拳拳爱心献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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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之前,我以耄耋之龄,怀着一种恋旧之情,独自一人来到了位于上海长阳路62号(原华德路62号)的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在一家茶馆的临窗位置落座,午后的阳光从窗外斜斜地射在桌上,于是我回想起28年前的那段珍贵的往事:记得也是这样的一个午后,阳光从窗外斜斜地射在桌上的时分,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一边和我品着咖啡,一边讲述他的家族史。
  我默默地想,我尊敬的老友爱泼斯坦生于1915年4月20日,倘若他仍在世的话,今天恰好是他一百岁华诞。而今,斯人不在,音容却常常在我的脑海里浮现:他中等的身材,棕色的头发已经略略变白,那张露出谦和笑容的圆圆的脸庞,那双洋溢着活泼而又带有睿智的双眸,总是给人一种亲切感。
  “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中,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更好和更有意义。我爱中国,爱中国人民,中国就是我的家,是这种爱把我的工作和生活同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的充满激情的话语,时常在我的耳畔回响,而我与这位老友在18年之中(1987——2005)相识相知、把袂而谈的一幕幕场景,也如同过电影一般地,瞬间呈现在自己眼前。
  一个老战地记者的演讲
  我与爱泼斯坦的初起相识缘于1987年3月在沪举行的“三S及其他国际友人在上海”国际研讨会。三S,即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三位美国优秀的作家和新闻记者。当时,我作为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秘书长,负责接待与会嘉宾和学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即是此次研讨会的受邀嘉宾之一。他虽是白皮肤、蓝眼睛,不了解他的人总把他当作“外宾”和“国际友人”,而此时他总是微笑地纠正对方:“不,我是中国人,不是外国人。”说到此,他那带有浓重外国腔的汉语中还流露出几分自豪的神情。人们都笑了,他也笑了。
  在研讨会期间,爱泼斯坦不仅在大会作了题为《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以及他们在上海同宋庆龄的关系》的发言,他还以一个当年战地记者的身份,给青年朋友讲述了自己从1933年到1944年在中国抗战前线采访的经历:1933年冬,《京津泰晤士报》老总把一本书交给爱泼斯坦,让他写一篇评论。这本书便是埃德加·斯诺的《远东战线》。当时斯诺是燕京大学教授、著名记者。爱泼斯坦被该书打动,专程前往北京拜访斯诺,两人由此成为志同道合的好友,并经常利用周末时间聚会聊天。 嗣后,又通过斯诺,爱泼斯坦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等进步人士结识,加入了这些国际友人的行列。与斯诺的交往,影响了爱泼斯坦的人生道路。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爱泼斯坦作为美国合众社驻华记者到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地采访。在采访抗日救亡活动时,他学会了《义勇军进行曲》,中国人民抗日的悲壮深深地震撼了爱泼斯坦。不久,“七七”卢沟桥事件爆发,爱泼斯坦的父母移居美国,但是爱泼斯坦却留在了战火愈演愈烈的中国。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中国成了爱泼斯坦报道写作唯一主题。 1938年4月,他又奔赴台儿庄战役前线。1939年,他在伦敦出版了第一本著作《人民之战》,向国外真实报道了中国人民坚决抵抗日本侵略的英勇事迹。爱泼斯坦还与斯诺一起帮助转移敌占区的爱国者、革命者到根据地去。1937年5月,邓颖超到北京治疗肺结核。