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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事变中,新四军九千将士,其中两千余人突出重围,两千余人战死,一千余人失散、失踪,四千余人被俘。被俘的将士分别被关押在江西上饶集中营、江西铅山等地。在被俘的人员中,有极少数人对中共失去信心,被俘后叛变、变节。而赵凌波、赵希仲、刘厚总这三个团级干部的叛变,则给新四军造成极大的破坏。最终,这三个叛徒也得到应有的下场。赵凌波被新四军击毙,赵希仲投黄河自尽,刘厚总被中共新政权处决。
一、副官刘厚总雨夜行凶,杀害了项英和周子昆
1941年3月13日,已是皖南事变发生后的两个月。这一天,在安微泾县茂林地区赤坑山腰一个名叫蜜蜂洞的小小山洞中,上演了我党我军历史上惊人的一幕。
这天夜里,赤坑山一带电闪雷鸣,风狂雨紧,而蜜蜂洞内却显得十分宁和。从洞口到洞里依次并排休息着四个人,他们分别是:临时给项英担任警卫和联络工作的新四军军部副官刘厚总;时任中共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兼政委的项英;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及警卫员黄诚。
半夜过后,除刘厚总以外,其他三个人都睡着了。这时,睡在洞口的刘厚总在黑暗中悄悄地爬起来,掏出手枪,打开手电筒。他先对准项英的头部连开两枪,项英未及反应就离开了人世。
周子昆在梦中猛然听到枪声,本能地一挺身坐起来,但未及还击,就被一颗子弹打中了胸膛,立即倒在血泊之中。警卫员黄诚听到枪声,机警地一骨碌爬起来去摸手枪,但已经迟了,刘厚总向他连发三枪,他也当场昏死过去。随后,刘厚总从他们三人身上搜出所有的黄金、银元、法币,还有怀表、自来水笔等贵重之物,急匆匆下山投国民党去了。
在蜜蜂洞下面约六七十米远的山崖下,还住着新四军新二支队参谋长谢忠良、项英的老警卫员夏冬青等20多人。他们是在突围途中先后和项英汇合的,他们住在下边,一是为了分散目标,二是为了保卫山上的首长。
刘厚总行凶杀人时,由于当时雷雨交加,他们一点也没察觉。第二天一大早,夏冬青按惯例上山看望首长,一进山洞便惊呆了:项英躺在洞口,满头是血,已牺牲多时。周子昆倒在血泊中,也一动不动。黄诚满身是血但还没气绝。他急忙下山报告,大家一听赶紧往山上跑。到洞里一看,大家都很悲愤,见刘厚总不在,就怀疑是他干的。等黄诚苏醒过来一问,果然是刘厚总下的毒手,大家确信刘厚总叛变了。
大家一商量,判定刘厚总杀人后一定去投敌人了,并有可能把敌人引上山来,这里已不安全了,不能久留。他们当即决定就地掩埋两位首长的遗体,并做上记号,等革命胜利后再重新安葬。
掩埋完尸体,他们立即离开了赤坑山,转移了。
二、刘厚总下山投敌,却被国民党关进了渣滓洞
刘厚总原是新四军军部特务营副营长,因严重违反群众纪律,1938年9月被送到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39年春,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他离开延安,重新回到皖南新四军军部,被分配到军部副官处第三科任副官。
项英在皖南事变突围途中与刘厚总偶然相遇,时间是1941年1月16日傍晚,地点在泾县的大康王村附近。当时,项英并不认识刘厚总,听说他是副官处的,就说:“好吧!那就跟我们一块走吧!”没想到,就是这一决定,导致新四军两位主要领导死于非命。
刘厚总枪杀项英等人后,急忙跑下山去。他先到太平县的隔河里去找保长,这个保长搜走了他带去的武器和财物,但不相信他杀害了项英、周子昆。刘厚总转身又跑到泾县的茂林镇,找到国民党军政部第十一卫生大队的担架连。但连长王惠九也不相信他。
刘厚总鬼迷心窍,一心只想领赏,又跑到旌德县的玉屏乡,并改名李正华,冒充第三战区的特务密查员,要求乡公所送他到第三战区司令部。玉屏乡公所将他押解到旌德县政府。县长李协昆对他的话半信半疑,于4月28日派特种工作行动队队长陈思新等人由刘厚总带路,到蜜蜂洞去查看。
因为项英、周子昆的遗体和负伤的黄诚早已被转移,他们只看到洞里留有洋烛、棋子、梳子等,并没见尸体。此时,中共泾旌太中心县委书记洪林听村民说刘厚总来了,想在蜜蜂洞附近击毙这个叛徒。刘厚总发现有人伏击,仓皇逃跑,又到了太平县城,投奔国民党县党部。太平县党部将他押送到在休宁县屯溪镇(今黄山市)的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皖南办事处,接着又移送皖南行政公署,继续审问。
1943年冬,皖南行政公署将刘厚总押送重庆。他被关入军统局的渣滓洞看守所,一关就是5年。直到1948年,国民党政权即将垮台,才将他释放,给了他一笔钱,让他回原籍。
三、国民党撤退前将他放出,被周子昆警卫员认出
刘厚总拿了路费,哪里敢回湖南,就在重庆街头玩了几天,然后坐船到汉口,又吃喝玩乐了一段时间,身上的盘缠所剩无几,只好继续坐船,准备到上海谋事。船行九江,因无钱买船票,他被赶下船,无奈过起乞讨的生活。一天,他饿倒在武记盐铺门口,该铺管账先生是湖南人陈次兴,把他扶到铺里,从小吃店里买来一碗面条给他吃了。随后问及他的身世,刘厚总谎称自己是来九江采购货物,途中身上所带金钱被扒手偷光。陈次兴听说刘厚总同自己是老乡,便对刘厚总说:“我也是湖南人,现在帮亲戚管账,眼下我们盐铺还缺一个人手,我去跟老板说一下,留在我们盐铺做事吧!”刘厚总一听,正合自己心意,连称陈次兴是恩人。
1949年5月间,人民解放军已向江南一带进军,马上就要打到九江,刘厚总觉得这里不安全了,于是,他就想起不久前已辞职去江西新余县的陈次兴,便收拾行李,去找陈次兴。陈次兴开了一家兴记盐铺,自己当老板,见刘厚总来,陈次兴便劝刘厚总:“你就莫回湖南了,就帮我管管账如何?”刘厚总忙答应:“行啊!我只要陈兄给口饭吃就行!”
