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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革命时期中共通过领导农民协会，支持、组织农民抗捐抗税斗争，直至夺取乡绅控制的基层政权，较为成功地“介入”了乡村政治。政党政治“介入”乡村，冲击了传统乡村社会秩序，开始打破乡村政治的平衡。中共将阶级斗争理念植入乡村社会，通过提高农民的政治地位，为农民争取经济利益的斗争，赢得了农民的支持。这是中共能够在乡村社会立足的关键。国民党依赖乡绅施行治理的乡村改良路径不能满足农民的诉求，始终未能赢得民心。国共两党“介入”乡村政治始于目标一致，终于分道扬镳，阶级立场的差异预示了乡村政治斗争的最终结局。
【关键词】政党政治;乡村革命;中国共产党;农民动员
【中图分类号】K26;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1）04-0032-08
“革命是现代化所特有的东西。它是一种使一个传统社会现代化的手段。”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使命决定了中共领导的农村革命的目标必然是重塑乡村政治，为农村现代化创造前提。在“介入”乡村政治之初，中共便不自觉地担负起了这一历史使命。“介入”一词的本意指“插进两者之间干预其事”。大革命时期中共的农民革命动员，打破了乡绅控制基层社会的传统治理模式，使中共“介入”了地主、豪绅和农民的争斗之中。农民协会的建立，增强了农民的力量，也逐渐改变了乡村政治的格局。历史证明，大革命时期中共对乡村革命的“介入”，是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的关键一步，也是土地革命战争理论和实践的起点，具有开拓性意义。目前的相关学术成果较为清晰地梳理了中共领导早期农民运动的基本脉络，揭示了中共早期农民运动的实践意义，肯定了中共早期的农民运动在培养和锻炼干部中的积极作用，总结了农村工作的经验。也有学者对彭湃、毛泽东领导早期农民运动的经过、策略和经验作了较为详細的探讨。不少硕士、博士论文从社会改造、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角度梳理了中共早期领导农民运动的多个方
面。上述成果多从革命史的视角展开，侧重于理论概括、脉络梳理和经验总结，对国共两党“介入”乡村社会的初衷及其策略缺乏细致的考究。笔者尝试引用“介入”一词，借助政党政治学的方法展开思考，以期有所启发。
一、从自发的暴动到有组织的农民革命
近代乡村社会的危机是全面的，是经济、社会、文化全面衰退的危机，是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必然显现和应对的课题。这一趋势随着中国近代政治的变革逐渐凸显，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压榨之下日趋严重，愈演愈烈。“晚清以来直到民国时期，近代民族——国家权威始终处于重新建构的过程之中，国家权威对于乡村社会的利益调整和控制基本处于失位状态。这加重了乡村社会秩序重建的成本，也延缓了消弭乡村危机的过程。” 无论是中共的土地革命还是国民党的强化保甲，都没有改变农村社会的武斗倾向。因为二者分别依靠的是乡村社会中的两大对立阶级——农民和地主。学者张鸣认为，国家推行的农村改良举措，依赖乡村武装开展，导致“基层政权和枪杆子有了前所未有的亲和，从而极大地损害了农村原有的文化氛围，使乡村权力从文化性质转向武化”。国家对地方资源的过度汲取，是造成乡村社会军事化和农民贫困的重要原因。学者李金铮认为，近代中国农民的贫困是基本的事实，“农民贫困是反映中国近代社会主流和本质的一个大问题，某个时段或某个地区的枝节的‘改善’远不足以撼动这个主流和本质”。军阀的横征暴敛造成了农民的贫困，废除苛捐杂税成为农民暴动的基本诉求。1927年以前的农民运动，“显然没有借助民族主义的东风”。废除苛捐杂税的诉求，正是农民生存危机的集中表达。
近代乡村社会失序虽然不是一种持续的状态，但是农民暴动却是乡村社会危机的极端表现。“辛亥革命后，外国帝国主义所扶植的军阀战争连年不息，加以贪官污吏之横征暴敛，地主劣绅之鱼肉把持，致以农民生活愈益困难，失业愈益普遍，于是到处发生土匪，其实便是一种变相的农民反抗运动。所以中国农民群众实早已由（资本）帝国主义，军阀政治，重租，苛税，高利贷……驱之于反抗动乱之途。”以山东为例，张宗昌督鲁期间，“红枪会现已蔓延于全省，几于无县无之”。中共在动员农民革命中已注意到改造红枪会的问题，李大钊指出应该到红枪会中开展工作，“把他们的乡土观念渐渐发展而显出阶级的觉悟” 。第一次国共合作初期，国共两党提出了农村社会改良的若干政策，其目的在于改变农民贫困的境遇，解决农村社会的危机。国共两党已经意识到，农民和农村问题，是现代化绕不开的话题。“我国以农立国，纵使将来工业化了，实际上在很远的将来还是以农作立国的基础。”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初，两党对解决农村危机，动员农民参加革命初步形成了共识。但在具体操作层面，却体现了路径的差异。“20世纪上半期，国共两党的互动，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中国政治的走向。”虽然领导和组织农民革命的是中国共产党人，但国民党的支持对于农民革命动员也至关重要。中共承认，在国民党的参与之下，农民运动收到了许多效果，“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农民得到了相当的自由，能够公开组织，虽然现在还有许多县县长不高兴，随时直接间接的压迫农民。