7月,卢沟桥事件爆发,斯诺亲自护送她到天津,找到爱泼斯坦协助返回西安。1938年,爱泼斯坦在广州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宋庆龄。不久,宋庆龄邀请他参加致力于战时医疗救济和国际传播工作的保卫中国同盟。爱泼斯坦负责编辑出版英文半月刊《新闻通讯》,向世界介绍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真实情况。1944年5月,中外记者团突破国民党封锁访问陕北,爱泼斯坦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在国外重要报刊上发表十几篇通讯,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战。
  年已72岁的爱泼斯坦记忆力非常好,在演讲中,他说:“还是1938年在刚收复的台儿庄,我在笔记中记道:机关枪将发了芽的柳树拦腰斩断。发臭的尸体。士兵修复被打穿的房屋。被打中的日本坦克一动不动。城墙内侧是蜂窝状的防空洞。村里只有两个老乡在整个战斗中没有离开,其中一个年为80岁。如今逃难的人都回来了。你是住在这儿吗?我问一个人说:当然啦!那是我的家嘛!他指着一堆废墟说。”
  爱泼斯坦这篇以《全民抗战和抗战精神》为题的演讲非常成功,深深感染并教育了在座的青年,赢得全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会后,我握着他的手,感谢他为上海的青年学子做了如此生动而富有历史意义的演说。我先前曾在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阅览室看过一份史料,是刊登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中国抗战画史》上的一幅照片,这是爱泼斯坦在台儿庄大捷后的留影,1938年4月,爱泼斯坦第一次亲临战场,他目睹了中国官兵冒着日军猛烈的炮火,前仆后继地打垮日军进攻。他非常振奋地向世界报道了台儿庄大捷。图片说明写道:“满负战利品作投降状之外国记者爱泼斯坦”。于是,我玩笑地对他说:“您还记得当年那个十分滑稽的样子吗?”他听后,立时发出爽朗的笑声,“记得,当然记得。喔,是在草房前的一个石磨旁边,我头戴钢盔,装扮成这个样子的!”他举起了双手,令人发噱地模仿当年鬼子投降的形状,“那个时候真正是太高兴了!中国人民胜利了!”他说。
  乘着会议的间隙,爱泼斯坦提出建议,请我是否可以陪伴他到摩西会堂旧址去参观,我欣然应允。因我约略知悉,二战期间,曾有两万余名犹太难民居住在虹口地区的长阳路、霍山路、高阳路等地方,摩西会堂成了难民经常聚会的场所,支持着他们的信念,使他们在新环境中迅速振兴。他们开设学校、医院、商店、工厂等,继续播种着生活的希望,并通过各种有组织的活动坚持反法西斯斗争。上海成了他们在远东最温暖、最安全的避风港,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战争结束后还逗留了许多年。
  我俩在一家茶馆的临窗位置落座,午后的阳光从窗外斜斜地射在桌上,我们一边品着咖啡,一边聊叙着。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告诉我,他的名字实际叫伊斯雷尔(Israel),亦谓“以色列”,而他的姓爱泼斯坦(Epstein),则为犹太民族中的一个大姓。1915年4月20日,爱泼斯坦出生在波兰。1917年,年仅两岁的爱泼斯坦在父母怀抱里从日本来到了中国哈尔滨,不久去天津。长大后,爱泼斯坦进入英美传教士在天律办的学校读书。当时,天津是洋人控制的通商口岸,五分之四的地盘是外国租界,五分之一的空间里居住着中国人,这条街被外国人称为“唐人街”。   “我不喜欢民族压迫和歧视。”爱泼斯坦回忆说:“我的父母从来教育我反对歧视,不管这种歧视是针对我们,还是任何别人。”这种“众生平等”的启蒙,使爱泼斯坦始终以同情的眼光看待他生活的这个国度和这个国度的人民,也使爱泼斯坦最终投身到这个国家人民革命的洪流之中。
  经过片刻的沉默,我说道:“听闻您的姑姑在二战中被德国纳粹杀害了,这种悲苦的经历似乎更加强了您的族群情结。”他顿了一下,继而说:“我的家世大致是这样的:祖父戴维·爱泼斯坦原来是犹太圣经教会的一名神学生,但后来却成了立陶宛(当时由沙皇俄国统治)维尔纽斯火车站的一个运输代理商。他娶了哈耶—克雷娜·贝弗,她的家庭从事出版希伯莱文祷告书和《犹太圣法经传》(它们在许多国家被广泛应用)。他把这些书籍运往世界各地,扩大了自己的接触面和知识面。从各地的来信中,他也了解一些海外的事情。因此,他赢得了人们的尊敬,成为一个犹太居民区教会的长老。象征这一地位的是他在公众聚会中所戴的一顶丝织大礼帽。他个子小,所以这顶帽子戴在头上特别显眼。”
