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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以来的20多年间，中国的医疗固体危险废物治理管控机制不断变化，但是，管控工作进展并不平衡，突出表现在单一管控机制局限下，整体管控发展理念、技术、方法、效果、收费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反映出应急能力、应急技术、应急治理设施及应急治理效果等方面存在不足。
因此，需要探索改进措施，助推中国医疗固废管控机制改进，更好地应对未来医疗固废治理常态需求和应急需求，为人民身体健康和生态环境安好提供保障。
20多年来，国内医疗固废治理一直沿用早期起步时的单一管控机制，主要表现在：一是大包大揽，一家独管、独占;二是治理技术统一采用某种单一技术方法及设备，偶有个别新技术，也是微小的形式或名称上的变化，如高温焚烧炉改为移动式高温焚烧炉;三是区域管控思路和方法停留在单一、自上而下，一竿子插到底的直管模式，对所有医疗机构采取统一模式独揽管控。
实践证明，管权集中、一家独大的管控机制难以解决区位复杂、远近不同、大小不一的各医疗单位医疗固废的收集、转运、处理处置等，呈现出一些问题。
第一，已经建成的医疗固废处理设施能力明显不足，布局密度远远不够，不少地方处理能力捉襟见肘。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9年底，全国有70%以上县级以下基层医疗单位，乡镇、小微医疗单位百公里甚至数百公里范围内没有医疗固废处理点，人员收集运输队伍和转运能力基本辐射不到。许多城市已经建有的治理设施，也难以满足本区域的治理需求。
例如，虽然2006年大连主城区医疗固废就已纳入集中处置范围，但还剩下90个乡镇卫生院和975个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无法同时纳入管控区域，直到2019年才基本实现就近集中转运处理。
第二，单一管控机制下医疗固废收集难、转运难，基本目标实现难。
所有基层医疗机构都希望即时完全处理所产生的医疗固废，但受单一管控机制限制，众多医疗单位没有自行处理权力，医疗废物无法及时处理处置，数日甚至长期堆放而腐烂发臭，成为新的污染源和传染源。而对于不断新增的医疗固废，什么时候能够被清理运走、集中处理，医疗单位却无从知道。
目前，我国对医疗固废实行的管控规定是，对全国各地、各级医疗机构所产生的医疗固体废物每天两次收集到规定的点站，然后集中转运到建有设施的处理点站集中处理，处理时间不超过24小时。无疑，国家对医废管控的要求严格而具体。但事实上，许多基层医疗机构规模普遍较小，且数量众多，远离医废处置站点。
调查显示，距离医废处理站点80公里以内算是近的，上百乃至几百公里的基层医疗机构占70%左右。即便在一些大中城市，同样存在医疗机构地处偏僻、道路交通不便收集转运的情况。上海分布着6000多家医疗机构，其中90%為小型，位于小路上，受路况限制，垃圾清运车很难停放，导致医疗废物收运艰难、转运频次降低。
此外，新疆巴州距离库尔勒医废处理站单程达700多公里。湖北鹤峰县距离最近的医疗固废处理中心恩施市170公里以上……
第三，医疗固废流失环节多，漏洞多，数量大，污染和再污染后果严重。
医疗固废是头号危险废物，管好医疗固废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每个环节都不能忽视。单一管控机制之下，无法全面覆盖，难以彻底堵住医疗固废流失漏洞，有毒有害医疗固废叠加携带的病原微生物是引发感染病传播蔓延和危害人体健康的重要根源。
然而，基层医疗机构没有权力管控自身产生的医疗固废。有统计显示，80%以上的乡镇乃至高达99%的基层小微医疗机构不能及时清运，只能堆存在院内，腐烂发臭，污染环境。不少单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凭清洁人员随意出售给不法商贩，运出医院了事。至于运往何处、怎么处理，基本无人过问。这也造成许多不法商贩偷收、偷购、偷运、偷售医疗固废，非法交易屡禁不止。