但这实在是农民运动兴起的一个原因”。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初，国民党对农民之困苦抱之以同情的态度，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农民问题决议案甚至认为“本党是代表农民群众本身之利益”的政党。在广东第二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上，更是提出“半殖民地的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便是一个伟大的农民解放运动”和“农民运动问题是国民革命运动中的根本问题”的论断。
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看到了农民伟大的革命潜力，“如农民不了解与不集中本党旗帜之下，则革命断无成功之可言”。邓演达认为：“土地问题解决了才算是农民问题解决了，土地问题若果不能解决，我们可以说革命必不能成功。”需要指出的是国民党左派虽然认识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但在实际的革命中，却并不急于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中共认为，大革命中的国民党“他们只想利用农民，并不实际保障农民的政治上经济上的利益”，国民党组织农民协会，“要求农民为民族解放运动而牺牲，可是他们并不强逼大地主对农民让步，而且不去保障农民的政治权利，甚至于军人或土豪鱼肉农民，危害他们的生活的时候，国民党领袖们都不能帮助农民”。国共合作失败之后，瞿秋白指出：“民生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一名剥削主义”，“平均地权的方法，就他本身而论，究竟全是与农民无关的问题，而且是乌托邦的幻想，因为他根本在于不使地主吃亏”。 国共两党动员农民参加革命的共识推动了政党介入乡村社会的进程，使农民运动由自发的暴动逐渐转变为有组织的革命。但因国民党限制“过火”的农民运动，保护地主利益，农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却收获寥寥。以广东为例，“在过去一年来，广东农民差不多专在反抗防军，贪官污吏，劣绅土豪地主互相勾结压迫的斗争中流血牺牲，疲于奔命，使农民长处于干燥无味，困顿无聊的状态中，绝无人生之愉快，不能引起对于协会发生乐趣，其原因就是未曾注意到积极方面为农民谋利益”。第一次国共合作初期的农民运动，以改良农村社会、反对苛捐杂税和打倒土豪劣绅为号召，包含了农民运动的两个方面，即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二者交织在一起。农民和地主、豪绅的激烈对抗预示了农村改良道路的不可行，是以多数的农民利益为革命的目的，还是维护地主、豪绅的利益，国共两党存在着根本分歧，最终走向殊途。1928年以后，国民党的“乡村建设”和中共的“土地革命”两种乡村模式并行，道路的差异决定了两党的政治前途和中国命运之走向。但无论是“改良”还是“革命”，都加速了乡村社会传统秩序的解体，推动着乡村社会的转型。
二、从争取经济利益到夺取乡村政权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建党之初以领导和发动工人运动作为党的主要任务。中共的农民动员理论是在革命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从指导农民暴动到深入乡村社会积极动员农民革命，经历了艰难的探索历程。中共不仅需要党员进入乡村社会，点燃革命的火种，而且还要整合农村社会各种利益关系，将农民引入革命洪流。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经历了一个“扩散——凝聚型”试错过程。王奇生认为，20世纪20年代的农民运动基本上是一场政治运动，也可以说是一场只打土豪而不分田地的农民运动，这是国共合作的特定革命方式决定的。即此时的中共有点类似于“参政党”，没有自己的地盘，没有自己控制的局部政權。中共未将土地革命提上日程，既是出于农民运动须服膺于国民革命大局的要求，又是由中国农村社会阶级关系决定的。乡村社会利益多元，在动员农民的过程中，亟须寻求农民共同的利益点，而反对苛捐杂税、打倒土豪劣绅关乎农民切身利益，更能激发农民参加革命的热情。
中共一大并未对农民问题作出具体的指示，只是提出了“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并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这一表述仅仅将农民视为革命的一员。中国共产党对农民问题的关注是从中共二大开始的，“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大量的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中共二大未明确提出领导农民运动的方针和政策，只是将农民团结在“民主主义联合战线”之内，为解决农民痛苦，提出了“限田运动”“组织农民消费协作”“组织农民借贷机关”“限制租额运动”“开垦荒地”“改良水利”等政策，仍未涉及土地问题和动员农民革命的议题。中共三大提出的党纲进一步细化了上述政策的同时，通过了动员农民参加国民革命的决议案，指出“农民在中国国民运动中是最大的动力”。在中共四大之前，中共开始指导农民的抗捐抗税斗争，动员农民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国民革命，已经积累了初步的经验。此时期，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主要以农民协会为组织基础，斗争目标是反对苛捐杂税，反对预征钱粮，拒绝缴纳陋规及一切不法征收。鼓动农民反对土豪劣绅，在农民中宣传选举代表农民机关（乡村自治会）的主张。
