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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思维批判》(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版)一书写得洋洋洒洒,风风火火,好比是川菜中的辣椒,读来辛辣而又痛快淋漓。
楚渔先生在这本书中,提出一个大问题: 导致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是传统的思维模式。众所周知,中国近代落后是个综合性的问题,这本书从政治、经济、制度以外的另一视角切入,触到了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根本缺陷。
1982年,刘吉(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提出中国民族性长于综合、笼统,而不善于分析是近代中国科学落后的重要因素。还提到正是代代相沿的思维方式塑造了民族性格,积淀为民族心理,要作出改变非常困难。正因为如此,钱学森倡导要在中国建立思维学,呼唤全民族重视思维方式的研究。
再往前推,清末章太炎也提出过类似问题,他在《论诸子学》中说: “盖中国学说,其病多在汗漫。”“汗漫”是漫无边际,大而不当的意思,亦即笼统、不求甚解。这一弊病在百年前就被指出,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因为在这之前,学者们并不认为这是缺点,甚至受到赞美。
从章太炎的《论诸子学》,到28年前的讨论,再到这本书的出版,都提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缺陷,这种缺陷曾给中国造成了多少不可弥补的损失!
哈雷彗星即是一例。从春秋时代到1910年的2000多年中,中国有案可查的记录多达31次,这在世界天文史上是罕有的。可在中国,谁也没有去深究它出现的规则——只知其然却不追究所以然的思维方式,延误了中国人的再发现。
近代欧洲科技革命发生之际,明末的王徵与德国传教士邓玉函合著《奇器图说》,这是力学原理与机械技术相结合的科学著作,在世界上也属第一部。可中国人对此并无兴趣,对力学的定义、定理、命题、假设、问题、推演等加以简化或删减,放弃数学证明。清代数学家薛凤祚干脆将该著作缩写为《历学会通•重学》,删除力学理论,使之成为纯操作性的技艺——中国再一次失去了赶上世界潮流的机会。
中国有四大发明,可首先发现它的重要价值并在世界上弘扬的,却是英国哲学家培根。在四大发明的故乡,有的连发明者也找不到,浩瀚的史书竟无此记载。《天工开物》是中国科技的杰作,可在中国一度失传,后来从日本引进才得以重归本土。为什么中国人对自己的发明不珍惜、不记录、不能再创造呢?
种种事态,究其根本,是因为士大夫们关注的焦点是政治和世道人心,倾心的是明心见性的工夫,没有从理性高度进行追问穷究的习惯。在中国,观天象是预测人事祸福、皇权兴衰,对“六合之外”持“圣人存而不论”的态度,孜孜以求的是眼前利益,不去探求自然万物的本质,以致错失良机。好笼统、不加分析,崇尚求同、排斥异见,这一思维方式在人文学科方面也有表现:现在通行的章节体,条理清晰,层次分明,可这是外来的。近代以前,中国有章句学,但那是寻章摘句之学,无关条理。看明清笔记便知,大多数论述不分大事小事一锅煮,前面论述某人的功绩,后面可能就开出一剂治头痛的偏方或写狐仙鬼怪,是非黑白,混为一团,缺少归纳、分类、概括。逻辑不清是笼统思维的一大缺陷,所以这不是一念之差,而是民族思维习惯。用这种思维方式来处理现实问题,有时会犯常识性错误,发生群体效应,而又不自悟,屡屡造成重大损失。
逻辑混乱是常见的一种,“文革”中开会的惯例是:会前高唱《东方红》,歌颂“你是人民大救星”;会后唱《国际歌》,齐唱“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前后矛盾,自打耳光,却习以为常。
更自相矛盾的是,以爱国之名行祸国之事。道光年间,鸦片年输入两万余箱,岁耗银千万两以上,有人主张“肥水不流外人田”,让民间自种罂粟,以抵制鸦片的进口,并提高进口税,使外商无所得利。该主张虽一度遭到反对,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重又抬头,得到李鸿章的支持,以土烟抵制洋药的主张成为国策,鸦片从进口转向自产自销,鸦片税成为清政府的重要财源,自此全國盛开罂粟花。始料不及的是,随着鸦片自产、自销的大幅增加,自种自吸的农民也愈来愈多,烟毒蔓延到穷乡僻壤和社会最底层。这貌似爱国实则祸国的决策,成为毒染中华的第一推手。后来禁烟最难的是禁种,这是断了农民发财之路,多次引起农民暴动。
