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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678年，葡萄牙王国本托·白垒拉（Bento Pereira da Faria）使团入京，是中西交流史上的重要事件之一。葡萄牙使团所献之狮引发了上至皇室内廷、下及寓京士人的强烈震动。献狮伊始，康熙帝即命内阁侍臣赋诗纪事，成为最初的京师咏狮行为。随后，以博学宏词科征士为主体的寓京文人亦加入此主题的文学创作之中，使咏狮作品在文体、内容、内涵上均较应制文学有所突破，特别是其中对西方知识的吸纳，成为最具时代性的表现之一。
关键词：葡萄牙;狮子;京师;博学宏词科;《狮子说》
作者简介：魏磊，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后研究人员（广州 51027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诗人别集丛刊”（14ZDB076）;中山大学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青年教师培育项目“清初京师小集叙录与研究”（20wkpy121）
DOI编码：10.19667/j.cnki.cn23-1070/c.2021.04.016 ·
狮子作为异域珍兽，古来即是各国联系中原王朝时进献的重要物品之一。东汉章和元年（87）“月氏遣使献师子、符拔”，为史籍内所载他国向中原王朝第一次进献狮子。随后无论政权如何更迭，狮子这一瑞兽始终出现在中外交流的记述之中。明朝，受郑和下西洋、陈诚出使西域的影响，无论是献狮数量，还是纳献国家数量，皆远超前代。然随明朝国力衰退、海禁实行，献狮行为止于嘉靖四十三年（1564）。这与亚洲狮数量急剧减少、中国对西域影响降低、陆路交通受阻等因素有关。及至康熙十七年（1678），狮子方随葡萄牙使团再次进入中国，但终有清一代，献狮盛事仅此一例。此次献狮有着与以往不同的历史背景，所衍生的文学作品在创作主体上由传统台阁文人延展至整个寓京文人群体，在内容上也彰显出对应制文学的突破及西学东渐背景下的时代特征。
一、葡萄牙献狮始末与内廷初咏献狮
明清鼎革之后，郑氏占据台湾，并不断联合东南沿海地区的抗清势力展开进攻，试图恢复明王朝统治。面对此情形，清政府先后下达海禁令与迁界令，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并将沿海居民向内迁居。此举严重影响了葡萄牙在澳门的贸易，故而葡萄牙政府遣萨尔达尼亚（Manoel de Saldanha）使团出使中国，希望清政府可以放缓对澳门贸易的封禁。该使团于康熙九年（1670）抵达中国，将所携的金剑、珊瑚、象牙、犀角、西洋镜等贡物进献。出访的结果未达预期，但在与康熙帝接触中，一处细节让使团铭记于心：“（康熙帝）问道说葡萄牙有没有狮子，葡萄牙国王是否有，看上去，他有意得到一头，但他未开尊口，泱泱天子无所他求……不言而喻，这是他希望得到的礼物。”类似的记述也存于澳门传教士与果阿总督的通信中。为了博得康熙帝的好感，康熙十一年（1672）葡萄牙印度总督便令东非莫桑比克城堡司令于当地捕捉狮子，并送至果阿，后于康熙十五年（1676）运抵澳门，却因三藩之乱而迟迟不得进献。随着清军重新控制广东与江西等地，北上的道路再次打通，此行的使者本托·白垒拉（BentoPereira da Faria）等人携狮入京，终于在康熙十七年八月初二日（1678 年 9 月 17 日）抵達京师，并受到康熙帝的礼遇。
这头来自东非的猛兽不但在中西交流史上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同时，其入京也直接催生出大量相关文学作品。陈维崧即云：“戊午秋，西域献黄狮子至，一时待诏集阙下者不下百人，皆作诗歌揄扬盛事。”然而，对此事件的文学性研究，无论是在作品的辑录上，还是在文本解读中，均尚待进一步发掘。此外，现有研究多混淆时人的创作背景，笼统地视之为单纯的应制作品。此类观点甚至可以上溯至雍、乾之时，如朱岷《西洋贡狮图跋》将田雯之诗误作“应制之作”;傅明则云，“己未鸿博尤西堂、邵戒三诸前辈皆有《西洋国贡黄狮赋》，殆当日馆师命题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笔者辑得时人咏狮诗文共42家，结合其他相关文献，对献狮一事的部分史实予以辨析，并重新还原彼时咏狮行为的缘起与发展，进而探讨其特殊的文学史及文化史意义。
对于此次献狮的文学书写在本托·白垒拉使团行进的路程中即已发生。巧合的是，狮子北上与部分博学宏词科征士入京的路线、时间多有重合，如尤侗便于德州偶遇贡狮之船，作《德州同既庭坐月》，吟得“漫夸西域兽，万里入长安”，句后自注：“时西域有贡狮船。”此时，尤侗还未确知贡船来自何方，其认知远未如寓京所作的《西洋贡狮子赋》，赋中明确指出此狮为西渡尔都加利亚国所献。此亦可见狮子入京之后对其了解渐深，但此类创作均属偶然发生，且数量较少。
八月初二，葡萄牙使团向康熙帝献该国国王进表及狮子。初六，康熙帝亲自前往太皇太后、皇太后等处恭进狮子，随后又前往神武门，召集陈廷敬、叶方蔼、张英、高士奇、励杜讷等五人同观。先一日，康熙帝即命廷臣先行观狮赋诗。此皆详见于《康熙起居注》：
御神武门，召章院学士陈廷敬、侍读学士叶方蔼、侍讲学士张英、内阁中书舍人高士奇、支六品俸杜讷，同观狮子。……因退归南书房，各赋七言律诗一首以进。先一日，上命中使传谕：“西洋进贡狮子，以汝等在内庭编辑，欲赐汝等观，观后可作诗进来。”廷敬等先于是日进七言古诗一章，至是复遵谕进诗，以昭皇上慎德格远之化云。
由此可知，侍臣咏狮诗作分为两类：一为七古，作于八月初五;一为七律，作于初六。后者有明确的创作者，即神武门观狮之五人，而前次作诗者据张英《南书房记注》“八月初五日”条载“西洋贡师子至，臣陈廷敬、臣叶方蔼奉旨在内编纂，因同臣英、臣士奇、臣讷各赋《西洋贡师子歌》，进呈御览”，可知同为此五人所作。这五人的十首诗作可视为京师文坛对葡萄牙献狮之事的初咏，也成为京师对献狮文学书写的先声。
五位侍臣的诗作今唯陈廷敬之七古不存，总体来看，四首七古详于纪事，五首七律重于颂德。四首七古虽皆为应制纪事之作，但诗人各以所长，在称颂盛朝的立意上视角各有不同。先来看高士奇《西洋贡狮子歌》，此诗起以天子圣德使远人献狮，继以对狮子的形态描写，复继以葡萄牙使臣不远万里前来献狮，终以康熙帝“不宝异物宝斯民”“但爱怀柔慰远人”之仁。再来看张英、励杜讷之作，结构上略同于高氏之作，而张英《西洋贡师子歌》侧重对狮子形态的描写，但亦以“圣主虽不宝异物，以兹昭德诚皇哉”结篇;励杜讷《西洋贡狮子恭纪》则详于刻画外邦对中华的仰慕，并以“叠纪龙缣辉史册”言此事可彪炳史籍为结。叶方蔼的诗作虽结构与众诗类似，但在诗作中不再似他作一般隐去作者个体形象，而是从个人视角展开描述，言京师之人为睹狮子而“隘道毂击肩争摩”，自己侍笔内廷得目此狮，以此引出全篇，叙事之中亦屡有“臣”“小臣”等第一人称词汇出现，这是其较他篇最大不同。五首七律囿于诗体，其内容无越咏狮七古之处，唯其词句、对仗更为工整而已，如叶诗“百首舞中看独异，万年图上见曾赊”句，高诗“北极光辉看率舞，中天日月照鸿厖”句，陈诗“条支入贡龙沙外，乌戈随朝凤阙前”句等。 这些应制诗作内容较为趋近，旨在称颂圣朝，但高士奇与张英之七古另有康熙帝不宝珍兽之意。这一点与他作不同，或与康熙帝在懋勤殿召高士奇之语有关：
上曰：异兽珍禽，虽古人所不尚。但西洋远贡来京，跋涉艰阻，多历岁月，诚心慕化，良为可嘉，却之非柔远之德，故留畜上林，非侈苑囿之观也。