中共四大通过了第一个“农民运动之议决案”，充分肯定了农民运动的重要性。“农民问题在中国尤其在民族革命时代的中国，是特别的重要。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争斗。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农民在帝国主义、军阀和地主的压榨之下，已趋于“反抗动乱之途”，“由原始的、自然的农民反抗之可能而引之入自觉组织的经济和政治争斗，是中国共产党的责任”。中共逐渐认识到，抗捐抗税斗争和农业改良的政策虽可以发动农民革命，但如果不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农民还是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拥护者。中共的根本责任，“不但在于组织农民和给他们以思想上的指导，而且要在农民协会协作社、农民自卫军之中，巩固我们党的组织”。中共四大的决议指出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性，明确指出了党支部在农民运动中的领导作用，对农民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25年10月，中国共产党公布《告农民书》，明确提出建立工农联盟、打倒军阀政府、实行“耕地农有”的主张，并提出农民运动的最低限度要求是：农民协会代替土豪劣绅包办的“农会”，乡村设立自治机关，不得由绅士包办;农协与乡村自治机关议定租额和谷价;农民协会组织自卫军等。明确提出了建立乡村政权、建立农民武装等任务。但是，受右倾错误的影响，党内却存在着轻视农民运动的倾向。陈独秀指出：“中国农民运动，必须国民革命完全成功，然后国内产业勃兴，然后普遍的农业资本化，然后农业的无产阶级发达集中起来，然后农村间才有真的共产的社会革命之需要与可能。”陈独秀“先有国民革命，后有农民运动”的观点迎合了国民党动员农民革命的初衷，隐含了利用农民革命的倾向。中共党内限制农民运动“过火”的倾向对蓬勃发展的农民运动产生了消极影响。
加强党的农村支部在农民运动中的领导作用，是动员农民的组织基础，也是中共介入乡村政治的关键。中共指出：“在一切农民运动中，应努力取得指导的地位，应在每个最低级的农会内，均有本党支部的组织，为这个农会行动指导的核心。”1926年8月，中共中央正式成立农民运动委员会，组织和领导全国各地农民运动。同年11月，中共制定了农民政纲：“推翻农村中劣绅的政权，并要由革命的农民建立平民的政权;革命的农民参加县政府组织;武装农民，乡村中一切武装势力受乡村的革命民众政权所指挥;没收大地主，军阀，劣绅及国家，宗祠的土地，归给农民。”中共不仅拟定了全国农民运动计划，而且中央通过的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议决案指出：“乡村政权问题即是农民政权代替封建式的土豪劣绅政权问题”，“使农协成为统一乡村运动的唯一中心”。中共五大指出，建立农民政权必须实现土地国有，农民运动的前途必然是土地革命，而最迫切的任务，是“铲除宗法封建的政权，而建立农民的政权” 。中共从指导农民暴动争取经济利益的斗争到动员农民夺取政权，政权意识日渐明确。革命的实践促进了理论的深化，农民运动的目标与具体任务日益明确，为土地革命的推行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规避”阶级斗争的农民动员
“中国革命既是‘发生’的，更是‘发动’的。而要动员广大底层民众起来革命并非易事。中共是一个最擅长组织动员、最擅长运动的革命党。这一点在中共早期就已崭露。”大革命时期，以广东、湖南、湖北和江西为中心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其中彭湃领导的广东海陆丰农民运动和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最为典型。在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国民党压制农民运动的举措已引起中共的警觉。因中共在农村社会缺乏政治基础和军事保障，短暂的经济利益的动员难以持久。在动员农民之初，中共注重从农民的当前利益和诉求出发，做具体的经济改良之宣传，“只求实质能推广农民运动”。在实际过程中，对农民的革命动员也存在“左”倾的问题。如在提出农民运动的口号时脱离农民的具体利益，提出的口号太高，范围太大。在策略上，完全依赖农会的几个同志，没有注意发动农民的力量，缺乏群众基础，导致“农会变成一个不以群众势力作基础的空架子” 。
