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一个美丽富饶的西欧低地国家。奶酪、风车、郁金香和拦海大堤为其名扬宇内的象征，历史名域海牙、鹿特丹和阿姆斯特丹诉说着该国的风土人情，大型企业飞利浦、荷兰壳牌和联合利华显示了此地的经济力量。荷兰虽然国小民少，然而在文化领域同样拥有引以为傲的绚丽成就。具有划时代影响的思想巨擘，如国际法先驱格劳秀斯、人文主义学者伊拉斯谟和哲学家斯宾诺莎是荷兰人；跻身人类最杰出绘画大师之列的凡·高和伦勃朗是荷兰人；推动中国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汉学家高罗佩和以《宽容》等隽永文字打动世界的威廉·房龙是荷兰人……当然，在历史文化方面，荷兰也出现了一位堪称“20世纪最伟大的文化史学家”的大师——约翰·赫伊津哈(John Huitonga，1872—1945)。
　　1872年12月7日，赫伊津哈降生于荷兰北部格罗宁根省一个宗教氛围浓郁的富足世家。其父是一名事业有成的医生，并担任格罗宁根大学的生理学教授。赫伊津哈自幼受到家庭中强烈的宗教氛围的影响，在其著述中经常显示出对宗教在维系社会所具价值的深刻认识。他生长在19世纪自然科学蓬勃发展的环境中，终身保留了少年时代形成的热爱自然史的习惯，对“现象(phenomena)”、“形式(forms)”和“事实(facts)”等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关注。赫伊津哈先后在格罗宁根大学和莱比锡大学研读荷兰文学、历史、比较哲学、东方语言学和神话学等。他擅长绘画，对诗歌和绘画艺术更有一种天然感知力。他在格罗宁根和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组织社团和举办画展，当时尚不出名的凡·高的作品也曾在其展出之列。1897年，赫伊津哈凭借研究古代印度戏剧的优异论文获得博士学位，这篇文章最具创见之处，在于探究了古代戏剧所用理论与其蕴含的社会暗喻之间的关系。此后他开始从事教学工作，并且工作成绩极为出色。1905年，年仅32岁的赫伊津哈担任格罗宁根大学历史学教授——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教职。他在这里工作到1915年，此后转到莱顿大学并在那里服务了整整25年(1915—1940)。
　　赫伊津哈的出生成长与他成年之后分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1871年，以武力立国的德意志帝国兴起，打破了法兰西一家独大于欧洲大陆的局面。两次世界大战使欧洲从繁荣富裕的天堂坠落到战火纷起的地狱。荷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保持中立，赫伊津哈得以在相对安宁的环境中从事教学和研究。但是战后欧洲的经济动荡和纳粹德国的兴起，令他对时代感到忧心忡忡，不时抨击各种社会现象，对往昔的美好岁月赞美不已。赫伊津哈没有逃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和纳粹的魔爪。1940年，莱顿大学为了抗议纳粹解雇犹太裔教师而关闭。1942年春，赫伊津哈与其他一些著名的荷兰人士被纳粹占领军逮捕监禁。不久他因病获释，此后始终处于被流放和软禁的状态，1945年2月因年老体衰而去世。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疾病缠身，资料匮乏，但仍旧坚持进行思考和研究。尽管有人对赫伊津哈晚年没有积极投身于反法西斯战争颇有微词，但是他在荷兰人心目中拥有崇高的地位，而且在欧洲和北美同样声誉日隆。近年来，赫伊津哈在中国知之者甚少的情况也有了很大改观，且随着其传记《秩序与忠诚——约翰·赫伊津哈评传》中译本问世而达到了新的高度。
　　赫伊津哈一生勤于笔耕，著述颇丰，后人将其专著、论文和书信等编成九卷本《赫伊津哈全集》。他的主要论著除了《明天即将来临：我们时代的精神病症的诊断》《17世纪的荷兰文明》《文化史的任务》《美国人的生活和思想》等外，最有影响者当属《中世纪的衰落》(也译为《中世纪之秋》，1919)《伊拉斯谟传》(1924)和《游戏的人》(1938)。这些出版于上世纪前半叶的著作，今天并没有被埋没于故纸堆中或是蒙尘于图书馆内。在当代书籍汗牛充栋和出版市场整体不景气的大环境下，其各种语言的新旧版本在坊间广为流传，如《游戏的人》已经陆续有三个中译本。由于赫伊津哈在文化史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学术界一般把他与维柯、伏尔泰、布克哈特、马克斯·韦伯、斯宾格勒、汤因比等人相提并论，视其为文化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位大师。