  “我的父亲拉扎尔和他的妹妹丽贝卡,在脑力上显然是最出众的,并成长为反对沙皇统治的革命者。他们的组织是犹太劳动同盟。”
  “由于他的一位老师的引导,父亲大约从12岁起就为他的党服务。像他这样小个子、又驼背,别人是不大会怀疑他秘密传递革命情报的,而他所做的正是这样的工作。姑姑丽贝卡又能干、又热心,一辈子都是积极分子。她成为工会干部,一度在巴黎大学接受培训。”
  “她最终被德国纳粹杀害。据说,即使在列队走向可怕的死亡时,在一种旨在彻底剥夺一切人类尊严的环境中,她仍然尽量伸直佝偻的背部站立着并且还帮助他人。沙皇的宪兵常常来搜查我家,以便找到可用以迫害我父亲和姑姑的证据。遇到这种时候,祖母总是显示出她的无畏精神。她会不失时机地把那些可能被用作罪证的文件藏到他们找不到的地方。如果她的孩子们被捕了,她就带着一篮子食物,昂首挺胸地送到监狱里去。”
  “在犹太劳动同盟的组织中,我父亲是母亲的上级。我父亲虽比母亲只大五岁,但比她经历过更多锻炼。他已经过反对沙皇专制统治的1905年革命的考验,他被捕过(前后共被捕五次),并曾作为犹太劳动同盟代表秘密前往伦敦。”
  “中国的现实开始冲击我,不是从书本上而是从目睹的事实中。在我10岁之前,中国连年内战和饥饿,我看到骨瘦如柴、衣衫褴褛的难民涌进天津。有的流着眼泪讨一口饭吃,有的出卖亲生孩子,因为给人家当奴婢总比活活饿死强。有一个寒冬的早晨,我在上学的路上,在一家门洞里看到一个同我差不多年纪(12岁)的孩子的尸体,他蜷缩着,已经冻僵。”
  “这样,在我年幼的心灵中,中国的和世界的事态一点一点地相互联系起来。我在学习选择自己的立场,并且使自己不论遇到什么挫折都要保持自信。”
  这初次的相聚,我们把袂倾心而谈,仿佛多年未见的老朋友,彼此一见如故。
  “宋庆龄是我一生最真挚
  的朋友”
  打那以后,我们两人接触的机会就多了起来,或是在沪举行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互相交流,或是邀请他为上海青年作演讲,或是来沪参观新开馆的犹太难民纪念馆,或是我专程到他府上拜访做客等等。
  1992年12月,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暨上海国际友人研究会要联合举办一次《史沫特莱百年诞辰纪念》活动,我是此次活动的筹备处负责人之一,在邀请名单中,我首先想到了爱泼斯坦,他欣然应允出席,并在回复中说:“我曾经在上一次(即1987年3月在沪举行的“三S及其他国际友人在上海”学术研讨会)会上,讲了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以及他们在上海同宋庆龄的联系,而这次,除了要讲史沫特莱,我则专门侧重讲述我与宋庆龄的友谊。”
  我很高兴他所选择的这个主题,因为就个人而言,这样的选题颇为难得。在宋庆龄壮丽的一生中,结识过许多中外友人,而其中最亲密的挚友,又十分特殊的同志,就是被宋庆龄称为“我最信任的朋友和同志的则是爱泼斯坦”。 正如她于1978年5月25日致爱泼斯坦的函中,有这样一段评价:“您作了真诚的,竭尽一切的努力,您的大笔为我们赢得了对我们的工作以及对人民事业的援助和理解。”
  爱泼斯坦回忆他与宋庆龄的友谊,他的叙述采用“倒叙法”——1951年的初夏,他收到宋庆龄的邀请,乘船横渡大西洋,奔赴他梦牵魂系的新中国。
  他说,这是一次艰难漫长的旅程,夫妇俩乘坐的是一艘又老又旧的丹麦客轮,它在二次大战前曾航行于中国近海,由新中国和新波兰的一家合资运输公司买下来,命名为“人民友谊号”。沿途西方国家控制的港口拒绝为这艘社会主义国家的轮船提供燃料、淡水和食品,客轮不得不行驶了一条曲折的航线,总共航行了49天,才抵达天津。途中,船员和旅客们同舟共济,互相帮助,节省食物。没有淡水,就支起帆布槽接储稀少的雨水饮用。旅途最后几天,客轮驶在距离正激战中的朝鲜半岛不远的海域,美国的作战飞机,经常呼啸着低飞掠过客轮上空,侦察、拍照,恐吓船上的人们。当他们夫妇俩由天津乘火车抵达北京前门火车站时,前来迎接的人递给爱泼斯坦一张名片,上面是宋庆龄那熟悉的、苍劲有力的笔迹:“欢迎回家!”看到了这行字,爱泼斯坦夫妇流下了热泪。
