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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二次外调：
穿林海，过雪原
由于结案任务依然繁重，有些原来难以查清的案件还需要根据线索的扩展做进一步查证，譬如提审在押人犯。这样，工作队在10月初又指派我做第二次外调，同行的还是老杨。这次外调的地点除县城外，还包括黑龙江省第一、第二监狱所在地的齐齐哈尔与北安。
对出门的人来说，那时交通不便，等车候船动辄延搁数日，已成家常便饭。我们原拟结束在县城的工作后，坐汽车去黑河，但车辆却另调他用了，长途公交停运，只得再改乘船。如此一来，倒让我行驶了一趟黑龙江的这一河段。加前次，总括起来，上至洛古河，下至黑河的整个航程，总算都走遍了，统共888公里，1776里。这段行程难忘的是江湾：大江在此甩了个长达80里的Ω型大弯，而江湾底部的陆地连接线只有400米距离！
到黑河后，本打算先奔北安，但不知为何公路中断，只好改道先往嫩江，再走铁路经富裕转北安，我的19岁生日就是在北安度过的。
1969年10月中旬，中苏关系已达高度紧张的关头，后来披露的林彪 “一号通令”，就是此时签发的。这种气氛当时即便在基层，也已不难感受：从黑河到嫩江的公路沿线，可看到不少奔忙的部队车辆。地处边境第一线的呼玛和黑河首脑机关，都在按照上面的部署，急于作撤退二线的准备。北安是黑河地区的二线，此刻地区机关的搬迁正忙得不可开交，黑河——北安公路的中断，不知是否与此相关。北安许多建筑物的玻璃窗上，都已贴满防止空袭时玻璃碎裂的纸条，犹如以前从苏联影片中见识的二战城市民居的那些画面。在齐齐哈尔，随处可见街上道边正在挖掘的防空洞，高大建筑物、储油罐和无轨电车顶上都被漆上了黄绿相间的防护色…… 这样的气氛与图景，似乎是建国以来所绝无仅有的，让我真切感触到了战争临近的脉息。想当初执意“一边倒”的铁哥们，到如今却脸皮撕破，刀兵相向，甚至欲动真格玩核打击了，确也让人感慨不已。
利用在齐齐哈尔出差的这次机会，我到照相馆给自己照了张全身像，寄给下乡半年一直记挂着的父母，以免悬念。但调查工作却发生了一点变化，原因是当时战备形势日紧，齐齐哈尔和北安监狱的大批人犯已被内迁转押到一些新建场点。
其中两个移迁的场点新肇、革志，都在肇源县境内，从齐市还要乘火车东行，经让胡路站转入一条新建铁路支线。铁路支线的客车极少，错过一班，就得等候次日的了。让胡路仅是荒野地里一小站，没有人家，更无旅馆，我们只好再转坐一站公交汽车到萨尔图站住宿。到萨尔图才恍然大悟，原来这里就是大名鼎鼎的大庆油田总部所在地。由于多年的保密工作，普通中国人不会想到，正是在这片广袤无垠的松辽平原荒草甸子底下，埋藏着如此硕大的全国第一油田。到了这里，沿途可见许多新建筑、沥青公路网和高高的钻井架，以及过去留下的“干打垒”，一派油区风光。不巧的是，当日油田正开什么大会，代表们占据了几乎所有旅馆招待所。连我们不得不找到的一家浴池，也声称没地方，好言说尽，才让我们等候到晚上十点钟后，施舍了两个简易铺位，将就一宿。我对大庆的仅有记忆，就是这番找住处的艰辛，还有那张浴池坐台先生永无笑容的独眼的阔脸。
10月23日，坐上支线仅有的一班客运列车到新肇。在劳改大队如何找在押人犯调查了解，已无印象，只记得当日下午因无车乘，又不得不沿着铁路步行去革志的。一路景色单一，如同大庆附近，平展展的荒原似乎无边无涯，望不到头，秋草萋萋，有的地方则举目盐碱，枯黄的野地里夹杂些花白。这条由大庆向南延伸通向吉林境内的铁路，看来是专门用于运送大庆石油的，三个多小时的步行途中，就有六趟油罐车从我们身边飞驰而过，这是写给父母的信中记下的。地图上未标此路也不奇怪，因为那时作为中国最大能源基地的大庆本身，就是一个神秘的政治符号，1959年建国10周年起的名，却不知何在。
