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张经武将军不愧是中共统战史上的传奇英雄。在民族危亡和事关祖国领土完整的重要时刻，他曾两度出任毛泽东的特使，去执行极为艰巨的统战任务，他用忠诚、果敢和智慧，为中华民族的历史书写了可歌可泣的篇章。
毛泽东派往华北前哨的秘密联络官
1936年8月中旬的一天，党中央从红军大学调出张经武、张文彬(外号“诗人”)和童小鹏担任新的工作。当晚，红军大学教育长罗瑞卿为三人饯行，外面风雨大作，窑洞里只有一瓶葡萄汁当酒，几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凑了一首打油诗：“狂风暴雨饯经武，且说且笑送诗人。葡萄美露汁当酒，翘首秦中报捷音。”
几天前，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了以国民党蒋介石作为今后谈判的主要对手，全党实行“逼蒋抗日”的方针。毛泽东在指导中共代表同南京政府谈判的同时，还直接致信南京政府军政要员、国民党爱国领袖、地方实力派及各派政治势力代表，力陈救国大义，争取他们对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理解和支持。党中央决定派一批年富力强的红军干部，前往各地担任联络官，迅速开展统战工作。不久，党中央派张文彬前往西安，领导中共西北特支，以国民党第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少校秘书的身份，同张学良的东北军建立联系。张经武则被派往形势危急的华北地区。
华北地处抗战前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8月14日这天，毛泽东一连写了好几封信，其中一封就是写给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国民党第29军军长宋哲元的。
1935年，驻华日军为了进一步侵略中国，策动华北各省脱离南京中央政府，全力推行“华北自治运动”，使河北、察哈尔两省的主权大部丧失。在日军的高压下，这年年底，冀察政务委员会在北平成立。南京国民政府委任宋哲元为委员长。
宋哲元性格刚烈耿直，从军后原属冯玉祥的西北军。由于他治军严谨，作战勇敢，被誉为西北军的“五虎将之一”。1933年初，日本出兵侵占我山海关，长驱直入我长城一线。宋哲元率部参加长城抗战，获“喜峰口血战大捷”。他领导的29军成为闻名中外的“抗日英雄部队”。然而，蒋介石的消极抗日政策，使宋哲元及29军陷入极为难堪的境地。他入主平津后，深感日方着着进逼，冀察政务委员会内混进了不少汉奸，被国人称为“傀儡政权”，并引发了北平学生反对华北自治的声势浩大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
在苦闷中彷徨的宋哲元受到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决定与共产党进行合作。1936年夏天，他派亲信刘子青秘密来到延安，向毛泽东转达他本人“情殷抗日”的心情。
毛泽东非常理解宋哲元的艰难处境，在信中称赞他情殷抗日，希望他及29军，一面联合华北人民群众，作实力的准备；一面恢复1925年至1927年西北军光荣历史时期曾经实行的联俄联共政策，一俟时机成熟，发动大规模的抗日战争。
考虑到华北地区的整个形势，这一天，毛泽东又分别致信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天津市长张自忠、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刘汝明，呼吁组成抗日联合战线。毛泽东同时告知各位，他将派联络员前去拜谒，“乞赐接谈，如承不弃，予以具体进行办法”。
究竟派谁前往华北各地去完成这项特殊任务？毛泽东选择了正在红军大学学习的、原中央红军军委纵队参谋长张经武。
时年30岁的张经武是湖南省酃县（今炎陵县）人，曾就读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后在爱国名将樊钟秀创办的建国军军官学校就读，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参加工农红军，参加过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他不仅政治强，而且精明睿智，宽宏大度，具有文韬武略，是从事统战工作的一把好手。
毛泽东把张经武请进自己办公的窑洞，向他具体交代了此行华北的具体任务，并交给他几封刚刚写好的亲笔信。临别时，毛泽东用力握住张经武的手，用信任的目光与他告别。
张经武化名张金吾，一身西装革履，踏上了新的征程。根据毛泽东的安排，他由西安绕道上海，经山东，然后前往北平。在青岛，张经武先后与东北军爱国将领于学忠和青岛市长沈鸿烈会晤，又在济南与韩复榘会谈，然后去天津面见张自忠，与他们商榷联合抗日的具体办法。
到达北平后，张经武通过秘密关系，与宋哲元取得了联系。宋哲元把这位毛泽东派来的红军代表待作上宾，安排在北平西郊颐和园内的养云轩住下，一则避人耳目，二则可以推心置腹地长谈。他们时而乘坐游船在碧波涟漪的昆明湖观赏万寿山的美景，时而又在后山静谧的林荫小道漫步。
张经武对年长他20岁的抗日英雄宋哲元十分敬重，对他麾下的佟麟阁、赵登禹等抗日名将无比钦佩。张经武向宋哲元转达了毛泽东对他的问候和关切，说“毛泽东先生希望将军能在艰难困苦之中坚持初志，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绝不会坐视将军独当其难，一定竭尽全力做将军的后援。”
在交谈中，张经武向宋哲元介绍了中共领导的苏维埃红军的近况。他说：“7月上旬，我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组成左、中、右三路纵队，已经从甘孜、炉霍、绥靖地区出发，向甘南前进，三大主力会师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他还介绍说：“苏维埃红军与苏联的国际联系正在打通，共产国际准备通过向宁夏和新疆运送武器，支持中国红军。”张经武把不久前面见于学忠、沈鸿烈、韩复榘和张自忠的情况也向宋哲元作了汇报。