医疗固废流失漏洞，最主要表现在，一是源头人为流失，医疗机构自身无法及时清理和集中转运，默许员工、护工、物业工作人员在医院非法倒卖。
二是转运过程中流失，不法商贩勾结收集转运人员中途非法出售、转移医疗固废。
三是收集转运过程中，车辆颠簸抛撒造成流失。
2019年，国家卫健委抽查41337家医疗机构，其中有2122家因违反医疗固废处置规定而接受处罚，占到医疗卫生机构因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立案查处数量的80%。由此可见问题之严重。
而更具危害性的是，由于这些严重污染的危险性医用物品多为塑料制品，因此成为医疗废物黑色产业链中的香饽饽。不法商贩将非法收集到的医疗废物倒卖给一些个体加工作坊，做成再生塑料原料，再加工成餐盒、餐勺、生熟食品包装袋，乃至儿童玩具、奶瓶、水杯等生活制品，进入市场，不仅严重危害人体健康，而且直接、间接污染环境。
第四，医疗固废治理的高费用、高投入、高成本，导致众多医疗机构难以负担。
目前，我国医疗危废技术设施建设成本较高，中间环节费用偏高，导致一些医疗单位特别是偏远地区基层医疗机构难以负担。目前，我国医疗固废管控工作是由国家定价，由单一管控代理机构收取。之前，按照床位收取，平均每天每床2.9元。据了解，近期改为按照医疗危废产生量收取，以每公斤4元计价收费。
目前，一个突出问题是收集转运成本过高。由于基层医疗机构的医疗固废产生量不多，但运输距离较长，动辄几百公里，再加上各收集点串联等因素，转运成本加大。如果加上终端处置费，通常情况下每吨医疗固废治理费用就高达4000元左右。 以此估算，一家日产生量不过0.2吨的小微医疗机构，要做到合规经营，每年就需要负担30万元左右的医疗固废治理费用。
第五，技术和设备落后。
几十年来，我国医疗固废管控一直采用的是高温焚烧技术及相关设备，此类技术最突出的特点是设备庞大，占地多，能耗高，建设投入大，运行成本高。
自1998年医疗固废纳入国内固废管理范围以来，我国医疗固废治理管控基本是采用高温焚烧技术及设备，基本没有节能、减污效果较好的双优技术和设备进入该领域。目前，市场普遍采用的是高温焚烧技术，即便出现一些新技术，也不过是规模缩小，而并非是设备性能、处理能力、处理成本、技术适应性等方面实质意义上的技术进步。
目前，国内众行业发展日新月异，医疗固废治理产业如此保守，反映出单一管控机制下，行业治理技术更新、替代、发展缺乏活力。
第六，邻避效应严重。
单一的大中型治理設施中心站点建设有其优势，但由此带来的邻避效应近年来越来越凸显。最近几年，大中型治理设施中心站点项目建设选址难、落地难、建设周期超长，已经成为各地各级政府此类项目落地的最大难题。
近年来，环境保护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大型集中医疗固废处理项目存在的设备规模大、占地多、二次污染重等一系列问题，越来越加重了人们与之为邻的恐惧和排斥，形成各级政府难解的邻避效应。
长期以来，由邻避效应造成的固废治理项目难以落地的案例比比皆是。湖南湘潭医废处置中心因邻避问题历经6年时间，先后20多次选址，项目难以落地，是国内邻避效应的典型之一。江苏某市垃圾处理厂建成投运后，因邻避效应遭到群众反对，地方政府每年给予周边群众数百万元经济补偿，但群众仍然长期上访，要求其搬走。
贵州某地投入数千万元建成几年的固体废物处理场，因当地百姓集体上访，坚持抵制，建成数年而无法运行，设备长期风吹雨淋，面临报废拆除的无奈。如此普遍的邻避事件，已经成为各地各级政府面临的新难题，必须从根本上解决。
第七，多元竞争机制缺位。
单一管控机制下，还存在市场治理技术单一、处理能力严重不足、质量和价格无法比对、缺乏监督等问题。
