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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比艰巨，无比光荣。一生中从未有过如此刻骨铭心的经历。”贵州赤水市委书记况顺航说出的这句话，代表了许许多多日夜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上的干部的心声。
当前，脱贫攻坚已经进入攻坚拔寨的冲刺期。一个多月来，记者在贵州、陕西、青海等10个脱贫攻坚重点省区市调研了解到，广大扶贫干部攻坚克难，带领群众盖房子、闯路子、收票子，脱贫成效显著。在这一过程中，干部作风沉下来了，干群关系更密切了。不仅群众脱了贫，干部思想能力也脱了“贫”。
同时，扶贫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也对一线扶贫干部的履职尽责能力和队伍建设提出了新的考验。
干部好作风回来了，压力也很大
“实在不好意思，今天去跑大豆种子了，这事耽误不起啊。好在6吨种子今天都解决了。”约定采访时间几经改变，记者终于见到了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李家乡山庄村第一书记阎三财。
然而，刚进行不久的采访又被一个电话打断：山庄村对口帮扶单位帮扶的化肥到了，他要赶回去给村民分发化肥。“本想今天还能回家住一晚……”阎三财苦笑着说，“这几年最苦恼的事，就是很少有时间陪孩子，顾不上家里的事。”
在记者历时一个多月的走访调研中，类似的场景并不鲜见。
扶贫干部郭飞长期下乡，经常三四个月回不了一趟家。父母很不理解：“你们扶贫办有那么忙吗，光往别人家跑，自己家都不要了？”
“爸爸调任后，我给他打电话他常常不接，有时打回来匆匆说两声就挂断，经常晚上十点多还没回来，家里重担全部压到妈妈身上。”这是陕西省旬邑县扶贫办主任燕志敏的儿子对父亲的印象。
扶贫干部张飞汇总编写的扶贫材料堆起来有一人高，忙起来也是有家难回。
在扶贫一线调研，记者感受到了干部们的“苦”，不光是苦予工作忙碌、苦于任务艰巨，更多是苦于不能兼顾工作和家庭，对家人心怀愧疚。
2016年5月，青海省湟中县李家山镇党委书记赵明辉的妻子遭遇车祸去世，儿子6月份参加高考。面对家里这么大的变故，赵明辉匆匆处理完妻子后事后，没有请假休假，又投入到了紧张的扶贫工作中。
“脱贫攻坚是硬任务，基层干部不敢休假，再苦都得坚持下去。”李家山镇镇长社军说。
为了帮助贫困户尽快脱贫，从中央到省、市、县、乡镇各部门选派大量优秀干部到贫困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成立工作队。工作队队员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村民都说“党的好作风又回来了”。
在陕西省旬邑县马栏镇前义阳村，一间不足8平方米的村广播室内局促地摆着两张床。这里是扶贫干部黄哲和同事的住所。
床头摆着工作日志、贫困户信息等资料和一些治疗感冒、高血压的药，还有一个装着日常换洗衣服的箱子，就是黄哲在村里的全部家当。一周五天住在村里，忙起来十天半月不回家是常事，只有回家时才能洗上一次澡。
黄哲是咸阳师范学院后勤处主任，现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这里的群众为革命做了很大的贡献，对党的感情很深。我们必须传承先辈精神，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黄哲说。
“过去有些干部像臊子面上的韭菜叶子，浮在水面上。”95岁的原关中分区老红军杨宏畴说，“现在他们访贫问苦，家家户户都去看，大大小小的事都关心，这才像我们党的干部。”
越来越多的扶贫干部将驻村从要求变为自觉。“现在驻村驻出亲戚了。扶贫干部走在村里，狗都不乱叫。”贵州省安顺市普定县水井村第一书记王泽勇说。
