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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洱海周围是云南最早出现定居农耕部落的地区，至今还留下一些有关农耕的白语地名。探究一下被喻为“活化石”的地名，可以发现先民们留下的信息，证明洱海周围早就有农耕部落，他们创造了洱海地区的农耕文明。这能有助于我们正确地了解白族先民的光辉历史。
邆赕和施赕
唐代樊绰所著的《蛮书》（成书于公元863年左右）记载了六诏和南诏国地方政权的历史，对隋唐时期云南的山川物产民族文化都有比正史更详细的记述。为了解云南历史的人所熟知。《蛮书》中已有明确记载的“邆赕诏”和“施浪诏”，其名称就来自白蛮语的“邆赕”和“施赕”两个地名。地名产生的时间，当然远远早于六诏产生的时间。产生这两个地名时，反映了这里早已有了比较发达的农业。
白蛮语里“邆”的意思是“豆”，“赕”的意思是“甸”，与现代白语相同。这个地名说明这里是种豆产豆的坝子。居住在这个坝子里的部落在建立邆赕诏以前，早已从事定居的农业生产，以致使这个坝子以产豆闻名而命名为豆甸——邆赕。后来南诏的行政机构也名邆赕，明清时叫邓川。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邓川仍然是一个每年收两季庄稼，小春以主产蚕豆闻名的县份。现已并入洱源县。
施浪诏的“施”，来源于地名“施赕”。白蛮语“施”就是“麻”，古代洱源剑川的三营、牛街一带，以植麻产麻著名，故地名“施赕”，意思就是“麻甸”，居民被称为“施蛮”。游牧部落穿兽皮、披毛毡，没有定居植麻，不可能产生麻甸这样的地名。农耕部落已经定居，也只有生产发展到一定水平，才可能大量种麻、纺麻织布为衣。古代没有棉花，人口多了，麻的需要量大了，也才可能大片种麻产生麻甸这样的地名。
至于“施浪诏”的“浪”字，反映了居民中有澜沧江东迁来的“浪人”。据杨浚先生考证，汉代曾被哀牢统治的浪峨人，由澜沧江以东云龙、永平一带东迁，南支到点苍山以南建立了蒙舍诏和蒙邆诏；北支到点苍山以北建立了浪穹诏，又往北建立施浪诏，往南建立邆赕诏，后被合称为“三浪”。六诏中除越析诏外，其他五诏都有共同的浪人族源关系。此说尚无定论，但六诏都是建立在农耕部落的基础上则是肯定的。如果没有古代农耕部落长期发展的基础，后来的南诏国那么辉煌的文明是不可能产生的。
孟赕与“沙漠大王”
洱海东岸现在的大理市挖色镇一带，古名“孟赕”，白蛮语“孟”是麦子，孟赕也就是麦甸，即种麦产麦的坝子。南诏时称孟郡，元代设孟州，都没有离开这个“孟”字。很显然孟赕这个地名的产生反映了这里古代的部落是定居的农耕部落，而且以产麦闻名。
挖色坝子现在共有大小31个村邑，世居村民都是白族，信奉本主。这里最大的本主庙叫做沙漠庙，供的本主叫沙漠大王。传说他是周孝王时在这里建立鲁白国的大王，白语叫“梭孟什孟”。明清以来，人们都把“梭孟”译汉字为“沙漠”，称本主为沙漠大王，称庙为沙漠庙。据白族学者段鼎周先生研究，“梭孟”是宿麦而非沙漠。白语中没有沙漠这个词，地名中有沙滩、沙坪、沙登，没有沙漠。而宿麦则是汉代对冬小麦的称呼，西周时中原已有种麦的记载，那时小麦称来，大麦称牟，《诗经》中有“贻我来牟”“於皇来牟”。汉代把越岁的冬小麦叫宿麦，《淮南子》有“乃命有司……劝种宿麦”、“虚中则种宿麦”的记载。洱海地区东汉前已有种麦部落，大理市一号汉墓出土的陶囷模型上有堆麦穗纹，反映了古代先民对小麦丰收贮藏囷内的祝愿。海东先民把扩大种麦的部落首领称为“梭孟什孟”即宿麦大王是合情合理的。他虽姓名无考，但这并不重要，挖色坝众多村邑奉他为本境最大的本主，足以说明他运入麦种，教民种麦，避开洪涝造成缺粮的威胁，使这里的居民衣食无忧，功垂千古，受到农民的爱戴，这是铁的事实。推广种麦不仅可使洪涝田秋后再种一季，山地也可种麦有收，而且不受洪灾的好田则可一年两季丰收，宿麦大王的功德确实无量。地名孟赕，州称孟州，这里农业的发达确实值得居民们自豪。