数日后,新余解放,陈次兴把刘厚总当作自己的堂弟填上户口册,刘厚总正式成了陈家的一员。
1952年7月28日,新余县刚从部队下来的公安局副局长黄宜蕃,一大清早起来,就急忙召集十几名公安员开会。他郑重地宣布,立即逮捕住在城西兴记盐铺的账房先生。
原来,新余县公安局开展全城户口核对工作时,黄宜蕃到城西兴记盐铺核查,突然发现管账先生好面熟,经反复盘问,发现账房先生并不是本地人,且回答问话前后矛盾,引起黄宜蕃的高度警惕。“莫非是他?”黄宜蕃记起自己在新四军里当周子昆副参谋长的警卫员时,常常见到他。
黄宜蕃带着公安人员,突然将兴记盐铺包围,用枪对准了刘厚总的胸口:“刘副官!别来无恙?”
“啊!我不是刘副官,你们认错人了。”
“刘厚总!别装蒜了,你难道忘记了,我们在一起开过会,吃过饭哩!我就是黄宜蕃!”
刘厚总无言以对,低下了头。
当陈毅得知当年杀害项英、周子昆的凶手落网时,当天就给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打电话,指示公安部门尽快结案,处决这个罪大恶极的叛徒。同一天,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谭震林也给江西省委拍发了及早严惩叛徒的电报。
1952年8月初,刘厚总在江西南昌被处决。■
一、副官刘厚总雨夜行凶,杀害了项英和周子昆
1941年3月13日,已是皖南事变发生后的两个月。这一天,在安微泾县茂林地区赤坑山腰一个名叫蜜蜂洞的小小山洞中,上演了我党我军历史上惊人的一幕。
这天夜里,赤坑山一带电闪雷鸣,风狂雨紧,而蜜蜂洞内却显得十分宁和。从洞口到洞里依次并排休息着四个人,他们分别是:临时给项英担任警卫和联络工作的新四军军部副官刘厚总;时任中共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兼政委的项英;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及警卫员黄诚。
半夜过后,除刘厚总以外,其他三个人都睡着了。这时,睡在洞口的刘厚总在黑暗中悄悄地爬起来,掏出手枪,打开手电筒。他先对准项英的头部连开两枪,项英未及反应就离开了人世。
周子昆在梦中猛然听到枪声,本能地一挺身坐起来,但未及还击,就被一颗子弹打中了胸膛,立即倒在血泊之中。警卫员黄诚听到枪声,机警地一骨碌爬起来去摸手枪,但已经迟了,刘厚总向他连发三枪,他也当场昏死过去。随后,刘厚总从他们三人身上搜出所有的黄金、银元、法币,还有怀表、自来水笔等贵重之物,急匆匆下山投国民党去了。
在蜜蜂洞下面约六七十米远的山崖下,还住着新四军新二支队参谋长谢忠良、项英的老警卫员夏冬青等20多人。他们是在突围途中先后和项英汇合的,他们住在下边,一是为了分散目标,二是为了保卫山上的首长。
刘厚总行凶杀人时,由于当时雷雨交加,他们一点也没察觉。第二天一大早,夏冬青按惯例上山看望首长,一进山洞便惊呆了:项英躺在洞口,满头是血,已牺牲多时。周子昆倒在血泊中,也一动不动。黄诚满身是血但还没气绝。他急忙下山报告,大家一听赶紧往山上跑。到洞里一看,大家都很悲愤,见刘厚总不在,就怀疑是他干的。等黄诚苏醒过来一问,果然是刘厚总下的毒手,大家确信刘厚总叛变了。
大家一商量,判定刘厚总杀人后一定去投敌人了,并有可能把敌人引上山来,这里已不安全了,不能久留。他们当即决定就地掩埋两位首长的遗体,并做上记号,等革命胜利后再重新安葬。
掩埋完尸体,他们立即离开了赤坑山,转移了。
二、刘厚总下山投敌,却被国民党关进了渣滓洞
刘厚总原是新四军军部特务营副营长,因严重违反群众纪律,1938年9月被送到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39年春,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他离开延安,重新回到皖南新四军军部,被分配到军部副官处第三科任副官。
