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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跟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友国，两国在文化融合过程中，产生着不可思议的共鸣；有时也因为各自的民族背景差异，分道扬镳的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万叶集》与《诗经》作为两国各自诗歌文学发展的源头，对于各自的文化领域来说处于同样重要的文学地位。本文主要通过分析《万叶集》与《诗经》的异同来比较中日文学。
一、中国《诗经》与日本《万叶集》的产生
（一）《诗经》的产生及渊源
《诗经》作为中国文化的一大瑰宝，在文学史上占有启蒙性地位。它是中国古代诗歌的起源，共分为《风》、《雅》、《颂》三集，它们分别有不同的来源。其中，《风》藏诗160余篇，主要起源于十五“国”，涉及面积几乎遍及全国，创作者既有贵族阶级，也有农民阶级，是对春秋时期社会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的全方位体现。它不仅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荒淫无度、骄奢淫逸，也表达了劳动人民的疾苦，他们在贵族的剥削下从事繁苦的劳役，过着地位低下没有尊严的生活。同时，《风》也颂扬了劳动人民的勤劳勇敢和朴实心灵，以及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雅》藏诗105卷，分为《大雅》和《小雅》，前者大部分是用于朝贺的献诗和政治讽谏诗，多半由统治阶级所作。而《小雅》多半由下层阶级所作，表示对统治者昏庸无能的憎恨，揭露黑暗的现实，也流露出反压迫、反侵略之情，只有少部分的诗歌反映的是普通群众的生活。《颂》总共包含诗歌40首，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其中《周颂》数量最多，讲述的是商祖先对于民族发展的贡献和丰功伟绩，他们不仅是华夏民族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也是保家卫国、驰骋沙场的民族英雄。
（二）《万叶集》的产生及渊源
在中国古典诗歌源源不断地涌入日本的大文学背景下，日本想要发展本民族文学时碰到的首要问题就是，日本还没有属于本国的独立文字，所以《万叶集》整部歌集都借用漢字记录而成，此举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万叶假名的广泛使用。万叶假名的创造，本身是基于大量记录和歌的需求而实现的，在它产生之后，又在一定程度上相辅相成的促进了和歌的发展。日本文学由口头发展为书面，汉字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不仅起到了纯粹的记载作用，而且进一步在文字的基础上进行了诗歌的二次创作。
因此《万叶集》在汉诗的影响下，宫廷编撰的宫人为了追求有自身文化特色的韵律，进行了对和歌以短歌为基础，长歌为主体的一再改造，其中短歌在形成之初的诗型的基本节律是“五七、五七七”，这种节律经过文人的提炼，进一步发展为“五七、五七”的双重连缀的形式。这种韵律的和歌，经过歌伎编曲者的进一步进化，最后以更口语化的形式流传于民间。
二、中国《诗经》与日本《万叶集》的相似性
由于中国文化在日本的广泛传播以及当时日本上层社会对中国的汉字和汉学的尊崇和推广，中国的汉字和汉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已经深入日本的各个文化阶层。汉文化对日本文化的深入影响也集中体现在了《诗经》和《万叶集》的诸多共同点之上。
首先，它们都具有丰富性和广泛性。两部诗集都是对当时不同阶级现实生活状态的真实反映，作者出身也各有不同。《诗经》中的作者既有王公贵族描绘了祖先的丰功伟绩，也有贫民百姓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腐朽和压迫。描绘的内容既包括战争的疾苦，也有甜美的爱情，都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反映。《万叶集》的作者上至天皇，下至黎民、军人和流浪汉，内容上同样包罗万象，我们既能读到“班田制”下劳动者饥寒交迫的悲惨生活，也能读到远征的军人对于恋人的深深思念，是那个时代的烙印和缩影。
