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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是2006年世界银行在其《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明确提出的一个概念，其涵义是指，“使各经济体赖以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入经济体攀升是不能够重复使用的，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的增长机制锁定，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0,000美元的上限，一国很容易进入经济增长阶段的停滞徘徊期”。
国际上公认的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例如，韩国在1980年时人均GDP是1645美元，到1983年时是2074美元，但1995年韩国人均GDP就已达到了11,469美元。日本人均GDP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1976年就接近5000美元，到1984年，日本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和韩国都花了大约12年时间。
但也有许多国家长期以来未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1980年，菲律宾人均GDP是671美元，2006年是1123美元，如果把通货膨胀计算进去，人均收入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其他国家做得比较好的，像马来西亚在1980年的人均GDP是2022美元，在26年以后的2006年只达到5239美元。巴西在1987年的时候已经达到了2068美元，但是到了2006年也只有4369美元。智利在1980年已经达到2835美元，2006年则为6574美元。有许多类似的国家，虽然经过了二三十年的努力，但一直冲不过10,000美元的门槛。
目前，中国正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潜在风险。2009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已超过3700美元，另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报告预测，2010年我国人均GDP将近4000美元，这意味着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陷阱”区域，中国发展正面临着新的考验。从长期看，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虽然中国经济经过了30多年的高增长，但高增长主要体现在数量方面，而没有体现在质量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国的高增长也带有一种虚胀的成分，如假冒伪劣产品的泛滥和高投入、高污染的存在等，都是虚胀的具体表现。
中国要想获得长期发展，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一、调整经济结构和发展目标
具体在产业选择方面，一是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二是要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三是要高度重视农业；四是要适度发展第二产业，尤其是汽车产业；五是要适度参与国际化进程，要建立相对独立的国民经济产业体系；六是要大力发展休闲产业。笔者建议可在全国征收休闲税。休闲税应根据收入水平来累进征收。但休闲税与其他税不同，它只规定公民应将收入的一定百分比用于休闲，如进行旅游、娱乐、体育锻炼等消费。若公民不进行休闲消费，国家就要将这部分收入以税的形式征收到国库。所以，休闲税实质是一种强制消费税。笔者认为，征收休闲税，有利于缓解贫富差距，也有利于解决就业，同时，也有利于减少污染。在经济发展目标方面，要重视国民幸福度的提高。在经济发展战略方面，要变追赶型发展战略为和谐型发展战略。要更加注重就业问题。
二、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切实使科学技术真正成为第一生产力
我国经济发展要摆脱“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是重要举措。首先，我国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仍十分欠缺。企业是实现科技创新能力的最重要主体。早在2006年,我国就提出要在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通过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形成强大的国家竞争优势。如何在未来10年时间里实现这一伟大目标,成为摆在所有中国企业面前的严峻课题。近年来,中国企业研发投入逐年加大，科技人才队伍不断壮大,自主研发了一大批关键核心技术和高端产品。但与国外同行业优秀企业相比，发展方式相对粗放,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缺乏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和知名品牌，严重制约了企业发展和竞争力的提高。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只有万分之三的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科技研发支出占企业销售收入的平均比重仅占0.56%，而在美国、日本和韩国的大多数企业中，该比例都在4%左右。2008年,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发明专利授权量为9.3万件，其中一半以上来自外国的公司,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高科技领域。缺少核心技术,不仅使我国的企业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处在最低端,也形成了产业技术上高达40%的对外依存度。