为将绝大多数农民团结在统一战线之内，中共在动员策略上主动“规避”了阶级斗争的方式。“现在农民协会的组织，尚不能带有阶级色彩，不能明确的指出有若干田亩地者不能加入”，只能提出“不耕种而拥有多数田地者”和“重利盘剥者”不能加入农民协会。在宣传方面，中共提出“当以农民实际生活痛苦为出发点，切记广泛的宣传及机械式讲义式的训话”。对于乡村中的迷信及宗族伦理道德关系，“不可积极的反对，应该有方法的有步骤的去提高乡村文化程度”，在农民动员时，不必提出“农民阶级”的字样。农民运动的口号仅限于“全体农民起来反抗贪官污吏劣绅土豪，反抗军阀政府的苛税勒捐”。在对地主阶级的政策上，提出了“团结佃农雇农自耕农与中小地主，使不积极作恶的大地主中立，只攻击极反动的大地主，如成为劣绅土豪者。不可简单的提出打倒地主口号，以打倒劣绅土豪的口号，实际上打倒大地主”。
大革命时期，中共并未明确提出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归农民所有的口号。但却已经认识到“平民民主革命的完全成功，必须由取消土地私有制办法以根本解决农民问题，才能达到”。在推翻军阀政权以后，统一战线内部的冲突不可避免，“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在不断的展开农民口号，以提高平民民主革命使之进于下一阶段，同时又适应于这一阶段的总的政治的任务”。随着农民与地主冲突的日益频繁，中共已经认识到发动农民必须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而不能仅限于抗捐抗税和打倒土豪劣绅的斗争。中共五大指出，“现在阶段之中，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土地问题的急进的解决”。农民运动最初都是发端于减租、抗税、减息等反抗土豪劣绅的斗争，但其深入发展势必要推翻豪绅地主的政权，建立农民政权。国共合作时期的农民运动基本上属于“猛攻宗法封建势力的时期”，中共五大以后，中国的农民运动大致的趋势，“已经是摧毁封建宗法政权而开始解决土地问题的时期”。
为巩固农村中的统一战线，中共也曾适当限制贫农与地主间的斗争。认为地主与贫农之间的冲突是革命的必然，但是如不加以限制，“则对于全国革命的形势与暂时的联合战线的关系，实在含着很大的危险”。中共对不为恶的大地主和豪绅采取了争取的策略。在国民革命时期，中共对农民的动员以抗捐抗税、打击土豪劣绅为号召，旨在团结农村中的各阶级（为恶的大地主除外），建立农村中的革命统一战线，这一口号符合了绝大多数农民的利益（甚至中小地主在内），进而维护了农村革命统一战线的稳定。
农民运动的中心问题是土地问题，大革命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夺取地主豪绅控制的乡村政权，建立农民政权。由于党内右倾错误的影响以及缺乏领导农民运动的经验和党的农运干部匮乏，使得党在农村中的工作时常是“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中共中央认为，农运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共产党方面对于农民的群众暴动没有坚决的革命指导，这是由于党的指导对于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带有机会主义的犹豫及摇动政策。”中共早期动员农民运動的实践以巩固农村中各阶级的革命联合战线，发动农村中大多数的农民参加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为主旨，亟须团结农村社会中的各个阶级，甚至是不为恶的大地主和豪绅也成为统战的对象。国民大革命时期的农民革命动员，虽然有意“规避”了阶级斗争，但农民和地主不可调和的矛盾依然存在。对农民而言，“打倒军阀，除列强”的口号并非农民参加革命的初衷。国共合作框架下的大革命终不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农民革命便失去了动力，所以农民运动终归于沉寂。
四、结论
中共对农民的革命动员，是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主要原因。限于统一战线内部阶级成分的复杂性，中共在动员农民革命过程中，虽然提出了“耕地农有”，但并未广泛实施。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虽然得到了国民党的默许和支持，但国民党并未认真解决土地问题，国共两党在农民问题上的分歧影响了农民运动的走向，广东革命根据地统一以后，国民党对广东农民运动加以限制，这是广东农民运动归于沉寂的主要原因。
中共对农民的动员经历了理论认识上不断深化，在实践中逐渐完善的过程。虽然党内对“过火”的农民运动也加以限制，但从中共“介入”乡村社会的政治效果来看，是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关键一步，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大革命时期，中共开始在农村建立农民协会，并强调党支部在动员农民中的领导作用。阶级话语开始植入乡村社会，为农民革命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为开展土地革命、重塑乡村政治积累了经验。中共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推动了自发的农民暴动向有组织的农民运动的转变，“农民的参与和支持是共产党政治和军事力量不断壮大的根本源泉，也是对乡村社会进行治理和变革的基本前提”。中共通过领导农民协会，支持、组织农民抗捐抗税斗争，直至夺取乡绅控制的基层政权，较为成功地 “介入”了乡村政治并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国民党依赖乡绅施行治理的乡村改良路径却始终未能赢得民心。国共两党“介入”乡村政治始于目标一致，终于分道扬镳，阶级立场的差异似乎已经预示了乡村政治斗争的最终结局。