所谓“古人所不尚”“柔远之德”，均与高、张二人的诗意相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对于皇帝身边的侍臣而言，应制诗作的创作非但有固定的称颂圣代的主体情感，还需将帝王对具体事件的看法融入其中。这也必然造就了应制诗作的价值雷同。除了评判价值标准外，在叙述方式上，诸诗多站在国家视角，隐去创作者个人主体，往往造成“诗中无人”的情形，少有作品能如叶方蔼《西洋贡狮子行》那样通过诗人主体展开叙述。更频繁的重复则出现在遣词方面。相对而言，邦交朝觐类在诸种类型的应制诗作中已属少数，而此次葡萄牙献狮，自身所隐含的三个语类——“西洋”“海路”“狮子”在汉语世界中则更为稀见，复加之作者才力的局限、成作的仓促，九首应制之作在用词、用典上出现大量的重复。如写葡萄牙之用“重译”言之，高士奇二作分别有“蛮澨荒陬尽重译”、“雕题万里出重译”，叶方蔼则云“款关重译走万里”;又如言海路之远喜用“梯航”一词，高、张、杜、叶四人诗作均用此语;再如咏狮好用《诗经》“驺虞”之典，《毛传》云“驺虞，义兽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则应之”，张、叶、高、励四人诗作中皆有使用。
九首侍臣所作的咏狮之作，虽然诗思谋篇较为单一，技法及语言上亦不足称道，但其作为京师咏狮活动中的一部分，有其特殊意义：首先，它们作为京师咏狮活动的先声，率先进行了尝试;其次，这些诗作因其时间之先及作者身份之高，一定程度上成为咏狮作品的“典范”。后一点对那些有意于仕进的文人更为明显，对他们而言，由于应制文学创作经验的缺乏，熟于此道的内廷文人之作是模仿的最佳对象。可以说，内廷应制诗作为此次咏狮活动拉开了“帷幕”，亦树立了“轨范”。
二、从神武门到南苑：京师咏狮的繁荣
外邦来使对于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京师而言，并非稀见，但葡萄牙使团所携之狮则堪称珍兽，明嘉靖朝之后，时隔百年，都人得以再睹。上至皇帝，下至平民，无不引以为盛事，“近时西域贡天家，至尊色动都人夸”。随着狮子由神武门移至外郊，相关吟咏也由廷臣应制转向整个京师文人圈的群体性参与，进而催生其在创作主体、文体及内容上的新变。
关于后续安置狮子的地点，目前学界尚存争议。意大利学者白佐良（Giuliano Bertuccioli）依据贡狮时间及高士奇《金鳌退食笔记》推断京师文人见狮于西苑。卫思韩则误读“西苑”之意，将此地点移至颐和园。然而，《金鳌退食笔记》所载为：“每岁八月中秋前二三日，集上三旗大臣侍卫较射……旁有百鸟房，多蓄奇禽异兽。”此指的是中秋前在紫光阁校阅之常例，同时百鸟房多畜禽类等小型动物，并未确指狮子被供养于此地。检时人之作，李霨《心远堂诗二集》有《诏观西洋国所進狮子，因得遍阅虎圈诸兽，敬赋长句纪事》，此诗系于重阳日所作《九日小圃》后，可知九月康熙帝已将狮子移置于“虎圈”。关于“虎圈”的位置，据《（光绪）顺天府志》载虎坊桥“西有铁门，前朝虎圈也”，何新华据此认为“清代的虎圈，可能继承了明代原有的设施”。然清初因移城令的影响，此处已为人烟稠密之所，似乎不合适豢养大型动物，且方象瑛《西域贡狮子赋》云“归上宫虎圈之山”，而虎坊桥附近无山，似不合。乾隆帝《射虎行》中有“虎圈养虎林丞守”句，《日下旧闻考》谓此为“晾鹰台纪述事实之作”。考诸时人，陈维崧《贺新郎·见南苑阱熊而叹之同吴天石赋》云，“南苑花如绣。见一带、长杨虎圈，咆哮百兽”，可知南苑确有“虎圈”;毛奇龄《诏观西洋国所进狮子，因获遍阅虎圈诸兽，敬制长句纪事，和高阳相公》有“鹰房秋到移南苑”句，亦可佐证。因气候及长途运输等原因，狮子在本年十月死亡。庐震《说安堂集》卷七《狮塚》记其塚，自注云：“大西洋国进黄狮，词臣献赋，未几死，葬于南苑，友各赋诗，因和。”狮子死后葬于南苑，结合前文康熙帝自言“异兽珍禽”“古人所不尚”之意，优孟哭马、懿公好鹤之事是其断不可为的，故而就地掩埋似乎是一个较为合理的猜测，据此，或许康熙帝后将狮子移置南苑的可能性较大。
狮子由皇宫移至南苑，使其成为当时京师内一个受到万千瞩目的文化符号，与献狮相关的文学性创作频频产生，更为特殊的一点则是，其创作主体除一般应制诗赋的官僚群体外，增添了以应诏博学宏词科的征士为核心的寓京士人群体。寓京士人的加入是对普遍意义上的应制诗作创作主体范畴的突破，而此突破在文炳由“遗民文人”向“国朝文人”转移的特殊历史时期有其时代意义，对具体创作而言，征士的加入也给平淡而雷同的应制作品来带了一定的多元性与丰富性。
1.“宏博”征士与京师咏狮据笔者统计，除前文所提及的在神武门咏狮的5人外，时人咏葡萄牙献狮诗文今尚存世37家，似皆为寓京士人。其中又可分为非征士与“宏博”征士两大类：非征士有王鸿绪、谭篆、李霨、王士禛、陈梦雷、严我斯、李振裕、李楠、丁炜、钱良择、卢震、许贺来、胡承诺、宋祖昱、刘德新等 15人;“宏博”征士则有陈维崧、秦松龄、陆次云、徐嘉炎、江闿、施闰章、彭孙遹、尤侗、顾景星、毛际可、方象瑛、邵远平、王嗣槐、法若真、田雯、乔莱、侯七乘、沈珩、王钺、毛奇龄、李澄中、陆葇等22人。从数量上看，咏狮的创作主体已转变为以“宏博”征士为主体的寓京文士，这一转变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与特殊的文学史意义。
“宏博”征士的咏狮作品中，虽有前引毛奇龄诗作之类因诏观狮子而产生的作品，但更多的则是自发性题咏，其背后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对征士而言，尤其是那些对仕途有所希冀的，博学宏词科的诏举，无疑为其提供了一个直接接触上层官僚群体、迅速加入京师官僚体系的绝佳机遇。此时虽尚未明确与选得中后授予何衔，但延入史馆、与修《明史》之事是肯定的，故而此科为中央吸纳文士之意甚明。这便意味着征士中的许多人即将成为清朝的官吏，在“征士”身份背后隐含着另一层“准中央官员”的身份。此处所言的“准中央官员”身份，指的是部分（甚至是大多数）征士于待试期间普遍存在的一种共同的心理预期与身份预期。虽然征士中许多已在新朝获取功名，但或辞官，或遭免，因种种原因此时业已失去“官员”身份，有职务在任者约占总数的七分之一，其中又多为外任官员，故而可以说“准中央官员”这重定位是征士群体中普遍存在的身份特征。正因有了如此的身份特性，葡萄牙献狮事件无疑为他们提供了一次绝佳的创作机会，他们自发地对此事进行文学书写。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行为并非个案，在次年二月初二康熙帝于午门宣谕岳州大捷，同样引发了征士们的书写热潮。 征士群体的加入，使关于献狮的文学书写出现异于传统应制文学的特征。征士虽有“准中央官员”身份，但终非在任，其所进行的文学创作多由个体的主观意愿出发，削减了应制文学中常有的“强制性”。“束缚”减轻，“能动”增强，使征士的作品不似寓京官僚所作的那般有着明确的限定，可以不必拘囿在有限的词汇与意境中反复诉说，相对而言，呈现出较为丰富的内容与较高的艺术成就。此外，征士的“准中央官员”身份特性又是隐含其中不可忽略的，造成征士中的部分作品在某些特征上出现趋近于寓京官僚创作的趋势。总之，征士的咏狮书写在传统应制文学的邊缘“游离”而“暧昧”，在一定意义上对应制文学有所突破。究其原因，此类作品是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交叉之下产生的，只可在京师这一政治中心孕育，亦只可于博学宏词科这一特殊事件时段发生，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与价值。
2.“宏博”御试与咏狮文体
在咏狮行为繁荣的过程中，另一个突出的变化则是咏狮文体由单一的诗歌拓展为诗、赋、词、文众体皆备，既有传统应制类的诗、赋，亦有词、经等较为特殊的文体，但其中占据主体地位的依旧是诗与赋。文体的多样性也从另一层面反映出当时京师文事之盛，而五言排律及赋体皆与次年御试所用文体隐隐相关，也从侧面映射出征士主动向应制作品靠拢的倾向。