  在四十多年的风雨岁月中,是他成为宋庆龄开展对外传播和架设中外友谊桥梁的得力助手,是他成为宋庆龄唯一选择的传记作者。据不完全统计,宋庆龄生前给友人的800多封信件中,写给爱泼斯坦的就有200多封,足以证明其友谊之深厚。中国福利会出版社要编辑出版《宋庆龄与爱泼斯坦往来书信选》,挑选了其中的28封,须皆有中英文对照。宋庆龄的书信绝大部分是她用英文写的,而且都是手迹,其中还有不少当时的背景和只有收信人才心知其意的情节和缩写。每当编辑遇到这些不解的困难,便去请教爱老。他总是十分认真和耐心地加以辨认和注解,在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的情况下,他宁愿打个问号,也不轻易猜译。
  宋庆龄生前,有许多人要为她写传记,她都拒绝了,她晚年经过再三考虑,最后选请爱泼斯坦为她作传。这不仅是对爱泼斯坦充分的信任,也是对他实事求是的文风的肯定,更是对他把握时局脉膊能力的推崇。爱泼斯坦离休后,过着十分充实的晚年生活。这位闲不住的老人,除了必要的社会活动——如政协的参政议政活动,各种有关孙中山、宋庆龄及国际友人交往的研讨会等,他希望尽量减少一般的社交应酬活动,给他留下潜心写作的充裕时间。有一段时间,他干脆离家出走,躲到宋庆龄故居,找个安静的房屋赶写宋庆龄传记。其间,他生病住院,吩咐老伴把电脑搬进病房,只要身体条件允许,就自己在电脑上写作,爱泼斯坦并没有辜负宋庆龄的期望,同时也深知责任之重大。他以七十高龄的惊人毅力,整整用了十年的时间,勤奋笔耕,终于完成了宋庆龄生前的嘱托,在1992年出版了宋庆龄传记《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这本传记,他严肃而认真地研究和考证每一个史实。它既是宋庆龄永垂史册的一本传记,也是中国近现代革命史的一部侧记。   “我所收藏的无价之宝”
  在我与爱泼斯坦在18年的交往中,最难忘的一次是2001年6月19日,我接受他的盛情邀请,到他府上做客的情形。
  那一次,我赴北京参加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成立十周年纪念暨第二届理事会活动,会议的末了,爱泼斯坦对我说:“陈先生,你若有闲暇,晚上可以到我家中去喝茶吗?”能有机缘去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友府上去做客,真是我多年求之不得的愿望,我当即颔首应允。
  我驱车来到北京友谊宾馆,并向门卫人员通报了爱泼斯坦62932的楼区号码。暮色中,我远远地看到一位长者立在公寓的大门前等候着,不用猜,那就是爱泼斯坦。他很客气地握着我的手,把我迎进屋子,而他的夫人黄浣碧则忙碌着给我沏茶。客厅墙上高悬的一幅毛泽东主席的画像格外引人注目,画像是石印版的,镜框陈旧,纸已变黄。“这是我一生最可珍贵的无价之宝,这是毛主席在延安赠送给我的。”说到此,他的镜片后的双眸变得异常柔和。我仰起头来,看到这帧画像上,毛主席用炭笔题写的“毛泽东”三个遒劲的大字仍然十分清晰。虽然时隔半个世纪,画像依旧被保存得很好,更难能可贵的是,这幅画像曾随爱老带到美国,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麦卡锡主义”反共猖獗时期,仍完好无损。
  这幅画像将爱泼斯坦的思绪带回到几十年前的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
  他深情地回忆说:“我在十岁左右时因受家庭的影响,对二十年代的中国大革命就有好感,以后又知道有中国共产党,也知道了长征。
  “我曾在南京结识了八路军代表叶剑英、博古(秦邦宪),在武汉结识了周恩来等同志。中国是个古老的国家,但他们却朝气蓬勃。虽经历长时期的内战,受了那么多的磨难,他们对自己从事革命仍充满信心……”
  爱老侃侃而谈,作为认识中国革命半个多世纪的老人,他对那段历史如数家珍,对中国共产党和党的领导人饱含深情。爱老接着又讲到1938年结识了宋庆龄,从此在她的领导下从事支援抗战和人民革命事业的经历,随后又谈到1944年他随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和晋绥抗日根据地的情景。
  书房里有一幅长长的照片:“延安人召开大会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开辟了第二战场——西欧对希特勒的大反攻”,人头攒动,蔚为壮观。爱泼斯坦站在日共领导野坂参三和马海德的中间,同边区人民一起享受胜利的喜悦。
  爱老又从书房的抽屉取出几本黑色胶皮面的采访本,纸都发黄变旧了,上面密密麻麻清秀纤细的英文小字清晰可见。当年,年仅二十九岁的爱泼斯坦在延安曾访问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贺龙、邓发、徐特立、陈毅、聂荣臻、王震、谭政、罗贵波、林枫等人。