项英在皖南事变突围途中与刘厚总偶然相遇,时间是1941年1月16日傍晚,地点在泾县的大康王村附近。当时,项英并不认识刘厚总,听说他是副官处的,就说:“好吧!那就跟我们一块走吧!”没想到,就是这一决定,导致新四军两位主要领导死于非命。
刘厚总枪杀项英等人后,急忙跑下山去。他先到太平县的隔河里去找保长,这个保长搜走了他带去的武器和财物,但不相信他杀害了项英、周子昆。刘厚总转身又跑到泾县的茂林镇,找到国民党军政部第十一卫生大队的担架连。但连长王惠九也不相信他。
刘厚总鬼迷心窍,一心只想领赏,又跑到旌德县的玉屏乡,并改名李正华,冒充第三战区的特务密查员,要求乡公所送他到第三战区司令部。玉屏乡公所将他押解到旌德县政府。县长李协昆对他的话半信半疑,于4月28日派特种工作行动队队长陈思新等人由刘厚总带路,到蜜蜂洞去查看。
因为项英、周子昆的遗体和负伤的黄诚早已被转移,他们只看到洞里留有洋烛、棋子、梳子等,并没见尸体。此时,中共泾旌太中心县委书记洪林听村民说刘厚总来了,想在蜜蜂洞附近击毙这个叛徒。刘厚总发现有人伏击,仓皇逃跑,又到了太平县城,投奔国民党县党部。太平县党部将他押送到在休宁县屯溪镇(今黄山市)的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皖南办事处,接着又移送皖南行政公署,继续审问。
1943年冬,皖南行政公署将刘厚总押送重庆。他被关入军统局的渣滓洞看守所,一关就是5年。直到1948年,国民党政权即将垮台,才将他释放,给了他一笔钱,让他回原籍。
三、国民党撤退前将他放出,被周子昆警卫员认出
刘厚总拿了路费,哪里敢回湖南,就在重庆街头玩了几天,然后坐船到汉口,又吃喝玩乐了一段时间,身上的盘缠所剩无几,只好继续坐船,准备到上海谋事。船行九江,因无钱买船票,他被赶下船,无奈过起乞讨的生活。一天,他饿倒在武记盐铺门口,该铺管账先生是湖南人陈次兴,把他扶到铺里,从小吃店里买来一碗面条给他吃了。随后问及他的身世,刘厚总谎称自己是来九江采购货物,途中身上所带金钱被扒手偷光。陈次兴听说刘厚总同自己是老乡,便对刘厚总说:“我也是湖南人,现在帮亲戚管账,眼下我们盐铺还缺一个人手,我去跟老板说一下,留在我们盐铺做事吧!”刘厚总一听,正合自己心意,连称陈次兴是恩人。
1949年5月间,人民解放军已向江南一带进军,马上就要打到九江,刘厚总觉得这里不安全了,于是,他就想起不久前已辞职去江西新余县的陈次兴,便收拾行李,去找陈次兴。陈次兴开了一家兴记盐铺,自己当老板,见刘厚总来,陈次兴便劝刘厚总:“你就莫回湖南了,就帮我管管账如何?”刘厚总忙答应:“行啊!我只要陈兄给口饭吃就行!”
数日后,新余解放,陈次兴把刘厚总当作自己的堂弟填上户口册,刘厚总正式成了陈家的一员。
1952年7月28日,新余县刚从部队下来的公安局副局长黄宜蕃,一大清早起来,就急忙召集十几名公安员开会。他郑重地宣布,立即逮捕住在城西兴记盐铺的账房先生。
原来,新余县公安局开展全城户口核对工作时,黄宜蕃到城西兴记盐铺核查,突然发现管账先生好面熟,经反复盘问,发现账房先生并不是本地人,且回答问话前后矛盾,引起黄宜蕃的高度警惕。“莫非是他?”黄宜蕃记起自己在新四军里当周子昆副参谋长的警卫员时,常常见到他。
黄宜蕃带着公安人员,突然将兴记盐铺包围,用枪对准了刘厚总的胸口:“刘副官!别来无恙?”
“啊!我不是刘副官,你们认错人了。”
“刘厚总!别装蒜了,你难道忘记了,我们在一起开过会,吃过饭哩!我就是黄宜蕃!”
刘厚总无言以对,低下了头。
当陈毅得知当年杀害项英、周子昆的凶手落网时,当天就给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打电话,指示公安部门尽快结案,处决这个罪大恶极的叛徒。同一天,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谭震林也给江西省委拍发了及早严惩叛徒的电报。
1952年8月初,刘厚总在江西南昌被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