在几天的接触中，红军代表张经武给宋哲元留下深刻的印象。宋哲元愉快地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任命张经武为冀察绥靖公署少校参谋，作为他和毛泽东之间的秘密联络人。宋哲元根据毛泽东的要求，介绍张经武去会见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第35军军长傅作义，共商抗日大计。此后，一批共产党员以作战参谋的身份进入了宋哲元的第29军。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刘少奇领导的北方局也加紧了对宋哲元及29军的工作。
1936年9月11日，宋哲元亲自签署命令，将关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的薄一波、刘澜涛、杨献珍等61名共产党员全部释放。
1937年春天，第29军举办学兵队，中共党组织派党员参加受训，给学兵队讲课，进行爱国主义教育。29军从上到下抗日热情日益高涨。
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挑起了蓄谋已久的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驻守卢沟桥附近的国民党军第29军第37师第110旅，在旅长何基沣的指挥下奋起抵抗，打响了全国抗击日寇的第一枪！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关头。7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国共两党合作抵抗日本的新进攻，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红军将领还致电宋哲元，表示“誓做贵军后盾”！
七七事变爆发的当月，上海爱国青年麦新创作了激愤铿锵的《大刀进行曲》，歌曲的副题——献给廿九军大刀队。最初的歌词是：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二十九军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咱们二十九军不是孤军，看准了敌人，把他消灭，把他消灭！冲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
全国人民的支持，大大振奋了29军的斗志。宋哲元命令全军师长以上将领亲临前线指挥、督战，战斗之激烈，士气之高涨，实属空前。
7月28日，日寇的飞机、大炮猛轰位于南苑的29军军部，在与日本鬼子的殊死搏斗中，副军长佟麟阁在北京南部的大红门壮烈牺牲。师长赵登禹在木樨地以南的黄亭子一带英勇殉国……
为开展山东的抗日统战工作，不久，毛泽东再次派张经武前往济南，会晤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就红军与国民党第三集团军联合抗日问题达成若干协议，促使韩复榘先后释放了包括前山东省委负责人张晔、李林、赵健民等在内的4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这批同志日后成为山东省各级党组织和八路军山东纵队的骨干。
11月底，中共中央召张经武回延安。12月中旬，他被派往汉口，任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高级参谋，协助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开展河南、湖北两省的抗日统战工作。
毛泽东亲点的“中央驻藏代表”
地处世界之巅的美丽神奇的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在人民解放战争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日子里，解决西藏问题已经是毛泽东战略思考的重要内容。而国际反华势力勾结西藏分裂势力，准备乘中国内地政权更替之时，制造“西藏独立”。帝国主义的野心之大，除了现今西藏行政区划的120万平方公里，还包括滇、川、甘、青四省180万平方公里的藏区，几乎三分之一的领土要从中国的版图上砍去！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正式签订。《十七条协议》的首要内容是：“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
然而，西藏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在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操纵下，企图诱使年仅17岁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逃到国外，搞乱西藏局势，阻挠西藏解放。其时，达赖滞留亚东，一日之内便可越山出境。劝说达赖返回拉萨、早日宣布拥护《十七条协议》，成为一项十分紧迫而重要的任务。
西藏地处祖国西南边陲，又是唯一没有中共基层党组织的领土，派谁去承担劝说达赖的艰巨任务？毛泽东毫不犹豫地又一次选择了他身边的爱将——时任军委人民武装部部长兼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张经武。
张经武离京前夕，毛泽东在丰泽园住所单独接见了他，对西藏工作作了详尽的指示。毛泽东分析说：“从达赖带给我的信看，他不会很快就逃亡国外。但达赖年幼，他周围有一些反动分子会竭力煽动他向国外跑。张国华率领的18军，从昌都入藏还有一些准备工作，抵达拉萨要在两三个月以后。”毛泽东指示张经武，由香港转道印度，直接进入亚东，尽快与达赖接触，敦促他早日返回拉萨。临别时，毛泽东把写给达赖的亲笔信交给张经武，一再叮嘱说：赴藏任务重大，要注意工作方法，一定要说服达赖尽早拥护《十七条协议》。
6月13日，张经武率联络、机要、医务、警卫等一行14人，登上南下广州的火车，与他同行的还有西藏地方政府的两位和谈代表。到达香港后，张经武作出一个果断的决定，轻车简从！他只选了联络官、机要译电员、内勤警卫员和藏文翻译四位随行人员，其余人员携带为统战工作准备的70多箱礼品随后乘船赶到。
