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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最早获取日军偷袭珍珠港情报
●在澳门布置下铲除陈璧君的罗网
●为了“野蛮女友”离开军统
●戴笠是他的班主任
88岁的郭伟波坐在广州大道一栋大厦自家安静的大厅里，透过正午窗外灿烂的南国阳光，缓缓地恋恋地回眸，回眸青春，在岁月迟暮时回望战火纷飞中的特工生涯，回望曾相随相伴的青春女友。
20岁的郭伟波怀着精忠报国志愿渴望前线杀敌，终夙愿以偿成了一名军统高级特工，在铲除汉奸的抗战岁月，他的生活充满了生与死的惊险，英俊的特工身旁美女如云。他经历了每一个朝代的年轻人所共有的憧憬、追寻、坎坷。青春的美丽纯净光环，穿越60载烟雨，永远闪耀着令人眷恋伤感的心灵之光。
孙科传话给我:回来读书，安心读书
1918年我生于广州黄埔村，因为是众多兄弟中最小的，因此，我是父母最宠爱的，也是最顽皮的，还有点霸气。父亲开了一家大型锅炉厂，在当时颇具规模。但民族工业境况窘迫，父亲的锅炉厂面临破产时，我已是上高中的年龄了，我被送往中山县中山纪念中学读书。当时校方见我家穷，就免了我的学费及膳费，同班同学多来自台山侨乡，家境宽裕，常常接济我。
我在同窗中很有威信。我喜爱运动，是学校出色的篮球中锋。十六七岁的我，1.76米高的身材，宽宽的双肩，还曾获广州少年游泳冠军，在同学中很有号召力，校长很喜欢我。但后来，岭南大学新派来一位校长，老校长走了。新校长看我就是不顺眼，于是，决定把我开除。我不服气，联合学生闹学潮。结果，学潮一事传到了对中山纪念中学一直十分关心的孙科那儿。孙科亲自赴中山，调查一番后，孙科宣布新的校长任命无效，他自己任校长。他传话给我：回来读书，安心读书。
1936年，我考上岭南大学，准备攻读历史，我的两个兄长已分别在中山大学和南宁大学任教，我虽然爱活动，但如果不是战争发生，我也会攻读历史成为一个快乐悠悠的教师吧。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全面入侵中国。全国抗日情绪高涨，我毅然投笔从戎，1937年12月考入黄埔军校第14期。分校校址在九江的庐山，那一期学员有2000多人，驻扎在庐山山麓。军校生活是上午学习军事、政治，下午出操，晚上演习夜战。前线急需军官，因此，我们只学了几个月就毕业了，我分在军委后方勤务部当见习中尉军官。见习期满，我被分到江西赣南兴国的第六临时残废院。“六残院”多为“八一三”淞沪之战中受伤的士兵。
那时最难忘的是蒋经国视察“六残院”并号召成立由伤残兵组成抗战宣传队的事情。
当时蒋经国任赣州行署专员，22岁的他在赣州青年人中有很高威望。有一天，他来到“六残院”看望伤残士兵后，与院长谈起要成立一支伤兵抗战宣传队的事。院长向蒋经国推荐由我来负责，蒋经国打量着一身戎装的雄赳赳的我，问道:中尉，有没有胆量担起这个担子？我立正行礼说愿意接受锻炼。蒋经国满意地拍了板。
“六残院”抗战宣传队成立那天，蒋经国出席并鼓动大家:“你们是最早与日本人拼搏，最早流血的，你们来宣传抗日，将具有更形象的号召力。”
我的班主任是戴笠。训练了半年，我就被派往澳门
1939年底，我离开兴国，请假去上饶报考空军。读书时曾考了几次，因眼睛有沙眼病而没考上。结果，此行又扑了空，没有招考空军的，但恰遇黄埔军校在招生，我再次报了名。
那时的我一心渴望上前线杀敌。招生办事处的人一看我的简历，立即任命我为上尉军官，带领学员前行至成都。于是，我带领新学员三个多月后到了重庆。
这时，我不想当上尉，我想的是如何上前线。恰逢中央政治学校（后改中央政治大学）正招生，我又报名。1940年秋天毕业，我学的是计算班，分配在国民党行政院交通部当会计。当时，真是沮丧极了。一个热血男儿当会计，我不想干了。
我所渴望的机会终于来临。
