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喏，现在有些知识分子是这样了。”孙建平在一幅刚完成的人物肖像前，倏地佝偻起身子，点头哈腰，一脸讨好的笑容。
　　这位60岁的天津美院教授衣着简旧，眼睑下垂，透着几许沧桑、憔悴，以及莫名的压抑。
　　“孙老师骨子里是一个豪放热情的人。这次办‘先贤祠’画展，他太过于陷入这个沉重的主题了。”他的学生怕记者误以为他一向就是这个样子。
　　
　　 “他刚学绘画，就赶上了‘文革’。上中学时，他画过民族音乐家刘天华的肖像，别人贴大字报，批判他是歌颂封资修残渣余孽；他画过一张反映知青生活的《站在草原望北京》，有人就说‘画中人物情绪太低沉’，非得改成三突出模式，才算通过；1973年，他采用前苏联素描专家契斯恰科夫的素描教学方法，这在天津成了一桩‘政治事件’，当时管文化的头儿狠狠地整治了他。”孙建平的学生郝青松试图为老师精神上的压抑和愤懑，找到一种历史的和心理的阐释。
　　早年，天津是大家眼中的“艺术沙漠”。
　　1985年，天津相继涌现出“鸣社”、“十个”、“无花果画会”等艺术家群体和群体性展览，其中，“鸣社”的“西藏”系列引人注目，“原因是天津美院的4位援藏教师创造出了富有生命冲动力的西藏题材作品。”著名批评家高名潞说。这里边，就有孙建平的作品《山那边》。
　　很早孙建平就固执地认为，只追求形式美的“纯艺术”不是高层次的艺术，重要的还是在作品中融进个人的内在精神、个人的感情和个人的原始生命力。1995年，他画了《早衰者》、《自恋者》和《受辱者》，“那已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个人肖像，而是对于某种生存处境中的群体的概括，一种类型化的心理肖像。”
　　《画架前》的画家，眼神游移；《安全地带》里的人，没有安全；《酒正酣》里的自我麻醉；《惶恐》、《惊梦》、《生死关头》、《子、丑、寅、卯》，充满了不安，而《走火入魔的气功迷》、《摇滚发烧友》和《疯狂的球迷》，更是直接刻画那个年代的“浮世绘”。
　　10年后，他进入了一个他可以向他们致敬与他们对话的人群，于是有了《文心傲骨》系列，有了画布上的先贤祠。
　　“有时，我也会感慨，经济大潮到来后，一批年轻画家冲到前面，我变成了观潮者，可我不也曾是先锋么？我不可能跟着他们一起冲了，我只能干自己想干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