依照日记的载录，我们是26日从黑河回到县城的，这次坐汽车，经当初下乡时行过的沿江公路走，跟我手边地图上标画的不一样。后来我曾给远在京城的地图出版社写过封信，专门反映地图资料的老化与更新问题，说到了大庆的新铁路，也说到了黑河公路的标画、漠河金矿的停采，还在沿袭着几十年前的伪满时期资料。出版社接信后很重视，给我作了认真回复，并对相关的问题给予了解释和肯定。其实，我这些认识的形成，完全得自于几趟外调时的实地踏勘与直接观察。
回到县里，本可结束任务交差了，但调查中出现的新线索，又促使我们决定在本县范围再找找有关证人，于是又走了趟偏处内陆的沟里村屯——十六站、韩家园子。
那一带人烟稀少，环境荒僻，远离江边的国境线，却是当时县里准备建设的二线基地。去那里没有公交车，只有不定期的县机关搬家卡车。时值秋末冬初，大地刚开始封冻。为便于车辆行驶，司机们总是抓住路面上冻硬实时出车，那天凌晨2点就上路了。解放牌4吨载重卡车的车厢里，装满了打算盖房子用的红砖，上面又叠起了一大堆搬迁的家具什物，我们七八个搭车的人无遮无掩地倚着行李家具高高在上，脚登车厢护栏，已属严重违章超载了。一路西行，走走停停，穿过以产金闻名的兴隆沟后，路况变得愈来愈差，因年久失修，到处坑坑洼洼。车子一路晃晃悠悠，走得好生艰难。下午1点多钟，终于还是陷了车，半只轮子没入水坑。大家动手搬运东西，倒腾半天，也无法弄出车子。此时又逢天空飘雪，饥寒交迫，在此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之地，只得派人步行几十里去最近的村落求助。直等到当晚九十点钟光景，救援的拖拉机才开到，好不容易拖出了我们的卡车。待我们一路小心最终抵达十六站时，已是半夜12点多，距县城出发已整整22个小时了。尝过这次陷车9小时的苦头之后，再遇什么陷车、翻车，我都不怵，曾经沧海难为水，也正应了李玉和那句台词：“有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都能对付。”
次日坐马车到韩家园子。但从韩家园子返回的那天，又没车可乘，只好步行50里地。路遇漫天大雪，深一脚浅一脚，着实领略了一把杨子荣上威虎山“穿林海，过雪原”的意境。
六、马拉松式的第三次外调 在当时的家信里，我曾数度流露因外出脱离劳动太久而感到不安的心绪，但身不由己，只隔十几天，11月17日，便又奉派出发执行第三次外调任务。如果说我的第一次外调主要还在本县境内，第二次外调在本省之内的话，那末这次外出，不光任务重，涉及全公社四个大队的十多个查证对象，而且走得更远了，足迹遍于东北三省。
这次的搭档是另一大队的当地青年、基干民兵连长杨宝兴，祖籍山东掖县（今莱州），比我稍长几岁，算是同龄人。另外，公社秘书温玉岐也同行了几天。杨宝兴晕车，遭了一路的罪。从出发不久，我就发现他坐不了汽车，车子一颠簸，一闻到汽油味，他就止不住犯晕，呕吐不已，脸色苍白，冷汗直冒。天寒地冻，又不便老是开窗户，他只得坐在车门口的台阶上，以备随时出现状况。可是我们这一路除坐火车外，很多时候毕竟要依赖汽车，这是主要的交通工具。为了减少长途行车的痛苦，有几次我不得不把他留在旅馆休息，自己单独出去办事。经伊春小兴安岭林区赴嘉荫的那次，是老温和我一起去的，让宝兴留驻哈尔滨他叔叔家暂息。
第三次外调跑的地方比较多，包括省内的黑河、北安、嘉荫、嫩江、齐齐哈尔、哈尔滨，吉林省的长春、九台，辽宁省的沈阳、海城。
