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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所处的时代观念变革有许多讨论，究其回答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对我们所处的时代性质的认识上。即“生态文化时代”“走向可持续发展的时代”“生物技术的时代”“生态文明的时代”等等。这些观点的共性都与“人-自然”关系的生态紧密相关，预示着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生态时代”。在生态时代，“人类将生活在一个广泛的与生命共同体相互促进的关系中。”从产业革命发展的历史上考察，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环境革命的时代。历史上的农业革命解决了人的生存问题，但未能解决发展问题；工业革命解决了经济发展问题，同时带来全球环境问题；现在正在进行的环境革命，就是要解决人类如何生存和社会如何发展的问题。纵观半个多世纪以来，人类观念的巨大变化，其中有五大观念的转变，反映了我们所处的时代观念变革的特点，由此映射出生态文明的意义。
第一，人类生死观的转变。“人类毁灭”一直是古今时髦的话题，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原子弹的毁灭性威力，在20世纪50年代，有观察家预言未来人类可能死于世界核大战。但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生物学家卡逊则预言：人类可能毁灭于人类自己酿成的地球生态环境的灾难。这种人类生死观的转变，将影响我们时代发展的方向。“我们的命运不仅仅取决于我们自己做些什么，还取决于我们为作为一个整体的地球生物圈即‘盖娅’做些什么”。如果我们使“盖娅”遭到危险，她将为了更高的价值而放弃我们。要改变这种困境，尽管有环境悲观论和乐观论、“环境神话论”和“工业救世论”以及可持续发展论等学说，也经过从1972-1992联合国环境规划暑举办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峰会”，还有不计其数的NGO的环保活动，已历经半个多世纪，“但是，环境问题仍然呈继续恶化的趋势，没有实现环境保护的目标；全球生态危机的挑战进一步严重化，没有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出现这种状况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世界的末日’的主题，通过生态持续性和生态现代化的双重话语，已经被一种巨大的（然而是不应有的）生态乐观主义所代替。这种‘再循环利用所有正常的有利条件’的方法已经有效地抵消了问题的紧迫性”；另一方面，把环境危害转换为常规计划和管理问题，似乎没有必要把环境危害提升到政治高度。事实上，“坎昆会议”的分歧是《京都议定书》利益分歧的延续，根源于“南-北问题”。我国在会议上坚持的对地球环境“共同的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立场，本质上基于历史并尊重历史以及弘扬政治高度的伦理自觉，是正确的。这是在人类“要钱还是要命”这类生死观讨论的背景下人类整体利益的明智原则，特别是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十八大提出把生态文明融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中，创造生态文明的新时代，不仅揭示先进文化发展的世界方向，刻画出符合生态的人类文明改革秩序，而且“生态文明”这一生態时代的“中国话语”正在作为世界环境保护运动的新概念、新主题，成为人类生死观转变的新起点和新逻辑。
第二，群众运动观的转变。历史上的群众运动主要源于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如19世纪末，以《共产党宣言》为旗帜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红色”运动。20世纪上半叶，以反战为目的的和平文化运动——“蓝色”运动。20世纪中叶以来，风起云涌的群众性环境运动，则主要源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尖锐矛盾，这就是所谓“绿色”运动。这场运动，经历了以环境保护（1962-1992）、可持续发展（1992-2007）为特征的两个阶段，现在进入生态文明的新阶段（2007-）。其群众运动的特点，既体现在“公众参与环境决策”“开展环境公共教育”的活动中，也体现在重整社会的生态秩序，推进文明的生态秩序的创造性群众活动中。特别是在我国，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的主基调，彰显强大的中华民族精神和行动，进而形成与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相支撑的强大的社会原动力，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第三，科技-经济发展观的转变。传统的社会发展主要表现为科技与经济的正反馈发展。这种发展观建立在“无限论”的基础上，结果遭致大自然的“报复”。由此产生科技-经济发展观的生态转向，绿色科技、循环经济成为关键词。