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汶川地震发生后，在中国众多的NGO（非政府组织）里，“多背一公斤”（以下简称“一公斤”）算是反应最迅速的那一拨：在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制作了专题网站；联合国内超过一百家民间组织，成立NGO四川救灾联合办公室；通过全国的志愿者发起了约80个地震救灾公益活动，内容涉及物资募集、图书募集、实地活动、支教老师招募等；5月29日又发布为期5年的“灾后学校重建计划”，分为帐篷图书室、活动板房和新校舍三个阶段。
截至目前，“一公斤”仍然在筹集资源，为这些图书室和更多的灾区学校提供后续的支持。
地震一周年之际，他们又与四川邮政合作发行公益贺卡，消费者每购买一张贺卡就由他们向灾区学校或其他贫困地区的学校捐赠一本少儿图书。消费者凭贺卡上的“爱心密码”在“一公斤”网站1kg.org上自主指定受赠学校，全部过程将在网站上公示。
事实上，从最开始松散的志愿者活动到现在的颇具规模和影响的“社会企业”形态，“一公斤”只花了三年时
间。
带着爱心去旅行
提起“一公斤”，很多人都会有或多或少有些印象。
近两年来，这几个咋一看令人好奇的字眼频繁地出现在各类媒体上。在去年将近10个月的时间里，6000多辆出租车，都曾经载着触摸屏上“一公斤”的互动公益广告，飞驰在上海的大街小巷。
准确地说，“一公斤”是个倡导公益旅行的草根组织，它希望旅行者能在旅途中探访乡村学校，出行时多背一公斤学校所需的物资，以一种轻松快乐的方式传递爱心和知识，同时为自己的旅程增添意义。
安猪（本名余志海）是“一公斤”的发起人。
2004年4月，安猪的一位“驴友”崔英杰从云南旅游回来，和他谈起在云南德钦雨崩徒步旅行途中碰上了两个支教的女孩。崔英杰希望安猪以后如果有机会去雨崩，不要忘了给她们以及她们的学生们带些礼物。
“那边生活条件很差，天天吃青菜，难得吃高蛋白质食物，给她们带些好吃的吧，给学生们买些书之类的东西，哪怕只是去问声好，让她们知道‘你不孤独’，就很好了。”崔对他说。
感动之余，安猪突然想到“驴友”们喜欢走的路线大多是经济不发达的偏远地区，那里的教育资源一般都很匮乏，是不是可以把游玩和公益活动结合起来，一边旅游一边给沿途的学校带去一点帮助？他觉得，虽然每个人的能力有限，但如果这个想法能推广出去，那么产生的力量是无与伦比的。“一公斤”的主意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在他的脑海里产生了。
安猪开始在自己身上实践这种公益旅游的想法，并在业余时间建立了“一公斤”博客，记录自己的公益旅行经历，希望带动更多的旅游者加入。
网络的力量是巨大的，一传十，十传百，靠着网络上的口碑营销，“一公斤”的公益理念迅速传播开来。到2006年年中，北京、上海、广州、西安等城市都陆续自发组成了地方志愿者团队，组织公益旅游活动，并在活动后及时发布了活动分享，有志愿者在高校和城市中通过图片展等形式宣传多背一公斤，媒体也开始关注和报道他们。
NGO2.0：人人都是NGO
2006年底，安猪辞去了原来的工作，开始组建“一公斤”全职团队，决心将其作为一项事业来发展。到目前为止，团队一共有五名全职成员和一名兼职成员，常居不同城市，担当着不一样的职责：歪歪在上海负责志愿者发展及品牌推广；Suave在北京负责1kg.org的开发与管理；安猪负责商业合作活动……
网络是整个团队最主要的沟通工具。“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有比较严格的考勤制度，有固定的工作会议，在财务等方面的管理流程与其他NGO和公司相比并没有什么不同。”安猪说。
几年以来，这个团队的运作效率是显而易见的。
2005年，安猪曾在自己的博客里给“一公斤”列了五年目标：到2010年年底，多背一公斤的活动学校数目需达到300所，其中100所可通过互联网与外界自由交流。