张经武与西藏和谈代表一行在香港登上飞机，一路辗转，经新加坡、加尔各答、西孟加拉邦北部的锡里古里，再乘汽车穿越崎岖的山间公路，于7月10日到达印度北部通往西藏的咽喉要道——噶伦堡。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英帝国主义两次入侵西藏，都把噶伦堡作为桥头堡。此时的噶伦堡仍是国际特务的政治中心。国外侵略势力继续在这里指挥分裂西藏的活动。在到达噶伦堡的当天下午，张经武即约见有影响的西藏各界人士，宣传我党的民族政策，解释《十七条协议》精神，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向在亚东的达赖喇嘛传递信息。第二天，张经武冒雨离开噶伦堡，在越过中锡边界的喜马拉雅南侧群山后，于7月14日抵达边境小城亚东。
一到亚东，张经武立即通知噶厦（藏语译音，即西藏地方政府），希望尽快会见达赖喇嘛。达赖身边的几位噶伦（即西藏地方政府的次高行政长官）提出，会见达赖喇嘛要举行“升座”仪式。对于封建式的君臣相见仪式，张经武当然不能同意。他是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的代表，在宗教习惯上要尊重西藏的风俗，但会见仪式必须正确体现西藏地方隶属于中央人民政府的关系。
7月16日，张经武前往东噶寺会见达赖。他尊敬地献上哈达，问候达赖喇嘛身体健康。张经武说：“您亲自派代表到北京谈判，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对您这种爱国态度，毛主席非常赞赏，非常高兴。”说着，他向达赖递交了毛主席的亲笔信和《十七条协议》副本以及两份《十七条协议》附件。
谈话中，张经武介绍了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和谈情况，以及《十七条协议》的主要内容，阐述了共产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达赖话语不多，但对张经武的谈话频频点头。他说，他的首席谈判代表阿沛·阿旺晋美不久即可返回拉萨，那时再由噶伦们讨论一些问题。对于《十七条协议》，达赖始终没有表态。但达赖表示，他将于藏历6月18日（即公历7月21日）离开亚东，返回拉萨。张经武完成了毛泽东赋予的第一件大事，心情轻松了许多。
达赖终于离开亚东。张经武一行也向拉萨进发。从亚东到拉萨的公路距离只有460多公里。而当年，张经武将军一行是靠骑马和步行，穿越人迹罕至的冰山、草地和湍急的河流，在高原缺氧、天气变化无常的情况下，艰难行走了18天，于8月8日，到达了海拔3700米的“日光城”——拉萨。
而此时，达赖一行正在返回拉萨途中，接受沿途各界的顶礼膜拜，为僧俗人民摸顶。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先遣支队，将抵达千里之外的夏贡拉雪山脚下。张国华、谭冠三率领的第18军机关、军直属队主力，刚刚离开两千里外的昌都。
贯彻执行《十七条协议》，是张经武进藏后的首要任务。根据中央指示，他首先设法接近达赖及拉萨上层，宣传解释《十七条协议》。而此时，拉萨上层对党中央的政策普遍不了解，顾虑和怀疑较多。一部分坚持“独立国”立场的顽固分子，则公开反对《十七条协议》，反对解放军进入西藏。
9月9日，王其梅率领的进藏部队先遣支队胜利到达拉萨。10月24日，张国华、谭冠三率领18军主力到达拉萨河，就地休整。在张经武多次督促下，达赖终于以西藏地方政府和他个人的名义，给毛主席发去拥护《十七条协议》的电报。
人民解放军进入拉萨不久，西藏上层反动分子便唆使一批商人和无业流氓，成立了所谓“人民会议”。他们在拉萨市内聚众宣誓，提出要人民解放军撤出西藏。他们纠集藏军和武装分子2000余人，突然武装包围了中央代表张经武的住地即西藏工委驻地。张经武接连三次紧急通知达赖，要求他立即采取措施，制止骚乱，事态却一再恶化。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张经武决定亲赴布达拉宫面见达赖。他临危不惧，不带一兵一卒，独自进入刀枪林立的布达拉宫。后来，达赖在他的自传中也不得不钦佩地写道：“每次张经武来探访我，都把侍卫留在外面，即使他明知生命的神圣性。”
随着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各边防要地。按理说，张经武作为中央赴藏代表的任务已经完成。为了加强各族人民的团结，巩固国防，1952年3月7日，中央电示：张经武任中共西藏工委书记，代表中央统一领导西藏党政军诸方面的工作。
1953年3月8日，毛泽东在写给达赖的信中说：“张经武同志不只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而且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他为西藏僧俗人民谋福利的决心和你是一致的，你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和他商议，他会尽力地帮助你。希望你多找机会和他面谈，如有需要直接告诉我的事情，也可由他转达。”
1954年9月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在北京隆重召开。当年4月，中央向西藏工委下达了西藏地区代表名额的分配方法。关于第十四世达赖和第十世班禅方面代表的产生办法，中央责成张经武与各方协商，取得他们的同意。
一届人大还在筹划之中，张经武便开始考虑西藏代表人选的问题。他认为，班禅赴京不会有障碍；达赖出行却不完全取决于他本人，有许多政治因素阻碍着他。张经武亲自前往罗布林卡（达赖的夏宫），做达赖的工作。
不久，达赖经过“打卦”，正式宣布，决定去北京开会。而西藏上层却众说纷纭。在历经两个月的协商和激烈争论后，全体噶伦及各级官员代表、三大寺主持，一起向张经武呈递了《关于达赖喇嘛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意见书》，其中要求：达赖来往时间最多不超过10个月；达赖饮食要按照西藏习惯予以照顾，等等。请张代表向中央报告，并写出书面保证。