至于传说中的鲁白国，是把地名误传为部落名。地名鲁白从何而来？因挖色与双廊之间有小山形如蹲虎，俗称罗和山，或称鹿鹅山。白蛮语虎谓之罗，山谓之和，罗和即虎山，译名多了个山字是常见的多余。虎山脚下的小平坝叫虎坪，白语坪与白同音，记成了罗白，或写成鲁白。南诏德化碑称此地为陇坪，《徐霞客游记》称此地为鲁摆，都是同一个地名的不同写法，汉字记白语往往各人所用的字不同，音近即可。据王富先生著《鲁川志稿》载，抗日战争时麓峨山西坡有英国人发现的铜石并用文化遗址，出土物中有茨菇叶形的三角铜锄。
顺带说一句，如大家对这个说法取得共识，那么，沙漠大王应正名为宿麦大王，沙漠庙应正名为麦王庙。这样可以免除后人对沙漠之称感到不解，因为人们熟知的沙漠指的是戈壁荒漠，而这里是麦稻两熟的农业发达地区。
乔甸、禾甸、米甸
除了洱海北的邆赕（豆甸）、施赕（麻甸）、洱海东的孟赕（麦甸）而外，洱海东南面还有乔甸、禾甸、米甸等地名，都是古代早就有农耕部落定居的小坝子。隋唐以前，这里的居民被称为东洱河蛮。东洱河蛮分布较广，与西洱河蛮并称为河蛮或二河蛮，《南诏德化碑》有“二河既宅，五诏已平”的记载。但因东洱河蛮居住地区较广，山区多乌蛮游牧半游牧部落杂居，坝区农耕白蛮人口也不稠密，而洱海西岸白蛮密集，所以一些史志就以西洱河蛮代称白蛮，不用二河之称了。乔甸、禾甸、米甸在南诏时行政上都属于品澹睑，许多史志上都没有它们的名字，不像施赕、邓赕、孟赕那样比较著名。
乔甸位于洱海东宾川县南部，四周皆山，山间这个小坝子白语叫“格赕”，“格”是荞子，意思是产荞子的小坝。但人们写这个译名时省去了草头写成“乔甸”，原意看不出来，变成汉语地名了，只有白族居民知道它的原意是荞甸。
禾甸、米甸在乔甸东，两地都属祥云县。禾甸白语叫“鹅赕”，米甸白语叫“聂赕”，因不熟悉当地白语（地区间有差别，古至今有变异），不清楚“鹅”与禾、“聂”与米的关系，这里无法对这两个地名作简明的解释。但禾甸、米甸的白语地名与上述几个地名一样，都是农耕部落所居时产生的。禾甸检村于1977年、1980年两次发现西汉墓群，出土文物中有铜锄等农具，这里早就有农耕部落，则毫无疑义。
至于比甸小的村邑白语地名，含有农耕部落信息的很多，这里不再列举。
白语地名值得探究
洱海地区土著居民吸收汉文化较早，许多白语地名已有变异，但有些仍保存有比较古老的历史文化信息。研究洱海地区民族历史文化时，由于缺乏文献资料，或中原正史中的简略记载可能有偏差时，困难很大，从白语地名中也许能够发现某些有用的线索，值得探究。
大家知道，古代白族先民没有自己的文字，南诏、大理国时开始产生了“汉字白读”的古白文，同时有了一些汉文记载的地方典籍。明初平定云南时，由于元大理总管段氏不降，明军攻破大理后“在官之典籍，在野之简编，全付之一烬。”致使地方所有历代已形成的文字典册都被毁灭。一些史家仅凭中原正史中的片言只语为据，看问题难免会有偏差。例如司马迁《史记》中有一篇《西南夷列传》，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研究大理史要引以为据是理所当然的。司马迁亲自到达四川西南边境，但没有进入云南，当时交通不便，信息来源困难，使他无法了解洱海地区的具体实况，因而在他的笔下，夜郎、滇、邛都是“耕田、有邑聚”的，然而“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这一来，洱海周围的居民似乎只有游牧部落，居住坝子里的许多农耕部落失载而不见了。以致一些史家认为白族族源并非土著而是外来的汉族，或是川南叟、僰的后裔从滇东北迁移而来的，不可能有白子国，等等，引起了许多争议。
直到近几十年考古发掘证实，宾川白羊村发现的新石器遗址，4000年前已有定居的农耕稻作部落；剑川海门口遗址，3000年前已有青铜刀镰等农具；祥云大波那遗址，2400年前已有用精美铜棺的墓葬；证明了洱海周围比滇池地区更早就有了耕田、有邑聚、有君长的定居部落。白族先民就是以这些有较高文明的农耕部落为主体，吸纳外来的汉、氐羌、濮等民族成分，融合而形成民族共同体白族的。
白语地名中这些农耕部落留下的信息，与考古发掘的成果相一致，这对解决上述有争议的问题形成共识，是很有帮助的。正确地了解白族历史文化，能增进我们对党的民族政策的正确性的认识，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增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大理的信心和力量。
