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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太多的人认为,在《最后的常春藤叶》中,作者设置一个出人意料的结尾,绝非故弄玄虚,而是情节发展的必然结果。原因之一贝尔曼是一个没有多大成就的艺术家,总是说要画一幅杰作,但他始终没有动手。可见,这个老画家虽在艺术上无多大成就,而心底却一直涌动着一个美好的创作心愿,一旦有个契机,便会倾注于画笔。而当他进一步得知琼珊要随窗外树枝上那最后一片叶子的凋零而脱离尘世的念头时,无形中又一次增强了他最终画一幅杰作的念头。原因之二他认为自己是保护楼上两个青年艺术家的看家恶狗,这无疑显示了他对她们的关心和守护,这也为他整夜冒雨在树边墙上画出一片充满生机的叶子那一伟大的举动作了充分的铺垫。
可我觉得这种必然性是建立在诸多偶然性的基础之上的。首先琼珊那种将自己的命运寄托于落叶的胡思乱想就是一种极端的偶然性;苏艾去找老画家做人体模特使得他知晓了琼珊病危的前因后果,这也是偶然;而老画家竟还能及时地,并且顺利地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把一片救命的藤叶以假乱真地画在了室外的高墙之上,这不能不说是偶然中之偶然了。
大家在分析作品时往往关注于事件发生的必然性,似乎那样才能体现出作品主旨的深刻性。分析《项链》时,我们强调马蒂尔德爱慕虚荣导致命运受到惩罚的必然性,而淡化“丢项链”这一偶然突发事件对人物命运的影响;分析《祝福》时,我们也一再强调封建礼教“吃人”的必然性,而不会细究祥林嫂一再“丧夫失子”的偶然性。
其实,偶然性较面孔严肃的必然性要自然亲切得多,人们更易也乐于接受,它拉近了读者与文本间的距离。史铁生说自己“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人生的意外让他在始料未及中学会自立自强,正是意外的磨难促使他完成了伟大人格的铸造。历史存在偶然性,具有多种可能性,虽增加了人们把握其本质规律的难度,但正因为如此,它才不是某种理论程式的标本,而是一片丰富多彩、让人捉摸不定、令人拍案惊奇的诗意的天空。事实证明偶然性本身的美學魅力是无限的。无怪乎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前言》中大声疾呼:“偶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家,若想文思不竭,只要研究偶然就行。”
我并不推崇美国人皮尔斯和詹姆斯之类的偶然论者,断言一切事物都是偶然的。我们的作家在小说中突出偶然性,只不过是一种策略而已。在偶然性的背后,是作家对人性的复杂、人生的宿命、历史(现实)的多元与含混的洞见。纵观潘金莲一生,她那轻佻的性格和不般配的婚姻决定了日后偷汉子的必然性,但倘若竹竿不如此凑巧地不偏不倚地打中西门庆,又那么凑巧地让多事的王婆瞧见,也许事态的发展将会是另一番模样。然而,施耐庵正是抓住了这一系列寓必然于偶然之中的意外事件,使得潘金莲的悲剧过早地以喜剧的形式正式开场。
在偶然性的运用中,小说家具有呼风唤雨的权力和本事。在泰戈尔的《摩诃摩耶》中,当女主人公在熊熊烈火中即将成为殉葬品时,天降暴雨浇灭了大火。大雨突如其来,是因为泰戈尔还需要他的主人公讲完以后的故事。而施耐庵那场纷纷扬扬的大雪,最终救了林冲的性命,最后使他上了梁山,成为一条“官通民反,民不得不反”的英雄好汉。在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中,意外一再发生:老人84天没能捉到一条鱼,捉到一条又被鲨鱼吃了,最后只剩下一条又粗又长的雪白的脊骨。84天打不到一条鱼是偶然,遇到鲨鱼是偶然。海明威在表现人在自然面前的抗争及其无能为力时,轻松自然地抛撒着自然界的偶然性。而小说对巧合、误会、夸张、变形一类技巧的运用,更是不胜枚举。无巧不成书曾经一度是人们对待小说的阅读标准。