那时候听起来，这简直是“雄心壮志”。但事实上，“以目前的成绩来看，当时的目标无疑太保守了”，安猪说。
目前，“一公斤”的活动学校数目已达到了630多所，且每天都在不断增加，单在2008年一年就新增了300所，当年的“100所可通过互联网与外界自由交流”的目标也早已被轻松突破。“一公斤”的目标如今更新为：到2012年底为5000所乡村学校提供服务。未来，希望每年3亿人次去乡村旅行的人能帮助40万所学校。
而这些成绩，几乎都是依赖“一公斤”遍布全国的志愿者团队的“群体协作”去完成的，全职团队仅仅扮演着“设计者”的角色。在这一点上，“一公斤”在国内的NGO组织里走在了前头。
志愿者的“群体协作”是通过“一公斤”的网络社区1kg.org实现的。通常城市人群通过公益组织来获得信息，在其组织和管理下参与行动。但这种模式使公益组织在每一个具体活动的管理上消耗了大量人力和时间，无法应对大规模的参与需求，也限制了参与者的创造性。“一公斤”提出了一种新的公益解决思路：让大众直接参与到公益活动的全程运作中，通过大众的力量为乡村教育带来改善。这是基于信任和分享，而非控制。
“也就是我们说的NGO2.0，人人都是NGO。”安猪这样阐释他的运作模式，“最优秀的创意和行动往往不是从我们几个工作人员的头脑里蹦出来的。从概率上说，好主意更有可能由普通志愿者来提供（志愿者人数是我们工作人员人数的一千倍），所以与其我们去设计、管理和控制，不如去支持和服务志愿者，信任他们，让他们去试验和行动。”
不仅要活下来，而且要活得更好
和其他草根组织一样，“一公斤”也曾步履维艰，没有资金来源，缺乏管理和组织经验。
恰逢2007年NGO支持型组织NPI（公益组织孵化器）推出中国首个公益孵化器，以“有爱心，更要有能力”为口号，支持初创期的NGO发展。第一次启动孵化器在当年4月，资助者是南都公益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
和其他40多个初创期的中国NGO一起，“一公斤”参加了孵化申请，经过层层选拔，“一公斤”和其他的四个机构正式入壳，接受孵化。
所谓的孵化，即是由几个服务构成，“一个是给它们提供免费的场地，免费的设备，每个月还给它一些小额的补贴、小额的资助，另外还有能力建设上的各种培训，最后我们也帮助他们了解政府注册的程序，希望他们能顺利注册。” NPI主任吕朝介绍道。
最终“一公斤”幸运地获得了NPI为他们提供的办公场地和小额资金补贴，参加经常举行的能力建设培训，以及行业内的各种交流和分享活动。
一般情况下，初创的NGO往往缺少吸引政府、企业、社会资源投入的能力，在NPI的支持下，“一公斤”获得了联想集团公益创投的一笔资金，成为启动其全职团队发展的“第一桶金”。
孵化活动持续了一年，出壳后，“一公斤”开始为自己谋求可持续发展的“生路”。
除了维系志愿者的联系和活动，他们还参与了不少商业机构公益营销项目的策划和执行，仅在2008年，“一公斤”就曾与联想等多个商业品牌进行过合作。
在吕朝看来，中国做得像“一公斤”这样成功的NGO并不多，尽管如此，安猪还是感觉“资金处于不稳定的状况，很辛苦”。
目前他们的收入来源主要是两块：一是申请基金会资助，一是与各方合作项目获得管理费，两块收入都来之不易。
“我们去年做了一个收入来源的分析，只能说养活了自己，但是活得不踏实。虽然资金来源很多样化，有企业找上门来的合作，或者参赛的奖金等等，但都不是很稳定的方式，我们想有一个自己的公益产品，来保证自收入的稳定。”“一公斤”的全职人员Suave对记者说。
吕朝谈到，根据自己的了解，很多本土NGO的收入来源是非常不固定的，有的依靠的是境外资金，而境外资金并不多，不能完全满足草根组织的需求；另外国内的劝募市场又没有完全开放，这个就使得草根组织的生存环境比较恶劣。
另外，与国际相比，他认为真正的差距还在于整个社会对公益行业的认同和关注上。“跟任何新兴的行业一样，中国公益行业的发展水平比较低，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作用不明显不充分，相关的政策还不清晰，这是综合因素造成的。这个行业要发展起来也有赖于综合因素：政府的转型；非公募基金会、企业社会责任的兴起；民众捐款意向的表达；民间志愿力量的形成。”