[作者系历史学博士，山东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关键词】政党政治;乡村革命;中国共产党;农民动员
【中图分类号】K26;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1）04-0032-08
“革命是现代化所特有的东西。它是一种使一个传统社会现代化的手段。”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使命决定了中共领导的农村革命的目标必然是重塑乡村政治，为农村现代化创造前提。在“介入”乡村政治之初，中共便不自觉地担负起了这一历史使命。“介入”一词的本意指“插进两者之间干预其事”。大革命时期中共的农民革命动员，打破了乡绅控制基层社会的传统治理模式，使中共“介入”了地主、豪绅和农民的争斗之中。农民协会的建立，增强了农民的力量，也逐渐改变了乡村政治的格局。历史证明，大革命时期中共对乡村革命的“介入”，是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的关键一步，也是土地革命战争理论和实践的起点，具有开拓性意义。目前的相关学术成果较为清晰地梳理了中共领导早期农民运动的基本脉络，揭示了中共早期农民运动的实践意义，肯定了中共早期的农民运动在培养和锻炼干部中的积极作用，总结了农村工作的经验。也有学者对彭湃、毛泽东领导早期农民运动的经过、策略和经验作了较为详細的探讨。不少硕士、博士论文从社会改造、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角度梳理了中共早期领导农民运动的多个方
面。上述成果多从革命史的视角展开，侧重于理论概括、脉络梳理和经验总结，对国共两党“介入”乡村社会的初衷及其策略缺乏细致的考究。笔者尝试引用“介入”一词，借助政党政治学的方法展开思考，以期有所启发。
一、从自发的暴动到有组织的农民革命
近代乡村社会的危机是全面的，是经济、社会、文化全面衰退的危机，是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必然显现和应对的课题。这一趋势随着中国近代政治的变革逐渐凸显，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压榨之下日趋严重，愈演愈烈。“晚清以来直到民国时期，近代民族——国家权威始终处于重新建构的过程之中，国家权威对于乡村社会的利益调整和控制基本处于失位状态。这加重了乡村社会秩序重建的成本，也延缓了消弭乡村危机的过程。” 无论是中共的土地革命还是国民党的强化保甲，都没有改变农村社会的武斗倾向。因为二者分别依靠的是乡村社会中的两大对立阶级——农民和地主。学者张鸣认为，国家推行的农村改良举措，依赖乡村武装开展，导致“基层政权和枪杆子有了前所未有的亲和，从而极大地损害了农村原有的文化氛围，使乡村权力从文化性质转向武化”。国家对地方资源的过度汲取，是造成乡村社会军事化和农民贫困的重要原因。学者李金铮认为，近代中国农民的贫困是基本的事实，“农民贫困是反映中国近代社会主流和本质的一个大问题，某个时段或某个地区的枝节的‘改善’远不足以撼动这个主流和本质”。军阀的横征暴敛造成了农民的贫困，废除苛捐杂税成为农民暴动的基本诉求。1927年以前的农民运动，“显然没有借助民族主义的东风”。废除苛捐杂税的诉求，正是农民生存危机的集中表达。
近代乡村社会失序虽然不是一种持续的状态，但是农民暴动却是乡村社会危机的极端表现。“辛亥革命后，外国帝国主义所扶植的军阀战争连年不息，加以贪官污吏之横征暴敛，地主劣绅之鱼肉把持，致以农民生活愈益困难，失业愈益普遍，于是到处发生土匪，其实便是一种变相的农民反抗运动。所以中国农民群众实早已由（资本）帝国主义，军阀政治，重租，苛税，高利贷……驱之于反抗动乱之途。”以山东为例，张宗昌督鲁期间，“红枪会现已蔓延于全省，几于无县无之”。中共在动员农民革命中已注意到改造红枪会的问题，李大钊指出应该到红枪会中开展工作，“把他们的乡土观念渐渐发展而显出阶级的觉悟” 。第一次国共合作初期，国共两党提出了农村社会改良的若干政策，其目的在于改变农民贫困的境遇，解决农村社会的危机。国共两党已经意识到，农民和农村问题，是现代化绕不开的话题。“我国以农立国，纵使将来工业化了，实际上在很远的将来还是以农作立国的基础。”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初，两党对解决农村危机，动员农民参加革命初步形成了共识。但在具体操作层面，却体现了路径的差异。“20世纪上半期，国共两党的互动，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中国政治的走向。”虽然领导和组织农民革命的是中国共产党人，但国民党的支持对于农民革命动员也至关重要。中共承认，在国民党的参与之下，农民运动收到了许多效果，“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农民得到了相当的自由，能够公开组织，虽然现在还有许多县县长不高兴，随时直接间接的压迫农民。但这实在是农民运动兴起的一个原因”。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初，国民党对农民之困苦抱之以同情的态度，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农民问题决议案甚至认为“本党是代表农民群众本身之利益”的政党。在广东第二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上，更是提出“半殖民地的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便是一个伟大的农民解放运动”和“农民运动问题是国民革命运动中的根本问题”的论断。