  照片和采访本使他的思绪又回到当年。“记者团中不管同情或不同情中国共产党的,都看出延安和重庆气氛不一样,知道中国的未来在这个地方。我从延安看到了中国,深信一个新中国就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诞生。这个想法我去延安之前就有了,延安之行,使我更坚信这点。”
  爱泼斯坦说到此,停顿了一会儿,继之,他又引领我在长方形的大客厅里参观,这儿有他多年收藏的一些中国瓷器等工艺品和友人赠送的字画,洋溢着主人对中国文化的爱好。客厅中那沿墙而立的高大书架格外引人注目,在书架的各层都摆满了中外图书,从英文版的《资本论》,到他参与定稿的英文版《毛泽东选集》以及其他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方面的中外著作。当然还有他自己历年出版的著作《人民之战》、《未完成的革命》、《从鸦片战争到解放》等,真是琳琅满目。客厅的东侧有间不大的书房,也是他的工作室。这里设有几个资料柜,收集有他写作需要的剪报资料和一些学术研讨会材料,还有一些图片。
  爱老自从结识了中国共产党后,就“成为了坚定不移地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中国革命的那一伙外国人之中的一员”。1951年,当他接受宋庆龄的邀请和夫人邱茉莉重返中国时,他的感受是:“那时候,可以说是回家了。”从那以后,爱老从未离开这个“家”,1957年,他加入了中国国籍,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和中国人民、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同甘苦、共命运。
  改革开放时期,爱泼斯坦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委,积极参加参政议政活动。他离休后还从事不少社会活动。他一直是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的领导,同时还是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福利会和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继续担任《今日中国》的名誉总编辑。
  谈起家庭生活,我知道他对夫人邱茉莉的感情最深沉。她出生于英国的劳动家庭,他们1939年在香港支持中国抗战的活动中初识,后均被关进日本拘留营,又共同逃脱魔掌到了重庆。邱比他大几岁,身材高大,为人热情厚道,他为这英国姑娘所倾倒。不久,这对异国青年心心相印,结成终身伴侣。1951年一起回到中国共同参与筹办对外刊物,在杂志社都作为专家负责英文编务。他们在北京安家,收养了两个中国孩子,组成温馨的家庭。在“文革”动乱中,爱泼斯坦夫妇均遭冤狱,他们最挂念的是这两个孩子。还好,托保姆李妈照顾了孩子的生活。直到1973年春,一家人才得以重逢团圆。1984年家庭出现不幸,邱茉莉病故。爱妻故去给爱泼斯坦带来巨大的悲痛。他在回忆录中曾这样深情地怀念她:
  为了中国人民
  历经四十个春秋
  你献出了你的全部心血
  现在你自己在向死神抗争
  中国儿女的鲜血
  不断地流进
  你的血管
  在你体内
  东方和西方的精华
  汇聚成一道长河
  年迈体衰的爱泼斯坦孤身一人,生活寂寞。一些好朋友很关心他的晚年生活,希望为他物色一位新伴侣,好相互照应生活。如此,黄浣碧女士走进了爱泼斯坦的生活,成为他的贤内助。她退休后,主持家务,生活上多方细心呵护老人,而且成了他的秘书:对外联络,陪护外出参加社会活动。在他生病住院期间,精心护理在病榻前,还不时回家做些可口的饭菜送到医院。爱泼斯坦几次得以康复,新夫人的操劳功不可没。爱泼斯坦晚年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新居平时是清静的,除了看书写作,天气好,老伴就用轮椅推着他到楼后的河畔漫步,晒太阳呼吸新鲜空气。到周末,在京的儿女则带了小孩子回来看望老人,老两口享受天伦之乐。
  临别时,他牵着我的手,和夫人一起,一直将我送出门外,彼此紧紧握别,等到车开得很远了,我依依不舍地回过头去,看到他和夫人还站在门口,暮色已经降临。
  桑榆晚景亦灿烂
