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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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院消除贫困和不平等问题的最新思考,本报告倡导将这一命题嵌入广阔的发展结构之中,主张多种政策和措施的配置组合：需要相互补充和协同的结构型转变、宏观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实施过程。社会政策不但具有再分配属性,且具有生产性;也就是说,如果将贫困人口单纯视为一种需要采取区别政策的＂剩余＂群体,那么就会严重忽略掉他们的能力成长与宏观社会层面的健康发展有着密切联系这一事实。对于那些已经成功实现增进大多数人口福利的国家来说,公共政策的中心,应该是诸如推进平等和公民参与等＂结构变革的长期进程＂,而非减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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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北京100026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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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院（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UNRISD）及其合作者的集体劳动成果.YusufBangura为本研究首席专家;本文本为2010年报告之精粹本（Overview）,全本报告可参见www.unrisd.org/publieations/povertyreport;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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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院消除贫困和不平等问题的最新思考,本报告倡导将这一命题嵌入广阔的发展结构之中,主张多种政策和措施的配置组合：需要相互补充和协同的结构型转变、宏观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实施过程。社会政策不但具有再分配属性,且具有生产性;也就是说,如果将贫困人口单纯视为一种需要采取区别政策的＂剩余＂群体,那么就会严重忽略掉他们的能力成长与宏观社会层面的健康发展有着密切联系这一事实。对于那些已经成功实现增进大多数人口福利的国家来说,公共政策的中心,应该是诸如推进平等和公民参与等＂结构变革的长期进程＂,而非减贫本身。
其他文献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清华学派＂指的是1930年代前后,以叶公超编辑的后期《新月》、《学文》等文学刊物为主要批评园地,以清华大学文科特别是外文系为核心的文学批评群体,其成员涵盖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北平高校的一些师生。该学派主要成员以叶公超为中心,包括清华外文系学生钱钟书、李健吾、常风、郑朝宗和外系学生李长之等。他们深受欧美文艺熏陶,特别是继承和发展了英美新批评的观念,强调作品的中心地位和文学的审美特性,在方法上普遍运用＂扩展的比较法＂,注重批评的独立品格和个性,在实际批评中提出了不少特立独行却
我国著名作曲家刘凌在作品《为琵琶与大提琴而作的室内乐》中运用了中国语言艺术的“对联”结构形式，把“单细胞”音高组织作为核心结构力贯穿全曲，使作品表现出中西对峙与融合的音乐形式与风格，探究了作曲家创作背后的中西方哲学观念和音乐文化理念。
柳宗直《西汉文类》是今可考唐代为数不多的由唐人编纂且未选唐人诗文的总集,虽然该集已佚,但编纂者柳宗直兄柳宗元所为序文尚存,其他典籍亦保留有是集的相关资料,据此可以考知该集的编纂动因、选录内容及标准、编纂体例及批评特点。尤其重要的是,《西汉文类》纂于唐古文运动盛兴之际,该集所体现的文学观、选学观等与唐古文运动有着密切联系。
2013年6月25日晚19点30分，一场特别的音乐会在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厅拉开帷幕。这场音乐会之所以特别，一不在于演员——演员中没有名人大腕，都是中央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的学生；二不在于观众——观众中也没有名家要人，大多是学生和音乐爱好者。然而，如果留意一下音乐会的标题——“新探索、新发现、新诠释——夏布里埃艺术歌曲专场音乐会”，尽管夏布里埃这个名字似乎令人们感到略微陌生，但是，对新鲜事物反应敏锐的人一定会马上对这场充满“新”意的音乐会产生兴趣。
尽管“后调性理论”（post—tonal theory）所包含的一些内容已被国内大部分音乐理论家所熟悉，或者被一些作曲家或多或少地应用于音乐创作，然而，后调性这个理论术语对国内大多数人来说，却还是比较陌生的字眼。这主要是因为，后调性这一音乐理论术语及其所包含的理论范畴被西方音乐理论家们一致认可也才40年左右的时间①。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30年间自由和平等的具体状况是＂自由相对有余而平等相对不足＂。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民众取得了初步的但却是大面积的自由：思想的自由,创造财富的自由,民众生活的自由。中国民众对自由的获得,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发展：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推动了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确立了中国民众人性化生活的正当性与合理内涵。这一时期的自由是在特定背景之下发生的,因而有着明显的特征和局限性。同时,这一时期的平等也明显表现出一种发育相对不足的情形：自由往往是一种缺乏规则的自由,往往是同过于强烈的经济利益冲动结合在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正式成立于2009年11月1日，直属清华大学，为跨学科研究重点机构。秉承老清华研究院国学门的精神，接续1930—1940年代清华人文研究的传统，清华国学院力求逐步发展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研究院依托清华大学现有人文学多学科条件，关注世界范围内中国研究的进展，内外沟通，交叉并进，着重围绕中国哲学、中国史学、中国美学与文学、世界汉学进行多维度的深入研究，以高端成果、高端讲座、高端刊物、高端丛书为特色。
90年前，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正式成立，此即被通称为“清华国学院”的著名学术机构。它最初由吴宓主持创办，聘请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为教授，又聘请李济为讲师，此即该院历史上的“五大导师”。与此同时，它还先后拥有过马衡、林志钧、梁漱溟、赵万里、浦江清等教员。
中国古代文献记录了利用南海＂猛火油＂＂泥油＂以为能源的信息。具体史事最早的明确记载,在五代后周时期。有学者将＂猛火油＂与西北＂石漆＂并说,注意到了这一发现与海底石油资源利用的关系。考察分析相关史迹,有助于理解和说明南海石油早期发现的历史。海洋资源之深度开发体现的文明进步,也许可以将有关＂泥油＂的历史记录看作纪念性标志之一。＂泥油＂发现或与有关＂海底＂的地质学、水文学、生物学知识积累有关。宋代文献所见对＂大海底＂＂深海底＂的海洋资源开发,以对珊瑚、珠蚌的采获为例,上溯探索＂海底＂的技术渊源,可以至于秦汉时期
开始于1960年代初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其直接目的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因此在运动的酝酿期及前期,农村中已存在多时的新谱编修行为,并未成为直接的打击对象。直到1963年5月中央制定并公布了《前十条》后,新谱编修被决策层正式认定为＂反革命气焰＂＂猖狂进攻＂的表现,并予以严厉打击。在促使《前十条》问世的过程中,河南省委关于河南＂九十个县……续家谱一万多宗＂的报告起到了重要作用。1963年4月至5月,应被视为中国现代谱牒发生性质转变的一个重要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