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看到了农民伟大的革命潜力，“如农民不了解与不集中本党旗帜之下，则革命断无成功之可言”。邓演达认为：“土地问题解决了才算是农民问题解决了，土地问题若果不能解决，我们可以说革命必不能成功。”需要指出的是国民党左派虽然认识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但在实际的革命中，却并不急于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中共认为，大革命中的国民党“他们只想利用农民，并不实际保障农民的政治上经济上的利益”，国民党组织农民协会，“要求农民为民族解放运动而牺牲，可是他们并不强逼大地主对农民让步，而且不去保障农民的政治权利，甚至于军人或土豪鱼肉农民，危害他们的生活的时候，国民党领袖们都不能帮助农民”。国共合作失败之后，瞿秋白指出：“民生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一名剥削主义”，“平均地权的方法，就他本身而论，究竟全是与农民无关的问题，而且是乌托邦的幻想，因为他根本在于不使地主吃亏”。 国共两党动员农民参加革命的共识推动了政党介入乡村社会的进程，使农民运动由自发的暴动逐渐转变为有组织的革命。但因国民党限制“过火”的农民运动，保护地主利益，农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却收获寥寥。以广东为例，“在过去一年来，广东农民差不多专在反抗防军，贪官污吏，劣绅土豪地主互相勾结压迫的斗争中流血牺牲，疲于奔命，使农民长处于干燥无味，困顿无聊的状态中，绝无人生之愉快，不能引起对于协会发生乐趣，其原因就是未曾注意到积极方面为农民谋利益”。第一次国共合作初期的农民运动，以改良农村社会、反对苛捐杂税和打倒土豪劣绅为号召，包含了农民运动的两个方面，即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二者交织在一起。农民和地主、豪绅的激烈对抗预示了农村改良道路的不可行，是以多数的农民利益为革命的目的，还是维护地主、豪绅的利益，国共两党存在着根本分歧，最终走向殊途。1928年以后，国民党的“乡村建设”和中共的“土地革命”两种乡村模式并行，道路的差异决定了两党的政治前途和中国命运之走向。但无论是“改良”还是“革命”，都加速了乡村社会传统秩序的解体，推动着乡村社会的转型。
二、从争取经济利益到夺取乡村政权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建党之初以领导和发动工人运动作为党的主要任务。中共的农民动员理论是在革命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从指导农民暴动到深入乡村社会积极动员农民革命，经历了艰难的探索历程。中共不仅需要党员进入乡村社会，点燃革命的火种，而且还要整合农村社会各种利益关系，将农民引入革命洪流。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经历了一个“扩散——凝聚型”试错过程。王奇生认为，20世纪20年代的农民运动基本上是一场政治运动，也可以说是一场只打土豪而不分田地的农民运动，这是国共合作的特定革命方式决定的。即此时的中共有点类似于“参政党”，没有自己的地盘，没有自己控制的局部政權。中共未将土地革命提上日程，既是出于农民运动须服膺于国民革命大局的要求，又是由中国农村社会阶级关系决定的。乡村社会利益多元，在动员农民的过程中，亟须寻求农民共同的利益点，而反对苛捐杂税、打倒土豪劣绅关乎农民切身利益，更能激发农民参加革命的热情。
中共一大并未对农民问题作出具体的指示，只是提出了“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并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这一表述仅仅将农民视为革命的一员。中国共产党对农民问题的关注是从中共二大开始的，“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大量的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中共二大未明确提出领导农民运动的方针和政策，只是将农民团结在“民主主义联合战线”之内，为解决农民痛苦，提出了“限田运动”“组织农民消费协作”“组织农民借贷机关”“限制租额运动”“开垦荒地”“改良水利”等政策，仍未涉及土地问题和动员农民革命的议题。中共三大提出的党纲进一步细化了上述政策的同时，通过了动员农民参加国民革命的决议案，指出“农民在中国国民运动中是最大的动力”。在中共四大之前，中共开始指导农民的抗捐抗税斗争，动员农民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国民革命，已经积累了初步的经验。此时期，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主要以农民协会为组织基础，斗争目标是反对苛捐杂税，反对预征钱粮，拒绝缴纳陋规及一切不法征收。鼓动农民反对土豪劣绅，在农民中宣传选举代表农民机关（乡村自治会）的主张。