当时军委宣传处办外事训练班（后来才知道实际是军统特工培训班），报考资格为大学毕业以上，留学生或有特殊资历的。我有黄埔学员、中央政治学院学员资质，又有上尉军衔。因此，我凭着三个条件而入围。
进入训练班才知道，这个训练班在军统是一流的，学员多外派公干，如留在国内专门从事外交事务和秘密系统工作。外事训练班共办了五期，我属第三期，每期六七十人。我的班主任是戴笠。出于战事的需要，训练了半年，我们就被派往澳门。
1937年日本大举侵略中国，广州、中山于1938年先后沦入敌手。广州人能逃的除逃往四乡外，多数逃到香港，中山人则大多避难于澳门。一时间港澳出现异乎寻常的繁荣热闹。葡萄牙与日本属非交战国，因此，澳门也表明它的中立地位，但实际上却处处受制于日本人。由于葡萄牙与日本保持着外交关系，澳门因而仍旧拥有行政权，但幕后操纵大权却在日本人手中:它除在松山之腰设立领事馆外，还有公开挂正牌子的特务机关，设特务机关长。如南环××日报二、三楼的情报机构、“密侦”系统、日语训练班（从中挑选日伪特务）等，还有挂着“检疫所”、“大地影片公司”之类的大大小小日伪汉奸机构。
刘芳玉心仪“十一少”。不久，我们便在澳门同居了
1938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于广州沦陷后瞬即进入澳门成立“澳门站”，初期隶属于军统香港区，不久独立成为澳门站，直接隶属于重庆军统局本部。澳门站下辖情报（大）组，行动(大)组及多个外围小组，并辖属中山、石岐、小榄等小组。澳门站站长是郑介民侄儿郑鹤影，书记（副站长兼秘书长）是张唯勤。1942年春，郑鹤影调任广东站长，澳门站长由张唯勤接替（张是军统最高级训练班外事训练班二期毕业），书记则由澳门直属情报员洪涛（即笔者，外事班三期毕业）充任。1942年夏，重庆（当年港澳南洋等地的人多称军统特工为“重庆分子”）局本部再派外事班三期毕业生黄额英到澳门站为内勤。至此澳门站三位领导都是外事班出身，份属同学，合作无间，在摄取情报、对付日伪活动、刺杀汉奸等方面都取得很大成绩，使日伪闻风丧胆。
我起初租住新马路×号三楼，同楼另一租客是初中学生梅永浩，其父是在石岐开鸦片烟馆的大毒枭，因为不想其独生子继承毒品业，遂将永浩送澳门读书。与我相处久了，永浩要求我做个“异姓兄弟”，至此我每进石岐就必住梅家，梅的父母亦以“子侄”礼相待，使我在石岐的工作既方便又安全。
我四兄乃当时广州岭南大学教授，介绍了挚友李曼的外甥女刘芳玉给我（略大我三四岁）。刘芳玉为人正直豪迈，带江湖气，在粤剧中为二帮花旦，有“大姐”之称。她与名旦车秀英有金兰之义，故车秀英当时称我为“姐夫”，同租住高楼街×号二楼前后座，因此我结识不少粤剧界中人，开拓了广阔的社交活动。
我到澳时年方二十四五岁，体魄魁梧，爱好体育，进过大学，人过军校，文武俱备，胆大勇敢，是块间谍特工的料子，公开身份是“顺利行”经理，以“阔少”形象活跃于澳门街中上层社会，人皆称为“十一少”。当时，“十一少”吸引了上层社会名媛的青睐，特别是刘芳玉的心仪。不久，我们便同居澳门。
年轻漂亮的日本特务情人陈××，对我抱着好感，她把日军将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秘密泄露给我
日本驻澳门特务机关长的情妇陈××是位年轻漂亮的女子，对我极表“好感”。她把“日军于近期内将有大规模行动”的秘密泄露给我。出于职业敏感，我立刻上报局本部。后来据悉，重庆方面也截获、破译了日本军方情报密码，综合研究出“日军将会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结论，并知会美英方面。然而骄傲自大的美国军方漠然置之，以致出现“珍珠港事件”。
日空军偷袭珍珠港的同时，进攻香港，封锁了港澳海上交通线。葡澳政府慌了手脚，立刻全面封存各店的米粮、面粉、杂粮等，同时加强了社会治安的管理，但粮价黑市暴涨几倍，市场骚乱。渐渐乞丐满街，偷抢不断，10多天后，饿殍出现街头，惨剧持续达一月之久。