邆赕和施赕
唐代樊绰所著的《蛮书》（成书于公元863年左右）记载了六诏和南诏国地方政权的历史，对隋唐时期云南的山川物产民族文化都有比正史更详细的记述。为了解云南历史的人所熟知。《蛮书》中已有明确记载的“邆赕诏”和“施浪诏”，其名称就来自白蛮语的“邆赕”和“施赕”两个地名。地名产生的时间，当然远远早于六诏产生的时间。产生这两个地名时，反映了这里早已有了比较发达的农业。
白蛮语里“邆”的意思是“豆”，“赕”的意思是“甸”，与现代白语相同。这个地名说明这里是种豆产豆的坝子。居住在这个坝子里的部落在建立邆赕诏以前，早已从事定居的农业生产，以致使这个坝子以产豆闻名而命名为豆甸——邆赕。后来南诏的行政机构也名邆赕，明清时叫邓川。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邓川仍然是一个每年收两季庄稼，小春以主产蚕豆闻名的县份。现已并入洱源县。
施浪诏的“施”，来源于地名“施赕”。白蛮语“施”就是“麻”，古代洱源剑川的三营、牛街一带，以植麻产麻著名，故地名“施赕”，意思就是“麻甸”，居民被称为“施蛮”。游牧部落穿兽皮、披毛毡，没有定居植麻，不可能产生麻甸这样的地名。农耕部落已经定居，也只有生产发展到一定水平，才可能大量种麻、纺麻织布为衣。古代没有棉花，人口多了，麻的需要量大了，也才可能大片种麻产生麻甸这样的地名。
至于“施浪诏”的“浪”字，反映了居民中有澜沧江东迁来的“浪人”。据杨浚先生考证，汉代曾被哀牢统治的浪峨人，由澜沧江以东云龙、永平一带东迁，南支到点苍山以南建立了蒙舍诏和蒙邆诏；北支到点苍山以北建立了浪穹诏，又往北建立施浪诏，往南建立邆赕诏，后被合称为“三浪”。六诏中除越析诏外，其他五诏都有共同的浪人族源关系。此说尚无定论，但六诏都是建立在农耕部落的基础上则是肯定的。如果没有古代农耕部落长期发展的基础，后来的南诏国那么辉煌的文明是不可能产生的。
孟赕与“沙漠大王”
洱海东岸现在的大理市挖色镇一带，古名“孟赕”，白蛮语“孟”是麦子，孟赕也就是麦甸，即种麦产麦的坝子。南诏时称孟郡，元代设孟州，都没有离开这个“孟”字。很显然孟赕这个地名的产生反映了这里古代的部落是定居的农耕部落，而且以产麦闻名。
挖色坝子现在共有大小31个村邑，世居村民都是白族，信奉本主。这里最大的本主庙叫做沙漠庙，供的本主叫沙漠大王。传说他是周孝王时在这里建立鲁白国的大王，白语叫“梭孟什孟”。明清以来，人们都把“梭孟”译汉字为“沙漠”，称本主为沙漠大王，称庙为沙漠庙。据白族学者段鼎周先生研究，“梭孟”是宿麦而非沙漠。白语中没有沙漠这个词，地名中有沙滩、沙坪、沙登，没有沙漠。而宿麦则是汉代对冬小麦的称呼，西周时中原已有种麦的记载，那时小麦称来，大麦称牟，《诗经》中有“贻我来牟”“於皇来牟”。汉代把越岁的冬小麦叫宿麦，《淮南子》有“乃命有司……劝种宿麦”、“虚中则种宿麦”的记载。洱海地区东汉前已有种麦部落，大理市一号汉墓出土的陶囷模型上有堆麦穗纹，反映了古代先民对小麦丰收贮藏囷内的祝愿。海东先民把扩大种麦的部落首领称为“梭孟什孟”即宿麦大王是合情合理的。他虽姓名无考，但这并不重要，挖色坝众多村邑奉他为本境最大的本主，足以说明他运入麦种，教民种麦，避开洪涝造成缺粮的威胁，使这里的居民衣食无忧，功垂千古，受到农民的爱戴，这是铁的事实。推广种麦不仅可使洪涝田秋后再种一季，山地也可种麦有收，而且不受洪灾的好田则可一年两季丰收，宿麦大王的功德确实无量。地名孟赕，州称孟州，这里农业的发达确实值得居民们自豪。
至于传说中的鲁白国，是把地名误传为部落名。地名鲁白从何而来？因挖色与双廊之间有小山形如蹲虎，俗称罗和山，或称鹿鹅山。白蛮语虎谓之罗，山谓之和，罗和即虎山，译名多了个山字是常见的多余。虎山脚下的小平坝叫虎坪，白语坪与白同音，记成了罗白，或写成鲁白。南诏德化碑称此地为陇坪，《徐霞客游记》称此地为鲁摆，都是同一个地名的不同写法，汉字记白语往往各人所用的字不同，音近即可。据王富先生著《鲁川志稿》载，抗日战争时麓峨山西坡有英国人发现的铜石并用文化遗址，出土物中有茨菇叶形的三角铜锄。
