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之诚先生的《骨董琐记》，久在人口，同时也久觅不获。因此，当我在报上中国书店的邮购书目中赫然看到这四个字时，那种高兴，是每一个爱书者都能想像的了。
　　拿到书，一看深绿布面上古朴的带篆意的隶字题签，翻开目录一瞥丰富的内容，就觉得这十二元绝对合算。然而，才读完《前言》，便大失所望了：这本书的点校之粗疏，已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
　　首先是字的缺坏讹误，可谓触目皆是。致误的原因，或因音近，或因形近。
　　音近而误的相对而言，还算较少。如：
　　①中国书店出版社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支持，在此仅表谢意。(《前言》4页20行。“仅”显然应作“谨”。)
　　②沈时田诗(47页标题。正文作“石田”，不误。明名画家沈周，号石田，著有《石田集》。)
　　形近而误的可就比比皆是了。如：
　　①引《唐诗话》称韩以驾部郎中知制诘事(《前言》2页7行。24页4行引《唐诗话》作“知制诰”，不误。“诰”，诰命。)
　　②并证以吴长元《宸坦识略》所述福佑寺传为雨神庙之误(《前言》3页15行。“坦”当作“垣”。《辞源》：“《宸垣识略》，清吴长元撰。)
　　③后宋薜师正子绍彭，摹刻赝石，而窃真者以归，刻损天流带石四字，微宗下诏索取(16页末3、4行。“薜”当作“薛”，“微”当作“徽”。又，“天流带石”每字皆应加引号。)
　　④柁篙篷缆之蜀，无不具也。眩槛檐幕之形，无不周也(60页11行。这是记苏州金老用核桃雕东坡游舫，“蜀”当作“属”，“眩”当作“舷”。)
　　⑤乾隆丁未十二月，杭州监平渔父，纲得此年于临平湖(62页末8行。“监平”当据下句作“临平”，“()”是“罔()”之讹)。
　　⑥羁魂零落知何在，归向华亭鹤泪时(336页末2行。“泪()”当作“唳”。晋陆机临刑，叹曰：“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见《世说新语·尤悔》。)
　　⑦全祖望《阳曲传先生事略》(570页14行。全氏《鲒亭集》无此文。“传(傅)”当作“傅”。清傅山，阳曲人。)
　　除文字讹误外，还有一个突出问题是何为书(包括篇)名常分不清。
　　该加书名号的不加，如：
　　①卑职之称，见元袁桷上柏柱修辽、金、宋史事状自称(10页6行。“上……状”为篇名。)
　　②(邝)湛若善雕镌，其峤雅即手自开雕者(106页末3行。《峤雅》是邝湛若著作。)
　　③214页至215页“吴下方言”条，括注11条共引了八种著作(宋玉《高唐赋》、《左传》、《庄子》、《晋书·五行志》、《汉书》、《列子·力命》、《尔雅》、《汉书注》)，皆未加书名号。
　　不是书名的偏加上书名号。如：
　　①《笔记》又纪《天禄琳琅》，在乾清宫东昭仁殿，藏宋、元、金板书(13页末10、11行。清乾隆九年，在昭仁殿列架藏宋元善本，此处称“天禄琳琅”，非书名。)
　　②黄门侍郎薛元超、中书侍郎李义府，问古来译经仪式如何？师(玄奘)答云：“苻坚时《昙摩译》，中书侍郎赵整执笔，(应为；)姚兴时《鸠摩罗什译》，高城侯姚嵩执笔；后魏时《菩提留支译》，侍中崔光执笔。”(158页末2行至159页2行。“昙摩”等均为译者名字，非经名，三个书名号皆应删去。)
　　③《赵城籍班录》，工火画，……何兰士尝为作《罗云山人火画歌》(22页末1至3行。书不能“工火画”，其误甚明。按《室名别号索引》115页：“罗云山人，清赵城籍班录。”据《索引》体例，赵城为籍贯，籍班录为姓名。)
　　还有一个问题是，有时不属书名的部分被括进书名号，反之，属书名的部分却又在书名号之外。
　　前者如：
　　①清初，关中米价，四石易一两，见《顾亭林与蓟门当事书》(6页8行。“顾亭林”当在书名号外。)
　　②《坚瓠集》引《李畋该闻集》(19页末5行。李畋是《该闻集》作者，应在书名号外。)
　　后者如：
　　①王阮亭通籍观政时，所居在斜街，彭羡门夜过斜街，《别西樵、礼吉、贻上诗》。有“朔冬集冬杪”句(102页2、3行。“夜过斜街”属标题中字。又，书名号后句号当改逗号。)
　　②按蒋士铨《忠雅堂集》，有范文正公手书《伯夷颂·五古序》(150页1行。蒋氏清人，而范文正即范仲淹是北宋人，蒋氏文集显然不可能有范氏手书，“范文正公手书”六字也是篇名中字。)
　　有时候，点校者连哪是人名都看不出来。或不是人名的误以为人名，如：
　　①(全)祖望、祖述、黄宗羲、万斯同，发皇浙东史学(438页11行。“祖述”者，师法前人也。点校者误以为人名，而且大概是误以为全祖望有个叫“全祖述”的弟弟了。)
　　或人名误以为非人名，如：
　　①周颢，字芷岩，嘉定人，不应科举，工画。嘉定自朱松邻父子，以画法刻竹，其后有沈兼，吴之。周乃始，咸精技艺，芷岩更出新意(11页末2至4行。“周乃始”应是人名，沈兼后逗号与吴之后句号均应改为顿号，此句是说松邻父子后，沈、吴、周乃始三人都精于竹刻艺术。点校者误为了“周乃始”的“周”即周芷岩，把“乃始”理解为“才开始”，这样，不仅“始”字讲不通，且“咸”字也没着落了。)
　　本来极易理解的文字，经一点，反而变得不好懂。如：
　　①明宣宗宣德间苏州造促织盆，出陆墓，邹莫二家，……(50页4行。不知点校者是不是把促织盆当作出土文物了，实际上应点成“出陆墓邹、莫二家”，陆墓是苏州城外属吴县的一个乡镇。)
　　不必再举更多的例子，其他如脱文、衍文、误倒等也无需一一点到了，总之，一切在点校工作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在这个版本中无不存在，而且是相当严重地存在。确实，由于《琐记》的涉及面异常广泛，倘不是腹笥宽广、基本功扎实，很难胜任点校工作，因而出现个别问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现在竟有那么多一望而知的错误，这就不能不使我们对点校者与出版部门是否有严肃认真的态度和足够的学术功底产生怀疑。本来，在邓之诚先生逝世三十周年(见《前言》第4页)之际，整理出版他的学术著作可谓最好的纪念方式；但对这个学术价值大打折扣的本子，邓先生恐怕只能在九泉之下报以苦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