  就在我辞别爱泼斯坦的第二年,也即2002年,由于年事已高,他在医院做了结肠癌手术,打那以后,老人的身体大不如前,但是他并没因此消沉,而是对生活始终抱着积极、乐观的态度。2004年,89岁高龄的爱泼斯坦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这部长达三十余万字、覆盖近百年历史的回忆录的中文译本,出自三位资深翻译家沈苏儒、贾宗谊、钱雨润笔下,由面向全球的新世界出版社出版。《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最后一章《夕阳之歌》里,他这样写道:“我的回忆录在这里就结束了——就目前而言。在以后的十年里——如果我能活这么长的话——我也许会写一段‘尾声’。如果活不到这么长,那我的这一工作就算完成了。” “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中,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更好和更有意义。”每当读到他这段话,我在心里总会默默地在说:“亲爱的老友,虽然不过百年,但是,您却用这有限的生命谱写了人生辉煌的乐章。对于您,桑榆晚景亦灿烂!”
  2005年4月25日,是爱泼斯坦的九十华诞,我从上海给他打电报表示热烈祝贺。谁又曾料想,仅仅隔了一个月,即5月26日,他竟永远地离我们而去。我得知消息,以上海国际友人研究会的名义,向爱泼斯坦夫人发去了唁电,对爱泼斯坦同志的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
  2013年1月17日,爱泼斯坦遗孀黄浣碧女士应宋庆龄基金会邀请,来沪出席《宋庆龄与爱泼斯坦往来书信选》出版发布会,下榻于徐家汇青松城大酒店。其时,她打电话到我家中,想彼此见上一面,以便赠送一本新出版的书。遗憾者,我当时人在外地出差,而缘悭一面。黄浣碧女士即托请宋庆龄基金会工作人员将签名本转交于我,此本由中国福利会出版社于2012年1月出版发行的《书信选》,至今仍放在我书柜最醒目的地方,弥足珍贵。
  完稿于2015年4月20日 爱泼斯坦诞辰100周年。
  作者系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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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中国与赤道几内亚建交45周年,由全国友协主办的建交庆祝招待会于4月29日在北京举行。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和赤道几内亚共和国总统奥比昂出席招待会并致辞。全国政协前副主席、中非友协会长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全国友协会长李小林,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来自全国政协、外交部、商务部、文化部以及“中国-赤道几内亚友谊小学”师生代表,赤几方代表团、驻华使馆外交官等共150人出席了招待会。  俞正声主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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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7日,作为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框架内的一项重要活动,由全国友协和海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中国—东盟省市长对话”在海南博鳌举行,16位来自中国和东盟国家省、州、市的负责人围绕“地方合作——命运共同体的驱动力”这一主题进行了对话和讨论,并签署《中国—东盟省市长对话共同声明》。  应邀与会的中方代表包括海南省省长刘赐贵、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天津市副市长阎庆民、陕西省副省长王莉霞、南京市市长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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