贵州石阡县委书记皮贵怀说，县里要求驻村干部必须吃住在贫困户家，交伙食费和住宿费。“扶贫干部要把贫困群众当自己的亲人一样来帮扶。”
墙上贴着脱贫攻坚作战图；有些女同志背着年幼的孩子加班加点；有些扶贫干部通宵达旦地工作……记者在走访调研中发现，大多数扶贫干部具有极强的责任心和使命感，跟当地群众一道苦一道干，冲刺脱贫攻坚战。
“我参加工作27年来，除了3天婚假外，再没休过假。”青海湟中县委书记李晓舸说，很多乡镇干部和贫困户待在一起的时间，远远超过陪伴家人的时间。
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牺牲在岗位上的扶贫一线干部已经有100多人，更多干部轻伤不下火线。四川屏山县碾米村党支部书记文忠珍身患重病，仍坚持在一线组织聚居点建设，只为了让贫困户尽早搬进新居。
位于黔西北的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海拔高、沟壑深，目前还有13.44万贫困人口。“条件异常艰苦，对人是极大的挑战。”在威宁挂职副书记的贵州省委办公厅综合处处长谢斌说，“为了群众脱贫，我们不怕流汗珠子，也不怕流血珠子。”
忘了时间，曾半夜跑去敲门做工作
贫困是块“硬骨头”，“啃下来”要有干劲、有韧劲。“扶贫一线干部辛苦指数非常高，像一根绷得很紧的弹簧。”况顺航这样形容基层干部的工作常态。他向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细节，市里一名扶贫干部因为工作太忙，忘了时间，曾半夜两三点跑去敲贫困户的门做工作。
“5+2”“白+黑”“周六保证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证”成为了受访基层扶贫干部最正常的作息方式。“為了迎接脱贫摘帽考核，白天暗访，晚上开会，像高考一样天天做卷子，模拟第三方评估。”贵州省一位基层区委书记说，“就连做梦都在做扶贫工作。”
啃下贫困“硬骨头”，还要有办法。在全国扶贫一线，记者发现，不仅要“输血”，更要“造血”，已经成为干部的共识。
在旬邑县长舌头村，村民原来主要种植玉米、小麦，仅够自己吃和喂养牲畜。近年来，村子在陕西中医药大学帮扶下积极发展中药种植产业。“去年一亩连翘苗净赚2000元左右。”村支部书记吕存兴说，“今年种了1500多亩，贫困户今年有望全部脱贫。”
陕西驻村干部袁亚宁盘活村里废弃的装饰花厂，优先招录贫困户，每人每月工资近2000元。装饰花还可以外包，让贫困户在家里做，“只要愿意干，脱贫没问题。”双腿残疾的左进军，父母70多岁，女儿读初中，现在他靠做装饰花一个月能赚1800多元，“以前别人养活我，现在我能养活家里人。”左进军说。 在贵州省台江县台盘乡阳芳村，扶贫干部通过招商引资发展乡村农业旅游。在一些农家乐庄园里，记者看到西红柿、小南瓜已经挂果，长势喜人。台盘乡党委书记王志清充满信心地说，“通过务工、分红收入等方式，农业旅游将让所有贫困户受惠，将来还会有更大收益。”
56岁的达吉住在西藏林芝地区米林县萨玉村，20多岁时发现患有神经纤维瘤，因病致贫，家里7口人住在只有50多平方米、用篱笆和石头砌成的房子里。在干部帮扶下，达吉家建起了250平方米的房子，还开起了小卖店，加上打理8亩种植着青稞和小麦的田地，已经实现人均年收入超过4000元。
吉林省四平市铁东区在每个村建立光伏发电站，联网发电每年带来固定收入30万元左右，作为为贫困户兜底和村级扶贫基金的积累。同时，铁东区谋划发展采摘农业和乡村旅游，为脱贫后群众生活作长远打算。
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地少物薄，是国家级贫困县。“区里建起了滑雪场，部分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到雪场上班，月工资在3000元以上。”區委书记王彪说，崇礼区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将集体资源和扶贫基金入股分红，帮助贫困户获得稳定、可持续收入。
