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很多城市的老年人凭借当地老龄委颁发的优待证，免费乘坐公交车。在公共汽车上，众老者无不为优待证配了极好的套儿，再用丝带系好悬挂胸前，那份珍重里充盈着对政府的感激和对生活的信心。72岁的我看到此景，在内心漾起一股幸福潮水的同时，更让我回忆起当年在我曾误打误撞被分配到北京市公交战线的那些事儿。
　　1971年夏天，我被所在的空军部队勒令复员，理由是上大学时曾接受组织的安排担任过外国留学生辅导员，有“里通外国”的嫌疑。我愤怒且无奈，但是没有听从战友的好心劝告，以有病为由多要几百元的复员费，而是一如既往地“把一切交给党安排”。我先是被分配到北京市汽修八场当维修钳工，后来调进北京市人民汽车公司工会工作。渐渐我发现，原来“轮子行”里并非都是“粗人”，他们当中有延安时期最早的军委通讯科长、北京铁路局最早的客运处长、晋察冀边区贸易公司的经理、早年参加越南解放事业的战士、海外归侨、“一二九”运动的大学生……他们从不提起当年的光荣史，只是本本分分地做着为客运一线服务的工作。而广大的公交工人日夜奔忙，用行动去实现“一心为乘客，服务最光荣”的信誓。
　　1976年地震期间，北京市公交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职工们舍小家为大家，保证了全市的交通顺畅，使得全市秩序井然。这引起了北京市总工会领导的重视，倪志福、李瑞环找我了解公交职工的情况，问，为什么早5点市内的各路车都能准时发车？线路、车组、司售人员是怎么提前到站点的？
　　我向他们介绍了凌晨3点钟景山门前会车的事儿。北京城直到1924年才有了天桥到西直门的第一条电车线路。新中国成立后，公共交通大发展，车多了，人多了。为了保证职工按时到岗，公司安排每天凌晨3点，各线路派出通勤车把沿线不分场路的职工带到景山聚齐，各路职工再分乘本路的车赶回首发站点准备首班车。黎明时分，景山下笑语喧哗，车灯闪闪，很是壮观。景山会车，不仅保证了全市的正常运营，也顺便交流了情况，一举两得。
　　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上早班的公交职工正在景山前结束会车、准备出发，此时只见天光闪亮，山摇地动，人们站立不稳，瞬间传来附近民房的倒塌声。居民也扶老携幼逃出家门，高呼：“地震了！”会车的各路职工先是被这突发的灾难惊呆了，很快大家醒悟到：“赶紧上路，不能此时让北京瘫痪；此刻，人民需要我们！”于是，奇迹出现了：在余震不断的京城，早5点，全市的公共汽车准点发出了第一班车。而此刻，有的职工家里房塌了，亲人砸伤了，他们把家托付给亲友，毅然地坚守岗位，用更热情的服务宽慰市民惊恐的心境。全市公共交通秩序井然。平凡的公交职工不仅保证了京城的稳定，而且听从中央的紧急召唤，立即从车路抽调一批优秀的司机，驾驶着100辆新出厂的212吉普车赶往唐山，沟通中断了的中央与灾区的联系，他们出发时连家也没回……
　　和公交职工处久了，我发现他们的要求是那么低，比如有间自己的房子，能美美地睡上一觉，孩子下学回来能有人照顾，清明的时候能倒个班，给父母的坟上添把土……然而他们却把时间、生命豪爽地铺在线路的畅通上，让每个乘客都能来得及时，走得满意。平实、朴素，就像田野的沃土，拥抱种子，把粮食送给人间。他们是怎么想的呢？
　　一位5路老司机跟我说：“有件事教育我一辈子。1954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那时是售票员。车到天桥正赶上天桥剧场散戏，人们排着队上车，我照顾着乘客的安全，最后上车关门也没细看。车到前门时，我打穿儿卖票到了后门，只见一双浓重的眉毛向我一扬，他身后的人赶忙递过票钱，‘周总理！’我惊呆了，接钱的右手怎么也放不下来。这时车里沸腾了，有问总理好的，有忙着给总理让座的，总理微笑着点头，和大家打招呼。我却激动得不知说啥好，一个劲儿地傻笑。车到北海，我搀扶周总理下车，他用力地握着我的手，明亮的眼睛看着我说：‘小同志，你的工作很重要啊，感谢你！’”平凡，并不惊天动地，然而惊天动地的伟业，离得开平凡的日积月累吗？
　　1981年我回归所学专业，调到民航总局办杂志，结束了十年的公交生涯。然而，“马路车间”真切的情缘却长存心中。在街上只要看到公交车，我就觉得我还是他们中间的一员，还在背着票袋子打穿儿卖票。如今，当我登上新型的公交车，去观赏京城新貌的时候，我由衷地感谢生活慷慨的赐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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