其次，二者都反映了现实批判主义精神。《诗经》中“风雅之兴，志思蓄愤，以讽其上，皆为情而造也。”其中的诗篇虽然现在看起来略有夸张，但并不是文人墨客的无病呻吟，而是作者针砭时弊，对社会真实生活的批判之作。同时，真实性和批判性也是《万叶集》的显著特点，作者不加粉饰的揭露统治阶级的扭捏作态和昏庸无能，其表现手法多以直白的平铺直叙为主，以“写实”手法抒发情感，带有浓浓的现实主义气息。
三、中国 《诗经》与日本《万叶集》的差异性
第一、从“咏贫”出发看政治性的不同。首先我们来看《万叶集》中反映百姓穷苦生活的忆良的代表之作：《贫穷问答歌》：“值此寒气来，只有麻衣披，所有布肩衣，尽着身上矣。较我更穷人，寒夜如何济？父母饥且寒，妻子求且泣。试问当此时，如何度斯世？”这段为问歌部分的一段，说的是冬天的寒冷已经到来，身上粗布麻衣，连棉被都是破的，房屋缺砖少瓦，父母妻儿的啼哭声在耳边环绕，漫漫长夜不知如何躲过，此诗反映了当时百姓生活的窘迫，描写了农民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倍受折磨的生活，感叹着对生活的无望，此作之所以成为稀有作品，是因为当时的时代大背景下，天皇处于绝对统治地位、天皇权利属于上升趋势，当时的人们一般是把天皇作为现世真神来讴歌颂扬，鲜有不满的词句。
中国自东汉时期以来，“咏贫”诗作便成为诗歌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比如《诗经·大雅·生民之什》中的一篇代表作《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国，国无有残。无纵诡随，以谨缱绻。式遏寇虐，无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谏”此句诗句的大概意思为：人民劳苦却不得休息，如果王能爱民，真为百姓着想则不至于此，而后的字里行间透漏着对政治的不满，对王的谏言与规劝，希望不得小人蛊惑与诡骗。
同样是“诉苦的”的诗篇，《诗经》有着较多的反应现实社会政治特质，有着怒而不言的道德批判倾向，有着鲜明的刺世的现实主义精神，对政治的忿恨不平，诗人怀着无人是伯乐却又想试图以诗干政的道德批判的意图写作诗篇，这样对比之下便能看出其代表政治性的不同。《万叶集》无论在词语的尖锐强度上，还是政治的批判角度上看，都不可与《诗经》相提并论。
第二、从“咏花”出发对比中日文学。在日本家喻户晓的《万叶集》中，吟咏花草树木的诗歌大约占了《万叶集》总歌数的三分之一。其中《梅花歌并序》序云：“天平二年正月十三日，萃于帅老之宅，申宴会也。于时，初春令月，气淑风和；梅披镜前之粉，兰薰佩后之香”“于是盖天坐地，促膝飞觞。忘言一室之里，开衿烟霞之外。淡然自放，快然自足。若非翰宛，何以摅情？诗纪落梅之篇，古今夫何异矣！宜赋园梅，聊成短咏”，这句段序词除了描写景色的美丽，让诗人沉醉于自然之中，也表达了想远离世俗的政治心愿。
但是《诗经》中提及“梅”的诗句更多是借花喻人，以花喻情，《召南·摽有梅》中有词：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顷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此诗为大胆的求爱诗篇，直指以为姑娘看见梅花落地，感叹时光流失，青春不再，望能早日嫁得如意郎君的心愿。陆游的辞《卜算子·咏梅》更是写出了梅花可贵的精神：“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梅最早见于《诗经》，历代文人雅士把梅作为一种精神象征，寄托着文人雅士的高尚品性。
由此可见，同样是歌颂花卉，日本诗人多半是感叹其美丽，纯洁，少有借题发挥的诗句。而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只描写景色的却极为罕见，我国诗人在提及梅的过程中，多是把梅花当作是乡情、友谊的象征，借梅喻人，睹物思情，或者表达诗人壮志难酬的情怀，甚者以咏梅花的冰情雪质，比喻自己洁身自持的人格。
四、结语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深受中国文化典籍和历代诗歌诗词影响的《万叶集》在经过了脱胎换骨的改造之后，才具有了求同存异，富含自己民族特色的和歌文化，其表现出来的不朽的生命力，达到了“和魂汉才”的境界。《万叶集》和歌在整体构思和语句的表达上从汉诗文中获得了灵感和启迪。但由于中日两国传统审美情趣的不同，汉诗赋与和歌的根本差异便凸显出来。由于各国的文化背景的不同，政治体制的差异，即使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有着明显彼此交融的痕迹，却也在高度的融合之后产生了各自的特色。（作者单位为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外国语学院）