太平洋战争发生后，日本情报机构在澳门物色一批舞女到“日语训练班”受训，挑选其中一些姿色娇俏的活跃分子再予以特务训练，然后派遣她们潜入内地进行情报、破坏活动。自然，这一切都逃不过我的眼睛，她们潜入一个便被捉一个，派进两个擒一双。日伪发现这个行动失败便取消了这项活动。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发生后，日军全面南侵，澳门地位显得更为重要。日伪南京政府特工首脑丁默涵派遣得力特务邓××携眷南下澳门开展工作，住十月初五街××号二楼。我通过福建大亨杨、戴等人结识邓××，探知邓的详细情况及其活动规律，与站长张唯勤定出“擒贼先擒王”战略，使其情报组织无法建立起来。经过缜密布置，于1942年夏天派两名行动组射手埋伏，游弋于十月初五街旺区，我负责就近监督指挥。
当天上午10时，邓××离家行经埋伏圈便被澳门站两名射手一左一右贴身夹击，两枪均中胸部。邓××随即伤重倒地。我见刺杀行动顺利，即跑步到邓家“报信”，领着邓太太跑到出事地点。这时，现场已围满了人，葡警已保护现场，救护车也已到达。邓太太随救护车直驶山顶医院。我被带回警署录口供。我供称路过现场时巧逢案发，出于友情关系跑往邓家报信……随即被放出。
邓××伤势虽重，但身体壮健，在山顶医院医治月余便奇迹地痊愈，出院后赶快离开澳门急急北返了，其特务组织始终无法建立起来。
汪伪广东省政府驻澳门特派员陈××，实际上每周都向我“汇报”情况
当年澳门只有一间很具规模的邮电总局，统管澳门内外的邮政电信。局内早已安插好澳门站的外国情报员，由余合意、李××、牛根三人小组掌握住三个主要部门，他们可以随意点阅抽查邮件电信。余、李两人都有一手偷拆任何信件的本领。我每天都可以接到他们送来的一些已经拆开信口的邮件，摘录有情报价值的内容后，第二天将原件交回他们重新封好寄出。我就这样毫不费力地从中获取情报。
其时汪伪广东省政府在澳门派驻有特派员机构。特派员陈××每星期都有一两件密函通过该局向伪广东省政府汇报。尽管是“密函”，实际上都必被我过目后才寄发出去的。如此一来，陈特派员每周都向我“汇报”情况，成了澳门站的“外围情报员”。而陈××本人始终蒙在鼓里，这也是留住他的性命不杀的主要原因。
文化界、商界大汉奸杨文德，是福建帮四位大亨之一，曾担任过香港《天演日报》社社长，受日方命令在澳门新马路开设南华运输公司。日军全面南侵，占香港、入印支、攻马来，渐感国力不足，资源枯竭，杨文德受命用南华公司名义以澳门为支点，向四周邻近地区搜集各类金属原材料，供应日方需要。
我将情况向局本部请示，得到“除奸”指令，遂与张站长研究，决定在1942年8月派行动组执行。7月我约请杨文德到中央酒店二楼阁仔金门餐室午茶，让行动组预先订座在侧面房间窥候，详细窥看杨文德的面貌、特征。品茗间，我屡屡把茶壶嘴指向杨文德以点明目标（因杨携带朋友、保镖各一人），以免他日临场错杀。
行动前几天，我与刘芳玉路过南华运输公司楼下，刘芳玉要上楼去探访杨文德，说要杨送花篮给她捧场。上楼方坐定，刘芳玉就开门见山地说:“肥杨，我埋班快登台了，你送什么给我捧场?”杨文德笑着脱口而出:“大姐，放心啦，当然送个大花篮啦，唔通花圈咩?”此语一出，我神经大震，“花圈”往往是与死连在一起的。我立刻起身声称“有事”要告辞，便拉住刘芳玉下楼离开南华公司。在回家的路上边走边琢磨：难道杨文德已经预感到有人要暗杀他，故意用“花圈”一词以探虚实？难道是言语上的巧合？或者是真有什么“冥冥中注定”这么神奇的事？难道是这次行动失败的先兆？这一连串的“难道”使我接连几天心神不定，忐忑不安。
行动那一天，我到利为旅酒店杨文德的长期包房中与他搓了八圈麻将。天色已近黄昏，杨邀我同去十月初五街吃著名的纸包鸡。我托词有事辞去，立即与张站长碰头，马上调兵遣将。行动计划由张站长亲自指挥，当晚成功地将杨击毙。