随着世界科技-经济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绿色壁垒以及能源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生态危机等现象透射出更为隐蔽的世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行为，要沉着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在国内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制，“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这对于改变“拼资源”“拼能源”和“高污染”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实现由资源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时代哲学观的转变。支配人类精神生活的哲学，以往主要关注人际形而上的研究。哲学即人学，但在最近25年来，公众的生态意识日益加强，生态哲学迅速发展，哲学的主流也开始在关注人的内心和社会关系的同时，急剧地转向荒野环境和人类生态领域。国际环境伦理学会第一任主席、美国著名生态哲学家罗尔斯顿的代表作就名为《哲学走向荒野》。今天，人与自然关系的荒野生态与人类日常生活的人类生态研究，已经成为21世纪哲学研究的新的生长点：仅就知识论而言，从传统的知识论转向生存实践论是一个必然趋势。“虽然詹姆斯强调‘哲学烤不出面包’，但哲学知识却不能与‘这有限人生的实际世界’完全分离”；罗蒂指出“一个信念之真，是其使持此信念的人能够应付环境的功用问题，而不是其摹写实在本身存在方式的问题。”还有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的概念，他们从西方哲学新趋向视角反映了时代哲学观的人类生态转向。
第五，文化观的转变。传统的文化视野局限于本土性、民族性的文化观，随着科技、经济革命的世界性扩展，现代性文化冲破甚至颠覆了地域性的、民族性的、阶级性的和国家性的文化束缚，其结果有两个方面：一方面，造成了本土文化的消减甚至流失，为此呼唤挽救民族文化成为一种文化观的转向；另一方面，造成全球生态危机，为此要求改变分立的传统文化走向整合的生态文化，成为文化观转向的另一种趋向。为此，我国高等教育不仅要发展专业教育，还要发展公共文化教育，特别是要把生态文明教育纳入学生的素质教育，支持创建绿色大学，积极培育具有生态文明意识的高级人才。由此促进区域自治的政治文明与全球整合的生态文明相互交融，对于推动人类文化变革，走向生态文明，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我党提出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符合时代发展的世界大势，并以从自身做起的政治伦理自觉，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努力开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具有重要的典型示范意义，同时也面临史无前例的理论和实践挑战。我们要“一切从实际出发，总结国内成功做法，借鉴国外有益经验”“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意义深远。
第一，人类生死观的转变。“人类毁灭”一直是古今时髦的话题，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原子弹的毁灭性威力，在20世纪50年代，有观察家预言未来人类可能死于世界核大战。但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生物学家卡逊则预言：人类可能毁灭于人类自己酿成的地球生态环境的灾难。这种人类生死观的转变，将影响我们时代发展的方向。“我们的命运不仅仅取决于我们自己做些什么，还取决于我们为作为一个整体的地球生物圈即‘盖娅’做些什么”。如果我们使“盖娅”遭到危险，她将为了更高的价值而放弃我们。要改变这种困境，尽管有环境悲观论和乐观论、“环境神话论”和“工业救世论”以及可持续发展论等学说，也经过从1972-1992联合国环境规划暑举办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峰会”，还有不计其数的NGO的环保活动，已历经半个多世纪，“但是，环境问题仍然呈继续恶化的趋势，没有实现环境保护的目标；全球生态危机的挑战进一步严重化，没有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出现这种状况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世界的末日’的主题，通过生态持续性和生态现代化的双重话语，已经被一种巨大的（然而是不应有的）生态乐观主义所代替。这种‘再循环利用所有正常的有利条件’的方法已经有效地抵消了问题的紧迫性”；另一方面，把环境危害转换为常规计划和管理问题，似乎没有必要把环境危害提升到政治高度。事实上，“坎昆会议”的分歧是《京都议定书》利益分歧的延续，根源于“南-北问题”。我国在会议上坚持的对地球环境“共同的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立场，本质上基于历史并尊重历史以及弘扬政治高度的伦理自觉，是正确的。这是在人类“要钱还是要命”这类生死观讨论的背景下人类整体利益的明智原则，特别是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十八大提出把生态文明融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中，创造生态文明的新时代，不仅揭示先进文化发展的世界方向，刻画出符合生态的人类文明改革秩序，而且“生态文明”这一生態时代的“中国话语”正在作为世界环境保护运动的新概念、新主题，成为人类生死观转变的新起点和新逻辑。