这些变化正在发生，却还尚需时日。“我们首先面临的是生存问题，不仅要活下来，而且要活得更好。”安猪说。
截至目前，“一公斤”仍然在筹集资源，为这些图书室和更多的灾区学校提供后续的支持。
地震一周年之际，他们又与四川邮政合作发行公益贺卡，消费者每购买一张贺卡就由他们向灾区学校或其他贫困地区的学校捐赠一本少儿图书。消费者凭贺卡上的“爱心密码”在“一公斤”网站1kg.org上自主指定受赠学校，全部过程将在网站上公示。
事实上，从最开始松散的志愿者活动到现在的颇具规模和影响的“社会企业”形态，“一公斤”只花了三年时
间。
带着爱心去旅行
提起“一公斤”，很多人都会有或多或少有些印象。
近两年来，这几个咋一看令人好奇的字眼频繁地出现在各类媒体上。在去年将近10个月的时间里，6000多辆出租车，都曾经载着触摸屏上“一公斤”的互动公益广告，飞驰在上海的大街小巷。
准确地说，“一公斤”是个倡导公益旅行的草根组织，它希望旅行者能在旅途中探访乡村学校，出行时多背一公斤学校所需的物资，以一种轻松快乐的方式传递爱心和知识，同时为自己的旅程增添意义。
安猪（本名余志海）是“一公斤”的发起人。
2004年4月，安猪的一位“驴友”崔英杰从云南旅游回来，和他谈起在云南德钦雨崩徒步旅行途中碰上了两个支教的女孩。崔英杰希望安猪以后如果有机会去雨崩，不要忘了给她们以及她们的学生们带些礼物。
“那边生活条件很差，天天吃青菜，难得吃高蛋白质食物，给她们带些好吃的吧，给学生们买些书之类的东西，哪怕只是去问声好，让她们知道‘你不孤独’，就很好了。”崔对他说。
感动之余，安猪突然想到“驴友”们喜欢走的路线大多是经济不发达的偏远地区，那里的教育资源一般都很匮乏，是不是可以把游玩和公益活动结合起来，一边旅游一边给沿途的学校带去一点帮助？他觉得，虽然每个人的能力有限，但如果这个想法能推广出去，那么产生的力量是无与伦比的。“一公斤”的主意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在他的脑海里产生了。
安猪开始在自己身上实践这种公益旅游的想法，并在业余时间建立了“一公斤”博客，记录自己的公益旅行经历，希望带动更多的旅游者加入。
网络的力量是巨大的，一传十，十传百，靠着网络上的口碑营销，“一公斤”的公益理念迅速传播开来。到2006年年中，北京、上海、广州、西安等城市都陆续自发组成了地方志愿者团队，组织公益旅游活动，并在活动后及时发布了活动分享，有志愿者在高校和城市中通过图片展等形式宣传多背一公斤，媒体也开始关注和报道他们。
NGO2.0：人人都是NGO
2006年底，安猪辞去了原来的工作，开始组建“一公斤”全职团队，决心将其作为一项事业来发展。到目前为止，团队一共有五名全职成员和一名兼职成员，常居不同城市，担当着不一样的职责：歪歪在上海负责志愿者发展及品牌推广；Suave在北京负责1kg.org的开发与管理；安猪负责商业合作活动……
网络是整个团队最主要的沟通工具。“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有比较严格的考勤制度，有固定的工作会议，在财务等方面的管理流程与其他NGO和公司相比并没有什么不同。”安猪说。
几年以来，这个团队的运作效率是显而易见的。
2005年，安猪曾在自己的博客里给“一公斤”列了五年目标：到2010年年底，多背一公斤的活动学校数目需达到300所，其中100所可通过互联网与外界自由交流。
那时候听起来，这简直是“雄心壮志”。但事实上，“以目前的成绩来看，当时的目标无疑太保守了”，安猪说。
目前，“一公斤”的活动学校数目已达到了630多所，且每天都在不断增加，单在2008年一年就新增了300所，当年的“100所可通过互联网与外界自由交流”的目标也早已被轻松突破。“一公斤”的目标如今更新为：到2012年底为5000所乡村学校提供服务。未来，希望每年3亿人次去乡村旅行的人能帮助40万所学校。
