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总会面临利与义的煎烤。利者，更多的是指物质利益，即金钱、美色等可以愉悦身心的东西。人既然做不到完全舍弃饮食男女，产生一定的逐利冲动也符合人性。义者，温暖他人的举动，比如拯人于饥渴、救人于水火，它是一个人内心的真诚、善良、利他意识，是一种更高级的人性。
　　这个世界上永远有着使人心生景仰的人。1909年，肃亲王善耆想请人为吴可读画一幅像，有人向他推荐画家陈半丁。肃亲王非常欣赏陈半丁的才华，甚至劝他入部为官。此事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最后未成，却使陈半丁非常感动。1922年，肃亲王在旅顺病故，为报知遇之恩，陈半丁在大连举办了两次个人画展，卖画所得的数十万元（旧币），全部做了肃亲王灵柩返京的开销。陈半丁这样做，是在实践自己的人生哲学，他曾篆刻过一枚椭圆形的印章，其文字是“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也”。
　　生活中像陈半丁这样以义为利的人还有不少，比如启功曾捐巨资在北师大设了个“励耘奖学助学基金”，用以奖励那些品学兼优的贫困大学生。比如胡适为了解决章希吕的工作，就请他到家里为自己编辑文稿，并开给他比外面高得多的工资;他曾无私资助陈之藩、林语堂等人留学，自己出钱为贫穷的小贩袁瓞治病，并留下过“要留利息在人间”这样的美谈。
　　以义为利很高尚，可以给他人带来幸福与快乐，但它也需要环境的催生。我研究过喜欢行善之人的经历，他们一般都在人生的特定阶段得到过别人的帮助，这种他人给予的温暖对他们日后的为人处世极有影响。在启功面临生存危机的时候，北师大前校长陈桓曾经无私帮助他，先是将没有学历的启功推荐进中学，还手把手地教他怎样上课，后来更是将他直接引进北师大。说没有陈桓，就没有后来功成名就的启功，绝对不是一句假话。启功设立的奖学助学基金以“励耘”命名，“励耘”就是陈桓的书房名，陈桓当时早已过世，启功用此名的目的，就是要纪念对自己一生影响极大的先师。
　　胡适早年也曾感受过他人的善意。1907年5月，就读中国公学的胡适因患脚气回乡养病，正好与长他两辈的族公胡节甫同行。16岁的胡适因为脚肿无法走路，只好以轿代行，68岁的胡节甫居然步行陪他，边走边聊，一天走了60里路。1915年末、1916年初，胡家接连举丧（胡适的大姐、大哥和岳母去世），胡节甫两次寄给胡适母亲各50银圆予以资助。
　　陈半丁出道时卖画不顺，其师为之站场更是传为艺坛佳话。吴可读画像完成后，陈半丁迁出肃王府，在京卖画为生。然而，因为他初入京城美术圈，不为人知，前来购画者寥寥无几。远在上海的吴昌硕对爱徒在京之处境极其忧虑。1910年，67岁的吴昌硕特地赶到北京，为陈半丁介绍各种关系和画店，并在琉璃厂纸店亲笔为其书写润格，称其“性嗜古，能作画，写花卉、人物直追宋元，近写罗汉变幻百出，在佛法上可称无上妙谛，求者履盈户外……”在京数月中，还为半丁治了不少印，其中相当部分为吴篆陈刻，以示器重。陈半丁的名声从此日隆。
　　的确，义不能单靠高尚者先天的觉悟，它需要我们每个人用自己的双手去激活。行善、仗义最容易出现马太效应，大家都去行善，大家都为人仗义，一个社会就会有许多人以义为利，开开心心帮助别人，得到帮助的人日后也会毫不犹豫地加入行善、仗义的队伍，我们走在夜里都可以看到蓝天。相反，如果我们一个个都很自私，随便做件事都要考虑自己能不能得到好处，见利忘义就会层出不穷，那些原本以义为利的人也很可能改弦更张，变得冷漠自私，整个社会一片冰雪。
　　其实，如果我们跳出物质利益的藩篱，就会发现，陈半丁的“以义为利”并非只是一种高尚的口号，而是一种客观的事实。一个人仗义，帮助了别人，让他人摆脱了困境，看到了明媚的阳光，别人高兴，我们的奉献也就有了意义与价值，你的心灵就有了几分安适。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比内心的安适更重要的呢？行善、仗义这种东西是特别能给人好感的，你也就有了好人缘。这样的好人缘自然也是一种利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以义为利”其实是一种大智慧。
　　（编辑/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