先来看“词”与“经”。咏狮之词有陈维崧一首，此作作于康熙十七年秋，此时的陈维崧入京不久，尚未完全突破因词体观念而架设的诗文“藩篱”，故而选用词这一特殊形式对献狮之事展开写作，附和其“无意不可入词”的文体观念，也使此作成为京师文坛咏狮诸作中较为特殊的个案。“经”则有陆次云《狻猊经》一篇，此体在中国古典散文文体中较为少见。其自序云“禽鹤名经，师旷、浮丘曾有作矣”，因寓目献狮盛事，而“因其瑞，经以纪之”，知其效法《禽经》而作此篇。《禽经》旧题师旷撰、张华注，是中国最早的关于禽类的专题文献，内容包括禽类的命名、形态、习性等。陆次云效此例而撰《狻猊经》，对狮子的名称、外貌、特性做了全面的描写，故高士奇评此文“既正而葩，复奇而法，名之以经，可云不愧”。此外，尚有一点值得注意，《禽经》，《直斋书录解题》列“形法类”，《宋史·艺文志》列“小说类”，《四库全书总目》则为“谱录类草木鸟兽虫鱼之属”，皆属子部。据此其仿作《狻猊经》亦应属子部，然而《北墅绪言》中此体列于卷五，前后的文体分别为“策”“诏”“制”“令”等，皆与政治生活密切相关，将“经”置于此处，体现出陆次云将《狻猊经》视为与重大政治活动相关的内容，这一区分主要是从内容上而非文体角度考量，亦从侧面反映出在部分征士心中咏狮并非单纯的纪事写物，而是与政治活动密切相关的文学活动。
再来看“赋”与“诗”。存世以赋咏狮者计13人，除陈梦雷、李振裕外，余皆为应诏的征士，占吟咏献狮征士的半数。可以说，以赋体咏狮的行为在京师内的繁盛因征士群体的加入而起，同时，亦成为征士咏狮创作的主要文体之一，并与博学宏词科有直接关联。此科效唐人旧制，合唐人制科“所以待非常之才”之意，其考试内容则与唐代科举有所关联，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即为试题为一诗一赋，这与唐代进士科中“试杂文”一场内容相同。据目前材料来看，尚未知此时所试内容是否确定，但吏部限征士八月抵京，试期似乎未远，后因征士未齐及日渐天寒，试期方推延至次年，以初定之试期来看，征士得知考试形式似乎存有可能。此外，此科旨在予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复与“试杂文”遴选洞悉文律者暗合，因而征士以赋体创作咏狮作品与备选博学宏词科可能存有关联。这一关联同样也在诗体中有所体现，征士的诗作中除一般性的古体诗作及七言律诗外，尚存有三首五言排律，与次年御试形式相同，分别为彭孙遹《西域献狮子二十韵》、秦松龄《西域贡狮子纪事》、施闰章《狮子诗拟应制二十四韵》。这亦可视为征士将献狮书写与博学宏词科相联系后自觉地、主动地进行的文体上的拓展。
3. 京师咏狮内涵的拓展
咏狮行为由内廷拓展至整个京师，随着创作群体、书写文体的变化，其表述内涵也日趋深化。咏狮作品的意蕴更加丰富，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应制文学的拘囿，实现了对单纯地吟咏盛事内涵的超越，产生了一部分具有时代性与现实性的文学作品。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超越不止是对先期内廷应制咏狮作品而言，也包括先代经典咏狮作品。
前文已言，神武门应制咏狮诸作在立意、内容甚至用语上多有雷同，而随着咏狮行为的扩展，其相关作品的内涵渐于丰富。咏狮作品虽依旧以称颂“盛代”为旨归，但随着创作群体的扩散，立意言说的角度趋于多样，其中以尤侗《西洋贡狮子赋》最具代表性。其结篇云：
天子于是喟然叹曰：“……予惟咨岳而访牧，何有于文囿之濯濯、汉苑之般般？”或有进者曰：“狮者，师也。渭滨之卜，非熊非罴，遂得尚父，为王者师。今陛下侧席求贤，有师臣之思。而狮之来也，适当其时。得无有奇才异能，可备疑丞辅弼之资者乎？”帝曰：“俞哉！念兹在兹，畀虞人以畴若，命群臣其赋之。”
赋中借“进者”之口，以“师”训“狮”，将西洋之狮与王者之师联系在一起，更深一层则在葡萄牙献狮与博学宏词科间建构起关联。狮子之来，恰逢盛世;征士入京，亦逢其时。狮子之伟与征士之“奇才异能”交相辉映，皆为“汉苑”“文囿”之助。尤侗此赋站在征士的视角描写、记述献狮之事，同时又巧妙地将此时京师内正在发生的两个文化事件相勾连，其立意出于他作之上。从内容上来看，此时的咏狮作品亦趋多样，非止于单一的面向帝王称颂之作。如毛奇龄之诗，特为奉和李霨而作;又如陈梦雷《西洋贡狮子赋》，借陈忠心，中有“足征不庭者之稽颡，跋扈者之革顽”句，意指三藩，与其此间赴京请罪、解释“蜡丸疏”事相关。在事典、语词上，京师后期咏狮之作亦越出神武门初咏之藩篱，“康居”“疏勒”“白泽”“宛马”等纷纷进入相关作品。
在京师咏狮作品中，常常会提及虞世南《狮子赋》与张九龄《狮子赞序》，如王嗣怀《狮子赋》、沈珩《黄狮子赋》、顾景星《大西波尔都加利亚国贡狮子宝刀歌》、严我斯《西洋国贡狮子歌》等。特别是虞作，更成为此时许多咏狮之赋所模拟的对象。结构上，咏狮之赋多以绝域之远开篇，继之以狮之居、状、风，复以生逢盛时结篇。此外，词句中亦有仿效，如候七乘《狮子赋》“碎隋兕于银腭，屈巴蛇于指掌”与虞赋仅一字之别。然因京师咏狮之赋多为征士所作，自不必如廷臣那般必须围绕颂扬盛代而展开，故而往往以体物、讽谏为长，宋实颖评徐嘉炎《大西洋国贡黄狮子赋》云“形容奇兽尽态极妍”，王嗣槐《狮子赋》则有评云“寓规讽于扬厉之中”。 从神武门到南苑，所献之狮亦由内廷走向外郊，以征士为主体的寓京士人主动将此盛事纳入文学创作视野之内，因其自身所处的特殊时境，在咏狮作品中加入了个人的、时代的因素，在文体及内涵上对应制之作有所突破，充分反映了彼时京师复杂的文学生态。
三、咏狮作品“背后”的西方
明清之际是中西文化交流较为繁盛的时期，大批传教士进入中国，他们在传播宗教的同时也将西方知识介绍到中国。部分士人或直接阅读西人著述，或通过接触传教士听闻西方知识，从而接受到西学，甚至對其诗文创作产生影响，在咏狮作品中即有部分作品存有西学的痕迹。在展开论述前，首先对此时京师的西学状况略做介绍。康熙初年，因“历狱事件”康熙帝下令将全国各地的传教士驱逐。康熙十年（1671），康熙帝收回了对传教士的驱逐令，使他们可以由广州返回原本的传教之所，甚至在康熙十四年（1675）康熙帝亲临传教士居所。西方传教活动迎来了短暂的宽松氛围，但经历了“历狱事件”，“耶稣会士很清楚他们的自由是怎么得来的”，“对服务于并不信仰基督教的统治者也不那么排斥了”。故而传教士多依帝王兴趣及要求有意识地开展活动。康熙十七年，为了更深入地宣传狮子，传教士利类思（Ludovico Buglio）根据格斯纳的《动物史》（Historia Animalium）译著了《狮子说》，并于同年刊印。利类思自述《狮子说》缘起时说：“客多有问其像貌、性情何如，岂能尽答？故略述其概。”此书通过西方动物学的视角介绍狮子的习性及价值，以使狮子“不徒以供观玩，畅愉心意”，更要使观者明“造物大主化育万物”之功。刊刻之后流入内廷，康熙帝即曾阅读并询问其药用价值。同时，部分寓京士人或亲睹此书，或通过文人间的交往获取此书中西学视野下的有关狮子的知识。此外，葡萄牙国王进表也通过阿尔稗《贡狮图》及其他形式为寓京士人所知。在现存咏狮作品中，文人将这些来自西方的知识或多或少地吸纳其中，为咏狮作品注入了新的活力。需要说明的是，他们对西方知识的表述依旧维持在传统价值观念的体系之下，而且这类文人仅占咏狮作品作者中的少部分，更多的人依旧运用“旧学”书写此事。
1. 狮子何来：咏狮作品的时空错位
狮子作为异域之物，非中土所产，却屡屡出现于历史之中，故而在书写之时文士往往将目前亲睹之狮与文献记述之狮结合。这一结合却产生了一种“时空错位”。此次献狮与中国历史上的其他献狮不同，进献之国为葡萄牙，非似以往之西域诸国，所献之非洲狮亦仅于明代偶有进献，与传统文学中记述的亚洲狮不同。虽有作者注意到此次所献之狮与史籍中所载存有差异，沈珩《黄狮子赋》即提出汉唐诗赋中所记之狮“皆未闻其色正黄也”，但文士依旧主要延续汉唐时期西域进献的亚洲狮所产生的话语体系，如用《汉书》《东观汉记》《瑞应图》所载描绘此番欧洲国家进献的非洲狮，故而促成了这种间隔之感。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咏狮之作在面对历史与现实间差异时的困境。