离开澳门，我奉上司命令到桂林休整两个月，接着，被派往广州湾（湛江）任直属组组长，军衔为上校，我带了一箱军统自制的电池（用于发电报）。广州湾的背景较复杂。那儿隶属法国租界，日军军事基地驻有两万部队。我们组的任务是收集情报，设有行动组，没有武器。当时我觉得很不习惯。因为年轻气盛，一心想用武器除奸。
我的女友刘芳玉长年在外地演戏，为了更好地刺探情报，我开始与舞女陈美同居
我们的任务主要是收集日本军队的布局、动态情报，日本人的特务机关有宪兵队、秘侦队、秘经队，秘经队下有“驳脚”（即外国特工）。
这段日子因为没有除奸行动，表面上是悠闲轻松的，那时我除了上课，其余主要的两件事是跳舞和打篮球。每天课后，我先奔舞场（日场），然后上篮球场，冲凉完毕，又出现在舞场上。
我的女友刘芳玉长年在外地演戏。为了更好地刺探情报，我开始与一舞女陈美同居。她原先被一日军官包养，美丽而风流，我那时风流倜傥，一表人材，身边美女名媛如云。每天从篮球场回校冲凉，然后沿着学校前面坡道弯行一段路，陈美的住所就到了，两人一起吃晚饭，饭后上舞厅，舞会结束后，我与陈美共度良宵。
危险在逼近，我却浑然不知，我在广州湾的出现，引起了一中学同学陆楚生的注意，他是日本秘经队的。他一直疑惑黄埔军校毕业的军官怎么会终日在广州湾出入灯红酒绿之地呢。日本秘经队要他将我拉入他们的组织。陆同学告知，你要多少钱，他们都会考虑的。我没有答应。
有一天，我从球场回到家里，然后依旧坐黄包车去陈美家。这一天我不知出于什么动机，突然黄包车改行另一条道，当我出现在陈美面前，她一把抱住我，痛哭起来。她说：“今日街头发生了命案，一个爱打篮球的年轻人被日本特务打死了，她以为是我，见我安然无恙，她又破涕为笑了（陆楚生事后暗示是我命大，原来日本特务在我每日经过的路旁守候）。我十分平静地为陈美擦去泪水，说:“没关系，我不是好好的吗？”可以说，从事特工队那天起，我就每天都面临生死考验。面对凶险，处之泰然。
“阿蛮”年轻美丽，性格桀骜不驯，像匹野马，可谓野蛮女友
那时我常光顾的是乐舞厅。老板是一位书生，妻子叫小言。小言美丽年轻，性格桀骜不驯，像匹野马，可谓是野蛮女友，老板对她又爱又恨，她将老板支使得晕头转向，人称“阿蛮”。
“阿蛮”喜欢上了我，并且大胆租了房与我同居城内。那个舞女陈美自然让位了。“阿蛮”既美丽又野性，加上老板的财势，使她更加肆无忌惮。
又一个傍晚，我与“阿蛮”以及另一舞场同党孔华刚吃完饭，听到有人敲门，“阿蛮”问:是谁？一定是舞厅老板来了，平日刁蛮的“阿蛮”此时吓得脸发白，她知道老板平日不吭声，今日来一定是带了人和枪的。原来老板早从保姆处知道“阿蛮”租房的事。
我马上跳起来，躲在房门后面。
老板推门而入。孔华连忙上去说:“我约‘阿蛮’去跳舞。”老板没看他，径直进屋，直入厨房，然后返回，他没看见隐身于门后的我。
老板带着两个持枪保镖扬长而去，“阿蛮”与我幸免于难。
她不想与我漂泊了，她过惯了灯红酒绿的生活
广州湾情报组要撤了。军统命令我回桂林待命。我与阿蛮告别，阿蛮却怎么也不肯离开我。我便带上她“私奔”桂林。我被任命为桂林办事处二科科长。这期间，长沙会战失守，日军从湖南进入广西，逼近桂林。
其实，我带阿蛮去桂林，是犯了军统规矩的。按法规，我起码要被关上10年。怎么办？这时，我的一个刚刚退役的罗姓同学正想动员我去新加坡，他是侨胞，回国参加抗战的。
他问我：“你知道爱德华一世的故事吗？”
我说，知道。
他说：你只是一个中校，你的江山有多大？我们一起走吧。离开军校，去南宁，由南宁经越南转新加坡。在那儿，我包你一生无忧。
这时，阿蛮却不想再与我一起飘泊了。她过惯了灯红酒绿的生活。我没有办法，只能先送她回广州湾。我对罗同学说，好的，离开军统，我先送她回广州湾，你等着我回来。
与“阿蛮”分手，我踏上回南宁的路。在南宁我被军统传讯，因为我身上有许多重要机密，是不能擅自离开的。于是，他们张开口袋在等着抓捕我。
我并不知道这一切，在进入南宁的前一站合浦后，我突然改变主意，不去南宁，改道去了越南。
那位罗同学后来北上抗日，任团长，牺牲在战场上。抗战结束后，我曾按他所说的地址写信去新加坡，他的妻子回信告诉我，他已阵亡。
