁世凯完全掌控了权力。之后废除约法，废除国会，一步一步将民主共和的因素逐渐从国家机器中剔除，最终走向了复辟帝制。
孙中山的伟大与局限
《南风窗》：应该如何评价孙中山呢？对孙中山的赞美和质疑，百年来从来都是相伴相生。
林家有：孙中山首先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他从事革命没有多少自利的因素，都是从国家民族的角度去考虑。他的妥协，是因为他认为革命的最终目的是建设，而不是一直破坏。
革命了一辈子，事实上他没有得到多少东西，去世的时候也没有余财，在上海的住所还是加拿大的华侨买下来送给他的，否则他连房子都买不起。可以说孙中山致力于革命之后，没有过过一天的好日子，的的确确一生清廉，为了国家民族去搞革命，这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他本人也有局限。作为一个领导人，他的霸气不够。南北和谈上，他的决策也不够慎重，有些时候显得太天真了。后来他明白了一个道理，一辈子搞革命，到头来连权力都不要了，是无法进一步建设的。所以他自己也说，让权给袁世凯，是自己人生最大的败笔。
说他在党内搞个人崇拜，这是不客观的。同盟会本来是一个松散的联盟，只能算是初级阶段的一个政党。它由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留学生组织构成，没有组织、纪律，要来就来要走就走。辛亥革命后无法驾驭形势，和同盟会本身的缺点是有关系的。内部有矛盾，也没有有序解决的规则和机构，演变出来许多宗派，互相不服气。
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孙中山认识到，之所以屡战屡败，正是因为同盟会内部太过松散，自己的意志得不到贯彻执行。因此在他组织中华革命党的时候，就要求参加者一定要支持自己，表示效忠，不效忠就不要入党，这是孙中山总结以往之后的一种情绪宣示。
至于说出让东北的权益换取中日同盟，让日本出兵对抗袁世凯，从而得出孙中山有“卖国”倾向，这是过度解释的结果。我去日本看过那些文件的原件，孙中山是希望通过民间与日方接洽，共同搞垮袁世凯，成功之后聘用日本人当军事顾问，甚至把辽宁、山东等一些地方的开发权首先让给日本。你支持我，我优先让你来参与开发，这只是一种政治的合作，但主权并不给日本。
100年来，每到纪念日，辛亥年的这场革命和那些被历史淹没了的人物和细节总会被人们不断拿出来重新解读和反思。这些解读也总能让我们更加全面地认知历史，感知当下。
近日，记者访问了中山大学教授、广东孙中山研究会副会长林家有。
能否不革命？
《南风窗》：一个看似偶然的士兵哗变事件，最终却让清政府迅速垮台。表象背后，辛亥革命发生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林家有：帝国主义的侵略，是辛亥革命发生的主要渊源。不过，真正让革命兴起的要素，还是清政府自身统治政策的失误。它的政策得罪了几种人：
首先是知识分子。清末实施的新政，有很多致命失误，其中之一就是1905年废除科举制。这一举措切断了“学而优则仕”的传统通道，又没有建立新的办法来吸纳人才，无法处理科举废除之后知识分子的出路问题，导致知识分子从政府体系内游离出去了。满腔报国热情，成了反政府的怒气。
其次是立宪派。为了实行新政，清政府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历时数月，回来之后交了一份报告，认为西方的民主政治虽好，其前提是西方国家的民众素质比中国高很多，中国人的素质还不能够支持立宪，为此应该先搞预备立宪。预备立宪是个空架子，期限又很拖拉，这就把立宪派得罪了，康有为代表的文化人士、张謇代表的地方士绅，都因此丧失希望。
再次是汉族官员。清政府迫于压力组建内阁，这是立宪的重要标志，却被称为“皇族内阁”，主要成员都是满族人，只有三四个闲职给了汉族人，国防、外交、财政等重要的权力全部握在代表皇族利益的满人手中。这等于还是皇族集权的老一套，地方的汉族巡抚、总督都期望通过立宪实现分权，平衡中央和地方的权力，“皇族内阁”这种不伦不类的敷衍，把广大的汉族地方官员也得罪了。
然后是资本家，他们在保路运动中站到了政府的对立面。清政府把道路收归国有，不见得是一项错误的决策，问题在于此时本国资本家的势力已经成型，回收路权让资本家损失很大，于是资本家也成了煽动革命的力量。
最后是普通百姓，帝国主义的侵略带来了数额巨大的赔款，新政也要钱，没有钱就通过摊派转嫁到老百姓头上，不断地增加税收，使得老百姓难以生存。
《南风窗》：长期以来史学界和民间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不搞革命，而是让清政府循序渐进推行改革，可能会建立一个更加成熟的共和政制，由此也可以避免革命巨大的破坏性，以及后来的各种“共和乱象”。您对此怎么理解？
林家有：我从不赞成假设历史。如果在康乾年间的盛世里能够接触外界、自发改革，是可行的，但到了末期，政府成了帝国主义利益的维护者，一系列失误又聚集了大量的社会不满情绪，这时的清政府，本身就成为了矛盾的焦点，再想通过自身的改革来解决矛盾，已经不可能了。