其次，科学技术创新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基础。当前,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经济新的增长点,是我国优化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着眼点，而发展新兴产业的关键是突破核心技术。没有核心技术，就只能在低端制造上发展，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就是一句空话。在发展科学技术具体对策方面，一是要加大科学技术方面的资金投入。要多渠道、多方式、多层次地增加科技投入。要落实责任制，建立强有力的组织管理体系和监督评估体系。要加大改革力度，以企业为主体，促进产学研用紧密结合和科技资源整合、开放与共享。要加强科技人才特别是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和培养。二是要立足产业发展的需要，加大科学技术的开发和利用。要优先解决好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发展中的技术难题，要充分发挥科技工作在建设农村社会化综合服务体系中的积极作用；要重点抓好工业和第三产业发展中技术改造和产品质量提高、节能降耗和合理利用资源等经济建设中的迫切问题；要继续采取各种措施，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提高先进科技成果应用的覆盖率和规模效益。另外，基础性研究是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先导、源泉与后盾，要始终不渝地给予特殊扶持，集中力量重点抓好一批国家级的研究机构和实验室，为未来支柱性产业的建设和发展提供科技储备。
三、发挥好政府的主导作用
在推进经济发展中，政府的作用是独特的。其一，发展离不开制度创新，而政府在推动制度创新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制度创新是大量利益主体为利益进行博弈所导致的均衡。制度创新的主体是多元的，但不同主体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一个单个的人，就是一个主体，一个集团，也是一个推动制度创新的主体。一般而言，具有强势地位的主体，对制度创新的作用力相对较大；相反，具有弱势地位的主体，对制度创新的作用力相对较小。政府一般是社会的强势主体，所以政府在推动制度创新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其二，政府是解决人才问题的关键。发展离不开人才，这是一个共识。解决人才问题，关键是要为人才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好环境。而在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方面，政府是起主导作用的。其三，政府是解决市场失灵的关键。其四，政府是解决政府失灵的关键。其五，政府在意识形态变革方面具有主导作用。其六，各国发展的实践也证明，政府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资本主义的兴起，一方面是市场自身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政府的作用也功不可没。从各国发展实践看，凡是社会经济有良好发展的，政府在其中都起到了好的作用；凡是政府没有起到好作用的，社会经济发展就存在许多问题。其七，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府的作用更为重要和关键。相比发达国家而言，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更多，而这些问题都需要政府发挥主导和关键作用去解决。主要是：1.发展中国家制度创新的任务更艰巨；2.发展中国家市场发育更滞后，市场失灵更严重；3.发展中国家人才问题更严重；4.发展中国家政府变革的任务很艰巨，这也导致政府失灵问题十分突出；5.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十分滞后；6.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不均衡问题十分突出；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政府发挥好关键作用和主导作用，否则，社会经济发展就有可能是扭曲和高成本的，社会经济运行就有可能陷入一种低水平的均衡轨道上。
作者：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经济学部教授
（责编/张立新）
国际上公认的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例如，韩国在1980年时人均GDP是1645美元，到1983年时是2074美元，但1995年韩国人均GDP就已达到了11,469美元。日本人均GDP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1976年就接近5000美元，到1984年，日本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和韩国都花了大约12年时间。
但也有许多国家长期以来未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1980年，菲律宾人均GDP是671美元，2006年是1123美元，如果把通货膨胀计算进去，人均收入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其他国家做得比较好的，像马来西亚在1980年的人均GDP是2022美元，在26年以后的2006年只达到5239美元。巴西在1987年的时候已经达到了2068美元，但是到了2006年也只有4369美元。智利在1980年已经达到2835美元，2006年则为6574美元。有许多类似的国家，虽然经过了二三十年的努力，但一直冲不过10,000美元的门槛。
目前，中国正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潜在风险。2009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已超过3700美元，另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报告预测，2010年我国人均GDP将近4000美元，这意味着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陷阱”区域，中国发展正面临着新的考验。从长期看，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虽然中国经济经过了30多年的高增长，但高增长主要体现在数量方面，而没有体现在质量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国的高增长也带有一种虚胀的成分，如假冒伪劣产品的泛滥和高投入、高污染的存在等，都是虚胀的具体表现。
中国要想获得长期发展，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一、调整经济结构和发展目标
具体在产业选择方面，一是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二是要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三是要高度重视农业；四是要适度发展第二产业，尤其是汽车产业；五是要适度参与国际化进程，要建立相对独立的国民经济产业体系；六是要大力发展休闲产业。笔者建议可在全国征收休闲税。休闲税应根据收入水平来累进征收。但休闲税与其他税不同，它只规定公民应将收入的一定百分比用于休闲，如进行旅游、娱乐、体育锻炼等消费。若公民不进行休闲消费，国家就要将这部分收入以税的形式征收到国库。所以，休闲税实质是一种强制消费税。笔者认为，征收休闲税，有利于缓解贫富差距，也有利于解决就业，同时，也有利于减少污染。在经济发展目标方面，要重视国民幸福度的提高。在经济发展战略方面，要变追赶型发展战略为和谐型发展战略。要更加注重就业问题。