我只身出现在越南，继续参与抗日活动，但我的军统特工生涯结束了。
●在澳门布置下铲除陈璧君的罗网
●为了“野蛮女友”离开军统
●戴笠是他的班主任
88岁的郭伟波坐在广州大道一栋大厦自家安静的大厅里，透过正午窗外灿烂的南国阳光，缓缓地恋恋地回眸，回眸青春，在岁月迟暮时回望战火纷飞中的特工生涯，回望曾相随相伴的青春女友。
20岁的郭伟波怀着精忠报国志愿渴望前线杀敌，终夙愿以偿成了一名军统高级特工，在铲除汉奸的抗战岁月，他的生活充满了生与死的惊险，英俊的特工身旁美女如云。他经历了每一个朝代的年轻人所共有的憧憬、追寻、坎坷。青春的美丽纯净光环，穿越60载烟雨，永远闪耀着令人眷恋伤感的心灵之光。
孙科传话给我:回来读书，安心读书
1918年我生于广州黄埔村，因为是众多兄弟中最小的，因此，我是父母最宠爱的，也是最顽皮的，还有点霸气。父亲开了一家大型锅炉厂，在当时颇具规模。但民族工业境况窘迫，父亲的锅炉厂面临破产时，我已是上高中的年龄了，我被送往中山县中山纪念中学读书。当时校方见我家穷，就免了我的学费及膳费，同班同学多来自台山侨乡，家境宽裕，常常接济我。
我在同窗中很有威信。我喜爱运动，是学校出色的篮球中锋。十六七岁的我，1.76米高的身材，宽宽的双肩，还曾获广州少年游泳冠军，在同学中很有号召力，校长很喜欢我。但后来，岭南大学新派来一位校长，老校长走了。新校长看我就是不顺眼，于是，决定把我开除。我不服气，联合学生闹学潮。结果，学潮一事传到了对中山纪念中学一直十分关心的孙科那儿。孙科亲自赴中山，调查一番后，孙科宣布新的校长任命无效，他自己任校长。他传话给我：回来读书，安心读书。
1936年，我考上岭南大学，准备攻读历史，我的两个兄长已分别在中山大学和南宁大学任教，我虽然爱活动，但如果不是战争发生，我也会攻读历史成为一个快乐悠悠的教师吧。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全面入侵中国。全国抗日情绪高涨，我毅然投笔从戎，1937年12月考入黄埔军校第14期。分校校址在九江的庐山，那一期学员有2000多人，驻扎在庐山山麓。军校生活是上午学习军事、政治，下午出操，晚上演习夜战。前线急需军官，因此，我们只学了几个月就毕业了，我分在军委后方勤务部当见习中尉军官。见习期满，我被分到江西赣南兴国的第六临时残废院。“六残院”多为“八一三”淞沪之战中受伤的士兵。
那时最难忘的是蒋经国视察“六残院”并号召成立由伤残兵组成抗战宣传队的事情。
当时蒋经国任赣州行署专员，22岁的他在赣州青年人中有很高威望。有一天，他来到“六残院”看望伤残士兵后，与院长谈起要成立一支伤兵抗战宣传队的事。院长向蒋经国推荐由我来负责，蒋经国打量着一身戎装的雄赳赳的我，问道:中尉，有没有胆量担起这个担子？我立正行礼说愿意接受锻炼。蒋经国满意地拍了板。
“六残院”抗战宣传队成立那天，蒋经国出席并鼓动大家:“你们是最早与日本人拼搏，最早流血的，你们来宣传抗日，将具有更形象的号召力。”
我的班主任是戴笠。训练了半年，我就被派往澳门
1939年底，我离开兴国，请假去上饶报考空军。读书时曾考了几次，因眼睛有沙眼病而没考上。结果，此行又扑了空，没有招考空军的，但恰遇黄埔军校在招生，我再次报了名。
那时的我一心渴望上前线杀敌。招生办事处的人一看我的简历，立即任命我为上尉军官，带领学员前行至成都。于是，我带领新学员三个多月后到了重庆。
这时，我不想当上尉，我想的是如何上前线。恰逢中央政治学校（后改中央政治大学）正招生，我又报名。1940年秋天毕业，我学的是计算班，分配在国民党行政院交通部当会计。当时，真是沮丧极了。一个热血男儿当会计，我不想干了。
我所渴望的机会终于来临。
当时军委宣传处办外事训练班（后来才知道实际是军统特工培训班），报考资格为大学毕业以上，留学生或有特殊资历的。我有黄埔学员、中央政治学院学员资质，又有上尉军衔。因此，我凭着三个条件而入围。