目前，我国医疗固废管控工作基本没有质量服务保证和价格比对机制，无法择优筛选技术。同时，在收费管控权力过度集中体制下，单一的一刀切式的收费，也造成管控监管难以到位。
单一独享收费模式造成的最直接结果是，无论哪家医疗机构，只要按照管控单位给出的定价和时间付费，就一律算尽到医废治理职责，这使得许多好的管理办法无法实施。
上述诸多医疗固废管控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无一不是制约当前该项工作发展的障碍。因此，业内必须开阔思路，创新技术，采取更多好的方式方法，不打折扣地实现国家要求的“严管严控，优质高效，不留死角，没有漏洞，节能减排”的目标。为此，我提出3点建议。
首先，转变思路，创新方法，改变目前单一的一家独大、一竿子插到底的医疗固废治理管控机制，向二元或多元机制转变。
在国家法律规范的前提下，要将医疗固废管控思想统一起来，开辟多种管控治理渠道，实行灵活机动的管控方式，出台针对性措施，以放、改、管为支持，因地制宜、区别对待，技术多样、多方资金并举、多种措施并用，走出一条综合支持医疗固废管控的新路子。
其次，开拓创新，采用更多新技术。
多元医疗固废治理管控机制一定要坚持优胜劣汰，对新技术可以通过招投标，比对筛选，科学吸收引进，采用性能更好、效率更高、费用更低的治理技术和设施。同时，营造良好的市场竞争机制，激励出现更好的医疗固废污染物治理技术和服务。
尤其是对治理设施尚未辐射到的地区或医疗单位，要千方百计吸收、引进针对性强、治理效果好、运行费用低的技术和设施，鼓励不同医疗机构自建自用、自管自控技术和产品，做到日产日清、责任到户，形成多元技术产品和管控机制，卓有成效地服务现行处理密度不够地区的医疗单位，实现节能节资、源头降污、治理能力和质量双提升。
最后，多渠道筹措资金，妥善解决医疗固废治理资金短缺难题。
形成多种社会资金共同参与、共同管理的医疗固废的综合治理机制，解决医疗固废治理管控资金短缺和过度依赖国家投入的问题。积极引进PPP等资本运作管理模式，支持医疗机构自选技术、自筹自建、自控自管、责任到户、各负其责，全方位、多角度、多措施克服资金短缺难题。
因此，需要探索改进措施，助推中国医疗固废管控机制改进，更好地应对未来医疗固废治理常态需求和应急需求，为人民身体健康和生态环境安好提供保障。
单一管控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20多年来，国内医疗固废治理一直沿用早期起步时的单一管控机制，主要表现在：一是大包大揽，一家独管、独占;二是治理技术统一采用某种单一技术方法及设备，偶有个别新技术，也是微小的形式或名称上的变化，如高温焚烧炉改为移动式高温焚烧炉;三是区域管控思路和方法停留在单一、自上而下，一竿子插到底的直管模式，对所有医疗机构采取统一模式独揽管控。
实践证明，管权集中、一家独大的管控机制难以解决区位复杂、远近不同、大小不一的各医疗单位医疗固废的收集、转运、处理处置等，呈现出一些问题。
第一，已经建成的医疗固废处理设施能力明显不足，布局密度远远不够，不少地方处理能力捉襟见肘。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9年底，全国有70%以上县级以下基层医疗单位，乡镇、小微医疗单位百公里甚至数百公里范围内没有医疗固废处理点，人员收集运输队伍和转运能力基本辐射不到。许多城市已经建有的治理设施，也难以满足本区域的治理需求。
例如，虽然2006年大连主城区医疗固废就已纳入集中处置范围，但还剩下90个乡镇卫生院和975个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无法同时纳入管控区域，直到2019年才基本实现就近集中转运处理。
第二，单一管控机制下医疗固废收集难、转运难，基本目标实现难。
所有基层医疗机构都希望即时完全处理所产生的医疗固废，但受单一管控机制限制，众多医疗单位没有自行处理权力，医疗废物无法及时处理处置，数日甚至长期堆放而腐烂发臭，成为新的污染源和传染源。而对于不断新增的医疗固废，什么时候能够被清理运走、集中处理，医疗单位却无从知道。