干部能力“脱了贫”，也有个别人力不从心
在脱贫攻坚战中，全国各地、各层级部门的大批干部下沉到基层、深入到一线，开展群众工作。
“脱贫攻坚使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困难群众生活质量得到了提升，也锻炼培养了一批干部。”况顺航对记者说，“这个过程很艰难，也很充实。”
“有些年轻干部没有基层工作经历，不会说群众话，不会做群众工作。在脱贫攻坚一线摸爬滚打一圈后，说话‘土’了，感情‘真’了，处理基层复杂问题的能力明显提高了。”福建安溪县委组织部部长史思泉说。
“脱贫攻坚不仅是脱群众的贫，也把干部思想上的贫、能力上的贫脱了。”中组部在贵州台江县挂职县委副书记的赵凯明说。
脱贫攻坚给贫困地区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干部以身作则的带动下，干群关系明显改善，形成广大干部群众同心勠方脱贫攻坚的良好势头。
旬邑县底庙镇东牛村驻村第一书记王超驻村期满后，村民集体联名书写“请愿书”，挽留他继续驻村。记者跟随他到贫困户家走访，家家户户都热情地倒茶相迎。“王书记好着呢，和我们跟一家人似的。”贫困户万亚峰说。
“以前有些干部走在街上会被群众戳脊梁骨，现在大家都会招呼喝水小坐。”贵州福泉市仙桥乡党委书记杨时江说，“干部的宗旨意识在回归，群众认可度提高了，干部的荣誉感也回来了。”
不过，记者在一个多月的一线调研中也发现，一方面，扶贫干部的思想、能力在脱贫攻坚一线得到了锤炼提升，但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处于高强度、重压力的工作状态下，也有部分干部出现了力不从心或被动应付的问题。一线扶贫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也对干部履职尽责提出了新考验。
例如，在调研中记者发现，形式主义有抬头趋势。面对繁重的考核压力，一些基层干部出现了消极应付、出工不出力，工作上重形式、走过场而不重视实际效果的问题；一些干部不愿下基层，不愿担责任，个别的甚至“宁愿不进步也不下基层”。
“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当前各级政府和各部门将扶贫工作任务层层分解下压，乡镇一级政府承担的责任大，基层普遍存在“过劳工作”情况。
福建一位街道党工委书记说，每名干部往往承担着上级多个职能部门的多项工作任务，同一时段收到多个工作指示，难免出现工作完成质量不高的情况。
“资源往上走，任务往下走，这也导致一些基层干部工作主观能动性不足。”青海一位县委书记这样说。
严管与厚爱并重，为扶贫干部鼓劲
基层扶贫干部也有烦恼，“有些时候基层工作是19，一个人在干，九个人在安排；一个人在做，九个人在督查。”贵州一位基层街道党工委书记这样说。
“名目繁多的脱贫考核指标，让扶贫一线干部倍感压力。”贵州一位地市领导说，乡镇干部还要承担环保、维稳、安全生产等几十项“一票否决”工作事项，在一定程度上难免会存在想作为却怕担责的矛盾心理。
在贵州省，记者了解到，一位干部到乡镇工作只有8个月时间，已经被有关部门问责了3次；一个乡镇9个干部，则被问责了7人。
问责让干部守规矩，干净干事，但不恰当的问责也会带来不敢担当、不愿担当的问题。“在本身工作任务繁重、压力巨大的情况下，上级部门再简单地以‘问责处分’推动工作，基层干部就不敢做事了。”福建一位基层干部直言。
扶贫工作会议多、督导检查多，也让一线干部疲子应付。一位在基层挂职的干部说，在基层，“以会议落实会议”“以会议代替工作”问题仍然存在。“督查越多，基层干部越不敢干。”一位基层干部告诉记者，作为镇党委书记，保守估算，她一周至少要接待三拨督导、检查。
此外，部分基层扶贫干部认为，当前考核体系过于重视过程记录，尚缺少对群众是否真正脱贫的考量，有待进一步科学化完善。