从我们那里外出，黑河是当时的必经地，原来只是匆促而过，这次有任务，逗留数日，观察得细一些。黑河地位显要，伪满时东三省被划作9个“省”，其中就有一个伪“黑河省”。记得当时的黑河，还是一派老城镇景观，触目可感昔日繁华的旧痕，处处是砖砌的俄式建筑，尽管外墙斑驳，而遗韵犹在。马路两旁的下水明沟上是铺木板的，踩着咚咚作响。绝不同于2008年重返东北时我再走进的那座完全失去了历史感的簇新城市，那是一种从黑龙江到海南岛都千篇一律的建材堆砌物。
在北安期间，我们还去了两处劳改农场，提审在押人犯。11月末，我们在城南的福安农场盘桓了两日。那里也有不少各地下放的知青，但感觉风气不正，生活管理混乱，食堂冷菜冷饭，不少知青纷纷跑回城了。劳改犯被传呼到谈话房间时，照例要向屋内的看管人员点头哈腰地来上一句“报告班长”，而那个看管人员（不少是知青）此刻正百无聊赖翘着二郎腿躺在炕上，一脸的鄙夷，必定对着人犯吆五喝六，耍一通威风。这一场景给我印象颇深，为何同是知青，却差异迥然；人啊，一旦地位变了，哪怕暂时握有了对他人的某种支配权，都不知会变成一副什么面孔？12月初到的尾山农场也是劳改农场，位于北安西北方。只记得一路上我被尾山典型的火山外貌所吸引，平缓的山顶，略带倾斜，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书本以外的火山。
此次外调任务最多、逗留时间最久的城市是哈尔滨，差不多近半个月。先住在道里的兆麟公园附近，后来住在道外，省级机关比较集中的南岗区也三天两头去，而且往往步行寻路，拿脚量地皮，所以对这座位于松花江畔的黑龙江省城便渐渐熟稔起来了。“哈尔滨”之名，出自满语“晒渔网的地方”。清末沙俄入侵东北时，因筑西伯利亚大铁路中国境内支线及中东铁路，以哈尔滨为交汇点，形成城市。由于这层历史因缘，该城深受俄罗斯文化浸染，市内建筑处处透出俄式风韵，建筑立面的装饰件、铁路霁虹桥带涡形雕花的精致黑铁栏杆、苏军烈士纪念塔的青铜士兵像…… 只不过当时正值中苏对立，人们因忌讳而不愿点破这层窗户纸罢了。但不管怎么说，这座城市独具魅力的文化风貌，还是对我很有吸引力。走得多了，也就弄清了道里、道外其实源于铁道线的区隔，东北人习惯于把左侧称“里”，把右侧称“外”；而南岗也确实得名于其地貌，铁路南面原为起伏的岗地，故名。哈尔滨的崛起渊源于铁路，连城市的地名，也离不开铁路的方位。
出省后的第一站是长春，我们在此度过了1969年的最后一天，迎来了1970年的元旦。那是“文革”期间难得一遇的节假日，各单位不办公，我们也歇工休息了一天。那天在长春闹市区找到家饭馆，说是卖馄饨，在只见馒头包子面条的东北，还真头回遇上，情急之下要了碗尝尝，想找回点南方小吃的感觉来。不料端上的却是一大碗汤，漂着几张白花花的馄饨皮，一咬，怎么没多少肉馅。问店家，人家硬生生回了句：“吃馄饨，不就喝个汤嘛！”敢情那会儿东北的馄饨都是经过如此这般改良的？
过完元旦，我们便又乘火车到吉林九台县外调去了。从县城到下面的沐石河公社还有几十里地，不记得那次出于什么原因，县里的公交车停运，以敞篷大卡车代替，车厢内并排搁了几条木板凳，权当座位。数九寒天，零下二三十度，交通车辆只此一家，别无选择，只得大衣棉帽全副武装，裹得严严实实，背朝前方端坐在条凳上。这场寒冬里的“拉风”可谓出尽风头，一个多小时兜下来，冻得鼻子快喘不过气来，嘴都张不开了。接着在沐石河小饭馆又凑合了顿午餐，一碗半凉的杂合面条（面粉加高粱米面杂拌），更加剧了我的身体不适。下午发烧，步行赶路30里，走了2个大队，愈走便愈迈不动步了。当晚住桦树大队队部，无人关照，不知高烧几何，也不知哪里有退烧药可买，我便请杨宝兴替我烧一大壶开水，我就一边喝开水，一边躺在热炕上捂汗。次日清晨，感觉稍好，也不知高烧退了多少，便赶紧找人调查办事。忙完已近暮时分，东北冬季天黑得早，但我坚持必须离开。结果，履冰踏雪，饥肠辘辘，又在山野里步行了30里，才赶到土门岭火车站，正巧遇上一列路经此站的慢车，当晚返回长春。在缺医少药的环境下，靠喝开水强制退烧，我这是头一遭，也是仅有的一次经历。