进入训练班才知道，这个训练班在军统是一流的，学员多外派公干，如留在国内专门从事外交事务和秘密系统工作。外事训练班共办了五期，我属第三期，每期六七十人。我的班主任是戴笠。出于战事的需要，训练了半年，我们就被派往澳门。
1937年日本大举侵略中国，广州、中山于1938年先后沦入敌手。广州人能逃的除逃往四乡外，多数逃到香港，中山人则大多避难于澳门。一时间港澳出现异乎寻常的繁荣热闹。葡萄牙与日本属非交战国，因此，澳门也表明它的中立地位，但实际上却处处受制于日本人。由于葡萄牙与日本保持着外交关系，澳门因而仍旧拥有行政权，但幕后操纵大权却在日本人手中:它除在松山之腰设立领事馆外，还有公开挂正牌子的特务机关，设特务机关长。如南环××日报二、三楼的情报机构、“密侦”系统、日语训练班（从中挑选日伪特务）等，还有挂着“检疫所”、“大地影片公司”之类的大大小小日伪汉奸机构。
刘芳玉心仪“十一少”。不久，我们便在澳门同居了
1938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于广州沦陷后瞬即进入澳门成立“澳门站”，初期隶属于军统香港区，不久独立成为澳门站，直接隶属于重庆军统局本部。澳门站下辖情报（大）组，行动(大)组及多个外围小组，并辖属中山、石岐、小榄等小组。澳门站站长是郑介民侄儿郑鹤影，书记（副站长兼秘书长）是张唯勤。1942年春，郑鹤影调任广东站长，澳门站长由张唯勤接替（张是军统最高级训练班外事训练班二期毕业），书记则由澳门直属情报员洪涛（即笔者，外事班三期毕业）充任。1942年夏，重庆（当年港澳南洋等地的人多称军统特工为“重庆分子”）局本部再派外事班三期毕业生黄额英到澳门站为内勤。至此澳门站三位领导都是外事班出身，份属同学，合作无间，在摄取情报、对付日伪活动、刺杀汉奸等方面都取得很大成绩，使日伪闻风丧胆。
我起初租住新马路×号三楼，同楼另一租客是初中学生梅永浩，其父是在石岐开鸦片烟馆的大毒枭，因为不想其独生子继承毒品业，遂将永浩送澳门读书。与我相处久了，永浩要求我做个“异姓兄弟”，至此我每进石岐就必住梅家，梅的父母亦以“子侄”礼相待，使我在石岐的工作既方便又安全。
我四兄乃当时广州岭南大学教授，介绍了挚友李曼的外甥女刘芳玉给我（略大我三四岁）。刘芳玉为人正直豪迈，带江湖气，在粤剧中为二帮花旦，有“大姐”之称。她与名旦车秀英有金兰之义，故车秀英当时称我为“姐夫”，同租住高楼街×号二楼前后座，因此我结识不少粤剧界中人，开拓了广阔的社交活动。
我到澳时年方二十四五岁，体魄魁梧，爱好体育，进过大学，人过军校，文武俱备，胆大勇敢，是块间谍特工的料子，公开身份是“顺利行”经理，以“阔少”形象活跃于澳门街中上层社会，人皆称为“十一少”。当时，“十一少”吸引了上层社会名媛的青睐，特别是刘芳玉的心仪。不久，我们便同居澳门。
年轻漂亮的日本特务情人陈××，对我抱着好感，她把日军将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秘密泄露给我
日本驻澳门特务机关长的情妇陈××是位年轻漂亮的女子，对我极表“好感”。她把“日军于近期内将有大规模行动”的秘密泄露给我。出于职业敏感，我立刻上报局本部。后来据悉，重庆方面也截获、破译了日本军方情报密码，综合研究出“日军将会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结论，并知会美英方面。然而骄傲自大的美国军方漠然置之，以致出现“珍珠港事件”。
日空军偷袭珍珠港的同时，进攻香港，封锁了港澳海上交通线。葡澳政府慌了手脚，立刻全面封存各店的米粮、面粉、杂粮等，同时加强了社会治安的管理，但粮价黑市暴涨几倍，市场骚乱。渐渐乞丐满街，偷抢不断，10多天后，饿殍出现街头，惨剧持续达一月之久。