“有我在，就有达赖喇嘛在，他的安全我完全负责！” 张经武的回答掷地有声。
7月10日，十世班禅一行由日喀则到达拉萨。然而，达赖和班禅却不同路而行。达赖一行，要沿着正在修筑中的康藏公路，绕道波密、昌都、雅安、成都，去西安。待达赖和班禅两路人马在西安会合后，一同前往北京。
“达赖来京，张经武必须同行，妥为照护”，“保证达赖途中绝对安全”，这是党中央的指示。为此，西藏工委成立了两套庞大的警卫、医护班子，仅达赖一路就200多人。
7月15日，张经武骑着马陪同达赖一行浩浩荡荡地离开拉萨。一天，大队人马来到拉玉，几天前，这里曾暴发泥石流，筑路部队一个排的战士不幸遇难。宿营后，张经武走进达赖的帐篷，向他通报前边的路况。他说：“明天要过泥石流地段，我们得下马步行，我要挽着你的手，全程护送你走完这一段路。”
第二天出发不久，大队人马便进入泥石流塌方地段。这里，一边山高入云，一边是十几米深的山崖河道。筑路部队布置了一个连的战士，在三四百米长的山坡上筑成一道人墙。年近半百的张经武将军走在靠山一侧，搀扶着年轻的达赖喇嘛，小心翼翼地走过乱石隘路。
经过28天的艰难跋涉，张经武和达赖的大队人马，终于抵达波密地区的加龙坝。接下去就是由60多辆戛斯69吉普车组成的车队，气势浩荡地沿着已经通车的康藏公路，向西康、成都方向进发……
9月4日，达赖、班禅乘坐的火车随着汽笛的长鸣开进了北京前门火车站。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在站台上热烈欢迎来自雪域高原的人大代表。张经武如释重负，他轻声对身边的同志说：“总算把佛爷送到首都了！”
会上，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毛主席在百忙中多次同他们谈话，勉励达赖、班禅两方面团结起来，搞好西藏工作。
1955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成立。毛主席亲自签署任命书，任命张经武为国家主席办公厅主任，同时还保留了他在西藏的所有职务。在新中国历史上，派驻中央人民政府代表，西藏是唯一的，任命国家主席办公厅主任一职也是空前绝后的。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张经武当选中央候补委员，以后又增补为中央委员。而在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张经武却没有参加，因为西藏有紧急事情需要处理，他匆匆赶回拉萨。
时逢佛祖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印度总理尼赫鲁向达赖、班禅发来参加纪念活动的邀请书。中央同意达赖、班禅赴印度参加纪念活动。但考虑到噶伦堡的复杂情况，中央要求张经武事先做好达赖的工作。
几天后，毛主席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谈到达赖访印问题时说：“要估计到达赖可能不回来，不仅不回来，而且天天骂娘。说‘共产党侵略西藏’等等，甚至在印度宣布‘西藏独立’；他也可能指使上层反动分子来一个号召，大闹起事，要把我们轰走，而他自己却说他不在那里，不负责任。这种可能，是从坏的方面着想。”
不出所料，达赖及其随行人员一踏上印度国土，居留在噶伦堡的反动头子们便把他包围起来，以“西藏全体代表”的名义，向他递交意见书，要求达赖留在印度，领导“西藏独立运动”。正在印度访问的中国总理周恩来，曾三次同达赖及其随行官员谈话。在周总理的耐心教育下，达赖一行终于在1957年1月2日离开印度返回西藏。
达赖回来后，西藏的局势继续恶化。一批叛乱分子先是在昌都地区开始叛乱，而后又窜入西藏中部地区，局部叛乱不断扩大。美国中央情报局开始向叛乱武装空投特务、电台，以及枪支和弹药。叛乱活动在西藏各地蔓延开来……
进入1959年，西藏的局部叛乱开始升级。3月10日，西藏地方政府悍然发动全面武装叛乱。
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寓所接见张经武和张国华时，分析了叛乱后的形势。他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阶级本性决定他们要闹事！”“如果达赖及其一群逃走时，我军一概不要阻拦，无论去山南，去印度，让他们去。既然反动分子已经发动叛乱，我们就要一边平叛，一边改革，要相信95％的人是站在我们一边的！”
从3月16日起，叛乱武装连续向罗布林卡和市区之间的我青藏公路拉萨运输站发起猛烈进攻。17日夜，在噶厦的安排下，达赖及其母亲、姐姐、姐夫和他周围的三个噶伦逃出拉萨，前往印度。
3月20日凌晨，叛乱武装向中央驻拉萨党、政、军机关发起全面进攻。西藏军区奉命平息叛乱，至3月22日，拉萨市区的叛乱全部被平息。3月28日，国务院宣布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委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平叛斗争在西藏全区取得胜利，民主改革运动即将开始，各族人民迎来了新西藏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
1965年9月1日，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在拉萨隆重召开。她标志着西藏已经完成了从封建农奴制度到社会主义的伟大跨越，进入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新时期。作为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张经武的重要使命已经完成。他含着胜利的微笑告别战斗了15个春秋的雪域高原。
2006年9月，时逢张经武将军百年诞辰，西藏自治区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张经武当年工作和生活的住地被修葺一新，挂上了“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楼”的匾额，成为拉萨第一个红色旅游景点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张经武将军被各族人民赞为西藏和平的使者，西藏的山山水水永远镌刻着他的伟绩和英名。