偶然是建构故事框架、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因素。高晓声曾谈及《陈奂生上城》的创作是他把生活中住招待所同小说人物陈奂生联系起来,从而演出了一场既轻松又沉重、既严肃又滑稽的喜剧。然而,陈奂生怎样才能住进高级招待所呢?他在《资之学创作》中说:“一定要一个很有力的介绍人,但是这个人为什么介绍他去住这个招待所呢?一定是出了什么不寻常的事情。那就是他不能回去了。为什么不能回去了呢?那一定是生病了。生的是什么病?生大病要送到医院,不能生大病。那就生小病,生感冒。但陈奂生怎么感冒的呢?啊,受了凉。为什么受了凉的?没戴帽。”要把这个合理性弄清楚,这是一个小说构思的推因过程。为了让陈奂生合理地住进招待所,为了使这件充满偶然意味的事带上合理性、必然性的特点,在把两件毫不相干的事联系在一起后,作者再煞费苦心地做合理性的文章。然而,在关键性环节上起了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偶然性:去省里开会的县委书记吴楚发现了睡在车站长板凳上患感冒的陈奂生。这无疑是一次充满偶然性的巧合,是作者赖以建立联系有意安排的巧合。尽管作者为了掩盖这个巧合的纯粹偶然性,不惜笔墨地补叙了吴楚与陈奂生的交往关系,但明眼人还是一眼就能认出这是个故事。
毋庸讳言,文艺作品往往离不开运用情节偶然巧合来结构作品,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转化,因为偶然巧合最适宜构成新的情节契机,导致一系列生动且富有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但这里有两点需要特别说明:第一,作为构成新的情节契机的偶然事件必须充分展示生活发展的必然规律(也就是说,作者必须把某种生活偶然现象进行高度的加工、锤炼,寓偶然于必然之中),而不是对前后情节所反映的生活现象呈自相矛盾状态。第二,作为构成新的情节契机的偶然事件,必须同时构成人物性格发展、变化的某种必要依据,并起着促使其发展、变化的催化剂作用。那么,作者在显示这种变化之先,必须提炼出最能推动这种变化的偶然事件,来预示变化的必然方向。
(作者单位:衢州市第二中学)
可我觉得这种必然性是建立在诸多偶然性的基础之上的。首先琼珊那种将自己的命运寄托于落叶的胡思乱想就是一种极端的偶然性;苏艾去找老画家做人体模特使得他知晓了琼珊病危的前因后果,这也是偶然;而老画家竟还能及时地,并且顺利地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把一片救命的藤叶以假乱真地画在了室外的高墙之上,这不能不说是偶然中之偶然了。
大家在分析作品时往往关注于事件发生的必然性,似乎那样才能体现出作品主旨的深刻性。分析《项链》时,我们强调马蒂尔德爱慕虚荣导致命运受到惩罚的必然性,而淡化“丢项链”这一偶然突发事件对人物命运的影响;分析《祝福》时,我们也一再强调封建礼教“吃人”的必然性,而不会细究祥林嫂一再“丧夫失子”的偶然性。
其实,偶然性较面孔严肃的必然性要自然亲切得多,人们更易也乐于接受,它拉近了读者与文本间的距离。史铁生说自己“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人生的意外让他在始料未及中学会自立自强,正是意外的磨难促使他完成了伟大人格的铸造。历史存在偶然性,具有多种可能性,虽增加了人们把握其本质规律的难度,但正因为如此,它才不是某种理论程式的标本,而是一片丰富多彩、让人捉摸不定、令人拍案惊奇的诗意的天空。事实证明偶然性本身的美學魅力是无限的。无怪乎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前言》中大声疾呼:“偶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家,若想文思不竭,只要研究偶然就行。”