“时空错位”致文士在作品中常常混淆有关献狮的种种细节，其中尤以狮子产地及进献之国表现得最为突出。关于狮子的产地，大多数作品中引述《汉书》所载，认为其出自西域，王士禛《大西洋贡狮子歌》即云“远隔流沙生月氏”，徐嘉炎则以“西域之兽”概言之。但亦有明确知晓产自非洲者，如李澄中诗作有“利未亚洲在何方”之句，虽已知狮子之原产，却对非洲的确切位置发出疑问;又如陆次云《狻猊经》有“利未亚国吼怒空”，赞狮子之声，却在序中言其在西域。而关于贡狮之国的记述则更加混乱，文士对西域的认知本就模糊，加之史籍、听闻的影响，让这方面的载录更具代表性。其中有以“林邑”“南粤” “锡剌加〔伽〕”等中南亚地区国家来献者，如陈维崧、法若真、沈珩、邵远平;有以“古里〔哩〕”来献者，如毛奇龄、毛际可、谭篆、胡承诺;而更多则是以“西洋”或“西域”略记之。但如有明确记述狮子产地之作一样，部分士人准确地知晓此狮为“大西波〔渡〕尔都加〔伽〕利〔理〕亚国”所献，如尤侗、王嗣槐、顾景星等。
在众多咏狮作品中，除了上述表现出“时空错位”混杂的文化内涵之外，尚有一些作品吸纳了彼时彼地出现的文献资源，并将其吸纳入文学叙事之中。其中一个重要的文献来源即是西学之说，将西人见解融入文学作品之中。如陆次云《狻猊经》中有“虽当熟睡，摇动无时，以示不寐”“宿必旷野，不处山隈，以彰无惧”的记述，重于习性，与传统典籍中侧重外表、传说的描写不类，反而利类思《狮子说》所言“睡熟尾巴亦动，示其不睡;睡于露天旷野，不睡于窝穴，以彰不惧”，无论是用词，还是内容，与其皆有相当的重合。虽暂无确切的史料佐证陆次云对《狮子说》有过阅读，但《狻猊经》内溢出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书写足以说明此时西学知识在士人间的影响。另一种则得益于“狮子图”的流传。关于此次献狮的绘像为无缘亲睹狮子的文人提供了创作与想象的空间，于狮子死后的次年春方入京的顾景星即有《大西波尔都加利亚国贡狮子宝刀歌》，前有序云：“国王阿肃遣陪臣本多白勒拉进，康熙十七年到京。按《尔雅》‘狻麑如虦猫’。客有赋者，写形未合，酒间代作。”其记述皆与此间流传甚广的阿尔稗《贡狮图》题识相同，且“写形未合”，则明确叙其亲睹“贡狮图”，顾氏或以阿尔稗图为据而作。因绘像的流传，此次献狮的影响一直贯穿整个清代，后世翁方纲、蒋士铨等人均有为题“大西洋狮子图”的相关诗作，其内容亦与阿尔稗之图内所载进表多有重合。
2. 化“说”为诗：钱良择《西域贡狮子歌》对《狮子说》的改写
在众多咏狮之作中，对西学接受最为直接的当属钱良择的《西域贡狮子歌》。其明言因利类思作《狮子说》详细介绍狮子诸种特性，但“其词侏俪不可晓”，故“考询译以诗”。将语言不雅驯的《狮子说》用诗歌的形式重新展现。钱良择（1645—？），字玉友，号木庵，江南常熟人。其“弱冠走京师，辟为王官师傅，公卿延伫上座，才益奇，名日益躁”。另据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一载：“戊午停科后，余遂弃举子业，同学者尚有三人，查荆州嗣伟、沈古培心杨、钱玉友良择仍读书寒家之无倦轩。”知此时钱氏正于刘廷玑家无倦轩中读书。 錢诗大略可以分为三部分：其一，自“著雍敦牂斗西指”至“我更考询译以诗”，为对葡萄牙献狮及利类思《狮子说》的介绍并叙此诗缘起;其二，自“狮子状同种有二”至“闻韶可率舞”，为对狮子种类、外表及习性的描述;其三，“吾闻故明神宗朝”至“不生狮子生麒麟”，为对历史上献狮的追忆及对康熙盛世的赞颂。对《狮子说》的改写主要集中在第二部分：“狮子状同种有二，垂毛最猛拳毛次”为“其种有二：一身略短，首项之毛拳捲者，猛健稍次之;一身长，首项之毛细软悠长者，猛健更强”的转写，“黄白青蓝四色殊”为对“二种之色，大约皆淡黄灰白，别地亦有青蓝二色者”的转译，“巨口长牙排剑戟”则是对“口宽阔，上唇分开，下颔较口小。齿尖如狗狼之牙。惟上下四齿，半岁时更换”的改写，他处亦同此类。可以看出，钱良择用诗化的语言对《狮子说》的内容进行了高度总结与凝练，但对于某些语义诗歌仅用有限的字数无法准确涵盖。如前引“巨口长牙排剑戟”句，与《狮子说》中的描述相去甚远，且无幼狮换齿的记述。又如“食人食强不食弱”句，原为“遇男女及小孩，先咬男，后咬女，非甚饥，不害小孩”的转写，但仅依诗句便很难理解此意。为此钱良择选择补注的方式予以补充，如此句便于句后补注“遇男女同行，则舍女食男;老壮同行，则舍老食壮”，此意即与《狮子说》中所述基本一致。此类补注全诗尚有5 处，分别就狮爪、狮怒、不退避、治疟疾、捕狮等方面进行说明，分别取自《狮子说》中《狮子形体》《狮子性情》《狮体治病》等节。除了内容的转写，钱诗此部分的叙述顺序亦与《狮子说》的排序基本一致。上述种种均可以明显地看出钱诗对《狮子说》的承袭。
钱诗虽以诗译《狮子说》为旨，所译部分为狮子之体貌、性情，较其他咏狮作品对狮子形态、习性的描述更为准确，但其整体结构、言说方式仍是建立在“朝贡外交”体系之上的，开篇即对利类思粗鄙的语言进行批评，而在诗歌的第三部分，又回到了对历史的追述，“吾闻故明神宗朝”，以及对盛世的赞颂，“圣人仰勇而崇仁”，在总体结构上与他作相类，只是在部分内容上吸纳了西学的观点。这隐含地体现出作者乃至整个文人圈对西学的普遍看法，《狮子说》所用止于外在状态的描绘，而更深层次的历史追忆与政治阐释则需要回归至中华文明之中，且后一方面是不可或缺的，纯粹的客观的“西学描述”无法于咏狮作品中独立存在。
总而言之，康熙十七年葡萄牙向清政府进献狮子不但是中西交流史上重要的政治事件，亦于京师引发了群体性创作活动。咏狮活动对传统应制文学创作有所突破，其最突出的因素即为征士群体的加入，使咏狮作品从文体、内容、思想倾向上均与一般的应制文学有所差异。此外，贡狮事件还为寓京士人提供了一个了解世界的窗口，尤其是利类思《狮子说》的刊行，使士人得以了解西方动物学知识，甚至将之融入诗歌之中，但这种融汇只是表面的，在整体创作中，亦维持了具有普遍性的应制作品思路与体式。这一基调也奠定了此后清代诸如弘晋《狮子说》、纪昀《阅微草堂笔记》等有关狮子写作的基本形态。
[责任编辑马丽敏]
The Literary Writing concerning PortugueseTribute of a Lion in 1678
WEI Lei
Abstract：The visit of the Portuguese delegation of Bento Pereira da Faria to the capital in 1678 was one of themost important events in the history of China-Western exchanges. The lion presented by the Portuguese delegation caused a strong reaction from the imperial court to the scholars in the capital. At the beginning of thededication， Emperor Kangxi ordered his cabinet ministers to write poems about the event， which became thefirst act of lion singing in the capital. Subsequently， the literati in the capital， who were mainly recruited byBoxue-hongci Examination， joined in the literary creation of this theme， making the lion chanting a breakthrough in style， content and connotation compared to the literature by emperor order. Especially， the incorporation of Western knowledge became one of the most contemporary presentations.