太平洋战争发生后，日本情报机构在澳门物色一批舞女到“日语训练班”受训，挑选其中一些姿色娇俏的活跃分子再予以特务训练，然后派遣她们潜入内地进行情报、破坏活动。自然，这一切都逃不过我的眼睛，她们潜入一个便被捉一个，派进两个擒一双。日伪发现这个行动失败便取消了这项活动。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发生后，日军全面南侵，澳门地位显得更为重要。日伪南京政府特工首脑丁默涵派遣得力特务邓××携眷南下澳门开展工作，住十月初五街××号二楼。我通过福建大亨杨、戴等人结识邓××，探知邓的详细情况及其活动规律，与站长张唯勤定出“擒贼先擒王”战略，使其情报组织无法建立起来。经过缜密布置，于1942年夏天派两名行动组射手埋伏，游弋于十月初五街旺区，我负责就近监督指挥。
当天上午10时，邓××离家行经埋伏圈便被澳门站两名射手一左一右贴身夹击，两枪均中胸部。邓××随即伤重倒地。我见刺杀行动顺利，即跑步到邓家“报信”，领着邓太太跑到出事地点。这时，现场已围满了人，葡警已保护现场，救护车也已到达。邓太太随救护车直驶山顶医院。我被带回警署录口供。我供称路过现场时巧逢案发，出于友情关系跑往邓家报信……随即被放出。
邓××伤势虽重，但身体壮健，在山顶医院医治月余便奇迹地痊愈，出院后赶快离开澳门急急北返了，其特务组织始终无法建立起来。
汪伪广东省政府驻澳门特派员陈××，实际上每周都向我“汇报”情况
当年澳门只有一间很具规模的邮电总局，统管澳门内外的邮政电信。局内早已安插好澳门站的外国情报员，由余合意、李××、牛根三人小组掌握住三个主要部门，他们可以随意点阅抽查邮件电信。余、李两人都有一手偷拆任何信件的本领。我每天都可以接到他们送来的一些已经拆开信口的邮件，摘录有情报价值的内容后，第二天将原件交回他们重新封好寄出。我就这样毫不费力地从中获取情报。
其时汪伪广东省政府在澳门派驻有特派员机构。特派员陈××每星期都有一两件密函通过该局向伪广东省政府汇报。尽管是“密函”，实际上都必被我过目后才寄发出去的。如此一来，陈特派员每周都向我“汇报”情况，成了澳门站的“外围情报员”。而陈××本人始终蒙在鼓里，这也是留住他的性命不杀的主要原因。
文化界、商界大汉奸杨文德，是福建帮四位大亨之一，曾担任过香港《天演日报》社社长，受日方命令在澳门新马路开设南华运输公司。日军全面南侵，占香港、入印支、攻马来，渐感国力不足，资源枯竭，杨文德受命用南华公司名义以澳门为支点，向四周邻近地区搜集各类金属原材料，供应日方需要。
我将情况向局本部请示，得到“除奸”指令，遂与张站长研究，决定在1942年8月派行动组执行。7月我约请杨文德到中央酒店二楼阁仔金门餐室午茶，让行动组预先订座在侧面房间窥候，详细窥看杨文德的面貌、特征。品茗间，我屡屡把茶壶嘴指向杨文德以点明目标（因杨携带朋友、保镖各一人），以免他日临场错杀。
行动前几天，我与刘芳玉路过南华运输公司楼下，刘芳玉要上楼去探访杨文德，说要杨送花篮给她捧场。上楼方坐定，刘芳玉就开门见山地说:“肥杨，我埋班快登台了，你送什么给我捧场?”杨文德笑着脱口而出:“大姐，放心啦，当然送个大花篮啦，唔通花圈咩?”此语一出，我神经大震，“花圈”往往是与死连在一起的。我立刻起身声称“有事”要告辞，便拉住刘芳玉下楼离开南华公司。在回家的路上边走边琢磨：难道杨文德已经预感到有人要暗杀他，故意用“花圈”一词以探虚实？难道是言语上的巧合？或者是真有什么“冥冥中注定”这么神奇的事？难道是这次行动失败的先兆？这一连串的“难道”使我接连几天心神不定，忐忑不安。
行动那一天，我到利为旅酒店杨文德的长期包房中与他搓了八圈麻将。天色已近黄昏，杨邀我同去十月初五街吃著名的纸包鸡。我托词有事辞去，立即与张站长碰头，马上调兵遣将。行动计划由张站长亲自指挥，当晚成功地将杨击毙。
离开澳门，我奉上司命令到桂林休整两个月，接着，被派往广州湾（湛江）任直属组组长，军衔为上校，我带了一箱军统自制的电池（用于发电报）。广州湾的背景较复杂。那儿隶属法国租界，日军军事基地驻有两万部队。我们组的任务是收集情报，设有行动组，没有武器。当时我觉得很不习惯。因为年轻气盛，一心想用武器除奸。