又如,国人爱说大话、用大词,诸多商店、品牌好称“王”、“皇”,见怪不怪。君不见,古人打仗经常夸大其词,有两三万兵士即号称十万,以致官修正史有关数字的记载,往往也有失准确,更重要的是这一习惯造成说大话不害羞,还振振有辞的浮夸风。
现实中还有好用口号代替科学思考的通病。例如“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句富于鼓动性的宣传口号,但从理性审视,“多快好省”,面面俱到,在现实中很难落实。不按逻辑出牌,那只是乌托邦,可这一句浪漫主义的口号,竟然在1958年成为治国纲领。因此大炼钢铁、清除麻雀等种种违背生活常理、破坏科学规律的事层出不穷。如今泰斗、大师、巨星满天飞,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事小,用在建设上却可能造成不良后果。有文章说,中国有183个城市宣称要建成国际大都市,在这雷人的口号中,人文精神有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北京地铁二号线,在崇文门南北有两个车站,北边紧靠北京、同仁两大医院,南边是商业区,只有一部自动扶梯,建在哪? 建在了商业区。仅此一例就说明,“以利为本”仍在作怪,“以人为本”尚未切实执行,这如何能与“国际大都市”接轨?
这种思维用在政治运动中,可令人丧失起码的理性。有报道说,“文革”中内蒙清查“内人党”,发展到后来出现了“叛国畜群”,把一些羊群、牛群、马群没收、赶走,以致使之死亡,造成内蒙苏尼特旗优良纯种白马的灭绝。这些不可思议的蠢事,为什么那么多人附和?“文革”那种特殊的氛围固然是重要原因,无可否认的是,也与我们习惯于笼统、不加分析的思考方式,盲从、跟风有关。
中国的复兴需要启蒙,启蒙的深处,必须触动中国人视为天经地义的思维方式,这是与民族性改造相联系的重大课题。
思维方式是民族性格的一部分,要改进思维方式,可能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难得的是,如今由一名非专业人士提出从教育着手,从现在做起,改进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但愿这一呼吁能得到社会的重视。
楚渔先生在这本书中,提出一个大问题: 导致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是传统的思维模式。众所周知,中国近代落后是个综合性的问题,这本书从政治、经济、制度以外的另一视角切入,触到了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根本缺陷。
1982年,刘吉(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提出中国民族性长于综合、笼统,而不善于分析是近代中国科学落后的重要因素。还提到正是代代相沿的思维方式塑造了民族性格,积淀为民族心理,要作出改变非常困难。正因为如此,钱学森倡导要在中国建立思维学,呼唤全民族重视思维方式的研究。
再往前推,清末章太炎也提出过类似问题,他在《论诸子学》中说: “盖中国学说,其病多在汗漫。”“汗漫”是漫无边际,大而不当的意思,亦即笼统、不求甚解。这一弊病在百年前就被指出,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因为在这之前,学者们并不认为这是缺点,甚至受到赞美。
从章太炎的《论诸子学》,到28年前的讨论,再到这本书的出版,都提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缺陷,这种缺陷曾给中国造成了多少不可弥补的损失!
哈雷彗星即是一例。从春秋时代到1910年的2000多年中,中国有案可查的记录多达31次,这在世界天文史上是罕有的。可在中国,谁也没有去深究它出现的规则——只知其然却不追究所以然的思维方式,延误了中国人的再发现。
近代欧洲科技革命发生之际,明末的王徵与德国传教士邓玉函合著《奇器图说》,这是力学原理与机械技术相结合的科学著作,在世界上也属第一部。可中国人对此并无兴趣,对力学的定义、定理、命题、假设、问题、推演等加以简化或删减,放弃数学证明。清代数学家薛凤祚干脆将该著作缩写为《历学会通•重学》,删除力学理论,使之成为纯操作性的技艺——中国再一次失去了赶上世界潮流的机会。
中国有四大发明,可首先发现它的重要价值并在世界上弘扬的,却是英国哲学家培根。在四大发明的故乡,有的连发明者也找不到,浩瀚的史书竟无此记载。《天工开物》是中国科技的杰作,可在中国一度失传,后来从日本引进才得以重归本土。为什么中国人对自己的发明不珍惜、不记录、不能再创造呢?