毛泽东派往华北前哨的秘密联络官
1936年8月中旬的一天，党中央从红军大学调出张经武、张文彬(外号“诗人”)和童小鹏担任新的工作。当晚，红军大学教育长罗瑞卿为三人饯行，外面风雨大作，窑洞里只有一瓶葡萄汁当酒，几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凑了一首打油诗：“狂风暴雨饯经武，且说且笑送诗人。葡萄美露汁当酒，翘首秦中报捷音。”
几天前，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了以国民党蒋介石作为今后谈判的主要对手，全党实行“逼蒋抗日”的方针。毛泽东在指导中共代表同南京政府谈判的同时，还直接致信南京政府军政要员、国民党爱国领袖、地方实力派及各派政治势力代表，力陈救国大义，争取他们对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理解和支持。党中央决定派一批年富力强的红军干部，前往各地担任联络官，迅速开展统战工作。不久，党中央派张文彬前往西安，领导中共西北特支，以国民党第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少校秘书的身份，同张学良的东北军建立联系。张经武则被派往形势危急的华北地区。
华北地处抗战前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8月14日这天，毛泽东一连写了好几封信，其中一封就是写给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国民党第29军军长宋哲元的。
1935年，驻华日军为了进一步侵略中国，策动华北各省脱离南京中央政府，全力推行“华北自治运动”，使河北、察哈尔两省的主权大部丧失。在日军的高压下，这年年底，冀察政务委员会在北平成立。南京国民政府委任宋哲元为委员长。
宋哲元性格刚烈耿直，从军后原属冯玉祥的西北军。由于他治军严谨，作战勇敢，被誉为西北军的“五虎将之一”。1933年初，日本出兵侵占我山海关，长驱直入我长城一线。宋哲元率部参加长城抗战，获“喜峰口血战大捷”。他领导的29军成为闻名中外的“抗日英雄部队”。然而，蒋介石的消极抗日政策，使宋哲元及29军陷入极为难堪的境地。他入主平津后，深感日方着着进逼，冀察政务委员会内混进了不少汉奸，被国人称为“傀儡政权”，并引发了北平学生反对华北自治的声势浩大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
在苦闷中彷徨的宋哲元受到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决定与共产党进行合作。1936年夏天，他派亲信刘子青秘密来到延安，向毛泽东转达他本人“情殷抗日”的心情。
毛泽东非常理解宋哲元的艰难处境，在信中称赞他情殷抗日，希望他及29军，一面联合华北人民群众，作实力的准备；一面恢复1925年至1927年西北军光荣历史时期曾经实行的联俄联共政策，一俟时机成熟，发动大规模的抗日战争。
考虑到华北地区的整个形势，这一天，毛泽东又分别致信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天津市长张自忠、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刘汝明，呼吁组成抗日联合战线。毛泽东同时告知各位，他将派联络员前去拜谒，“乞赐接谈，如承不弃，予以具体进行办法”。
究竟派谁前往华北各地去完成这项特殊任务？毛泽东选择了正在红军大学学习的、原中央红军军委纵队参谋长张经武。
时年30岁的张经武是湖南省酃县（今炎陵县）人，曾就读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后在爱国名将樊钟秀创办的建国军军官学校就读，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参加工农红军，参加过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他不仅政治强，而且精明睿智，宽宏大度，具有文韬武略，是从事统战工作的一把好手。
毛泽东把张经武请进自己办公的窑洞，向他具体交代了此行华北的具体任务，并交给他几封刚刚写好的亲笔信。临别时，毛泽东用力握住张经武的手，用信任的目光与他告别。
张经武化名张金吾，一身西装革履，踏上了新的征程。根据毛泽东的安排，他由西安绕道上海，经山东，然后前往北平。在青岛，张经武先后与东北军爱国将领于学忠和青岛市长沈鸿烈会晤，又在济南与韩复榘会谈，然后去天津面见张自忠，与他们商榷联合抗日的具体办法。
到达北平后，张经武通过秘密关系，与宋哲元取得了联系。宋哲元把这位毛泽东派来的红军代表待作上宾，安排在北平西郊颐和园内的养云轩住下，一则避人耳目，二则可以推心置腹地长谈。他们时而乘坐游船在碧波涟漪的昆明湖观赏万寿山的美景，时而又在后山静谧的林荫小道漫步。
张经武对年长他20岁的抗日英雄宋哲元十分敬重，对他麾下的佟麟阁、赵登禹等抗日名将无比钦佩。张经武向宋哲元转达了毛泽东对他的问候和关切，说“毛泽东先生希望将军能在艰难困苦之中坚持初志，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绝不会坐视将军独当其难，一定竭尽全力做将军的后援。”
在交谈中，张经武向宋哲元介绍了中共领导的苏维埃红军的近况。他说：“7月上旬，我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组成左、中、右三路纵队，已经从甘孜、炉霍、绥靖地区出发，向甘南前进，三大主力会师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他还介绍说：“苏维埃红军与苏联的国际联系正在打通，共产国际准备通过向宁夏和新疆运送武器，支持中国红军。”张经武把不久前面见于学忠、沈鸿烈、韩复榘和张自忠的情况也向宋哲元作了汇报。