二、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切实使科学技术真正成为第一生产力
我国经济发展要摆脱“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是重要举措。首先，我国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仍十分欠缺。企业是实现科技创新能力的最重要主体。早在2006年,我国就提出要在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通过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形成强大的国家竞争优势。如何在未来10年时间里实现这一伟大目标,成为摆在所有中国企业面前的严峻课题。近年来,中国企业研发投入逐年加大，科技人才队伍不断壮大,自主研发了一大批关键核心技术和高端产品。但与国外同行业优秀企业相比，发展方式相对粗放,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缺乏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和知名品牌，严重制约了企业发展和竞争力的提高。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只有万分之三的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科技研发支出占企业销售收入的平均比重仅占0.56%，而在美国、日本和韩国的大多数企业中，该比例都在4%左右。2008年,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发明专利授权量为9.3万件，其中一半以上来自外国的公司,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高科技领域。缺少核心技术,不仅使我国的企业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处在最低端,也形成了产业技术上高达40%的对外依存度。
其次，科学技术创新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基础。当前,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经济新的增长点,是我国优化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着眼点，而发展新兴产业的关键是突破核心技术。没有核心技术，就只能在低端制造上发展，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就是一句空话。在发展科学技术具体对策方面，一是要加大科学技术方面的资金投入。要多渠道、多方式、多层次地增加科技投入。要落实责任制，建立强有力的组织管理体系和监督评估体系。要加大改革力度，以企业为主体，促进产学研用紧密结合和科技资源整合、开放与共享。要加强科技人才特别是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和培养。二是要立足产业发展的需要，加大科学技术的开发和利用。要优先解决好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发展中的技术难题，要充分发挥科技工作在建设农村社会化综合服务体系中的积极作用；要重点抓好工业和第三产业发展中技术改造和产品质量提高、节能降耗和合理利用资源等经济建设中的迫切问题；要继续采取各种措施，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提高先进科技成果应用的覆盖率和规模效益。另外，基础性研究是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先导、源泉与后盾，要始终不渝地给予特殊扶持，集中力量重点抓好一批国家级的研究机构和实验室，为未来支柱性产业的建设和发展提供科技储备。
三、发挥好政府的主导作用
在推进经济发展中，政府的作用是独特的。其一，发展离不开制度创新，而政府在推动制度创新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制度创新是大量利益主体为利益进行博弈所导致的均衡。制度创新的主体是多元的，但不同主体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一个单个的人，就是一个主体，一个集团，也是一个推动制度创新的主体。一般而言，具有强势地位的主体，对制度创新的作用力相对较大；相反，具有弱势地位的主体，对制度创新的作用力相对较小。政府一般是社会的强势主体，所以政府在推动制度创新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其二，政府是解决人才问题的关键。发展离不开人才，这是一个共识。解决人才问题，关键是要为人才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好环境。而在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方面，政府是起主导作用的。其三，政府是解决市场失灵的关键。其四，政府是解决政府失灵的关键。其五，政府在意识形态变革方面具有主导作用。其六，各国发展的实践也证明，政府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资本主义的兴起，一方面是市场自身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政府的作用也功不可没。从各国发展实践看，凡是社会经济有良好发展的，政府在其中都起到了好的作用；凡是政府没有起到好作用的，社会经济发展就存在许多问题。其七，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府的作用更为重要和关键。相比发达国家而言，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更多，而这些问题都需要政府发挥主导和关键作用去解决。主要是：1.发展中国家制度创新的任务更艰巨；2.发展中国家市场发育更滞后，市场失灵更严重；3.发展中国家人才问题更严重；4.发展中国家政府变革的任务很艰巨，这也导致政府失灵问题十分突出；5.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十分滞后；6.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不均衡问题十分突出；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政府发挥好关键作用和主导作用，否则，社会经济发展就有可能是扭曲和高成本的，社会经济运行就有可能陷入一种低水平的均衡轨道上。
作者：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经济学部教授
（责编/张立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