改革派在和革命派的论战中败北，正说明改革已丧尽人心。康梁代表的维新派和孙中山代表的新式知识分子，在流亡日本期间进行了一场大辩论，《民报》和《新民丛报》展开笔战，各自阐述自己的主张。起初康梁占优势，但在八国联军入侵之后，革命派逐渐占据了上风，康梁的理论在辩论中失去了市场。
这场辩论影响了一大批清政府派到日本去的留学生。原本政府希望他们出国学习回来帮助政府扶大厦于将倾，但在论战引导下却成为了革命派，成了政府的掘墓人。
回到清政府本身去看，1908年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先后去世，溥仪的父亲载沣当国，把国家弄得更加乌烟瘴气，此时的清政府已行将就木，没有任何改革可以挽救。
袁世凯的两手
《南风窗》：辛亥之前的10余年间，革命党人抛出了许多激烈的宣传言论，极大调动了革命情绪。尤其是上海，成为了革命宣传的桥头堡。这样赤裸裸的革命宣传，竟能在封建帝制国家出现，想来很不可思议。这是否可以按有些人的理解，是清政府当时对言论的宽容？
林家有：革命党人对于辛亥革命最重要的贡献，正在于言论上的宣传，宣传使得革命的理念深植人心，民主共和的诉求成为大势所趋。
宣传革命很激烈，不是说清末在言论上、政治上有多大的自由度，而是因为上海存在大量的租界。没有租界的保护，宣传者一样难以避免被捕的命运。正因为上海被分割得很零碎，反而让舆论难以被封闭。
当然，清政府对政治反对者看似宽容的态度，也有现实的考量。比如汪精卫，作为孙中山的左臂右膀，一直是充满魅力的革命宣传者， 当时一度在民众中威望很高。在参与刺杀摄政王载沣被捕之后，仍然被放了出来，是因为清政府衡量之后认为，杀掉他的危害可能更大，更加会激起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怒气。
政府对于革命党人或者煽动革命的人，动不动就杀的情况不算太多，这也是清政府的策略。
《南风窗》：袁世凯是清政府倒台的决定性力量之一，应该怎样看待革命党与他的合作？
林家有：辛亥革命最大的阻力和变数不是来自满人，而是袁世凯和他手下的北洋军。武昌起义之后，袁世凯大兵压境，完全有实力一鼓作气消灭革命军，但袁世凯没有这么做，而是边打边谈，在两边都凸显自己的重要性。
革命党很清楚当时的形势，对于他们而言，最急切的事情就是让清政府垮台，所以决定南北和谈，争取袁世凯倒向革命一边。袁世凯很聪明，但他没有任何共和思想，革命党人过分相信他了。
他一上台，就和梁启超一同把孙中山边缘化。梁启超组织了一个进步党，控制着国会，行政大权则握在袁世凯的手里。孙中山组建国民党赢得国会选举，但袁世凯不惜用暴力压制，杀害了宋教仁。
二次革命的失败，孙中山等人再次流亡海外，袁世凯完全掌控了权力。之后废除约法，废除国会，一步一步将民主共和的因素逐渐从国家机器中剔除，最终走向了复辟帝制。
孙中山的伟大与局限
《南风窗》：应该如何评价孙中山呢？对孙中山的赞美和质疑，百年来从来都是相伴相生。
林家有：孙中山首先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他从事革命没有多少自利的因素，都是从国家民族的角度去考虑。他的妥协，是因为他认为革命的最终目的是建设，而不是一直破坏。
革命了一辈子，事实上他没有得到多少东西，去世的时候也没有余财，在上海的住所还是加拿大的华侨买下来送给他的，否则他连房子都买不起。可以说孙中山致力于革命之后，没有过过一天的好日子，的的确确一生清廉，为了国家民族去搞革命，这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他本人也有局限。作为一个领导人，他的霸气不够。南北和谈上，他的决策也不够慎重，有些时候显得太天真了。后来他明白了一个道理，一辈子搞革命，到头来连权力都不要了，是无法进一步建设的。所以他自己也说，让权给袁世凯，是自己人生最大的败笔。
说他在党内搞个人崇拜，这是不客观的。同盟会本来是一个松散的联盟，只能算是初级阶段的一个政党。它由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留学生组织构成，没有组织、纪律，要来就来要走就走。辛亥革命后无法驾驭形势，和同盟会本身的缺点是有关系的。内部有矛盾，也没有有序解决的规则和机构，演变出来许多宗派，互相不服气。
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孙中山认识到，之所以屡战屡败，正是因为同盟会内部太过松散，自己的意志得不到贯彻执行。因此在他组织中华革命党的时候，就要求参加者一定要支持自己，表示效忠，不效忠就不要入党，这是孙中山总结以往之后的一种情绪宣示。
至于说出让东北的权益换取中日同盟，让日本出兵对抗袁世凯，从而得出孙中山有“卖国”倾向，这是过度解释的结果。我去日本看过那些文件的原件，孙中山是希望通过民间与日方接洽，共同搞垮袁世凯，成功之后聘用日本人当军事顾问，甚至把辽宁、山东等一些地方的开发权首先让给日本。你支持我，我优先让你来参与开发，这只是一种政治的合作，但主权并不给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