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雯也走了,虽然她登高寿自然地走完了人生的道路,心中仍不免遗憾,文坛里又走了一位用温柔的眼睛看人的前辈;另外有一双更温暖的眸子的是琦君,她们都是江南水乡走出来的。艾雯看人如村后的小溪,琦君则如门前绿荫飘绕的池塘,绝不会淹得你无路可去,让你安心,所以曾为琦君做过不肯为别人做的事。
　　在任何场合我都愿说出的一个结论:1949年以后,不管是否有过“戒严时期”,播移台湾的第一代青年文学女子,对于今日的台湾文学创作与文艺活动,有着开创的功劳;对一脉相传的现代文学也有延续的作用,无断层也无断代。尽管有人赖台湾文坛打开了文学生命的天空,却时时不忘贬损台湾文学的境界抬高自己,我这台湾“出世”的文学幼苗,却不能忘却这些人;也曾有过很多“哥们儿”,但是他们仍记得我是女性,因此跟这些老哥有时必须保有矜持的距离,大姊们若愿意接近,在最初是受宠若惊的。
　　战后台湾的第一代女性作家,苏雪林、谢冰莹都是我大学时代的师辈,不可称“大姊”。那出身桐城世家,有着一双妩媚眼眸的张漱菡,我从十四、五岁就随着蓓丽叫姑姑,当然也不可叫大姊。进入1970年代,作品渐渐被人记住、不忘、期待,我忽然多出了很多大姊,并在一个女性作协共事。
　　大姊之中好几位姓张的,最年长的张雪茵与吾母同龄,在她的眼里我完全是下一代(听说她的女公子是我大学的学姊),面对面用餐时,她给我讲过张家敲钟吃饭的故事。她的祖父,在清末曾做过学部大臣管过京师大学堂。讲到她的钟鸣鼎食之家,让她自信又骄傲,朗声说:“我们老家,早餐也吃干饭,八个菜!”看我睁大了疑惑的眼睛,又补充了一句:“我们湖南人只有病人才吃稀饭!”严肃的张明直接接触不多,主持开会时,常一抬头正碰上她评鉴的眼神。张秀亚的文雅跟艾雯的纤柔细致、琦君的温婉平和、蓉子的自然恬静又不同,书卷气特重。致力儿童文学的严友梅,是极好的女低音,我和她的二重唱最搭调,我们自己听了都觉享受。
　　林海音与潘人木都被称为“先生”,同样的锐利睿智,潘多着一份潇洒清气,林多着一份威严圆融,她们对我都非常爱护,我之得以与前辈女作家们一起在会议桌论事,从海音大姊的言语中领会,应是她的主导建议获得大家认同。只是林到最后,常出失控之言,一次小民大姊因彭歌伉俪返台在“鼎泰丰”邀聚,便轮到我是受窘的对象,痖弦很快打哈哈,祛除我的难堪。我很替她的病难过没计较,她的挚友潘人木则露出不平不怿之色。毕璞老以为我是开玩笑,我真的最怕跟她一起在签名簿上留下名字,她一签下去,我便会躲远点,以免愈显自己的不足;自小儿被老师罚怕了,常吃“大饼”的我,毛笔字是我的“罩门”。比我还晚迈入写作圈的鲍晓晖叙齿之后,当然我得叫“大”姊,她高中时曾听过沈从文讲课,据她说沈真的不很会讲,不如写作。郭良蕙、郭晋秀童龄时是同学却不同型,良蕙亲切美艳,晋秀性直锋利,晋秀曾为我骂过不识相的人。
　　王琰如家常的语态与家常的风格,没共过事,但是我曾为她的独生女小如能早些经香港的“回家”,在工作上努力配合过。共事多年的“总干事”、生在五四运动同一年的刘枋,很有五四女青年的作风,目光与言语都有着突出的锐利,但从未为难过我,我初获选任值年常务理事的时候,她肯对不知规例“菜鸟”级的我下指导棋,却从不越份,对外行动时总让人知道我才是“头儿”。另两位“总干事”姚宜瑛与后来改了头衔叫秘书长的邱七七,都是能干又精明的角色。
　　曾有一次特别的经验,我做过唯一的一次主祭是为了叶霞翟,除了琦君捏过我的脸颊,只有这位高大的叶校长,敢笑着用手指点我的额头说:“你真敢写!”
　　
　　赵淑敏
　　1935年生。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曾任教师、广播撰稿人。创作以散文、小说为主,家庭题材是其创作的特点,重视修辞与结构的经营。著有散文《心海的回航》、《短歌行》;小说《高处不胜寒》、《离人心上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