接受采访的基层干部和专家建议，一线扶贫干部的精神状态和队伍建设，直接关系脱贫攻坚的质量和进度。应通过改进和减少重复考核、完善督查机制、落实轮休和带薪休假制度等措施，严管与厚爱并重，为扶贫一线干部减负释压、加油鼓劲。
当前，脱贫攻坚已经进入攻坚拔寨的冲刺期。一个多月来，记者在贵州、陕西、青海等10个脱贫攻坚重点省区市调研了解到，广大扶贫干部攻坚克难，带领群众盖房子、闯路子、收票子，脱贫成效显著。在这一过程中，干部作风沉下来了，干群关系更密切了。不仅群众脱了贫，干部思想能力也脱了“贫”。
同时，扶贫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也对一线扶贫干部的履职尽责能力和队伍建设提出了新的考验。
干部好作风回来了，压力也很大
“实在不好意思，今天去跑大豆种子了，这事耽误不起啊。好在6吨种子今天都解决了。”约定采访时间几经改变，记者终于见到了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李家乡山庄村第一书记阎三财。
然而，刚进行不久的采访又被一个电话打断：山庄村对口帮扶单位帮扶的化肥到了，他要赶回去给村民分发化肥。“本想今天还能回家住一晚……”阎三财苦笑着说，“这几年最苦恼的事，就是很少有时间陪孩子，顾不上家里的事。”
在记者历时一个多月的走访调研中，类似的场景并不鲜见。
扶贫干部郭飞长期下乡，经常三四个月回不了一趟家。父母很不理解：“你们扶贫办有那么忙吗，光往别人家跑，自己家都不要了？”
“爸爸调任后，我给他打电话他常常不接，有时打回来匆匆说两声就挂断，经常晚上十点多还没回来，家里重担全部压到妈妈身上。”这是陕西省旬邑县扶贫办主任燕志敏的儿子对父亲的印象。
扶贫干部张飞汇总编写的扶贫材料堆起来有一人高，忙起来也是有家难回。
在扶贫一线调研，记者感受到了干部们的“苦”，不光是苦予工作忙碌、苦于任务艰巨，更多是苦于不能兼顾工作和家庭，对家人心怀愧疚。
2016年5月，青海省湟中县李家山镇党委书记赵明辉的妻子遭遇车祸去世，儿子6月份参加高考。面对家里这么大的变故，赵明辉匆匆处理完妻子后事后，没有请假休假，又投入到了紧张的扶贫工作中。
“脱贫攻坚是硬任务，基层干部不敢休假，再苦都得坚持下去。”李家山镇镇长社军说。
为了帮助贫困户尽快脱贫，从中央到省、市、县、乡镇各部门选派大量优秀干部到贫困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成立工作队。工作队队员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村民都说“党的好作风又回来了”。
在陕西省旬邑县马栏镇前义阳村，一间不足8平方米的村广播室内局促地摆着两张床。这里是扶贫干部黄哲和同事的住所。
床头摆着工作日志、贫困户信息等资料和一些治疗感冒、高血压的药，还有一个装着日常换洗衣服的箱子，就是黄哲在村里的全部家当。一周五天住在村里，忙起来十天半月不回家是常事，只有回家时才能洗上一次澡。
黄哲是咸阳师范学院后勤处主任，现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这里的群众为革命做了很大的贡献，对党的感情很深。我们必须传承先辈精神，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黄哲说。
“过去有些干部像臊子面上的韭菜叶子，浮在水面上。”95岁的原关中分区老红军杨宏畴说，“现在他们访贫问苦，家家户户都去看，大大小小的事都关心，这才像我们党的干部。”
越来越多的扶贫干部将驻村从要求变为自觉。“现在驻村驻出亲戚了。扶贫干部走在村里，狗都不乱叫。”贵州省安顺市普定县水井村第一书记王泽勇说。
贵州石阡县委书记皮贵怀说，县里要求驻村干部必须吃住在贫困户家，交伙食费和住宿费。“扶贫干部要把贫困群众当自己的亲人一样来帮扶。”
墙上贴着脱贫攻坚作战图；有些女同志背着年幼的孩子加班加点；有些扶贫干部通宵达旦地工作……记者在走访调研中发现，大多数扶贫干部具有极强的责任心和使命感，跟当地群众一道苦一道干，冲刺脱贫攻坚战。