我的女友刘芳玉长年在外地演戏，为了更好地刺探情报，我开始与舞女陈美同居
我们的任务主要是收集日本军队的布局、动态情报，日本人的特务机关有宪兵队、秘侦队、秘经队，秘经队下有“驳脚”（即外国特工）。
这段日子因为没有除奸行动，表面上是悠闲轻松的，那时我除了上课，其余主要的两件事是跳舞和打篮球。每天课后，我先奔舞场（日场），然后上篮球场，冲凉完毕，又出现在舞场上。
我的女友刘芳玉长年在外地演戏。为了更好地刺探情报，我开始与一舞女陈美同居。她原先被一日军官包养，美丽而风流，我那时风流倜傥，一表人材，身边美女名媛如云。每天从篮球场回校冲凉，然后沿着学校前面坡道弯行一段路，陈美的住所就到了，两人一起吃晚饭，饭后上舞厅，舞会结束后，我与陈美共度良宵。
危险在逼近，我却浑然不知，我在广州湾的出现，引起了一中学同学陆楚生的注意，他是日本秘经队的。他一直疑惑黄埔军校毕业的军官怎么会终日在广州湾出入灯红酒绿之地呢。日本秘经队要他将我拉入他们的组织。陆同学告知，你要多少钱，他们都会考虑的。我没有答应。
有一天，我从球场回到家里，然后依旧坐黄包车去陈美家。这一天我不知出于什么动机，突然黄包车改行另一条道，当我出现在陈美面前，她一把抱住我，痛哭起来。她说：“今日街头发生了命案，一个爱打篮球的年轻人被日本特务打死了，她以为是我，见我安然无恙，她又破涕为笑了（陆楚生事后暗示是我命大，原来日本特务在我每日经过的路旁守候）。我十分平静地为陈美擦去泪水，说:“没关系，我不是好好的吗？”可以说，从事特工队那天起，我就每天都面临生死考验。面对凶险，处之泰然。
“阿蛮”年轻美丽，性格桀骜不驯，像匹野马，可谓野蛮女友
那时我常光顾的是乐舞厅。老板是一位书生，妻子叫小言。小言美丽年轻，性格桀骜不驯，像匹野马，可谓是野蛮女友，老板对她又爱又恨，她将老板支使得晕头转向，人称“阿蛮”。
“阿蛮”喜欢上了我，并且大胆租了房与我同居城内。那个舞女陈美自然让位了。“阿蛮”既美丽又野性，加上老板的财势，使她更加肆无忌惮。
又一个傍晚，我与“阿蛮”以及另一舞场同党孔华刚吃完饭，听到有人敲门，“阿蛮”问:是谁？一定是舞厅老板来了，平日刁蛮的“阿蛮”此时吓得脸发白，她知道老板平日不吭声，今日来一定是带了人和枪的。原来老板早从保姆处知道“阿蛮”租房的事。
我马上跳起来，躲在房门后面。
老板推门而入。孔华连忙上去说:“我约‘阿蛮’去跳舞。”老板没看他，径直进屋，直入厨房，然后返回，他没看见隐身于门后的我。
老板带着两个持枪保镖扬长而去，“阿蛮”与我幸免于难。
她不想与我漂泊了，她过惯了灯红酒绿的生活
广州湾情报组要撤了。军统命令我回桂林待命。我与阿蛮告别，阿蛮却怎么也不肯离开我。我便带上她“私奔”桂林。我被任命为桂林办事处二科科长。这期间，长沙会战失守，日军从湖南进入广西，逼近桂林。
其实，我带阿蛮去桂林，是犯了军统规矩的。按法规，我起码要被关上10年。怎么办？这时，我的一个刚刚退役的罗姓同学正想动员我去新加坡，他是侨胞，回国参加抗战的。
他问我：“你知道爱德华一世的故事吗？”
我说，知道。
他说：你只是一个中校，你的江山有多大？我们一起走吧。离开军校，去南宁，由南宁经越南转新加坡。在那儿，我包你一生无忧。
这时，阿蛮却不想再与我一起飘泊了。她过惯了灯红酒绿的生活。我没有办法，只能先送她回广州湾。我对罗同学说，好的，离开军统，我先送她回广州湾，你等着我回来。
与“阿蛮”分手，我踏上回南宁的路。在南宁我被军统传讯，因为我身上有许多重要机密，是不能擅自离开的。于是，他们张开口袋在等着抓捕我。
我并不知道这一切，在进入南宁的前一站合浦后，我突然改变主意，不去南宁，改道去了越南。
那位罗同学后来北上抗日，任团长，牺牲在战场上。抗战结束后，我曾按他所说的地址写信去新加坡，他的妻子回信告诉我，他已阵亡。
我只身出现在越南，继续参与抗日活动，但我的军统特工生涯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