然后，我们就进入辽宁，愈往南走，愈没有了黑、吉两省那样的暴冷感。海城一带几乎不见雪，露出原先的地面，太阳光照射下，甚至还略带几分春回大地的暖意。没想到东北三省南北的气候还真差不少，地域够辽阔的！
沈阳是东北第一大城，城市建筑却带有更多的混合性，不似哈尔滨那样纯粹的俄式风味，也不像长春是日本人设计的西式格调，沈阳则什么都有，甚至还留有满清前期盛京故宫那样的中国传统建筑群。当时在沈阳，遇见不少全国各地来的外调人员。旅馆同房间住的就有来自福建厦门的外调人员，闲聊时从他们口中得知不少在北方不大容易听到的消息，譬如“文革”高潮时厦门造反派大字报上街严重泄密，导致大陆在台谍报人员曝光，损失惨重；华人居多的马来亚共产党人员撤退至我国南方，“文革”也波及到了他们，等等。
这次外调同前两次相比，持续时间最久，近两个月光景，直至1月14日，我们才乘坐火车由南而北纵贯大兴安岭林区，经塔河辗转返回了村里。
我的三次外调经历，尽管是在“文革”和下乡那样一个艰难而特殊的时期，想来却还是很有意思的，至今难以忘怀。不仅有助于自己读人阅事，体悟人生社会，学着沟通交往，而且也实地行走了东北的许多地方，山野莽原，城镇乡间，品味着不同的风土人情。对一个年仅十九的年轻人来说，由此得到的可贵知识和体验，则是终生受用，享之不尽的。当年足迹所至之地，有些后来又曾旧地重游，有些却再也没有去过，成了唯一而永久的记忆。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 沈飞德 章 洁
穿林海，过雪原
由于结案任务依然繁重，有些原来难以查清的案件还需要根据线索的扩展做进一步查证，譬如提审在押人犯。这样，工作队在10月初又指派我做第二次外调，同行的还是老杨。这次外调的地点除县城外，还包括黑龙江省第一、第二监狱所在地的齐齐哈尔与北安。
对出门的人来说，那时交通不便，等车候船动辄延搁数日，已成家常便饭。我们原拟结束在县城的工作后，坐汽车去黑河，但车辆却另调他用了，长途公交停运，只得再改乘船。如此一来，倒让我行驶了一趟黑龙江的这一河段。加前次，总括起来，上至洛古河，下至黑河的整个航程，总算都走遍了，统共888公里，1776里。这段行程难忘的是江湾：大江在此甩了个长达80里的Ω型大弯，而江湾底部的陆地连接线只有400米距离！
到黑河后，本打算先奔北安，但不知为何公路中断，只好改道先往嫩江，再走铁路经富裕转北安，我的19岁生日就是在北安度过的。
1969年10月中旬，中苏关系已达高度紧张的关头，后来披露的林彪 “一号通令”，就是此时签发的。这种气氛当时即便在基层，也已不难感受：从黑河到嫩江的公路沿线，可看到不少奔忙的部队车辆。地处边境第一线的呼玛和黑河首脑机关，都在按照上面的部署，急于作撤退二线的准备。北安是黑河地区的二线，此刻地区机关的搬迁正忙得不可开交，黑河——北安公路的中断，不知是否与此相关。北安许多建筑物的玻璃窗上，都已贴满防止空袭时玻璃碎裂的纸条，犹如以前从苏联影片中见识的二战城市民居的那些画面。在齐齐哈尔，随处可见街上道边正在挖掘的防空洞，高大建筑物、储油罐和无轨电车顶上都被漆上了黄绿相间的防护色…… 这样的气氛与图景，似乎是建国以来所绝无仅有的，让我真切感触到了战争临近的脉息。想当初执意“一边倒”的铁哥们，到如今却脸皮撕破，刀兵相向，甚至欲动真格玩核打击了，确也让人感慨不已。