Key words： Portugal， lion， the capital of a country， Boxue-hongci Examination， Commentary of the Lion
关键词：葡萄牙;狮子;京师;博学宏词科;《狮子说》
作者简介：魏磊，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后研究人员（广州 51027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诗人别集丛刊”（14ZDB076）;中山大学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青年教师培育项目“清初京师小集叙录与研究”（20wkpy121）
DOI编码：10.19667/j.cnki.cn23-1070/c.2021.04.016 ·
狮子作为异域珍兽，古来即是各国联系中原王朝时进献的重要物品之一。东汉章和元年（87）“月氏遣使献师子、符拔”，为史籍内所载他国向中原王朝第一次进献狮子。随后无论政权如何更迭，狮子这一瑞兽始终出现在中外交流的记述之中。明朝，受郑和下西洋、陈诚出使西域的影响，无论是献狮数量，还是纳献国家数量，皆远超前代。然随明朝国力衰退、海禁实行，献狮行为止于嘉靖四十三年（1564）。这与亚洲狮数量急剧减少、中国对西域影响降低、陆路交通受阻等因素有关。及至康熙十七年（1678），狮子方随葡萄牙使团再次进入中国，但终有清一代，献狮盛事仅此一例。此次献狮有着与以往不同的历史背景，所衍生的文学作品在创作主体上由传统台阁文人延展至整个寓京文人群体，在内容上也彰显出对应制文学的突破及西学东渐背景下的时代特征。
一、葡萄牙献狮始末与内廷初咏献狮
明清鼎革之后，郑氏占据台湾，并不断联合东南沿海地区的抗清势力展开进攻，试图恢复明王朝统治。面对此情形，清政府先后下达海禁令与迁界令，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并将沿海居民向内迁居。此举严重影响了葡萄牙在澳门的贸易，故而葡萄牙政府遣萨尔达尼亚（Manoel de Saldanha）使团出使中国，希望清政府可以放缓对澳门贸易的封禁。该使团于康熙九年（1670）抵达中国，将所携的金剑、珊瑚、象牙、犀角、西洋镜等贡物进献。出访的结果未达预期，但在与康熙帝接触中，一处细节让使团铭记于心：“（康熙帝）问道说葡萄牙有没有狮子，葡萄牙国王是否有，看上去，他有意得到一头，但他未开尊口，泱泱天子无所他求……不言而喻，这是他希望得到的礼物。”类似的记述也存于澳门传教士与果阿总督的通信中。为了博得康熙帝的好感，康熙十一年（1672）葡萄牙印度总督便令东非莫桑比克城堡司令于当地捕捉狮子，并送至果阿，后于康熙十五年（1676）运抵澳门，却因三藩之乱而迟迟不得进献。随着清军重新控制广东与江西等地，北上的道路再次打通，此行的使者本托·白垒拉（BentoPereira da Faria）等人携狮入京，终于在康熙十七年八月初二日（1678 年 9 月 17 日）抵達京师，并受到康熙帝的礼遇。
这头来自东非的猛兽不但在中西交流史上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同时，其入京也直接催生出大量相关文学作品。陈维崧即云：“戊午秋，西域献黄狮子至，一时待诏集阙下者不下百人，皆作诗歌揄扬盛事。”然而，对此事件的文学性研究，无论是在作品的辑录上，还是在文本解读中，均尚待进一步发掘。此外，现有研究多混淆时人的创作背景，笼统地视之为单纯的应制作品。此类观点甚至可以上溯至雍、乾之时，如朱岷《西洋贡狮图跋》将田雯之诗误作“应制之作”;傅明则云，“己未鸿博尤西堂、邵戒三诸前辈皆有《西洋国贡黄狮赋》，殆当日馆师命题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笔者辑得时人咏狮诗文共42家，结合其他相关文献，对献狮一事的部分史实予以辨析，并重新还原彼时咏狮行为的缘起与发展，进而探讨其特殊的文学史及文化史意义。
对于此次献狮的文学书写在本托·白垒拉使团行进的路程中即已发生。巧合的是，狮子北上与部分博学宏词科征士入京的路线、时间多有重合，如尤侗便于德州偶遇贡狮之船，作《德州同既庭坐月》，吟得“漫夸西域兽，万里入长安”，句后自注：“时西域有贡狮船。”此时，尤侗还未确知贡船来自何方，其认知远未如寓京所作的《西洋贡狮子赋》，赋中明确指出此狮为西渡尔都加利亚国所献。此亦可见狮子入京之后对其了解渐深，但此类创作均属偶然发生，且数量较少。
八月初二，葡萄牙使团向康熙帝献该国国王进表及狮子。初六，康熙帝亲自前往太皇太后、皇太后等处恭进狮子，随后又前往神武门，召集陈廷敬、叶方蔼、张英、高士奇、励杜讷等五人同观。先一日，康熙帝即命廷臣先行观狮赋诗。此皆详见于《康熙起居注》：
御神武门，召章院学士陈廷敬、侍读学士叶方蔼、侍讲学士张英、内阁中书舍人高士奇、支六品俸杜讷，同观狮子。……因退归南书房，各赋七言律诗一首以进。先一日，上命中使传谕：“西洋进贡狮子，以汝等在内庭编辑，欲赐汝等观，观后可作诗进来。”廷敬等先于是日进七言古诗一章，至是复遵谕进诗，以昭皇上慎德格远之化云。
由此可知，侍臣咏狮诗作分为两类：一为七古，作于八月初五;一为七律，作于初六。后者有明确的创作者，即神武门观狮之五人，而前次作诗者据张英《南书房记注》“八月初五日”条载“西洋贡师子至，臣陈廷敬、臣叶方蔼奉旨在内编纂，因同臣英、臣士奇、臣讷各赋《西洋贡师子歌》，进呈御览”，可知同为此五人所作。这五人的十首诗作可视为京师文坛对葡萄牙献狮之事的初咏，也成为京师对献狮文学书写的先声。
五位侍臣的诗作今唯陈廷敬之七古不存，总体来看，四首七古详于纪事，五首七律重于颂德。四首七古虽皆为应制纪事之作，但诗人各以所长，在称颂盛朝的立意上视角各有不同。先来看高士奇《西洋贡狮子歌》，此诗起以天子圣德使远人献狮，继以对狮子的形态描写，复继以葡萄牙使臣不远万里前来献狮，终以康熙帝“不宝异物宝斯民”“但爱怀柔慰远人”之仁。再来看张英、励杜讷之作，结构上略同于高氏之作，而张英《西洋贡师子歌》侧重对狮子形态的描写，但亦以“圣主虽不宝异物，以兹昭德诚皇哉”结篇;励杜讷《西洋贡狮子恭纪》则详于刻画外邦对中华的仰慕，并以“叠纪龙缣辉史册”言此事可彪炳史籍为结。叶方蔼的诗作虽结构与众诗类似，但在诗作中不再似他作一般隐去作者个体形象，而是从个人视角展开描述，言京师之人为睹狮子而“隘道毂击肩争摩”，自己侍笔内廷得目此狮，以此引出全篇，叙事之中亦屡有“臣”“小臣”等第一人称词汇出现，这是其较他篇最大不同。五首七律囿于诗体，其内容无越咏狮七古之处，唯其词句、对仗更为工整而已，如叶诗“百首舞中看独异，万年图上见曾赊”句，高诗“北极光辉看率舞，中天日月照鸿厖”句，陈诗“条支入贡龙沙外，乌戈随朝凤阙前”句等。 这些应制诗作内容较为趋近，旨在称颂圣朝，但高士奇与张英之七古另有康熙帝不宝珍兽之意。这一点与他作不同，或与康熙帝在懋勤殿召高士奇之语有关：
上曰：异兽珍禽，虽古人所不尚。但西洋远贡来京，跋涉艰阻，多历岁月，诚心慕化，良为可嘉，却之非柔远之德，故留畜上林，非侈苑囿之观也。
所谓“古人所不尚”“柔远之德”，均与高、张二人的诗意相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对于皇帝身边的侍臣而言，应制诗作的创作非但有固定的称颂圣代的主体情感，还需将帝王对具体事件的看法融入其中。这也必然造就了应制诗作的价值雷同。除了评判价值标准外，在叙述方式上，诸诗多站在国家视角，隐去创作者个人主体，往往造成“诗中无人”的情形，少有作品能如叶方蔼《西洋贡狮子行》那样通过诗人主体展开叙述。更频繁的重复则出现在遣词方面。相对而言，邦交朝觐类在诸种类型的应制诗作中已属少数，而此次葡萄牙献狮，自身所隐含的三个语类——“西洋”“海路”“狮子”在汉语世界中则更为稀见，复加之作者才力的局限、成作的仓促，九首应制之作在用词、用典上出现大量的重复。如写葡萄牙之用“重译”言之，高士奇二作分别有“蛮澨荒陬尽重译”、“雕题万里出重译”，叶方蔼则云“款关重译走万里”;又如言海路之远喜用“梯航”一词，高、张、杜、叶四人诗作均用此语;再如咏狮好用《诗经》“驺虞”之典，《毛传》云“驺虞，义兽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则应之”，张、叶、高、励四人诗作中皆有使用。