目前，我国对医疗固废实行的管控规定是，对全国各地、各级医疗机构所产生的医疗固体废物每天两次收集到规定的点站，然后集中转运到建有设施的处理点站集中处理，处理时间不超过24小时。无疑，国家对医废管控的要求严格而具体。但事实上，许多基层医疗机构规模普遍较小，且数量众多，远离医废处置站点。
调查显示，距离医废处理站点80公里以内算是近的，上百乃至几百公里的基层医疗机构占70%左右。即便在一些大中城市，同样存在医疗机构地处偏僻、道路交通不便收集转运的情况。上海分布着6000多家医疗机构，其中90%為小型，位于小路上，受路况限制，垃圾清运车很难停放，导致医疗废物收运艰难、转运频次降低。
此外，新疆巴州距离库尔勒医废处理站单程达700多公里。湖北鹤峰县距离最近的医疗固废处理中心恩施市170公里以上……
第三，医疗固废流失环节多，漏洞多，数量大，污染和再污染后果严重。
医疗固废是头号危险废物，管好医疗固废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每个环节都不能忽视。单一管控机制之下，无法全面覆盖，难以彻底堵住医疗固废流失漏洞，有毒有害医疗固废叠加携带的病原微生物是引发感染病传播蔓延和危害人体健康的重要根源。
然而，基层医疗机构没有权力管控自身产生的医疗固废。有统计显示，80%以上的乡镇乃至高达99%的基层小微医疗机构不能及时清运，只能堆存在院内，腐烂发臭，污染环境。不少单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凭清洁人员随意出售给不法商贩，运出医院了事。至于运往何处、怎么处理，基本无人过问。这也造成许多不法商贩偷收、偷购、偷运、偷售医疗固废，非法交易屡禁不止。
医疗固废流失漏洞，最主要表现在，一是源头人为流失，医疗机构自身无法及时清理和集中转运，默许员工、护工、物业工作人员在医院非法倒卖。
二是转运过程中流失，不法商贩勾结收集转运人员中途非法出售、转移医疗固废。
三是收集转运过程中，车辆颠簸抛撒造成流失。
2019年，国家卫健委抽查41337家医疗机构，其中有2122家因违反医疗固废处置规定而接受处罚，占到医疗卫生机构因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立案查处数量的80%。由此可见问题之严重。
而更具危害性的是，由于这些严重污染的危险性医用物品多为塑料制品，因此成为医疗废物黑色产业链中的香饽饽。不法商贩将非法收集到的医疗废物倒卖给一些个体加工作坊，做成再生塑料原料，再加工成餐盒、餐勺、生熟食品包装袋，乃至儿童玩具、奶瓶、水杯等生活制品，进入市场，不仅严重危害人体健康，而且直接、间接污染环境。
第四，医疗固废治理的高费用、高投入、高成本，导致众多医疗机构难以负担。
目前，我国医疗危废技术设施建设成本较高，中间环节费用偏高，导致一些医疗单位特别是偏远地区基层医疗机构难以负担。目前，我国医疗固废管控工作是由国家定价，由单一管控代理机构收取。之前，按照床位收取，平均每天每床2.9元。据了解，近期改为按照医疗危废产生量收取，以每公斤4元计价收费。
目前，一个突出问题是收集转运成本过高。由于基层医疗机构的医疗固废产生量不多，但运输距离较长，动辄几百公里，再加上各收集点串联等因素，转运成本加大。如果加上终端处置费，通常情况下每吨医疗固废治理费用就高达4000元左右。 以此估算，一家日产生量不过0.2吨的小微医疗机构，要做到合规经营，每年就需要负担30万元左右的医疗固废治理费用。
第五，技术和设备落后。
几十年来，我国医疗固废管控一直采用的是高温焚烧技术及相关设备，此类技术最突出的特点是设备庞大，占地多，能耗高，建设投入大，运行成本高。
自1998年医疗固废纳入国内固废管理范围以来，我国医疗固废治理管控基本是采用高温焚烧技术及设备，基本没有节能、减污效果较好的双优技术和设备进入该领域。目前，市场普遍采用的是高温焚烧技术，即便出现一些新技术，也不过是规模缩小，而并非是设备性能、处理能力、处理成本、技术适应性等方面实质意义上的技术进步。