在几天的接触中，红军代表张经武给宋哲元留下深刻的印象。宋哲元愉快地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任命张经武为冀察绥靖公署少校参谋，作为他和毛泽东之间的秘密联络人。宋哲元根据毛泽东的要求，介绍张经武去会见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第35军军长傅作义，共商抗日大计。此后，一批共产党员以作战参谋的身份进入了宋哲元的第29军。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刘少奇领导的北方局也加紧了对宋哲元及29军的工作。
1936年9月11日，宋哲元亲自签署命令，将关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的薄一波、刘澜涛、杨献珍等61名共产党员全部释放。
1937年春天，第29军举办学兵队，中共党组织派党员参加受训，给学兵队讲课，进行爱国主义教育。29军从上到下抗日热情日益高涨。
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挑起了蓄谋已久的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驻守卢沟桥附近的国民党军第29军第37师第110旅，在旅长何基沣的指挥下奋起抵抗，打响了全国抗击日寇的第一枪！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关头。7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国共两党合作抵抗日本的新进攻，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红军将领还致电宋哲元，表示“誓做贵军后盾”！
七七事变爆发的当月，上海爱国青年麦新创作了激愤铿锵的《大刀进行曲》，歌曲的副题——献给廿九军大刀队。最初的歌词是：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二十九军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咱们二十九军不是孤军，看准了敌人，把他消灭，把他消灭！冲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
全国人民的支持，大大振奋了29军的斗志。宋哲元命令全军师长以上将领亲临前线指挥、督战，战斗之激烈，士气之高涨，实属空前。
7月28日，日寇的飞机、大炮猛轰位于南苑的29军军部，在与日本鬼子的殊死搏斗中，副军长佟麟阁在北京南部的大红门壮烈牺牲。师长赵登禹在木樨地以南的黄亭子一带英勇殉国……
为开展山东的抗日统战工作，不久，毛泽东再次派张经武前往济南，会晤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就红军与国民党第三集团军联合抗日问题达成若干协议，促使韩复榘先后释放了包括前山东省委负责人张晔、李林、赵健民等在内的4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这批同志日后成为山东省各级党组织和八路军山东纵队的骨干。
11月底，中共中央召张经武回延安。12月中旬，他被派往汉口，任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高级参谋，协助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开展河南、湖北两省的抗日统战工作。
毛泽东亲点的“中央驻藏代表”
地处世界之巅的美丽神奇的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在人民解放战争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日子里，解决西藏问题已经是毛泽东战略思考的重要内容。而国际反华势力勾结西藏分裂势力，准备乘中国内地政权更替之时，制造“西藏独立”。帝国主义的野心之大，除了现今西藏行政区划的120万平方公里，还包括滇、川、甘、青四省180万平方公里的藏区，几乎三分之一的领土要从中国的版图上砍去！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正式签订。《十七条协议》的首要内容是：“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
然而，西藏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在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操纵下，企图诱使年仅17岁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逃到国外，搞乱西藏局势，阻挠西藏解放。其时，达赖滞留亚东，一日之内便可越山出境。劝说达赖返回拉萨、早日宣布拥护《十七条协议》，成为一项十分紧迫而重要的任务。
西藏地处祖国西南边陲，又是唯一没有中共基层党组织的领土，派谁去承担劝说达赖的艰巨任务？毛泽东毫不犹豫地又一次选择了他身边的爱将——时任军委人民武装部部长兼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张经武。
张经武离京前夕，毛泽东在丰泽园住所单独接见了他，对西藏工作作了详尽的指示。毛泽东分析说：“从达赖带给我的信看，他不会很快就逃亡国外。但达赖年幼，他周围有一些反动分子会竭力煽动他向国外跑。张国华率领的18军，从昌都入藏还有一些准备工作，抵达拉萨要在两三个月以后。”毛泽东指示张经武，由香港转道印度，直接进入亚东，尽快与达赖接触，敦促他早日返回拉萨。临别时，毛泽东把写给达赖的亲笔信交给张经武，一再叮嘱说：赴藏任务重大，要注意工作方法，一定要说服达赖尽早拥护《十七条协议》。
6月13日，张经武率联络、机要、医务、警卫等一行14人，登上南下广州的火车，与他同行的还有西藏地方政府的两位和谈代表。到达香港后，张经武作出一个果断的决定，轻车简从！他只选了联络官、机要译电员、内勤警卫员和藏文翻译四位随行人员，其余人员携带为统战工作准备的70多箱礼品随后乘船赶到。
