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大渝，4岁成“广告”模特，8岁跟“故事大王”孙敬修学美术，9岁给毛主席献过花，10岁拍电影《祖国的花朵》，16岁在众多候选人中独占鳌头，叩开了中央电视台的大门。她和比她大11岁的沈力、比她大两岁才18岁的赵忠祥，成为我国第一代电视播音员。“小辫儿阿姨”吕大渝，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几乎无人不晓。1964年那年，“国庆群众游行庆典”就是赵忠祥和吕大渝共同主持的，当年国庆庆典活动的直播过程，至今让她非常难忘。
　　吕大渝回忆，1960年春末的一天，她被指名当领队去参观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没想到这次活动却改变了她的整个人生命运。参观那天是星期天，她带着七八个同学，乘公交车在西单就下了车，却发现离复兴门“广播大楼”还有三站地，只好冒着春天北京特有的风沙走了好一阵子的路。那时，演播和技术部门还刚搬进新楼不久，到处可见埋着的水管之类的东西。他们被要求轮流在镜头面前说几句话，简单回答问题，她还背了一首“烟花三月下扬州”的诗，就让回家了。临走，她感到很奇怪，还问了一句，“我们是来参观的，怎么还要做这些呢？”工作人员笑而不答。最后一次去的时候，只有她一个人了。临走，一个技术员问了她一个问题：“你这么小就参加工作呀？”她很奇怪，“你说什么呢？谁说我要参加工作了？”回校后，总复习开始了，大渝几乎把这件事儿忘到了脑后，但学校领导找她谈话，终于揭开了去参观电视台的谜底——她被选中电视台的播音员了。“你不愿意去？那好，回去再想想。”那时，“青年人要服从祖国的需要”是很神圣的，所以她最终提前离校去了电视台工作。学校为她“火线”入了团，当时她才16岁。在北京广播学院学了一年后，来到电视台负责电视播音、主持、制作等工作。“我是扎着两条辫子走上电视屏幕的。电视播音员当时并不播报姓名，日子久了，成年观众叫我‘小辫儿’，孩子们叫我‘小辫儿阿姨”’。大渝爱上了她的工作，干劲十足，每天连轴转。业余时间，她跟着国际组的陈维熙读了一阵子英文，又与赵忠祥一起参加了电视大学中文系的学习，她还从师于中国歌剧舞剧院的王嘉祥老师练声、到大演播室训练形体……为了承担更广泛的节目，她不想总当“小辫儿阿姨”，要求台长批准她剪掉辫子……她希望自己能用结结实实的步伐，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
　　4年以后，即1964年国庆那天，吕大渝和赵忠祥共同主持了“国庆群众游行庆典活动”。吕大渝表示，在国庆庆典活动中，电视主持人的作用其实就是说解说词，用念旁白的方式让观众看明白庆典的全过程。她认为，主持国庆庆典对一名主持人来说就是一项非常光荣而神圣的政治使命，所以在工作中既要保持高度的工作热情，同时更要求主持人在转播的过程中不能出现一丝一毫的差错，哪怕是念错一个“的”字或“了”字也不行。国庆庆典的直播解说词，绝对不能让主持人有一点自己的发挥，半点个人发挥都是不可能的。当镜头切换到某一个特定人物身上时，主持人该说些什么，都是预先准备好了的。国庆庆典活动的直播过程也如同打仗一般忙碌和紧张，但和打仗的无序不同的是，中央电视台历次直播国庆庆典或焰火晚会都制定了详细的直播应急方案，整个直播过程丰富多彩却忙而不乱。大场面的直播流程，都是事先按秒排好了的。哪一个钟点将转播什么内容都是事先按秒来排好的，包括群众的特写都是设定好的。也就是说，当天电视直播过程中出现的所有镜头，都进行了严密的编程。即使遇到突发情况，也有着完善的应急预案，比如会立即启用备用画面等。所以，作为一名电视播音主持，前期的准备工作至关重要，几乎每次直播之前，都会至少提前半年进行相应的准备。
　　“进入电视台的那段日子，正是国家的‘三年困难时期’，没有置装经费。演播时，我穿的一件棕色的西服上衣，是沈力穿小的一件旧衣服，好在当时是黑白电视，老百姓的服装样式也很单调，播音员又不必领导服装新潮流，所以，播音员在屏幕上出现时并不显得十分寒酸。夏天，女播音员穿条裙子，上身穿件西服还看得过去，但赵忠祥上身穿件华达呢中山装，下身穿条短裤，光脚穿着塑料凉鞋的模样就有点喜剧效果了……”直到1987年，“小辫儿阿姨”才真正亮出了自己美丽的“风采”——陪同邓小平访问日本，采访报道很成功，成了当时最轰动的一件事情。她气质优雅，举止端庄，代表了当时中国女性的新形象。当人们通过电视屏幕，看到有这样一位“东方美人”出现在东京街头做采访报道时，有人惊呼：“天女下凡”！她因此被日本人称为“北京恋人”、“白衣天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