一、中国《诗经》与日本《万叶集》的产生
（一）《诗经》的产生及渊源
《诗经》作为中国文化的一大瑰宝，在文学史上占有启蒙性地位。它是中国古代诗歌的起源，共分为《风》、《雅》、《颂》三集，它们分别有不同的来源。其中，《风》藏诗160余篇，主要起源于十五“国”，涉及面积几乎遍及全国，创作者既有贵族阶级，也有农民阶级，是对春秋时期社会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的全方位体现。它不仅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荒淫无度、骄奢淫逸，也表达了劳动人民的疾苦，他们在贵族的剥削下从事繁苦的劳役，过着地位低下没有尊严的生活。同时，《风》也颂扬了劳动人民的勤劳勇敢和朴实心灵，以及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雅》藏诗105卷，分为《大雅》和《小雅》，前者大部分是用于朝贺的献诗和政治讽谏诗，多半由统治阶级所作。而《小雅》多半由下层阶级所作，表示对统治者昏庸无能的憎恨，揭露黑暗的现实，也流露出反压迫、反侵略之情，只有少部分的诗歌反映的是普通群众的生活。《颂》总共包含诗歌40首，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其中《周颂》数量最多，讲述的是商祖先对于民族发展的贡献和丰功伟绩，他们不仅是华夏民族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也是保家卫国、驰骋沙场的民族英雄。
（二）《万叶集》的产生及渊源
在中国古典诗歌源源不断地涌入日本的大文学背景下，日本想要发展本民族文学时碰到的首要问题就是，日本还没有属于本国的独立文字，所以《万叶集》整部歌集都借用漢字记录而成，此举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万叶假名的广泛使用。万叶假名的创造，本身是基于大量记录和歌的需求而实现的，在它产生之后，又在一定程度上相辅相成的促进了和歌的发展。日本文学由口头发展为书面，汉字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不仅起到了纯粹的记载作用，而且进一步在文字的基础上进行了诗歌的二次创作。
因此《万叶集》在汉诗的影响下，宫廷编撰的宫人为了追求有自身文化特色的韵律，进行了对和歌以短歌为基础，长歌为主体的一再改造，其中短歌在形成之初的诗型的基本节律是“五七、五七七”，这种节律经过文人的提炼，进一步发展为“五七、五七”的双重连缀的形式。这种韵律的和歌，经过歌伎编曲者的进一步进化，最后以更口语化的形式流传于民间。
二、中国《诗经》与日本《万叶集》的相似性
由于中国文化在日本的广泛传播以及当时日本上层社会对中国的汉字和汉学的尊崇和推广，中国的汉字和汉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已经深入日本的各个文化阶层。汉文化对日本文化的深入影响也集中体现在了《诗经》和《万叶集》的诸多共同点之上。
首先，它们都具有丰富性和广泛性。两部诗集都是对当时不同阶级现实生活状态的真实反映，作者出身也各有不同。《诗经》中的作者既有王公贵族描绘了祖先的丰功伟绩，也有贫民百姓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腐朽和压迫。描绘的内容既包括战争的疾苦，也有甜美的爱情，都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反映。《万叶集》的作者上至天皇，下至黎民、军人和流浪汉，内容上同样包罗万象，我们既能读到“班田制”下劳动者饥寒交迫的悲惨生活，也能读到远征的军人对于恋人的深深思念，是那个时代的烙印和缩影。
其次，二者都反映了现实批判主义精神。《诗经》中“风雅之兴，志思蓄愤，以讽其上，皆为情而造也。”其中的诗篇虽然现在看起来略有夸张，但并不是文人墨客的无病呻吟，而是作者针砭时弊，对社会真实生活的批判之作。同时，真实性和批判性也是《万叶集》的显著特点，作者不加粉饰的揭露统治阶级的扭捏作态和昏庸无能，其表现手法多以直白的平铺直叙为主，以“写实”手法抒发情感，带有浓浓的现实主义气息。
