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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以“中国”为字头的综合性大学，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中国大学创办于1912年，停办于1949年。由于解放后对该校很少宣传，故尘封达64年之久。
中国大学目前尚健在的老学友已经不多，而且都在85岁以上，亟须对他们进行口述史料的挖掘，以抢救式的紧迫感对中国大学的许多重要历史事实和广大师生的业绩进行整理，以便宣传、继承。这是一件十分迫切而又有意义的工作。
中国大学，初名国民大学，是孙中山先生为培养民主革命人才，于1912年仿日本早稻田大学在北京创办的，国民政府拨款84500两白银为开办费，孙中山先生自任校董。该校与孙中山先生于1924年创办的“黄埔军校”齐名，只不过黄埔军校要比中国大学晚11年。人们曾称：“北有中大，南有黄埔”、“一北一南，一文一武”。
大学创办之初，租得前门内西城根愿学堂为校址。在《中国大学十六周年纪念大会会刊》中记载：辛亥革命的硝烟尚未散尽，“孙总理在这成功的失望当中，深知欲贯彻革命的主张，谋真正共和的实现，非养成革命的人才从根本上改造不可，于是和宋教仁、黄兴诸先烈规划进行，以树百年大计。这时宋先生恰供职北平，又以北平为全国文化的中心，遂决计组织搜罗学识经验丰富的革命人才为导师，而宋教仁先生则被推为第一任校长。筹备即竣——至是为时势所要求的中大，遂于民国二年四月十三日正式成立了。”成立前校名定为“国民大学”。岂料将要开学时，宋教仁先生于1913年3月20日在上海遇刺，22日去世。于是改由校董黄兴出任第二任校长，由彭允彝先生代行校长职务。
黄兴继任校长后，为学校题写了“国民大学”校名。1913年4月，国民大学正式开学。
国民大学设有教务、总务、庶务、会计等机构。学校初设四大部：大学部，下设文、法、商三科；专门部，下设法、商两科；法政别科部；附属中学部。在中国大学的历史上，一些国民党军界要员都曾任职。蒋介石、冯玉祥、张学良、阎锡山等曾任名誉总董事；孔祥熙、孙科等曾任董事长。
1914年1月学校与上海吴淞中国公学合并，改称中国公学大学部。1917年3月5日，经董事会决定，将校名改为“中国大学”。此时，在校学生已达到一千余人。原校舍狭小，很难适应事业的发展，经校长与校董事多方努力，于1925年6月买下二龙路口袋胡同郑王府房产。同年9月，除附属中学部外，均迁至新校址开学，原在前门内西城根愿学堂的旧址成为中国大学预科。
1919年五四运动，中国大学师生打出校旗走上街头，参加游行，结果多数学生被打被捕，其中一些人被警厅关押了半个多月。后经姚撼校长与其他院校的六位校长联名保释放回。
1921年起，由王正廷任中国大学校长。同年11月学校改称中国学院。
中国共产党早在1924年便在该校建立了组织，冯雪峰、齐燕铭、吴承仕、曹靖华、段君毅、任仲夷、崔月犁、宋汝棼、黎光等老一辈革命家曾在此开展过地下斗争。
1925年，逢孙中山抱病到京，委托汪精卫到学校演讲。1930年，中国大学停办大学预科，改为中国大学附属中学。
中国大学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在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中一直走在前列，以李大钊、李达、吴承仕、杨秀峰等为代表的一批“红色教授”在学校传播马克思主义，学校培养出了以李兆麟、白乙化、董毓华、段君毅、张致祥、任仲夷等为代表的一批民族英雄和国家栋梁。在“一二·九”运动中，中国大学站在学生运动的前列，培养出一大批先进青年和革命志士，传承了孙中山开创的反帝爱国精神。
1931年中国大学校长王正廷在《辛未同学录序》中说：“夫本校为先总理暨诸革命先烈所创办，其目的固在提倡学术，培植人才，而其经久愈坚、始终弗渝之精神，惟在促进革命。”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大学辽宁籍学生曾组织了抗战救国团，9月21日中国大学召开反日救国大会。中国大学学生李兆麟从此奔赴抗日前线，他与杨靖宇、周保中同志成为东北抗日联军三位著名将领。这一时期，李达、吕振羽、蓝公武、管彤、鲁方明等一批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在校内或写文章或作讲演，宣传马克思主义。还出版了《文史》双月刊，《盍旦》半月刊，载文积极倡导马克思主义。