种种事态,究其根本,是因为士大夫们关注的焦点是政治和世道人心,倾心的是明心见性的工夫,没有从理性高度进行追问穷究的习惯。在中国,观天象是预测人事祸福、皇权兴衰,对“六合之外”持“圣人存而不论”的态度,孜孜以求的是眼前利益,不去探求自然万物的本质,以致错失良机。好笼统、不加分析,崇尚求同、排斥异见,这一思维方式在人文学科方面也有表现:现在通行的章节体,条理清晰,层次分明,可这是外来的。近代以前,中国有章句学,但那是寻章摘句之学,无关条理。看明清笔记便知,大多数论述不分大事小事一锅煮,前面论述某人的功绩,后面可能就开出一剂治头痛的偏方或写狐仙鬼怪,是非黑白,混为一团,缺少归纳、分类、概括。逻辑不清是笼统思维的一大缺陷,所以这不是一念之差,而是民族思维习惯。用这种思维方式来处理现实问题,有时会犯常识性错误,发生群体效应,而又不自悟,屡屡造成重大损失。
逻辑混乱是常见的一种,“文革”中开会的惯例是:会前高唱《东方红》,歌颂“你是人民大救星”;会后唱《国际歌》,齐唱“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前后矛盾,自打耳光,却习以为常。
更自相矛盾的是,以爱国之名行祸国之事。道光年间,鸦片年输入两万余箱,岁耗银千万两以上,有人主张“肥水不流外人田”,让民间自种罂粟,以抵制鸦片的进口,并提高进口税,使外商无所得利。该主张虽一度遭到反对,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重又抬头,得到李鸿章的支持,以土烟抵制洋药的主张成为国策,鸦片从进口转向自产自销,鸦片税成为清政府的重要财源,自此全國盛开罂粟花。始料不及的是,随着鸦片自产、自销的大幅增加,自种自吸的农民也愈来愈多,烟毒蔓延到穷乡僻壤和社会最底层。这貌似爱国实则祸国的决策,成为毒染中华的第一推手。后来禁烟最难的是禁种,这是断了农民发财之路,多次引起农民暴动。
又如,国人爱说大话、用大词,诸多商店、品牌好称“王”、“皇”,见怪不怪。君不见,古人打仗经常夸大其词,有两三万兵士即号称十万,以致官修正史有关数字的记载,往往也有失准确,更重要的是这一习惯造成说大话不害羞,还振振有辞的浮夸风。
现实中还有好用口号代替科学思考的通病。例如“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句富于鼓动性的宣传口号,但从理性审视,“多快好省”,面面俱到,在现实中很难落实。不按逻辑出牌,那只是乌托邦,可这一句浪漫主义的口号,竟然在1958年成为治国纲领。因此大炼钢铁、清除麻雀等种种违背生活常理、破坏科学规律的事层出不穷。如今泰斗、大师、巨星满天飞,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事小,用在建设上却可能造成不良后果。有文章说,中国有183个城市宣称要建成国际大都市,在这雷人的口号中,人文精神有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北京地铁二号线,在崇文门南北有两个车站,北边紧靠北京、同仁两大医院,南边是商业区,只有一部自动扶梯,建在哪? 建在了商业区。仅此一例就说明,“以利为本”仍在作怪,“以人为本”尚未切实执行,这如何能与“国际大都市”接轨?
这种思维用在政治运动中,可令人丧失起码的理性。有报道说,“文革”中内蒙清查“内人党”,发展到后来出现了“叛国畜群”,把一些羊群、牛群、马群没收、赶走,以致使之死亡,造成内蒙苏尼特旗优良纯种白马的灭绝。这些不可思议的蠢事,为什么那么多人附和?“文革”那种特殊的氛围固然是重要原因,无可否认的是,也与我们习惯于笼统、不加分析的思考方式,盲从、跟风有关。
中国的复兴需要启蒙,启蒙的深处,必须触动中国人视为天经地义的思维方式,这是与民族性改造相联系的重大课题。
思维方式是民族性格的一部分,要改进思维方式,可能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难得的是,如今由一名非专业人士提出从教育着手,从现在做起,改进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但愿这一呼吁能得到社会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