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思维批判》（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版）一书写得洋洋洒洒，风风火火，好比是川菜中的辣椒，读来辛辣而又痛快淋漓。
　　楚渔先生在这本书中，提出一个大问题: 导致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是传统的思维模式。众所周知，中国近代落后是个综合性的问题，这本书从政治、经济、制度以外的另一视角切入，触到了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根本缺陷。
　　1982年，刘吉（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提出中国民族性长于综合、笼统，而不善于分析是近代中国科学落后的重要因素。还提到正是代代相沿的思维方式塑造了民族性格，积淀为民族心理，要作出改变非常困难。正因为如此，钱学森倡导要在中国建立思维学，呼唤全民族重视思维方式的研究。
　　再往前推，清末章太炎也提出过类似问题，他在《论诸子学》中说: “盖中国学说，其病多在汗漫。”“汗漫”是漫无边际，大而不当的意思，亦即笼统、不求甚解。这一弊病在百年前就被指出，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因为在这之前，学者们并不认为这是缺点，甚至受到赞美。
　　从章太炎的《论诸子学》，到28年前的讨论，再到这本书的出版，都提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缺陷，这种缺陷曾给中国造成了多少不可弥补的损失!
　　哈雷彗星即是一例。从春秋时代到1910年的2000多年中，中国有案可查的记录多达31次，这在世界天文史上是罕有的。可在中国，谁也没有去深究它出现的规则——只知其然却不追究所以然的思维方式，延误了中国人的再发现。
　　近代欧洲科技革命发生之际，明末的王徵与德国传教士邓玉函合著《奇器图说》，这是力学原理与机械技术相结合的科学著作，在世界上也属第一部。可中国人对此并无兴趣，对力学的定义、定理、命题、假设、问题、推演等加以简化或删减，放弃数学证明。清代数学家薛凤祚干脆将该著作缩写为《历学会通•重学》，删除力学理论，使之成为纯操作性的技艺——中国再一次失去了赶上世界潮流的机会。
　　中国有四大发明，可首先发现它的重要价值并在世界上弘扬的，却是英国哲学家培根。在四大发明的故乡，有的连发明者也找不到，浩瀚的史书竟无此记载。《天工开物》是中国科技的杰作，可在中国一度失传，后来从日本引进才得以重归本土。为什么中国人对自己的发明不珍惜、不记录、不能再创造呢？
　　种种事态，究其根本，是因为士大夫们关注的焦点是政治和世道人心，倾心的是明心见性的工夫，没有从理性高度进行追问穷究的习惯。在中国，观天象是预测人事祸福、皇权兴衰，对“六合之外”持“圣人存而不论”的态度，孜孜以求的是眼前利益，不去探求自然万物的本质，以致错失良机。好笼统、不加分析，崇尚求同、排斥异见，这一思维方式在人文学科方面也有表现：现在通行的章节体，条理清晰，层次分明，可这是外来的。近代以前，中国有章句学，但那是寻章摘句之学，无关条理。看明清笔记便知，大多数论述不分大事小事一锅煮，前面论述某人的功绩，后面可能就开出一剂治头痛的偏方或写狐仙鬼怪，是非黑白，混为一团，缺少归纳、分类、概括。逻辑不清是笼统思维的一大缺陷，所以这不是一念之差，而是民族思维习惯。用这种思维方式来处理现实问题，有时会犯常识性错误，发生群体效应，而又不自悟，屡屡造成重大损失。
　　逻辑混乱是常见的一种，“文革”中开会的惯例是：会前高唱《东方红》，歌颂“你是人民大救星”；会后唱《国际歌》，齐唱“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前后矛盾，自打耳光，却习以为常。
　　更自相矛盾的是，以爱国之名行祸国之事。道光年间，鸦片年输入两万余箱，岁耗银千万两以上，有人主张“肥水不流外人田”，让民间自种罂粟，以抵制鸦片的进口，并提高进口税，使外商无所得利。该主张虽一度遭到反对，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重又抬头，得到李鸿章的支持，以土烟抵制洋药的主张成为国策，鸦片从进口转向自产自销，鸦片税成为清政府的重要财源，自此全國盛开罂粟花。始料不及的是，随着鸦片自产、自销的大幅增加，自种自吸的农民也愈来愈多，烟毒蔓延到穷乡僻壤和社会最底层。这貌似爱国实则祸国的决策，成为毒染中华的第一推手。后来禁烟最难的是禁种，这是断了农民发财之路，多次引起农民暴动。
　　又如，国人爱说大话、用大词，诸多商店、品牌好称“王”、“皇”，见怪不怪。君不见，古人打仗经常夸大其词，有两三万兵士即号称十万，以致官修正史有关数字的记载，往往也有失准确，更重要的是这一习惯造成说大话不害羞，还振振有辞的浮夸风。
　　现实中还有好用口号代替科学思考的通病。例如“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句富于鼓动性的宣传口号，但从理性审视，“多快好省”，面面俱到，在现实中很难落实。不按逻辑出牌，那只是乌托邦，可这一句浪漫主义的口号，竟然在1958年成为治国纲领。因此大炼钢铁、清除麻雀等种种违背生活常理、破坏科学规律的事层出不穷。如今泰斗、大师、巨星满天飞，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事小，用在建设上却可能造成不良后果。有文章说，中国有183个城市宣称要建成国际大都市，在这雷人的口号中，人文精神有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北京地铁二号线，在崇文门南北有两个车站，北边紧靠北京、同仁两大医院，南边是商业区，只有一部自动扶梯，建在哪? 建在了商业区。仅此一例就说明，“以利为本”仍在作怪，“以人为本”尚未切实执行，这如何能与“国际大都市”接轨？
　　这种思维用在政治运动中，可令人丧失起码的理性。有报道说，“文革”中内蒙清查“内人党”，发展到后来出现了“叛国畜群”，把一些羊群、牛群、马群没收、赶走，以致使之死亡，造成内蒙苏尼特旗优良纯种白马的灭绝。这些不可思议的蠢事，为什么那么多人附和？“文革”那种特殊的氛围固然是重要原因，无可否认的是，也与我们习惯于笼统、不加分析的思考方式，盲从、跟风有关。
　　中国的复兴需要启蒙，启蒙的深处，必须触动中国人视为天经地义的思维方式，这是与民族性改造相联系的重大课题。
　　思维方式是民族性格的一部分，要改进思维方式，可能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难得的是，如今由一名非专业人士提出从教育着手，从现在做起，改进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但愿这一呼吁能得到社会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