在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中，中大学生会主席董毓华等率领学生队伍越墙出校，涌上街头游行，最早来到新华门请愿，在12月16日北平抗日大游行中，董毓华和其他同学夺过水龙头反射军警。现在中学历史课本上“一二·九”运动图片，就是依据当时现场拍的照片绘制的。
1935年12月22日，北平学联在中国大学逸仙堂举办血衣展览，展出“一二·九”、“一二·一六”事件中各校受伤学生的数百件血衣。这个展览是由中大学生董毓华和白乙化筹办的。白乙化不久也投身抗日前线，成为平西抗日游击战的著名领导人；他的绰号“小白龙”，使敌寇闻名丧胆。他于1941年在密云与日军战斗中光荣牺牲。白乙化同志的墓就建在密云水库岸边。
1936年10月，曾任北平市首任市长的何其巩任中国大学校长，直至1946年10月。何其巩任职的十年是中国大学一段十分艰难却又取得了长足发展的历史时期。
何其巩（1899—1955），字克之，安徽桐城（今枞阳县）人。1927年至1946年任中国大学董事会主任，1936年10月至1946年10月任中国大学校长。1950年后，任中央文史馆馆员。在其执掌中国大学期间，坚持中国人办中国大学，拒绝日伪经费援助，自筹经费，延聘爱国学者执教。北平沦陷期间，许多失学的河北、东北三省的学生都插入中国大学学习，在校生最多时达3000多人。1943年学校设立文、理、法三个学院、四个学系、一个研究院，并修订了组织大纲。为增强学生的民族意识，对学生进行民族气节教育。他扩充中国大学图书馆，并在馆内正厅的墙壁上亲书“读古今中外之书志其大者，以国家民族之任勉我学人”楹联，还亲自选定《中国大学国文教本》选文百篇，将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正气歌》入选，要学生精读。 1937年8月后，留居平津各大专院校的一批坚持民族气节、不与日伪合作的教师，纷纷被何其巩校长聘到中国大学任教。中国大学拒绝敌人资助。坚持“我们是中国人的中国大学”，“为教育而教育”的办学方针，获得沦陷区爱国知识界的支持。
1941年美日宣战后，又有一些大学停办，燕京大学的齐思和、胡鲁声、张东荪、严孟群、袁贤能、李汝祺，协和医学院的裴文中、冯兰州、臧玉淦、徐希帆、谢少文等名教授均到中国大学执教。其他如清华大学的褚圣麟、刘明越，北大的俞平伯、蔡镏生、严东生，北平师范大学的陆宗达、王桐龄，天津南开大学的温公颐、翁独健、王之相、唐纪翔、孟昭威、孙人和、邸维周、王静如等，他们宁肯以微薄工薪应聘到中国大学任教，拒绝到有丰厚待遇的日伪主办的学校任职。何其巩校长抗战开始即肩负了在敌占区造就青年的重任，坚持做到：“董事会及学校一切机构无变动；不受奴化支配，拒绝日伪分子，优待忠贞人士；学生自由讲习，并运送抗日后方；学校证件，从未加盖过伪印；对参加抗日地下工作者，分别掩护”。
1942年《中国大学校友录》记载：“在当年总理与党国诸先进为要从事革命的建设新中国，不得不首先造就多量的建国新人才，所以民国开始的那一年，就创设我们的学校，把伟大的革命精神，寄托给我们的校友。”
王正廷在《1948中国大学年刊》中写道：“吾校创始于民元，成立于民二，国龄、校龄仅一岁之差，而吾校之创办人即为缔造民国国父孙中山先生。盖吾校与国家之同休戚、共枯荣，三十五年如一日。而吾国父之伟大精神、崇高理想所以孕育涵被为吾校之指导理念者，固始终无间也。以是革命奋斗为吾校之传统精神，自由研讨为吾校所特具之风气。”
从中国大学历届校董、校长的名单里可以看出这所大学在当时不凡的社会地位。像中国大学这样，以国家的名字来命名、由众多政府要员来操办的学校，是非常少见的。
1949年3月，由军管会下令，中国大学等北平7所私立大学停办，前后共历36年。之后，中国大学附中改名新生中学，1952年改名为北京市第二十九中学。西单郑王府中国大学校址后来为国家教育部所属。
孙中山先生说：“夫袁世凯者，北洋军阀之首领，时与列强相勾结，一切反革命的专制阶级如武人官僚辈，皆依附之，以求生存”，“以假共和之面孔，行真专制之手段也”。为了真共和，孙中山亲手创建中国大学，中国大学和黄埔军校，共同培育革命人才，一文一武，一北一南，是孙中山先生“振兴中华”的不朽丰碑！国民党故老相传“先有中大，后有黄埔”事实确是如此，培养文职人才的国民大学，比之后建立的培养武职人才的黄埔军校的历史要早11年之久！