顺带说一句，如大家对这个说法取得共识，那么，沙漠大王应正名为宿麦大王，沙漠庙应正名为麦王庙。这样可以免除后人对沙漠之称感到不解，因为人们熟知的沙漠指的是戈壁荒漠，而这里是麦稻两熟的农业发达地区。
乔甸、禾甸、米甸
除了洱海北的邆赕（豆甸）、施赕（麻甸）、洱海东的孟赕（麦甸）而外，洱海东南面还有乔甸、禾甸、米甸等地名，都是古代早就有农耕部落定居的小坝子。隋唐以前，这里的居民被称为东洱河蛮。东洱河蛮分布较广，与西洱河蛮并称为河蛮或二河蛮，《南诏德化碑》有“二河既宅，五诏已平”的记载。但因东洱河蛮居住地区较广，山区多乌蛮游牧半游牧部落杂居，坝区农耕白蛮人口也不稠密，而洱海西岸白蛮密集，所以一些史志就以西洱河蛮代称白蛮，不用二河之称了。乔甸、禾甸、米甸在南诏时行政上都属于品澹睑，许多史志上都没有它们的名字，不像施赕、邓赕、孟赕那样比较著名。
乔甸位于洱海东宾川县南部，四周皆山，山间这个小坝子白语叫“格赕”，“格”是荞子，意思是产荞子的小坝。但人们写这个译名时省去了草头写成“乔甸”，原意看不出来，变成汉语地名了，只有白族居民知道它的原意是荞甸。
禾甸、米甸在乔甸东，两地都属祥云县。禾甸白语叫“鹅赕”，米甸白语叫“聂赕”，因不熟悉当地白语（地区间有差别，古至今有变异），不清楚“鹅”与禾、“聂”与米的关系，这里无法对这两个地名作简明的解释。但禾甸、米甸的白语地名与上述几个地名一样，都是农耕部落所居时产生的。禾甸检村于1977年、1980年两次发现西汉墓群，出土文物中有铜锄等农具，这里早就有农耕部落，则毫无疑义。
至于比甸小的村邑白语地名，含有农耕部落信息的很多，这里不再列举。
白语地名值得探究
洱海地区土著居民吸收汉文化较早，许多白语地名已有变异，但有些仍保存有比较古老的历史文化信息。研究洱海地区民族历史文化时，由于缺乏文献资料，或中原正史中的简略记载可能有偏差时，困难很大，从白语地名中也许能够发现某些有用的线索，值得探究。
大家知道，古代白族先民没有自己的文字，南诏、大理国时开始产生了“汉字白读”的古白文，同时有了一些汉文记载的地方典籍。明初平定云南时，由于元大理总管段氏不降，明军攻破大理后“在官之典籍，在野之简编，全付之一烬。”致使地方所有历代已形成的文字典册都被毁灭。一些史家仅凭中原正史中的片言只语为据，看问题难免会有偏差。例如司马迁《史记》中有一篇《西南夷列传》，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研究大理史要引以为据是理所当然的。司马迁亲自到达四川西南边境，但没有进入云南，当时交通不便，信息来源困难，使他无法了解洱海地区的具体实况，因而在他的笔下，夜郎、滇、邛都是“耕田、有邑聚”的，然而“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这一来，洱海周围的居民似乎只有游牧部落，居住坝子里的许多农耕部落失载而不见了。以致一些史家认为白族族源并非土著而是外来的汉族，或是川南叟、僰的后裔从滇东北迁移而来的，不可能有白子国，等等，引起了许多争议。
直到近几十年考古发掘证实，宾川白羊村发现的新石器遗址，4000年前已有定居的农耕稻作部落；剑川海门口遗址，3000年前已有青铜刀镰等农具；祥云大波那遗址，2400年前已有用精美铜棺的墓葬；证明了洱海周围比滇池地区更早就有了耕田、有邑聚、有君长的定居部落。白族先民就是以这些有较高文明的农耕部落为主体，吸纳外来的汉、氐羌、濮等民族成分，融合而形成民族共同体白族的。
白语地名中这些农耕部落留下的信息，与考古发掘的成果相一致，这对解决上述有争议的问题形成共识，是很有帮助的。正确地了解白族历史文化，能增进我们对党的民族政策的正确性的认识，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增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大理的信心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