目前，国内众行业发展日新月异，医疗固废治理产业如此保守，反映出单一管控机制下，行业治理技术更新、替代、发展缺乏活力。
第六，邻避效应严重。
单一的大中型治理設施中心站点建设有其优势，但由此带来的邻避效应近年来越来越凸显。最近几年，大中型治理设施中心站点项目建设选址难、落地难、建设周期超长，已经成为各地各级政府此类项目落地的最大难题。
近年来，环境保护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大型集中医疗固废处理项目存在的设备规模大、占地多、二次污染重等一系列问题，越来越加重了人们与之为邻的恐惧和排斥，形成各级政府难解的邻避效应。
长期以来，由邻避效应造成的固废治理项目难以落地的案例比比皆是。湖南湘潭医废处置中心因邻避问题历经6年时间，先后20多次选址，项目难以落地，是国内邻避效应的典型之一。江苏某市垃圾处理厂建成投运后，因邻避效应遭到群众反对，地方政府每年给予周边群众数百万元经济补偿，但群众仍然长期上访，要求其搬走。
单一管控机制之下，无法全面覆盖，难以彻底堵住医疗固废流失漏洞，有毒有害医疗固废叠加携带的病原微生物是引发感染病传播蔓延和危害人体健康的重要根源。
贵州某地投入数千万元建成几年的固体废物处理场，因当地百姓集体上访，坚持抵制，建成数年而无法运行，设备长期风吹雨淋，面临报废拆除的无奈。如此普遍的邻避事件，已经成为各地各级政府面临的新难题，必须从根本上解决。
第七，多元竞争机制缺位。
单一管控机制下，还存在市场治理技术单一、处理能力严重不足、质量和价格无法比对、缺乏监督等问题。
目前，我国医疗固废管控工作基本没有质量服务保证和价格比对机制，无法择优筛选技术。同时，在收费管控权力过度集中体制下，单一的一刀切式的收费，也造成管控监管难以到位。
单一独享收费模式造成的最直接结果是，无论哪家医疗机构，只要按照管控单位给出的定价和时间付费，就一律算尽到医废治理职责，这使得许多好的管理办法无法实施。
多元管控
上述诸多医疗固废管控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无一不是制约当前该项工作发展的障碍。因此，业内必须开阔思路，创新技术，采取更多好的方式方法，不打折扣地实现国家要求的“严管严控，优质高效，不留死角，没有漏洞，节能减排”的目标。为此，我提出3点建议。
首先，转变思路，创新方法，改变目前单一的一家独大、一竿子插到底的医疗固废治理管控机制，向二元或多元机制转变。
在国家法律规范的前提下，要将医疗固废管控思想统一起来，开辟多种管控治理渠道，实行灵活机动的管控方式，出台针对性措施，以放、改、管为支持，因地制宜、区别对待，技术多样、多方资金并举、多种措施并用，走出一条综合支持医疗固废管控的新路子。
其次，开拓创新，采用更多新技术。
多元医疗固废治理管控机制一定要坚持优胜劣汰，对新技术可以通过招投标，比对筛选，科学吸收引进，采用性能更好、效率更高、费用更低的治理技术和设施。同时，营造良好的市场竞争机制，激励出现更好的医疗固废污染物治理技术和服务。
尤其是对治理设施尚未辐射到的地区或医疗单位，要千方百计吸收、引进针对性强、治理效果好、运行费用低的技术和设施，鼓励不同医疗机构自建自用、自管自控技术和产品，做到日产日清、责任到户，形成多元技术产品和管控机制，卓有成效地服务现行处理密度不够地区的医疗单位，实现节能节资、源头降污、治理能力和质量双提升。
最后，多渠道筹措资金，妥善解决医疗固废治理资金短缺难题。
形成多种社会资金共同参与、共同管理的医疗固废的综合治理机制，解决医疗固废治理管控资金短缺和过度依赖国家投入的问题。积极引进PPP等资本运作管理模式，支持医疗机构自选技术、自筹自建、自控自管、责任到户、各负其责，全方位、多角度、多措施克服资金短缺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