作者单位：北京市档案馆
中国大学目前尚健在的老学友已经不多，而且都在85岁以上，亟须对他们进行口述史料的挖掘，以抢救式的紧迫感对中国大学的许多重要历史事实和广大师生的业绩进行整理，以便宣传、继承。这是一件十分迫切而又有意义的工作。
中国大学，初名国民大学，是孙中山先生为培养民主革命人才，于1912年仿日本早稻田大学在北京创办的，国民政府拨款84500两白银为开办费，孙中山先生自任校董。该校与孙中山先生于1924年创办的“黄埔军校”齐名，只不过黄埔军校要比中国大学晚11年。人们曾称：“北有中大，南有黄埔”、“一北一南，一文一武”。
大学创办之初，租得前门内西城根愿学堂为校址。在《中国大学十六周年纪念大会会刊》中记载：辛亥革命的硝烟尚未散尽，“孙总理在这成功的失望当中，深知欲贯彻革命的主张，谋真正共和的实现，非养成革命的人才从根本上改造不可，于是和宋教仁、黄兴诸先烈规划进行，以树百年大计。这时宋先生恰供职北平，又以北平为全国文化的中心，遂决计组织搜罗学识经验丰富的革命人才为导师，而宋教仁先生则被推为第一任校长。筹备即竣——至是为时势所要求的中大，遂于民国二年四月十三日正式成立了。”成立前校名定为“国民大学”。岂料将要开学时，宋教仁先生于1913年3月20日在上海遇刺，22日去世。于是改由校董黄兴出任第二任校长，由彭允彝先生代行校长职务。
黄兴继任校长后，为学校题写了“国民大学”校名。1913年4月，国民大学正式开学。
国民大学设有教务、总务、庶务、会计等机构。学校初设四大部：大学部，下设文、法、商三科；专门部，下设法、商两科；法政别科部；附属中学部。在中国大学的历史上，一些国民党军界要员都曾任职。蒋介石、冯玉祥、张学良、阎锡山等曾任名誉总董事；孔祥熙、孙科等曾任董事长。
1914年1月学校与上海吴淞中国公学合并，改称中国公学大学部。1917年3月5日，经董事会决定，将校名改为“中国大学”。此时，在校学生已达到一千余人。原校舍狭小，很难适应事业的发展，经校长与校董事多方努力，于1925年6月买下二龙路口袋胡同郑王府房产。同年9月，除附属中学部外，均迁至新校址开学，原在前门内西城根愿学堂的旧址成为中国大学预科。
1919年五四运动，中国大学师生打出校旗走上街头，参加游行，结果多数学生被打被捕，其中一些人被警厅关押了半个多月。后经姚撼校长与其他院校的六位校长联名保释放回。
1921年起，由王正廷任中国大学校长。同年11月学校改称中国学院。
中国共产党早在1924年便在该校建立了组织，冯雪峰、齐燕铭、吴承仕、曹靖华、段君毅、任仲夷、崔月犁、宋汝棼、黎光等老一辈革命家曾在此开展过地下斗争。
1925年，逢孙中山抱病到京，委托汪精卫到学校演讲。1930年，中国大学停办大学预科，改为中国大学附属中学。
中国大学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在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中一直走在前列，以李大钊、李达、吴承仕、杨秀峰等为代表的一批“红色教授”在学校传播马克思主义，学校培养出了以李兆麟、白乙化、董毓华、段君毅、张致祥、任仲夷等为代表的一批民族英雄和国家栋梁。在“一二·九”运动中，中国大学站在学生运动的前列，培养出一大批先进青年和革命志士，传承了孙中山开创的反帝爱国精神。
1931年中国大学校长王正廷在《辛未同学录序》中说：“夫本校为先总理暨诸革命先烈所创办，其目的固在提倡学术，培植人才，而其经久愈坚、始终弗渝之精神，惟在促进革命。”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大学辽宁籍学生曾组织了抗战救国团，9月21日中国大学召开反日救国大会。中国大学学生李兆麟从此奔赴抗日前线，他与杨靖宇、周保中同志成为东北抗日联军三位著名将领。这一时期，李达、吕振羽、蓝公武、管彤、鲁方明等一批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在校内或写文章或作讲演，宣传马克思主义。还出版了《文史》双月刊，《盍旦》半月刊，载文积极倡导马克思主义。
