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湖州司法机关对浙江省交通厅原厅长赵詹奇及汪沛英案件的公诉、审理，分别给了贪官和情妇一记重拳。
　　第一拳：将特定关系人所收钱款纳入到贪官受贿的总额中去，使贪官再也不能通过特定关系人分流受贿额度。将情妇汪沛英收受的55万元计入赵詹奇的受贿额，开启了“情妇收钱官员办事”的获罪之门，也为惩治新型腐败提供了一个极好范本。
　　第二拳：以共同受贿论处，追究作为特定关系人的情妇受贿罪责任。这使那些贪官的情妇们也尝到了“一起享受，一道受刑”的苦果。“贪官受贿，情妇也难逃罪责”成为又一具有标本意义的亮点。
　　然而，再深入一步看，对特定关系人的罪责追究，仅以受贿罪论处还是不够的。首先，认定情妇等特定关系人受贿是基于直接“借手拿钱”的事实，但如果贪官并不授意他人向情妇行贿，而是自己收了以后再转移到情妇那里，那么作为特定关系人的情妇就不会承担任何责任。其次，情妇们作为重要的特定关系人，其与受贿官员的关系形成与后者的职务犯罪有着密切的关联，并且是有目的地通过贪官利用职务之便为其谋取私利，这种主客观条件齐备的违法行为还没有被认定为是犯罪行为，而且也没有受到任何惩处。
　　“两高”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使腐败官员和情妇在共同经济犯罪问题上难逃罪责，但对腐败分子的性占有行为和情妇的性贿赂行为仍然没有触及。需要强调的是，正如司法解释将情妇认定为特定关系人一样，涉及官员腐败的婚外性行为并不是一般的非道德行为，性腐败与经济腐败似乎永远是“有机地”粘合在一起的，腐败案中的性腐败行为往往能诱发或实际主导着经济腐败罪行，它对社会的危害并不亚于经济腐败。
　　因此，特定关系人的“特定”需要进一步细化，惩处性腐败犯罪立法也应当被提上议事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