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马女干部的升迁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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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2日,陕西省司法厅原党组成员、陕西省监狱管理局原党委书记刘秀珍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这是今年落马的第14名女性省管干部。

金融系统中落马女干部集中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统计发现,今年落马的干部中,女性干部数量增多。其中,中管干部中落马的女性干部为1人,与去年持平;而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国企和金融单位女性干部落马5人,而去年只有1人。
  在落马的官员中女干部相对较少,特别是中管干部,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管干部中落马的,仅有4名女干部。首个被查的中管女干部是2014年8月29日被查处的山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白云;第二个是2015年11月11日被查的北京市委副书记吕锡文;第三个是2020年6月1日被查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副主席任华;第四个是今年7月8日被查的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原书记刘川生。



  相较于落马的男干部而言,落马的女干部异地空降调任的情况几乎没有,白云自参加工作到落马均在山西任职,吕锡文落马前均在北京任职,任华落马前也一直在新疆任职。
  今年被查处的5名女性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国企和金融单位干部,全部来自金融领域。其中,中国银行河南省分行党委委員、副行长周路,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法规部一级巡视员蔡江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投资者保护局原一级巡视员曾长虹,城银清算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崔瑜均一直在金融系统任职。

部分落马女干部起点低升迁快


  除1名落马中管干部,5名落马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国企和金融单位干部为女性外,今年还有14名省管女干部落马。
  记者发现,落马的省管女干部,部分都是从起点较低的岗位开始一步步晋升,高起点起步的情况较少。例如,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局党委委员、总会计师高萍,刚进入机关时为山东省税务局计划会计处办事员;福建省公安厅一级巡视员章丽婕,参加工作时为福建省邵武市二级医药站工人;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原党委副书记范月仙,参加工作时为北京水泵厂设计员。
  部分落马的省管女干部,起点并不高,但之后却因为各种原因升迁迅速。
  例如,福建省公安厅一级巡视员章丽婕,2010年时任福建省委组织员办公室主任,2019年便升任福建省公安厅党委委员、副厅长之职;四川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职工董事、工会主席刘晓杨,1997年时任四川省直属机关团工委书记、中国联通四川分公司办公室主任,仅5年时间,于2002年8月升任四川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济师;文山州委副书记、州长张秀兰,2003年还是文山州西畴县委副书记、副县长,2006年升任文山州副州长,仅3年时间副县长变副州长。

女干部落马前为副职的占比较大


  2010年以来,中央国家机关工委统战(群工)部开展过“中央国家机关女干部成长规律研究”,该研究通过对60多个部门3000余名女性干部发放问卷后调查发现,女官员职位存在底层领导多、高层领导少,辅助性岗位多、重要岗位少,虚职多、实职少,本职多、兼职少等“四多四少”问题。
  这“四多四少”的问题,在落马干部上也有体现。记者注意到,落马的女性干部中,落马前为副职的占比较大。
  在今年落马的20个女性干部中,落马前为副职的有8位。并且其中部分落马女干部与其他落马干部有交集,例如,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投资者保护局原一级巡视员曾长虹,其曾是海南省委原常委、三亚市委原书记童道驰的直接下属。

落马女干部主动投案比例较大


  落马女干部中主动投案的也较多,今年被查处的20名女性干部中,主动投案的有4人。其中,中管干部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原书记刘川生,省管干部四川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职工董事、工会主席刘晓杨,省管干部文山州委副书记、州长张秀兰,省管干部天津市津南区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杨国法均为主动投案自首。
  与今年反腐整体趋势一致的是,女性落马干部中已退休人员同样有不少。今年以来查处的20名女干部中,有7人均已退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投资者保护局原一级巡视员曾长虹,陕西省司法厅原党组成员、陕西省监狱管理局原党委书记刘秀珍,云南省城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原副书记李建美,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原党委副书记范月仙,天津市津南区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杨国法等均是在近3年内已经退休的官员;而沈阳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原主任、党委副书记王帅英早在2015年便已退休,时隔6年后,于今年8月2日被查处;中管干部中,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原书记刘川生,2016年开始便已不再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之职,时隔5年后,于今年7月8日其主动投案自首。
  主动投案数量的多少,也一直被认为是“反腐败取得压倒性胜利”,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成绩与成果。
  上述“中央国家机关女干部成长规律研究”也曾呼吁不仅要多了解女干部“成长成才成功”的经验,更要了解影响女干部成长的主要问题,帮助她们成为优秀的女干部。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21年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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