张经武与西藏和谈代表一行在香港登上飞机，一路辗转，经新加坡、加尔各答、西孟加拉邦北部的锡里古里，再乘汽车穿越崎岖的山间公路，于7月10日到达印度北部通往西藏的咽喉要道——噶伦堡。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英帝国主义两次入侵西藏，都把噶伦堡作为桥头堡。此时的噶伦堡仍是国际特务的政治中心。国外侵略势力继续在这里指挥分裂西藏的活动。在到达噶伦堡的当天下午，张经武即约见有影响的西藏各界人士，宣传我党的民族政策，解释《十七条协议》精神，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向在亚东的达赖喇嘛传递信息。第二天，张经武冒雨离开噶伦堡，在越过中锡边界的喜马拉雅南侧群山后，于7月14日抵达边境小城亚东。
一到亚东，张经武立即通知噶厦（藏语译音，即西藏地方政府），希望尽快会见达赖喇嘛。达赖身边的几位噶伦（即西藏地方政府的次高行政长官）提出，会见达赖喇嘛要举行“升座”仪式。对于封建式的君臣相见仪式，张经武当然不能同意。他是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的代表，在宗教习惯上要尊重西藏的风俗，但会见仪式必须正确体现西藏地方隶属于中央人民政府的关系。
7月16日，张经武前往东噶寺会见达赖。他尊敬地献上哈达，问候达赖喇嘛身体健康。张经武说：“您亲自派代表到北京谈判，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对您这种爱国态度，毛主席非常赞赏，非常高兴。”说着，他向达赖递交了毛主席的亲笔信和《十七条协议》副本以及两份《十七条协议》附件。
谈话中，张经武介绍了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和谈情况，以及《十七条协议》的主要内容，阐述了共产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达赖话语不多，但对张经武的谈话频频点头。他说，他的首席谈判代表阿沛·阿旺晋美不久即可返回拉萨，那时再由噶伦们讨论一些问题。对于《十七条协议》，达赖始终没有表态。但达赖表示，他将于藏历6月18日（即公历7月21日）离开亚东，返回拉萨。张经武完成了毛泽东赋予的第一件大事，心情轻松了许多。
达赖终于离开亚东。张经武一行也向拉萨进发。从亚东到拉萨的公路距离只有460多公里。而当年，张经武将军一行是靠骑马和步行，穿越人迹罕至的冰山、草地和湍急的河流，在高原缺氧、天气变化无常的情况下，艰难行走了18天，于8月8日，到达了海拔3700米的“日光城”——拉萨。
而此时，达赖一行正在返回拉萨途中，接受沿途各界的顶礼膜拜，为僧俗人民摸顶。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先遣支队，将抵达千里之外的夏贡拉雪山脚下。张国华、谭冠三率领的第18军机关、军直属队主力，刚刚离开两千里外的昌都。
贯彻执行《十七条协议》，是张经武进藏后的首要任务。根据中央指示，他首先设法接近达赖及拉萨上层，宣传解释《十七条协议》。而此时，拉萨上层对党中央的政策普遍不了解，顾虑和怀疑较多。一部分坚持“独立国”立场的顽固分子，则公开反对《十七条协议》，反对解放军进入西藏。
9月9日，王其梅率领的进藏部队先遣支队胜利到达拉萨。10月24日，张国华、谭冠三率领18军主力到达拉萨河，就地休整。在张经武多次督促下，达赖终于以西藏地方政府和他个人的名义，给毛主席发去拥护《十七条协议》的电报。
人民解放军进入拉萨不久，西藏上层反动分子便唆使一批商人和无业流氓，成立了所谓“人民会议”。他们在拉萨市内聚众宣誓，提出要人民解放军撤出西藏。他们纠集藏军和武装分子2000余人，突然武装包围了中央代表张经武的住地即西藏工委驻地。张经武接连三次紧急通知达赖，要求他立即采取措施，制止骚乱，事态却一再恶化。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张经武决定亲赴布达拉宫面见达赖。他临危不惧，不带一兵一卒，独自进入刀枪林立的布达拉宫。后来，达赖在他的自传中也不得不钦佩地写道：“每次张经武来探访我，都把侍卫留在外面，即使他明知生命的神圣性。”
随着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各边防要地。按理说，张经武作为中央赴藏代表的任务已经完成。为了加强各族人民的团结，巩固国防，1952年3月7日，中央电示：张经武任中共西藏工委书记，代表中央统一领导西藏党政军诸方面的工作。
1953年3月8日，毛泽东在写给达赖的信中说：“张经武同志不只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而且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他为西藏僧俗人民谋福利的决心和你是一致的，你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和他商议，他会尽力地帮助你。希望你多找机会和他面谈，如有需要直接告诉我的事情，也可由他转达。”
1954年9月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在北京隆重召开。当年4月，中央向西藏工委下达了西藏地区代表名额的分配方法。关于第十四世达赖和第十世班禅方面代表的产生办法，中央责成张经武与各方协商，取得他们的同意。
一届人大还在筹划之中，张经武便开始考虑西藏代表人选的问题。他认为，班禅赴京不会有障碍；达赖出行却不完全取决于他本人，有许多政治因素阻碍着他。张经武亲自前往罗布林卡（达赖的夏宫），做达赖的工作。
不久，达赖经过“打卦”，正式宣布，决定去北京开会。而西藏上层却众说纷纭。在历经两个月的协商和激烈争论后，全体噶伦及各级官员代表、三大寺主持，一起向张经武呈递了《关于达赖喇嘛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意见书》，其中要求：达赖来往时间最多不超过10个月；达赖饮食要按照西藏习惯予以照顾，等等。请张代表向中央报告，并写出书面保证。
“有我在，就有达赖喇嘛在，他的安全我完全负责！” 张经武的回答掷地有声。
7月10日，十世班禅一行由日喀则到达拉萨。然而，达赖和班禅却不同路而行。达赖一行，要沿着正在修筑中的康藏公路，绕道波密、昌都、雅安、成都，去西安。待达赖和班禅两路人马在西安会合后，一同前往北京。