我并不推崇美国人皮尔斯和詹姆斯之类的偶然论者,断言一切事物都是偶然的。我们的作家在小说中突出偶然性,只不过是一种策略而已。在偶然性的背后,是作家对人性的复杂、人生的宿命、历史(现实)的多元与含混的洞见。纵观潘金莲一生,她那轻佻的性格和不般配的婚姻决定了日后偷汉子的必然性,但倘若竹竿不如此凑巧地不偏不倚地打中西门庆,又那么凑巧地让多事的王婆瞧见,也许事态的发展将会是另一番模样。然而,施耐庵正是抓住了这一系列寓必然于偶然之中的意外事件,使得潘金莲的悲剧过早地以喜剧的形式正式开场。
在偶然性的运用中,小说家具有呼风唤雨的权力和本事。在泰戈尔的《摩诃摩耶》中,当女主人公在熊熊烈火中即将成为殉葬品时,天降暴雨浇灭了大火。大雨突如其来,是因为泰戈尔还需要他的主人公讲完以后的故事。而施耐庵那场纷纷扬扬的大雪,最终救了林冲的性命,最后使他上了梁山,成为一条“官通民反,民不得不反”的英雄好汉。在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中,意外一再发生:老人84天没能捉到一条鱼,捉到一条又被鲨鱼吃了,最后只剩下一条又粗又长的雪白的脊骨。84天打不到一条鱼是偶然,遇到鲨鱼是偶然。海明威在表现人在自然面前的抗争及其无能为力时,轻松自然地抛撒着自然界的偶然性。而小说对巧合、误会、夸张、变形一类技巧的运用,更是不胜枚举。无巧不成书曾经一度是人们对待小说的阅读标准。
偶然是建构故事框架、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因素。高晓声曾谈及《陈奂生上城》的创作是他把生活中住招待所同小说人物陈奂生联系起来,从而演出了一场既轻松又沉重、既严肃又滑稽的喜剧。然而,陈奂生怎样才能住进高级招待所呢?他在《资之学创作》中说:“一定要一个很有力的介绍人,但是这个人为什么介绍他去住这个招待所呢?一定是出了什么不寻常的事情。那就是他不能回去了。为什么不能回去了呢?那一定是生病了。生的是什么病?生大病要送到医院,不能生大病。那就生小病,生感冒。但陈奂生怎么感冒的呢?啊,受了凉。为什么受了凉的?没戴帽。”要把这个合理性弄清楚,这是一个小说构思的推因过程。为了让陈奂生合理地住进招待所,为了使这件充满偶然意味的事带上合理性、必然性的特点,在把两件毫不相干的事联系在一起后,作者再煞费苦心地做合理性的文章。然而,在关键性环节上起了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偶然性:去省里开会的县委书记吴楚发现了睡在车站长板凳上患感冒的陈奂生。这无疑是一次充满偶然性的巧合,是作者赖以建立联系有意安排的巧合。尽管作者为了掩盖这个巧合的纯粹偶然性,不惜笔墨地补叙了吴楚与陈奂生的交往关系,但明眼人还是一眼就能认出这是个故事。
毋庸讳言,文艺作品往往离不开运用情节偶然巧合来结构作品,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转化,因为偶然巧合最适宜构成新的情节契机,导致一系列生动且富有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但这里有两点需要特别说明:第一,作为构成新的情节契机的偶然事件必须充分展示生活发展的必然规律(也就是说,作者必须把某种生活偶然现象进行高度的加工、锤炼,寓偶然于必然之中),而不是对前后情节所反映的生活现象呈自相矛盾状态。第二,作为构成新的情节契机的偶然事件,必须同时构成人物性格发展、变化的某种必要依据,并起着促使其发展、变化的催化剂作用。那么,作者在显示这种变化之先,必须提炼出最能推动这种变化的偶然事件,来预示变化的必然方向。
(作者单位:衢州市第二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