“我参加工作27年来，除了3天婚假外，再没休过假。”青海湟中县委书记李晓舸说，很多乡镇干部和贫困户待在一起的时间，远远超过陪伴家人的时间。
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牺牲在岗位上的扶贫一线干部已经有100多人，更多干部轻伤不下火线。四川屏山县碾米村党支部书记文忠珍身患重病，仍坚持在一线组织聚居点建设，只为了让贫困户尽早搬进新居。
位于黔西北的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海拔高、沟壑深，目前还有13.44万贫困人口。“条件异常艰苦，对人是极大的挑战。”在威宁挂职副书记的贵州省委办公厅综合处处长谢斌说，“为了群众脱贫，我们不怕流汗珠子，也不怕流血珠子。”
忘了时间，曾半夜跑去敲门做工作
贫困是块“硬骨头”，“啃下来”要有干劲、有韧劲。“扶贫一线干部辛苦指数非常高，像一根绷得很紧的弹簧。”况顺航这样形容基层干部的工作常态。他向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细节，市里一名扶贫干部因为工作太忙，忘了时间，曾半夜两三点跑去敲贫困户的门做工作。
“5+2”“白+黑”“周六保证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证”成为了受访基层扶贫干部最正常的作息方式。“為了迎接脱贫摘帽考核，白天暗访，晚上开会，像高考一样天天做卷子，模拟第三方评估。”贵州省一位基层区委书记说，“就连做梦都在做扶贫工作。”
啃下贫困“硬骨头”，还要有办法。在全国扶贫一线，记者发现，不仅要“输血”，更要“造血”，已经成为干部的共识。
在旬邑县长舌头村，村民原来主要种植玉米、小麦，仅够自己吃和喂养牲畜。近年来，村子在陕西中医药大学帮扶下积极发展中药种植产业。“去年一亩连翘苗净赚2000元左右。”村支部书记吕存兴说，“今年种了1500多亩，贫困户今年有望全部脱贫。”
陕西驻村干部袁亚宁盘活村里废弃的装饰花厂，优先招录贫困户，每人每月工资近2000元。装饰花还可以外包，让贫困户在家里做，“只要愿意干，脱贫没问题。”双腿残疾的左进军，父母70多岁，女儿读初中，现在他靠做装饰花一个月能赚1800多元，“以前别人养活我，现在我能养活家里人。”左进军说。 在贵州省台江县台盘乡阳芳村，扶贫干部通过招商引资发展乡村农业旅游。在一些农家乐庄园里，记者看到西红柿、小南瓜已经挂果，长势喜人。台盘乡党委书记王志清充满信心地说，“通过务工、分红收入等方式，农业旅游将让所有贫困户受惠，将来还会有更大收益。”
56岁的达吉住在西藏林芝地区米林县萨玉村，20多岁时发现患有神经纤维瘤，因病致贫，家里7口人住在只有50多平方米、用篱笆和石头砌成的房子里。在干部帮扶下，达吉家建起了250平方米的房子，还开起了小卖店，加上打理8亩种植着青稞和小麦的田地，已经实现人均年收入超过4000元。
吉林省四平市铁东区在每个村建立光伏发电站，联网发电每年带来固定收入30万元左右，作为为贫困户兜底和村级扶贫基金的积累。同时，铁东区谋划发展采摘农业和乡村旅游，为脱贫后群众生活作长远打算。
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地少物薄，是国家级贫困县。“区里建起了滑雪场，部分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到雪场上班，月工资在3000元以上。”區委书记王彪说，崇礼区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将集体资源和扶贫基金入股分红，帮助贫困户获得稳定、可持续收入。
干部能力“脱了贫”，也有个别人力不从心
在脱贫攻坚战中，全国各地、各层级部门的大批干部下沉到基层、深入到一线，开展群众工作。