“达赖来京，张经武必须同行，妥为照护”，“保证达赖途中绝对安全”，这是党中央的指示。为此，西藏工委成立了两套庞大的警卫、医护班子，仅达赖一路就200多人。
7月15日，张经武骑着马陪同达赖一行浩浩荡荡地离开拉萨。一天，大队人马来到拉玉，几天前，这里曾暴发泥石流，筑路部队一个排的战士不幸遇难。宿营后，张经武走进达赖的帐篷，向他通报前边的路况。他说：“明天要过泥石流地段，我们得下马步行，我要挽着你的手，全程护送你走完这一段路。”
第二天出发不久，大队人马便进入泥石流塌方地段。这里，一边山高入云，一边是十几米深的山崖河道。筑路部队布置了一个连的战士，在三四百米长的山坡上筑成一道人墙。年近半百的张经武将军走在靠山一侧，搀扶着年轻的达赖喇嘛，小心翼翼地走过乱石隘路。
经过28天的艰难跋涉，张经武和达赖的大队人马，终于抵达波密地区的加龙坝。接下去就是由60多辆戛斯69吉普车组成的车队，气势浩荡地沿着已经通车的康藏公路，向西康、成都方向进发……
9月4日，达赖、班禅乘坐的火车随着汽笛的长鸣开进了北京前门火车站。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在站台上热烈欢迎来自雪域高原的人大代表。张经武如释重负，他轻声对身边的同志说：“总算把佛爷送到首都了！”
会上，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毛主席在百忙中多次同他们谈话，勉励达赖、班禅两方面团结起来，搞好西藏工作。
1955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成立。毛主席亲自签署任命书，任命张经武为国家主席办公厅主任，同时还保留了他在西藏的所有职务。在新中国历史上，派驻中央人民政府代表，西藏是唯一的，任命国家主席办公厅主任一职也是空前绝后的。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张经武当选中央候补委员，以后又增补为中央委员。而在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张经武却没有参加，因为西藏有紧急事情需要处理，他匆匆赶回拉萨。
时逢佛祖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印度总理尼赫鲁向达赖、班禅发来参加纪念活动的邀请书。中央同意达赖、班禅赴印度参加纪念活动。但考虑到噶伦堡的复杂情况，中央要求张经武事先做好达赖的工作。
几天后，毛主席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谈到达赖访印问题时说：“要估计到达赖可能不回来，不仅不回来，而且天天骂娘。说‘共产党侵略西藏’等等，甚至在印度宣布‘西藏独立’；他也可能指使上层反动分子来一个号召，大闹起事，要把我们轰走，而他自己却说他不在那里，不负责任。这种可能，是从坏的方面着想。”
不出所料，达赖及其随行人员一踏上印度国土，居留在噶伦堡的反动头子们便把他包围起来，以“西藏全体代表”的名义，向他递交意见书，要求达赖留在印度，领导“西藏独立运动”。正在印度访问的中国总理周恩来，曾三次同达赖及其随行官员谈话。在周总理的耐心教育下，达赖一行终于在1957年1月2日离开印度返回西藏。
达赖回来后，西藏的局势继续恶化。一批叛乱分子先是在昌都地区开始叛乱，而后又窜入西藏中部地区，局部叛乱不断扩大。美国中央情报局开始向叛乱武装空投特务、电台，以及枪支和弹药。叛乱活动在西藏各地蔓延开来……
进入1959年，西藏的局部叛乱开始升级。3月10日，西藏地方政府悍然发动全面武装叛乱。
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寓所接见张经武和张国华时，分析了叛乱后的形势。他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阶级本性决定他们要闹事！”“如果达赖及其一群逃走时，我军一概不要阻拦，无论去山南，去印度，让他们去。既然反动分子已经发动叛乱，我们就要一边平叛，一边改革，要相信95％的人是站在我们一边的！”
从3月16日起，叛乱武装连续向罗布林卡和市区之间的我青藏公路拉萨运输站发起猛烈进攻。17日夜，在噶厦的安排下，达赖及其母亲、姐姐、姐夫和他周围的三个噶伦逃出拉萨，前往印度。
3月20日凌晨，叛乱武装向中央驻拉萨党、政、军机关发起全面进攻。西藏军区奉命平息叛乱，至3月22日，拉萨市区的叛乱全部被平息。3月28日，国务院宣布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委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平叛斗争在西藏全区取得胜利，民主改革运动即将开始，各族人民迎来了新西藏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
1965年9月1日，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在拉萨隆重召开。她标志着西藏已经完成了从封建农奴制度到社会主义的伟大跨越，进入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新时期。作为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张经武的重要使命已经完成。他含着胜利的微笑告别战斗了15个春秋的雪域高原。
2006年9月，时逢张经武将军百年诞辰，西藏自治区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张经武当年工作和生活的住地被修葺一新，挂上了“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楼”的匾额，成为拉萨第一个红色旅游景点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张经武将军被各族人民赞为西藏和平的使者，西藏的山山水水永远镌刻着他的伟绩和英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