第二，群众运动观的转变。历史上的群众运动主要源于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如19世纪末，以《共产党宣言》为旗帜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红色”运动。20世纪上半叶，以反战为目的的和平文化运动——“蓝色”运动。20世纪中叶以来，风起云涌的群众性环境运动，则主要源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尖锐矛盾，这就是所谓“绿色”运动。这场运动，经历了以环境保护（1962-1992）、可持续发展（1992-2007）为特征的两个阶段，现在进入生态文明的新阶段（2007-）。其群众运动的特点，既体现在“公众参与环境决策”“开展环境公共教育”的活动中，也体现在重整社会的生态秩序，推进文明的生态秩序的创造性群众活动中。特别是在我国，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的主基调，彰显强大的中华民族精神和行动，进而形成与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相支撑的强大的社会原动力，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第三，科技-经济发展观的转变。传统的社会发展主要表现为科技与经济的正反馈发展。这种发展观建立在“无限论”的基础上，结果遭致大自然的“报复”。由此产生科技-经济发展观的生态转向，绿色科技、循环经济成为关键词。随着世界科技-经济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绿色壁垒以及能源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生态危机等现象透射出更为隐蔽的世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行为，要沉着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在国内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制，“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这对于改变“拼资源”“拼能源”和“高污染”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实现由资源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时代哲学观的转变。支配人类精神生活的哲学，以往主要关注人际形而上的研究。哲学即人学，但在最近25年来，公众的生态意识日益加强，生态哲学迅速发展，哲学的主流也开始在关注人的内心和社会关系的同时，急剧地转向荒野环境和人类生态领域。国际环境伦理学会第一任主席、美国著名生态哲学家罗尔斯顿的代表作就名为《哲学走向荒野》。今天，人与自然关系的荒野生态与人类日常生活的人类生态研究，已经成为21世纪哲学研究的新的生长点：仅就知识论而言，从传统的知识论转向生存实践论是一个必然趋势。“虽然詹姆斯强调‘哲学烤不出面包’，但哲学知识却不能与‘这有限人生的实际世界’完全分离”；罗蒂指出“一个信念之真，是其使持此信念的人能够应付环境的功用问题，而不是其摹写实在本身存在方式的问题。”还有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的概念，他们从西方哲学新趋向视角反映了时代哲学观的人类生态转向。
第五，文化观的转变。传统的文化视野局限于本土性、民族性的文化观，随着科技、经济革命的世界性扩展，现代性文化冲破甚至颠覆了地域性的、民族性的、阶级性的和国家性的文化束缚，其结果有两个方面：一方面，造成了本土文化的消减甚至流失，为此呼唤挽救民族文化成为一种文化观的转向；另一方面，造成全球生态危机，为此要求改变分立的传统文化走向整合的生态文化，成为文化观转向的另一种趋向。为此，我国高等教育不仅要发展专业教育，还要发展公共文化教育，特别是要把生态文明教育纳入学生的素质教育，支持创建绿色大学，积极培育具有生态文明意识的高级人才。由此促进区域自治的政治文明与全球整合的生态文明相互交融，对于推动人类文化变革，走向生态文明，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我党提出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符合时代发展的世界大势，并以从自身做起的政治伦理自觉，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努力开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具有重要的典型示范意义，同时也面临史无前例的理论和实践挑战。我们要“一切从实际出发，总结国内成功做法，借鉴国外有益经验”“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