中共四大通过了第一个“农民运动之议决案”，充分肯定了农民运动的重要性。“农民问题在中国尤其在民族革命时代的中国，是特别的重要。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争斗。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农民在帝国主义、军阀和地主的压榨之下，已趋于“反抗动乱之途”，“由原始的、自然的农民反抗之可能而引之入自觉组织的经济和政治争斗，是中国共产党的责任”。中共逐渐认识到，抗捐抗税斗争和农业改良的政策虽可以发动农民革命，但如果不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农民还是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拥护者。中共的根本责任，“不但在于组织农民和给他们以思想上的指导，而且要在农民协会协作社、农民自卫军之中，巩固我们党的组织”。中共四大的决议指出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性，明确指出了党支部在农民运动中的领导作用，对农民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25年10月，中国共产党公布《告农民书》，明确提出建立工农联盟、打倒军阀政府、实行“耕地农有”的主张，并提出农民运动的最低限度要求是：农民协会代替土豪劣绅包办的“农会”，乡村设立自治机关，不得由绅士包办;农协与乡村自治机关议定租额和谷价;农民协会组织自卫军等。明确提出了建立乡村政权、建立农民武装等任务。但是，受右倾错误的影响，党内却存在着轻视农民运动的倾向。陈独秀指出：“中国农民运动，必须国民革命完全成功，然后国内产业勃兴，然后普遍的农业资本化，然后农业的无产阶级发达集中起来，然后农村间才有真的共产的社会革命之需要与可能。”陈独秀“先有国民革命，后有农民运动”的观点迎合了国民党动员农民革命的初衷，隐含了利用农民革命的倾向。中共党内限制农民运动“过火”的倾向对蓬勃发展的农民运动产生了消极影响。
加强党的农村支部在农民运动中的领导作用，是动员农民的组织基础，也是中共介入乡村政治的关键。中共指出：“在一切农民运动中，应努力取得指导的地位，应在每个最低级的农会内，均有本党支部的组织，为这个农会行动指导的核心。”1926年8月，中共中央正式成立农民运动委员会，组织和领导全国各地农民运动。同年11月，中共制定了农民政纲：“推翻农村中劣绅的政权，并要由革命的农民建立平民的政权;革命的农民参加县政府组织;武装农民，乡村中一切武装势力受乡村的革命民众政权所指挥;没收大地主，军阀，劣绅及国家，宗祠的土地，归给农民。”中共不仅拟定了全国农民运动计划，而且中央通过的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议决案指出：“乡村政权问题即是农民政权代替封建式的土豪劣绅政权问题”，“使农协成为统一乡村运动的唯一中心”。中共五大指出，建立农民政权必须实现土地国有，农民运动的前途必然是土地革命，而最迫切的任务，是“铲除宗法封建的政权，而建立农民的政权” 。中共从指导农民暴动争取经济利益的斗争到动员农民夺取政权，政权意识日渐明确。革命的实践促进了理论的深化，农民运动的目标与具体任务日益明确，为土地革命的推行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规避”阶级斗争的农民动员
“中国革命既是‘发生’的，更是‘发动’的。而要动员广大底层民众起来革命并非易事。中共是一个最擅长组织动员、最擅长运动的革命党。这一点在中共早期就已崭露。”大革命时期，以广东、湖南、湖北和江西为中心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其中彭湃领导的广东海陆丰农民运动和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最为典型。在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国民党压制农民运动的举措已引起中共的警觉。因中共在农村社会缺乏政治基础和军事保障，短暂的经济利益的动员难以持久。在动员农民之初，中共注重从农民的当前利益和诉求出发，做具体的经济改良之宣传，“只求实质能推广农民运动”。在实际过程中，对农民的革命动员也存在“左”倾的问题。如在提出农民运动的口号时脱离农民的具体利益，提出的口号太高，范围太大。在策略上，完全依赖农会的几个同志，没有注意发动农民的力量，缺乏群众基础，导致“农会变成一个不以群众势力作基础的空架子” 。
为将绝大多数农民团结在统一战线之内，中共在动员策略上主动“规避”了阶级斗争的方式。“现在农民协会的组织，尚不能带有阶级色彩，不能明确的指出有若干田亩地者不能加入”，只能提出“不耕种而拥有多数田地者”和“重利盘剥者”不能加入农民协会。在宣传方面，中共提出“当以农民实际生活痛苦为出发点，切记广泛的宣传及机械式讲义式的训话”。对于乡村中的迷信及宗族伦理道德关系，“不可积极的反对，应该有方法的有步骤的去提高乡村文化程度”，在农民动员时，不必提出“农民阶级”的字样。农民运动的口号仅限于“全体农民起来反抗贪官污吏劣绅土豪，反抗军阀政府的苛税勒捐”。在对地主阶级的政策上，提出了“团结佃农雇农自耕农与中小地主，使不积极作恶的大地主中立，只攻击极反动的大地主，如成为劣绅土豪者。不可简单的提出打倒地主口号，以打倒劣绅土豪的口号，实际上打倒大地主”。