“脱贫攻坚使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困难群众生活质量得到了提升，也锻炼培养了一批干部。”况顺航对记者说，“这个过程很艰难，也很充实。”
“有些年轻干部没有基层工作经历，不会说群众话，不会做群众工作。在脱贫攻坚一线摸爬滚打一圈后，说话‘土’了，感情‘真’了，处理基层复杂问题的能力明显提高了。”福建安溪县委组织部部长史思泉说。
“脱贫攻坚不仅是脱群众的贫，也把干部思想上的贫、能力上的贫脱了。”中组部在贵州台江县挂职县委副书记的赵凯明说。
脱贫攻坚给贫困地区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干部以身作则的带动下，干群关系明显改善，形成广大干部群众同心勠方脱贫攻坚的良好势头。
旬邑县底庙镇东牛村驻村第一书记王超驻村期满后，村民集体联名书写“请愿书”，挽留他继续驻村。记者跟随他到贫困户家走访，家家户户都热情地倒茶相迎。“王书记好着呢，和我们跟一家人似的。”贫困户万亚峰说。
“以前有些干部走在街上会被群众戳脊梁骨，现在大家都会招呼喝水小坐。”贵州福泉市仙桥乡党委书记杨时江说，“干部的宗旨意识在回归，群众认可度提高了，干部的荣誉感也回来了。”
不过，记者在一个多月的一线调研中也发现，一方面，扶贫干部的思想、能力在脱贫攻坚一线得到了锤炼提升，但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处于高强度、重压力的工作状态下，也有部分干部出现了力不从心或被动应付的问题。一线扶贫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也对干部履职尽责提出了新考验。
例如，在调研中记者发现，形式主义有抬头趋势。面对繁重的考核压力，一些基层干部出现了消极应付、出工不出力，工作上重形式、走过场而不重视实际效果的问题；一些干部不愿下基层，不愿担责任，个别的甚至“宁愿不进步也不下基层”。
“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当前各级政府和各部门将扶贫工作任务层层分解下压，乡镇一级政府承担的责任大，基层普遍存在“过劳工作”情况。
福建一位街道党工委书记说，每名干部往往承担着上级多个职能部门的多项工作任务，同一时段收到多个工作指示，难免出现工作完成质量不高的情况。
“资源往上走，任务往下走，这也导致一些基层干部工作主观能动性不足。”青海一位县委书记这样说。
严管与厚爱并重，为扶贫干部鼓劲
基层扶贫干部也有烦恼，“有些时候基层工作是19，一个人在干，九个人在安排；一个人在做，九个人在督查。”贵州一位基层街道党工委书记这样说。
“名目繁多的脱贫考核指标，让扶贫一线干部倍感压力。”贵州一位地市领导说，乡镇干部还要承担环保、维稳、安全生产等几十项“一票否决”工作事项，在一定程度上难免会存在想作为却怕担责的矛盾心理。
在贵州省，记者了解到，一位干部到乡镇工作只有8个月时间，已经被有关部门问责了3次；一个乡镇9个干部，则被问责了7人。
问责让干部守规矩，干净干事，但不恰当的问责也会带来不敢担当、不愿担当的问题。“在本身工作任务繁重、压力巨大的情况下，上级部门再简单地以‘问责处分’推动工作，基层干部就不敢做事了。”福建一位基层干部直言。
扶贫工作会议多、督导检查多，也让一线干部疲子应付。一位在基层挂职的干部说，在基层，“以会议落实会议”“以会议代替工作”问题仍然存在。“督查越多，基层干部越不敢干。”一位基层干部告诉记者，作为镇党委书记，保守估算，她一周至少要接待三拨督导、检查。
此外，部分基层扶贫干部认为，当前考核体系过于重视过程记录，尚缺少对群众是否真正脱贫的考量，有待进一步科学化完善。
接受采访的基层干部和专家建议，一线扶贫干部的精神状态和队伍建设，直接关系脱贫攻坚的质量和进度。应通过改进和减少重复考核、完善督查机制、落实轮休和带薪休假制度等措施，严管与厚爱并重，为扶贫一线干部减负释压、加油鼓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