九首侍臣所作的咏狮之作，虽然诗思谋篇较为单一，技法及语言上亦不足称道，但其作为京师咏狮活动中的一部分，有其特殊意义：首先，它们作为京师咏狮活动的先声，率先进行了尝试;其次，这些诗作因其时间之先及作者身份之高，一定程度上成为咏狮作品的“典范”。后一点对那些有意于仕进的文人更为明显，对他们而言，由于应制文学创作经验的缺乏，熟于此道的内廷文人之作是模仿的最佳对象。可以说，内廷应制诗作为此次咏狮活动拉开了“帷幕”，亦树立了“轨范”。
二、从神武门到南苑：京师咏狮的繁荣
外邦来使对于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京师而言，并非稀见，但葡萄牙使团所携之狮则堪称珍兽，明嘉靖朝之后，时隔百年，都人得以再睹。上至皇帝，下至平民，无不引以为盛事，“近时西域贡天家，至尊色动都人夸”。随着狮子由神武门移至外郊，相关吟咏也由廷臣应制转向整个京师文人圈的群体性参与，进而催生其在创作主体、文体及内容上的新变。
关于后续安置狮子的地点，目前学界尚存争议。意大利学者白佐良（Giuliano Bertuccioli）依据贡狮时间及高士奇《金鳌退食笔记》推断京师文人见狮于西苑。卫思韩则误读“西苑”之意，将此地点移至颐和园。然而，《金鳌退食笔记》所载为：“每岁八月中秋前二三日，集上三旗大臣侍卫较射……旁有百鸟房，多蓄奇禽异兽。”此指的是中秋前在紫光阁校阅之常例，同时百鸟房多畜禽类等小型动物，并未确指狮子被供养于此地。检时人之作，李霨《心远堂诗二集》有《诏观西洋国所進狮子，因得遍阅虎圈诸兽，敬赋长句纪事》，此诗系于重阳日所作《九日小圃》后，可知九月康熙帝已将狮子移置于“虎圈”。关于“虎圈”的位置，据《（光绪）顺天府志》载虎坊桥“西有铁门，前朝虎圈也”，何新华据此认为“清代的虎圈，可能继承了明代原有的设施”。然清初因移城令的影响，此处已为人烟稠密之所，似乎不合适豢养大型动物，且方象瑛《西域贡狮子赋》云“归上宫虎圈之山”，而虎坊桥附近无山，似不合。乾隆帝《射虎行》中有“虎圈养虎林丞守”句，《日下旧闻考》谓此为“晾鹰台纪述事实之作”。考诸时人，陈维崧《贺新郎·见南苑阱熊而叹之同吴天石赋》云，“南苑花如绣。见一带、长杨虎圈，咆哮百兽”，可知南苑确有“虎圈”;毛奇龄《诏观西洋国所进狮子，因获遍阅虎圈诸兽，敬制长句纪事，和高阳相公》有“鹰房秋到移南苑”句，亦可佐证。因气候及长途运输等原因，狮子在本年十月死亡。庐震《说安堂集》卷七《狮塚》记其塚，自注云：“大西洋国进黄狮，词臣献赋，未几死，葬于南苑，友各赋诗，因和。”狮子死后葬于南苑，结合前文康熙帝自言“异兽珍禽”“古人所不尚”之意，优孟哭马、懿公好鹤之事是其断不可为的，故而就地掩埋似乎是一个较为合理的猜测，据此，或许康熙帝后将狮子移置南苑的可能性较大。
狮子由皇宫移至南苑，使其成为当时京师内一个受到万千瞩目的文化符号，与献狮相关的文学性创作频频产生，更为特殊的一点则是，其创作主体除一般应制诗赋的官僚群体外，增添了以应诏博学宏词科的征士为核心的寓京士人群体。寓京士人的加入是对普遍意义上的应制诗作创作主体范畴的突破，而此突破在文炳由“遗民文人”向“国朝文人”转移的特殊历史时期有其时代意义，对具体创作而言，征士的加入也给平淡而雷同的应制作品来带了一定的多元性与丰富性。
1.“宏博”征士与京师咏狮据笔者统计，除前文所提及的在神武门咏狮的5人外，时人咏葡萄牙献狮诗文今尚存世37家，似皆为寓京士人。其中又可分为非征士与“宏博”征士两大类：非征士有王鸿绪、谭篆、李霨、王士禛、陈梦雷、严我斯、李振裕、李楠、丁炜、钱良择、卢震、许贺来、胡承诺、宋祖昱、刘德新等 15人;“宏博”征士则有陈维崧、秦松龄、陆次云、徐嘉炎、江闿、施闰章、彭孙遹、尤侗、顾景星、毛际可、方象瑛、邵远平、王嗣槐、法若真、田雯、乔莱、侯七乘、沈珩、王钺、毛奇龄、李澄中、陆葇等22人。从数量上看，咏狮的创作主体已转变为以“宏博”征士为主体的寓京文士，这一转变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与特殊的文学史意义。
“宏博”征士的咏狮作品中，虽有前引毛奇龄诗作之类因诏观狮子而产生的作品，但更多的则是自发性题咏，其背后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对征士而言，尤其是那些对仕途有所希冀的，博学宏词科的诏举，无疑为其提供了一个直接接触上层官僚群体、迅速加入京师官僚体系的绝佳机遇。此时虽尚未明确与选得中后授予何衔，但延入史馆、与修《明史》之事是肯定的，故而此科为中央吸纳文士之意甚明。这便意味着征士中的许多人即将成为清朝的官吏，在“征士”身份背后隐含着另一层“准中央官员”的身份。此处所言的“准中央官员”身份，指的是部分（甚至是大多数）征士于待试期间普遍存在的一种共同的心理预期与身份预期。虽然征士中许多已在新朝获取功名，但或辞官，或遭免，因种种原因此时业已失去“官员”身份，有职务在任者约占总数的七分之一，其中又多为外任官员，故而可以说“准中央官员”这重定位是征士群体中普遍存在的身份特征。正因有了如此的身份特性，葡萄牙献狮事件无疑为他们提供了一次绝佳的创作机会，他们自发地对此事进行文学书写。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行为并非个案，在次年二月初二康熙帝于午门宣谕岳州大捷，同样引发了征士们的书写热潮。 征士群体的加入，使关于献狮的文学书写出现异于传统应制文学的特征。征士虽有“准中央官员”身份，但终非在任，其所进行的文学创作多由个体的主观意愿出发，削减了应制文学中常有的“强制性”。“束缚”减轻，“能动”增强，使征士的作品不似寓京官僚所作的那般有着明确的限定，可以不必拘囿在有限的词汇与意境中反复诉说，相对而言，呈现出较为丰富的内容与较高的艺术成就。此外，征士的“准中央官员”身份特性又是隐含其中不可忽略的，造成征士中的部分作品在某些特征上出现趋近于寓京官僚创作的趋势。总之，征士的咏狮书写在传统应制文学的邊缘“游离”而“暧昧”，在一定意义上对应制文学有所突破。究其原因，此类作品是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交叉之下产生的，只可在京师这一政治中心孕育，亦只可于博学宏词科这一特殊事件时段发生，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与价值。
2.“宏博”御试与咏狮文体
在咏狮行为繁荣的过程中，另一个突出的变化则是咏狮文体由单一的诗歌拓展为诗、赋、词、文众体皆备，既有传统应制类的诗、赋，亦有词、经等较为特殊的文体，但其中占据主体地位的依旧是诗与赋。文体的多样性也从另一层面反映出当时京师文事之盛，而五言排律及赋体皆与次年御试所用文体隐隐相关，也从侧面映射出征士主动向应制作品靠拢的倾向。
先来看“词”与“经”。咏狮之词有陈维崧一首，此作作于康熙十七年秋，此时的陈维崧入京不久，尚未完全突破因词体观念而架设的诗文“藩篱”，故而选用词这一特殊形式对献狮之事展开写作，附和其“无意不可入词”的文体观念，也使此作成为京师文坛咏狮诸作中较为特殊的个案。“经”则有陆次云《狻猊经》一篇，此体在中国古典散文文体中较为少见。其自序云“禽鹤名经，师旷、浮丘曾有作矣”，因寓目献狮盛事，而“因其瑞，经以纪之”，知其效法《禽经》而作此篇。《禽经》旧题师旷撰、张华注，是中国最早的关于禽类的专题文献，内容包括禽类的命名、形态、习性等。陆次云效此例而撰《狻猊经》，对狮子的名称、外貌、特性做了全面的描写，故高士奇评此文“既正而葩，复奇而法，名之以经，可云不愧”。此外，尚有一点值得注意，《禽经》，《直斋书录解题》列“形法类”，《宋史·艺文志》列“小说类”，《四库全书总目》则为“谱录类草木鸟兽虫鱼之属”，皆属子部。据此其仿作《狻猊经》亦应属子部，然而《北墅绪言》中此体列于卷五，前后的文体分别为“策”“诏”“制”“令”等，皆与政治生活密切相关，将“经”置于此处，体现出陆次云将《狻猊经》视为与重大政治活动相关的内容，这一区分主要是从内容上而非文体角度考量，亦从侧面反映出在部分征士心中咏狮并非单纯的纪事写物，而是与政治活动密切相关的文学活动。