而这些成绩，几乎都是依赖“一公斤”遍布全国的志愿者团队的“群体协作”去完成的，全职团队仅仅扮演着“设计者”的角色。在这一点上，“一公斤”在国内的NGO组织里走在了前头。
志愿者的“群体协作”是通过“一公斤”的网络社区1kg.org实现的。通常城市人群通过公益组织来获得信息，在其组织和管理下参与行动。但这种模式使公益组织在每一个具体活动的管理上消耗了大量人力和时间，无法应对大规模的参与需求，也限制了参与者的创造性。“一公斤”提出了一种新的公益解决思路：让大众直接参与到公益活动的全程运作中，通过大众的力量为乡村教育带来改善。这是基于信任和分享，而非控制。
“也就是我们说的NGO2.0，人人都是NGO。”安猪这样阐释他的运作模式，“最优秀的创意和行动往往不是从我们几个工作人员的头脑里蹦出来的。从概率上说，好主意更有可能由普通志愿者来提供（志愿者人数是我们工作人员人数的一千倍），所以与其我们去设计、管理和控制，不如去支持和服务志愿者，信任他们，让他们去试验和行动。”
不仅要活下来，而且要活得更好
和其他草根组织一样，“一公斤”也曾步履维艰，没有资金来源，缺乏管理和组织经验。
恰逢2007年NGO支持型组织NPI（公益组织孵化器）推出中国首个公益孵化器，以“有爱心，更要有能力”为口号，支持初创期的NGO发展。第一次启动孵化器在当年4月，资助者是南都公益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
和其他40多个初创期的中国NGO一起，“一公斤”参加了孵化申请，经过层层选拔，“一公斤”和其他的四个机构正式入壳，接受孵化。
所谓的孵化，即是由几个服务构成，“一个是给它们提供免费的场地，免费的设备，每个月还给它一些小额的补贴、小额的资助，另外还有能力建设上的各种培训，最后我们也帮助他们了解政府注册的程序，希望他们能顺利注册。” NPI主任吕朝介绍道。
最终“一公斤”幸运地获得了NPI为他们提供的办公场地和小额资金补贴，参加经常举行的能力建设培训，以及行业内的各种交流和分享活动。
一般情况下，初创的NGO往往缺少吸引政府、企业、社会资源投入的能力，在NPI的支持下，“一公斤”获得了联想集团公益创投的一笔资金，成为启动其全职团队发展的“第一桶金”。
孵化活动持续了一年，出壳后，“一公斤”开始为自己谋求可持续发展的“生路”。
除了维系志愿者的联系和活动，他们还参与了不少商业机构公益营销项目的策划和执行，仅在2008年，“一公斤”就曾与联想等多个商业品牌进行过合作。
在吕朝看来，中国做得像“一公斤”这样成功的NGO并不多，尽管如此，安猪还是感觉“资金处于不稳定的状况，很辛苦”。
目前他们的收入来源主要是两块：一是申请基金会资助，一是与各方合作项目获得管理费，两块收入都来之不易。
“我们去年做了一个收入来源的分析，只能说养活了自己，但是活得不踏实。虽然资金来源很多样化，有企业找上门来的合作，或者参赛的奖金等等，但都不是很稳定的方式，我们想有一个自己的公益产品，来保证自收入的稳定。”“一公斤”的全职人员Suave对记者说。
吕朝谈到，根据自己的了解，很多本土NGO的收入来源是非常不固定的，有的依靠的是境外资金，而境外资金并不多，不能完全满足草根组织的需求；另外国内的劝募市场又没有完全开放，这个就使得草根组织的生存环境比较恶劣。
另外，与国际相比，他认为真正的差距还在于整个社会对公益行业的认同和关注上。“跟任何新兴的行业一样，中国公益行业的发展水平比较低，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作用不明显不充分，相关的政策还不清晰，这是综合因素造成的。这个行业要发展起来也有赖于综合因素：政府的转型；非公募基金会、企业社会责任的兴起；民众捐款意向的表达；民间志愿力量的形成。”
这些变化正在发生，却还尚需时日。“我们首先面临的是生存问题，不仅要活下来，而且要活得更好。”安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