大革命时期，中共并未明确提出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归农民所有的口号。但却已经认识到“平民民主革命的完全成功，必须由取消土地私有制办法以根本解决农民问题，才能达到”。在推翻军阀政权以后，统一战线内部的冲突不可避免，“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在不断的展开农民口号，以提高平民民主革命使之进于下一阶段，同时又适应于这一阶段的总的政治的任务”。随着农民与地主冲突的日益频繁，中共已经认识到发动农民必须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而不能仅限于抗捐抗税和打倒土豪劣绅的斗争。中共五大指出，“现在阶段之中，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土地问题的急进的解决”。农民运动最初都是发端于减租、抗税、减息等反抗土豪劣绅的斗争，但其深入发展势必要推翻豪绅地主的政权，建立农民政权。国共合作时期的农民运动基本上属于“猛攻宗法封建势力的时期”，中共五大以后，中国的农民运动大致的趋势，“已经是摧毁封建宗法政权而开始解决土地问题的时期”。
为巩固农村中的统一战线，中共也曾适当限制贫农与地主间的斗争。认为地主与贫农之间的冲突是革命的必然，但是如不加以限制，“则对于全国革命的形势与暂时的联合战线的关系，实在含着很大的危险”。中共对不为恶的大地主和豪绅采取了争取的策略。在国民革命时期，中共对农民的动员以抗捐抗税、打击土豪劣绅为号召，旨在团结农村中的各阶级（为恶的大地主除外），建立农村中的革命统一战线，这一口号符合了绝大多数农民的利益（甚至中小地主在内），进而维护了农村革命统一战线的稳定。
农民运动的中心问题是土地问题，大革命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夺取地主豪绅控制的乡村政权，建立农民政权。由于党内右倾错误的影响以及缺乏领导农民运动的经验和党的农运干部匮乏，使得党在农村中的工作时常是“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中共中央认为，农运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共产党方面对于农民的群众暴动没有坚决的革命指导，这是由于党的指导对于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带有机会主义的犹豫及摇动政策。”中共早期动员农民运動的实践以巩固农村中各阶级的革命联合战线，发动农村中大多数的农民参加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为主旨，亟须团结农村社会中的各个阶级，甚至是不为恶的大地主和豪绅也成为统战的对象。国民大革命时期的农民革命动员，虽然有意“规避”了阶级斗争，但农民和地主不可调和的矛盾依然存在。对农民而言，“打倒军阀，除列强”的口号并非农民参加革命的初衷。国共合作框架下的大革命终不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农民革命便失去了动力，所以农民运动终归于沉寂。
四、结论
中共对农民的革命动员，是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主要原因。限于统一战线内部阶级成分的复杂性，中共在动员农民革命过程中，虽然提出了“耕地农有”，但并未广泛实施。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虽然得到了国民党的默许和支持，但国民党并未认真解决土地问题，国共两党在农民问题上的分歧影响了农民运动的走向，广东革命根据地统一以后，国民党对广东农民运动加以限制，这是广东农民运动归于沉寂的主要原因。
中共对农民的动员经历了理论认识上不断深化，在实践中逐渐完善的过程。虽然党内对“过火”的农民运动也加以限制，但从中共“介入”乡村社会的政治效果来看，是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关键一步，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大革命时期，中共开始在农村建立农民协会，并强调党支部在动员农民中的领导作用。阶级话语开始植入乡村社会，为农民革命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为开展土地革命、重塑乡村政治积累了经验。中共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推动了自发的农民暴动向有组织的农民运动的转变，“农民的参与和支持是共产党政治和军事力量不断壮大的根本源泉，也是对乡村社会进行治理和变革的基本前提”。中共通过领导农民协会，支持、组织农民抗捐抗税斗争，直至夺取乡绅控制的基层政权，较为成功地 “介入”了乡村政治并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国民党依赖乡绅施行治理的乡村改良路径却始终未能赢得民心。国共两党“介入”乡村政治始于目标一致，终于分道扬镳，阶级立场的差异似乎已经预示了乡村政治斗争的最终结局。
[作者系历史学博士，山东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