在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中，中大学生会主席董毓华等率领学生队伍越墙出校，涌上街头游行，最早来到新华门请愿，在12月16日北平抗日大游行中，董毓华和其他同学夺过水龙头反射军警。现在中学历史课本上“一二·九”运动图片，就是依据当时现场拍的照片绘制的。
1935年12月22日，北平学联在中国大学逸仙堂举办血衣展览，展出“一二·九”、“一二·一六”事件中各校受伤学生的数百件血衣。这个展览是由中大学生董毓华和白乙化筹办的。白乙化不久也投身抗日前线，成为平西抗日游击战的著名领导人；他的绰号“小白龙”，使敌寇闻名丧胆。他于1941年在密云与日军战斗中光荣牺牲。白乙化同志的墓就建在密云水库岸边。
1936年10月，曾任北平市首任市长的何其巩任中国大学校长，直至1946年10月。何其巩任职的十年是中国大学一段十分艰难却又取得了长足发展的历史时期。
何其巩（1899—1955），字克之，安徽桐城（今枞阳县）人。1927年至1946年任中国大学董事会主任，1936年10月至1946年10月任中国大学校长。1950年后，任中央文史馆馆员。在其执掌中国大学期间，坚持中国人办中国大学，拒绝日伪经费援助，自筹经费，延聘爱国学者执教。北平沦陷期间，许多失学的河北、东北三省的学生都插入中国大学学习，在校生最多时达3000多人。1943年学校设立文、理、法三个学院、四个学系、一个研究院，并修订了组织大纲。为增强学生的民族意识，对学生进行民族气节教育。他扩充中国大学图书馆，并在馆内正厅的墙壁上亲书“读古今中外之书志其大者，以国家民族之任勉我学人”楹联，还亲自选定《中国大学国文教本》选文百篇，将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正气歌》入选，要学生精读。 1937年8月后，留居平津各大专院校的一批坚持民族气节、不与日伪合作的教师，纷纷被何其巩校长聘到中国大学任教。中国大学拒绝敌人资助。坚持“我们是中国人的中国大学”，“为教育而教育”的办学方针，获得沦陷区爱国知识界的支持。
1941年美日宣战后，又有一些大学停办，燕京大学的齐思和、胡鲁声、张东荪、严孟群、袁贤能、李汝祺，协和医学院的裴文中、冯兰州、臧玉淦、徐希帆、谢少文等名教授均到中国大学执教。其他如清华大学的褚圣麟、刘明越，北大的俞平伯、蔡镏生、严东生，北平师范大学的陆宗达、王桐龄，天津南开大学的温公颐、翁独健、王之相、唐纪翔、孟昭威、孙人和、邸维周、王静如等，他们宁肯以微薄工薪应聘到中国大学任教，拒绝到有丰厚待遇的日伪主办的学校任职。何其巩校长抗战开始即肩负了在敌占区造就青年的重任，坚持做到：“董事会及学校一切机构无变动；不受奴化支配，拒绝日伪分子，优待忠贞人士；学生自由讲习，并运送抗日后方；学校证件，从未加盖过伪印；对参加抗日地下工作者，分别掩护”。
1942年《中国大学校友录》记载：“在当年总理与党国诸先进为要从事革命的建设新中国，不得不首先造就多量的建国新人才，所以民国开始的那一年，就创设我们的学校，把伟大的革命精神，寄托给我们的校友。”
王正廷在《1948中国大学年刊》中写道：“吾校创始于民元，成立于民二，国龄、校龄仅一岁之差，而吾校之创办人即为缔造民国国父孙中山先生。盖吾校与国家之同休戚、共枯荣，三十五年如一日。而吾国父之伟大精神、崇高理想所以孕育涵被为吾校之指导理念者，固始终无间也。以是革命奋斗为吾校之传统精神，自由研讨为吾校所特具之风气。”
从中国大学历届校董、校长的名单里可以看出这所大学在当时不凡的社会地位。像中国大学这样，以国家的名字来命名、由众多政府要员来操办的学校，是非常少见的。
1949年3月，由军管会下令，中国大学等北平7所私立大学停办，前后共历36年。之后，中国大学附中改名新生中学，1952年改名为北京市第二十九中学。西单郑王府中国大学校址后来为国家教育部所属。
孙中山先生说：“夫袁世凯者，北洋军阀之首领，时与列强相勾结，一切反革命的专制阶级如武人官僚辈，皆依附之，以求生存”，“以假共和之面孔，行真专制之手段也”。为了真共和，孙中山亲手创建中国大学，中国大学和黄埔军校，共同培育革命人才，一文一武，一北一南，是孙中山先生“振兴中华”的不朽丰碑！国民党故老相传“先有中大，后有黄埔”事实确是如此，培养文职人才的国民大学，比之后建立的培养武职人才的黄埔军校的历史要早11年之久！
作者单位：北京市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