　　赫伊津哈的成就，首先体现在他对研究方法的探索和历史理论的认识。他积极倡导“文化的历史(cultural history)”，对“主题、象征、概念、理想、风格和感情”等文化范畴的内容进行研究，并涉及与此相关的仪式和物质文明等。他提出了著名的文化“均衡论”：“一个社会，当其物质、道德和精神领域的支配力量允许一种比现存状态更高级、更完善的状态存在时，当这种存在状态进而被赋予一种物质和精神价值的和谐均衡的特性时，以及为一种决定该社会各种行为的理想所引导时，那么这个社会就处于文化状态中。”这就是他对众说纷纭的“文化”所下的灵活定义。
　　在1929年出版的《文化史的任务》中，赫伊津哈在“文化史”的题目下研究了法律、哲学和音乐、文学和美术的历史。他并非简单地描述人类的“精神生活”，而是使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方法，从社会整体结构来研究文化，借用其他学科的概念和名称来提出和解决历史学的问题。赫伊津哈提出的一些观点，在今天看来极有先见之明。他指出，历史本身就是文明记录自身过去的一种智力形式，是一种能够满足想象的知识形式，这是历史与其他任何学科之间的本质差别。他说：“即使最严格形式的历史也应该总是具有可读性，没有可读性的历史根本不是历史，充其量不过是一种缺少美学形式的历史研究的样本而已。”他还说：“一旦数字在我们的社会中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那就没有故事可供讲述，没有想象力可供历史来激发。”历史著作无论如何严谨，终究需要能够吸引读者的兴趣，否则这样的历史研究只能走入自我毁灭的道路。数学是科学之母，但是如果历史著作中充斥着大量的数字、图表和公式，同样会使历史学的生命之树失去光彩。赫伊津哈的这些见解完美地展现在《中世纪的衰落》和《游戏的人》两部代表作之中。
　　赫伊津哈的前辈、瑞士艺术史家雅各布·布克哈特著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以栩栩如生的笔触描绘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犹如一幅细致入微的风俗画。赫伊津哈与布克哈特相似，也是从对美术作品的认识中激发出敏锐的历史认知感。《中世纪的衰落》初版于1919年，此后陆续被译成各种文字出版，是中世纪后期研究的重要著作，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并称为文化史的两大经典著作。此书肇始于赫伊津哈试图真正理解凡·艾克兄弟及其同时代人的艺术作品，其副标题“14、15世纪法兰西和尼德兰的生活、思想和艺术形式研究”则标明了作者研究的具体内容。赫伊津哈在书中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中世纪末期的“高级”文化，展现了当时人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社会心态、宗教生活和艺术创作。他高度重视社会群体的整体心态和精神气质，开心态史学研究之先河，与弗洛伊德重视个体的精神分析法各有侧重，互为补充。他还把艺术史学家、文艺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钟情的材料带到历史学研究领域，研究过去和现代的“文化”之间的流变与传承。《中世纪的衰落》因写作方法独特，材料广收博览，叙事生动流畅，故而成为长盛不衰的历史学名作。
　　而《游戏的人》是赫伊津哈最负盛名的专著，出版之时正值“二战”爆发的前夜，付梓之后即成为“游戏研究”的里程碑式的经典。在赫伊津哈之前，古代的赫拉克利特、柏拉图，近代以来的黑格尔、马克思、尼采等众多哲学家都涉足过这个主题，但是只有赫伊津哈首次尝试精确界定“游戏”的概念，全面分析游戏在人类生活中的价值和作用，以及游戏与历史研究的互动关系。他界定自己的研究对象时提出：“我们面对的游戏问题是指作为文化的一种适当功能的游戏，而非表现在动物或儿童生活中的游戏，我们是在生物学和心理学停止处起步。”在此基础上他给出了游戏的定义：“游戏是在某一固定时空中进行的自愿活动或事业，依照自觉接受并完全遵从的准则，有其自身的目标，并伴以紧张愉悦的感受和‘有别于’‘平常生活’的意识。”
　　《游戏的人》描述的是早已消亡的古代社会，而且几乎毫不关注政治和经济等社会因素。于是，赫伊津哈的批评者经常指责他不是在写作真正的历史，至少不是写得很好。然而在赫伊津哈看来，在人类社会的宗教、艺术、战争、法律、经济活动中都有游戏这样的固有成分，并且随着文明的进步游戏成分越来越受到压制。而当社会中的一部分人不遵守游戏规则的时候，文化也就会遇到灭顶之灾。这样的思路表面看来是唯心主义的，但是历史的解释是多元的，至少赫伊津哈给我们指出了另一种理解和认识历史的思路。
　　赫伊津哈犹如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古代绅士，他精心构造了一座已经毁灭的古代世界的精神堡垒。只要人类的文化还在延续，我们就能够从他的论著中获得足够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