三、中国 《诗经》与日本《万叶集》的差异性
第一、从“咏贫”出发看政治性的不同。首先我们来看《万叶集》中反映百姓穷苦生活的忆良的代表之作：《贫穷问答歌》：“值此寒气来，只有麻衣披，所有布肩衣，尽着身上矣。较我更穷人，寒夜如何济？父母饥且寒，妻子求且泣。试问当此时，如何度斯世？”这段为问歌部分的一段，说的是冬天的寒冷已经到来，身上粗布麻衣，连棉被都是破的，房屋缺砖少瓦，父母妻儿的啼哭声在耳边环绕，漫漫长夜不知如何躲过，此诗反映了当时百姓生活的窘迫，描写了农民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倍受折磨的生活，感叹着对生活的无望，此作之所以成为稀有作品，是因为当时的时代大背景下，天皇处于绝对统治地位、天皇权利属于上升趋势，当时的人们一般是把天皇作为现世真神来讴歌颂扬，鲜有不满的词句。
中国自东汉时期以来，“咏贫”诗作便成为诗歌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比如《诗经·大雅·生民之什》中的一篇代表作《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国，国无有残。无纵诡随，以谨缱绻。式遏寇虐，无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谏”此句诗句的大概意思为：人民劳苦却不得休息，如果王能爱民，真为百姓着想则不至于此，而后的字里行间透漏着对政治的不满，对王的谏言与规劝，希望不得小人蛊惑与诡骗。
同样是“诉苦的”的诗篇，《诗经》有着较多的反应现实社会政治特质，有着怒而不言的道德批判倾向，有着鲜明的刺世的现实主义精神，对政治的忿恨不平，诗人怀着无人是伯乐却又想试图以诗干政的道德批判的意图写作诗篇，这样对比之下便能看出其代表政治性的不同。《万叶集》无论在词语的尖锐强度上，还是政治的批判角度上看，都不可与《诗经》相提并论。
第二、从“咏花”出发对比中日文学。在日本家喻户晓的《万叶集》中，吟咏花草树木的诗歌大约占了《万叶集》总歌数的三分之一。其中《梅花歌并序》序云：“天平二年正月十三日，萃于帅老之宅，申宴会也。于时，初春令月，气淑风和；梅披镜前之粉，兰薰佩后之香”“于是盖天坐地，促膝飞觞。忘言一室之里，开衿烟霞之外。淡然自放，快然自足。若非翰宛，何以摅情？诗纪落梅之篇，古今夫何异矣！宜赋园梅，聊成短咏”，这句段序词除了描写景色的美丽，让诗人沉醉于自然之中，也表达了想远离世俗的政治心愿。
但是《诗经》中提及“梅”的诗句更多是借花喻人，以花喻情，《召南·摽有梅》中有词：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顷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此诗为大胆的求爱诗篇，直指以为姑娘看见梅花落地，感叹时光流失，青春不再，望能早日嫁得如意郎君的心愿。陆游的辞《卜算子·咏梅》更是写出了梅花可贵的精神：“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梅最早见于《诗经》，历代文人雅士把梅作为一种精神象征，寄托着文人雅士的高尚品性。
由此可见，同样是歌颂花卉，日本诗人多半是感叹其美丽，纯洁，少有借题发挥的诗句。而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只描写景色的却极为罕见，我国诗人在提及梅的过程中，多是把梅花当作是乡情、友谊的象征，借梅喻人，睹物思情，或者表达诗人壮志难酬的情怀，甚者以咏梅花的冰情雪质，比喻自己洁身自持的人格。
四、结语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深受中国文化典籍和历代诗歌诗词影响的《万叶集》在经过了脱胎换骨的改造之后，才具有了求同存异，富含自己民族特色的和歌文化，其表现出来的不朽的生命力，达到了“和魂汉才”的境界。《万叶集》和歌在整体构思和语句的表达上从汉诗文中获得了灵感和启迪。但由于中日两国传统审美情趣的不同，汉诗赋与和歌的根本差异便凸显出来。由于各国的文化背景的不同，政治体制的差异，即使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有着明显彼此交融的痕迹，却也在高度的融合之后产生了各自的特色。（作者单位为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