再来看“赋”与“诗”。存世以赋咏狮者计13人，除陈梦雷、李振裕外，余皆为应诏的征士，占吟咏献狮征士的半数。可以说，以赋体咏狮的行为在京师内的繁盛因征士群体的加入而起，同时，亦成为征士咏狮创作的主要文体之一，并与博学宏词科有直接关联。此科效唐人旧制，合唐人制科“所以待非常之才”之意，其考试内容则与唐代科举有所关联，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即为试题为一诗一赋，这与唐代进士科中“试杂文”一场内容相同。据目前材料来看，尚未知此时所试内容是否确定，但吏部限征士八月抵京，试期似乎未远，后因征士未齐及日渐天寒，试期方推延至次年，以初定之试期来看，征士得知考试形式似乎存有可能。此外，此科旨在予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复与“试杂文”遴选洞悉文律者暗合，因而征士以赋体创作咏狮作品与备选博学宏词科可能存有关联。这一关联同样也在诗体中有所体现，征士的诗作中除一般性的古体诗作及七言律诗外，尚存有三首五言排律，与次年御试形式相同，分别为彭孙遹《西域献狮子二十韵》、秦松龄《西域贡狮子纪事》、施闰章《狮子诗拟应制二十四韵》。这亦可视为征士将献狮书写与博学宏词科相联系后自觉地、主动地进行的文体上的拓展。
3. 京师咏狮内涵的拓展
咏狮行为由内廷拓展至整个京师，随着创作群体、书写文体的变化，其表述内涵也日趋深化。咏狮作品的意蕴更加丰富，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应制文学的拘囿，实现了对单纯地吟咏盛事内涵的超越，产生了一部分具有时代性与现实性的文学作品。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超越不止是对先期内廷应制咏狮作品而言，也包括先代经典咏狮作品。
前文已言，神武门应制咏狮诸作在立意、内容甚至用语上多有雷同，而随着咏狮行为的扩展，其相关作品的内涵渐于丰富。咏狮作品虽依旧以称颂“盛代”为旨归，但随着创作群体的扩散，立意言说的角度趋于多样，其中以尤侗《西洋贡狮子赋》最具代表性。其结篇云：
天子于是喟然叹曰：“……予惟咨岳而访牧，何有于文囿之濯濯、汉苑之般般？”或有进者曰：“狮者，师也。渭滨之卜，非熊非罴，遂得尚父，为王者师。今陛下侧席求贤，有师臣之思。而狮之来也，适当其时。得无有奇才异能，可备疑丞辅弼之资者乎？”帝曰：“俞哉！念兹在兹，畀虞人以畴若，命群臣其赋之。”
赋中借“进者”之口，以“师”训“狮”，将西洋之狮与王者之师联系在一起，更深一层则在葡萄牙献狮与博学宏词科间建构起关联。狮子之来，恰逢盛世;征士入京，亦逢其时。狮子之伟与征士之“奇才异能”交相辉映，皆为“汉苑”“文囿”之助。尤侗此赋站在征士的视角描写、记述献狮之事，同时又巧妙地将此时京师内正在发生的两个文化事件相勾连，其立意出于他作之上。从内容上来看，此时的咏狮作品亦趋多样，非止于单一的面向帝王称颂之作。如毛奇龄之诗，特为奉和李霨而作;又如陈梦雷《西洋贡狮子赋》，借陈忠心，中有“足征不庭者之稽颡，跋扈者之革顽”句，意指三藩，与其此间赴京请罪、解释“蜡丸疏”事相关。在事典、语词上，京师后期咏狮之作亦越出神武门初咏之藩篱，“康居”“疏勒”“白泽”“宛马”等纷纷进入相关作品。
在京师咏狮作品中，常常会提及虞世南《狮子赋》与张九龄《狮子赞序》，如王嗣怀《狮子赋》、沈珩《黄狮子赋》、顾景星《大西波尔都加利亚国贡狮子宝刀歌》、严我斯《西洋国贡狮子歌》等。特别是虞作，更成为此时许多咏狮之赋所模拟的对象。结构上，咏狮之赋多以绝域之远开篇，继之以狮之居、状、风，复以生逢盛时结篇。此外，词句中亦有仿效，如候七乘《狮子赋》“碎隋兕于银腭，屈巴蛇于指掌”与虞赋仅一字之别。然因京师咏狮之赋多为征士所作，自不必如廷臣那般必须围绕颂扬盛代而展开，故而往往以体物、讽谏为长，宋实颖评徐嘉炎《大西洋国贡黄狮子赋》云“形容奇兽尽态极妍”，王嗣槐《狮子赋》则有评云“寓规讽于扬厉之中”。 从神武门到南苑，所献之狮亦由内廷走向外郊，以征士为主体的寓京士人主动将此盛事纳入文学创作视野之内，因其自身所处的特殊时境，在咏狮作品中加入了个人的、时代的因素，在文体及内涵上对应制之作有所突破，充分反映了彼时京师复杂的文学生态。
三、咏狮作品“背后”的西方
明清之际是中西文化交流较为繁盛的时期，大批传教士进入中国，他们在传播宗教的同时也将西方知识介绍到中国。部分士人或直接阅读西人著述，或通过接触传教士听闻西方知识，从而接受到西学，甚至對其诗文创作产生影响，在咏狮作品中即有部分作品存有西学的痕迹。在展开论述前，首先对此时京师的西学状况略做介绍。康熙初年，因“历狱事件”康熙帝下令将全国各地的传教士驱逐。康熙十年（1671），康熙帝收回了对传教士的驱逐令，使他们可以由广州返回原本的传教之所，甚至在康熙十四年（1675）康熙帝亲临传教士居所。西方传教活动迎来了短暂的宽松氛围，但经历了“历狱事件”，“耶稣会士很清楚他们的自由是怎么得来的”，“对服务于并不信仰基督教的统治者也不那么排斥了”。故而传教士多依帝王兴趣及要求有意识地开展活动。康熙十七年，为了更深入地宣传狮子，传教士利类思（Ludovico Buglio）根据格斯纳的《动物史》（Historia Animalium）译著了《狮子说》，并于同年刊印。利类思自述《狮子说》缘起时说：“客多有问其像貌、性情何如，岂能尽答？故略述其概。”此书通过西方动物学的视角介绍狮子的习性及价值，以使狮子“不徒以供观玩，畅愉心意”，更要使观者明“造物大主化育万物”之功。刊刻之后流入内廷，康熙帝即曾阅读并询问其药用价值。同时，部分寓京士人或亲睹此书，或通过文人间的交往获取此书中西学视野下的有关狮子的知识。此外，葡萄牙国王进表也通过阿尔稗《贡狮图》及其他形式为寓京士人所知。在现存咏狮作品中，文人将这些来自西方的知识或多或少地吸纳其中，为咏狮作品注入了新的活力。需要说明的是，他们对西方知识的表述依旧维持在传统价值观念的体系之下，而且这类文人仅占咏狮作品作者中的少部分，更多的人依旧运用“旧学”书写此事。
1. 狮子何来：咏狮作品的时空错位
狮子作为异域之物，非中土所产，却屡屡出现于历史之中，故而在书写之时文士往往将目前亲睹之狮与文献记述之狮结合。这一结合却产生了一种“时空错位”。此次献狮与中国历史上的其他献狮不同，进献之国为葡萄牙，非似以往之西域诸国，所献之非洲狮亦仅于明代偶有进献，与传统文学中记述的亚洲狮不同。虽有作者注意到此次所献之狮与史籍中所载存有差异，沈珩《黄狮子赋》即提出汉唐诗赋中所记之狮“皆未闻其色正黄也”，但文士依旧主要延续汉唐时期西域进献的亚洲狮所产生的话语体系，如用《汉书》《东观汉记》《瑞应图》所载描绘此番欧洲国家进献的非洲狮，故而促成了这种间隔之感。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咏狮之作在面对历史与现实间差异时的困境。
“时空错位”致文士在作品中常常混淆有关献狮的种种细节，其中尤以狮子产地及进献之国表现得最为突出。关于狮子的产地，大多数作品中引述《汉书》所载，认为其出自西域，王士禛《大西洋贡狮子歌》即云“远隔流沙生月氏”，徐嘉炎则以“西域之兽”概言之。但亦有明确知晓产自非洲者，如李澄中诗作有“利未亚洲在何方”之句，虽已知狮子之原产，却对非洲的确切位置发出疑问;又如陆次云《狻猊经》有“利未亚国吼怒空”，赞狮子之声，却在序中言其在西域。而关于贡狮之国的记述则更加混乱，文士对西域的认知本就模糊，加之史籍、听闻的影响，让这方面的载录更具代表性。其中有以“林邑”“南粤” “锡剌加〔伽〕”等中南亚地区国家来献者，如陈维崧、法若真、沈珩、邵远平;有以“古里〔哩〕”来献者，如毛奇龄、毛际可、谭篆、胡承诺;而更多则是以“西洋”或“西域”略记之。但如有明确记述狮子产地之作一样，部分士人准确地知晓此狮为“大西波〔渡〕尔都加〔伽〕利〔理〕亚国”所献，如尤侗、王嗣槐、顾景星等。
在众多咏狮作品中，除了上述表现出“时空错位”混杂的文化内涵之外，尚有一些作品吸纳了彼时彼地出现的文献资源，并将其吸纳入文学叙事之中。其中一个重要的文献来源即是西学之说，将西人见解融入文学作品之中。如陆次云《狻猊经》中有“虽当熟睡，摇动无时，以示不寐”“宿必旷野，不处山隈，以彰无惧”的记述，重于习性，与传统典籍中侧重外表、传说的描写不类，反而利类思《狮子说》所言“睡熟尾巴亦动，示其不睡;睡于露天旷野，不睡于窝穴，以彰不惧”，无论是用词，还是内容，与其皆有相当的重合。虽暂无确切的史料佐证陆次云对《狮子说》有过阅读，但《狻猊经》内溢出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书写足以说明此时西学知识在士人间的影响。另一种则得益于“狮子图”的流传。关于此次献狮的绘像为无缘亲睹狮子的文人提供了创作与想象的空间，于狮子死后的次年春方入京的顾景星即有《大西波尔都加利亚国贡狮子宝刀歌》，前有序云：“国王阿肃遣陪臣本多白勒拉进，康熙十七年到京。按《尔雅》‘狻麑如虦猫’。客有赋者，写形未合，酒间代作。”其记述皆与此间流传甚广的阿尔稗《贡狮图》题识相同，且“写形未合”，则明确叙其亲睹“贡狮图”，顾氏或以阿尔稗图为据而作。因绘像的流传，此次献狮的影响一直贯穿整个清代，后世翁方纲、蒋士铨等人均有为题“大西洋狮子图”的相关诗作，其内容亦与阿尔稗之图内所载进表多有重合。
2. 化“说”为诗：钱良择《西域贡狮子歌》对《狮子说》的改写
在众多咏狮之作中，对西学接受最为直接的当属钱良择的《西域贡狮子歌》。其明言因利类思作《狮子说》详细介绍狮子诸种特性，但“其词侏俪不可晓”，故“考询译以诗”。将语言不雅驯的《狮子说》用诗歌的形式重新展现。钱良择（1645—？），字玉友，号木庵，江南常熟人。其“弱冠走京师，辟为王官师傅，公卿延伫上座，才益奇，名日益躁”。另据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一载：“戊午停科后，余遂弃举子业，同学者尚有三人，查荆州嗣伟、沈古培心杨、钱玉友良择仍读书寒家之无倦轩。”知此时钱氏正于刘廷玑家无倦轩中读书。 錢诗大略可以分为三部分：其一，自“著雍敦牂斗西指”至“我更考询译以诗”，为对葡萄牙献狮及利类思《狮子说》的介绍并叙此诗缘起;其二，自“狮子状同种有二”至“闻韶可率舞”，为对狮子种类、外表及习性的描述;其三，“吾闻故明神宗朝”至“不生狮子生麒麟”，为对历史上献狮的追忆及对康熙盛世的赞颂。对《狮子说》的改写主要集中在第二部分：“狮子状同种有二，垂毛最猛拳毛次”为“其种有二：一身略短，首项之毛拳捲者，猛健稍次之;一身长，首项之毛细软悠长者，猛健更强”的转写，“黄白青蓝四色殊”为对“二种之色，大约皆淡黄灰白，别地亦有青蓝二色者”的转译，“巨口长牙排剑戟”则是对“口宽阔，上唇分开，下颔较口小。齿尖如狗狼之牙。惟上下四齿，半岁时更换”的改写，他处亦同此类。可以看出，钱良择用诗化的语言对《狮子说》的内容进行了高度总结与凝练，但对于某些语义诗歌仅用有限的字数无法准确涵盖。如前引“巨口长牙排剑戟”句，与《狮子说》中的描述相去甚远，且无幼狮换齿的记述。又如“食人食强不食弱”句，原为“遇男女及小孩，先咬男，后咬女，非甚饥，不害小孩”的转写，但仅依诗句便很难理解此意。为此钱良择选择补注的方式予以补充，如此句便于句后补注“遇男女同行，则舍女食男;老壮同行，则舍老食壮”，此意即与《狮子说》中所述基本一致。此类补注全诗尚有5 处，分别就狮爪、狮怒、不退避、治疟疾、捕狮等方面进行说明，分别取自《狮子说》中《狮子形体》《狮子性情》《狮体治病》等节。除了内容的转写，钱诗此部分的叙述顺序亦与《狮子说》的排序基本一致。上述种种均可以明显地看出钱诗对《狮子说》的承袭。
钱诗虽以诗译《狮子说》为旨，所译部分为狮子之体貌、性情，较其他咏狮作品对狮子形态、习性的描述更为准确，但其整体结构、言说方式仍是建立在“朝贡外交”体系之上的，开篇即对利类思粗鄙的语言进行批评，而在诗歌的第三部分，又回到了对历史的追述，“吾闻故明神宗朝”，以及对盛世的赞颂，“圣人仰勇而崇仁”，在总体结构上与他作相类，只是在部分内容上吸纳了西学的观点。这隐含地体现出作者乃至整个文人圈对西学的普遍看法，《狮子说》所用止于外在状态的描绘，而更深层次的历史追忆与政治阐释则需要回归至中华文明之中，且后一方面是不可或缺的，纯粹的客观的“西学描述”无法于咏狮作品中独立存在。
总而言之，康熙十七年葡萄牙向清政府进献狮子不但是中西交流史上重要的政治事件，亦于京师引发了群体性创作活动。咏狮活动对传统应制文学创作有所突破，其最突出的因素即为征士群体的加入，使咏狮作品从文体、内容、思想倾向上均与一般的应制文学有所差异。此外，贡狮事件还为寓京士人提供了一个了解世界的窗口，尤其是利类思《狮子说》的刊行，使士人得以了解西方动物学知识，甚至将之融入诗歌之中，但这种融汇只是表面的，在整体创作中，亦维持了具有普遍性的应制作品思路与体式。这一基调也奠定了此后清代诸如弘晋《狮子说》、纪昀《阅微草堂笔记》等有关狮子写作的基本形态。
[责任编辑马丽敏]
The Literary Writing concerning PortugueseTribute of a Lion in 1678
WEI Lei
Abstract：The visit of the Portuguese delegation of Bento Pereira da Faria to the capital in 1678 was one of themost important events in the history of China-Western exchanges. The lion presented by the Portuguese delegation caused a strong reaction from the imperial court to the scholars in the capital. At the beginning of thededication， Emperor Kangxi ordered his cabinet ministers to write poems about the event， which became thefirst act of lion singing in the capital. Subsequently， the literati in the capital， who were mainly recruited byBoxue-hongci Examination， joined in the literary creation of this theme， making the lion chanting a breakthrough in style， content and connotation compared to the literature by emperor order. Especially， the incorporation of Western knowledge became one of the most contemporary presentations.
Key words： Portugal， lion， the capital of a country， Boxue-hongci Examination， Commentary of the L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