利用在齐齐哈尔出差的这次机会，我到照相馆给自己照了张全身像，寄给下乡半年一直记挂着的父母，以免悬念。但调查工作却发生了一点变化，原因是当时战备形势日紧，齐齐哈尔和北安监狱的大批人犯已被内迁转押到一些新建场点。
其中两个移迁的场点新肇、革志，都在肇源县境内，从齐市还要乘火车东行，经让胡路站转入一条新建铁路支线。铁路支线的客车极少，错过一班，就得等候次日的了。让胡路仅是荒野地里一小站，没有人家，更无旅馆，我们只好再转坐一站公交汽车到萨尔图站住宿。到萨尔图才恍然大悟，原来这里就是大名鼎鼎的大庆油田总部所在地。由于多年的保密工作，普通中国人不会想到，正是在这片广袤无垠的松辽平原荒草甸子底下，埋藏着如此硕大的全国第一油田。到了这里，沿途可见许多新建筑、沥青公路网和高高的钻井架，以及过去留下的“干打垒”，一派油区风光。不巧的是，当日油田正开什么大会，代表们占据了几乎所有旅馆招待所。连我们不得不找到的一家浴池，也声称没地方，好言说尽，才让我们等候到晚上十点钟后，施舍了两个简易铺位，将就一宿。我对大庆的仅有记忆，就是这番找住处的艰辛，还有那张浴池坐台先生永无笑容的独眼的阔脸。
10月23日，坐上支线仅有的一班客运列车到新肇。在劳改大队如何找在押人犯调查了解，已无印象，只记得当日下午因无车乘，又不得不沿着铁路步行去革志的。一路景色单一，如同大庆附近，平展展的荒原似乎无边无涯，望不到头，秋草萋萋，有的地方则举目盐碱，枯黄的野地里夹杂些花白。这条由大庆向南延伸通向吉林境内的铁路，看来是专门用于运送大庆石油的，三个多小时的步行途中，就有六趟油罐车从我们身边飞驰而过，这是写给父母的信中记下的。地图上未标此路也不奇怪，因为那时作为中国最大能源基地的大庆本身，就是一个神秘的政治符号，1959年建国10周年起的名，却不知何在。
依照日记的载录，我们是26日从黑河回到县城的，这次坐汽车，经当初下乡时行过的沿江公路走，跟我手边地图上标画的不一样。后来我曾给远在京城的地图出版社写过封信，专门反映地图资料的老化与更新问题，说到了大庆的新铁路，也说到了黑河公路的标画、漠河金矿的停采，还在沿袭着几十年前的伪满时期资料。出版社接信后很重视，给我作了认真回复，并对相关的问题给予了解释和肯定。其实，我这些认识的形成，完全得自于几趟外调时的实地踏勘与直接观察。
回到县里，本可结束任务交差了，但调查中出现的新线索，又促使我们决定在本县范围再找找有关证人，于是又走了趟偏处内陆的沟里村屯——十六站、韩家园子。
那一带人烟稀少，环境荒僻，远离江边的国境线，却是当时县里准备建设的二线基地。去那里没有公交车，只有不定期的县机关搬家卡车。时值秋末冬初，大地刚开始封冻。为便于车辆行驶，司机们总是抓住路面上冻硬实时出车，那天凌晨2点就上路了。解放牌4吨载重卡车的车厢里，装满了打算盖房子用的红砖，上面又叠起了一大堆搬迁的家具什物，我们七八个搭车的人无遮无掩地倚着行李家具高高在上，脚登车厢护栏，已属严重违章超载了。一路西行，走走停停，穿过以产金闻名的兴隆沟后，路况变得愈来愈差，因年久失修，到处坑坑洼洼。车子一路晃晃悠悠，走得好生艰难。下午1点多钟，终于还是陷了车，半只轮子没入水坑。大家动手搬运东西，倒腾半天，也无法弄出车子。此时又逢天空飘雪，饥寒交迫，在此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之地，只得派人步行几十里去最近的村落求助。直等到当晚九十点钟光景，救援的拖拉机才开到，好不容易拖出了我们的卡车。待我们一路小心最终抵达十六站时，已是半夜12点多，距县城出发已整整22个小时了。尝过这次陷车9小时的苦头之后，再遇什么陷车、翻车，我都不怵，曾经沧海难为水，也正应了李玉和那句台词：“有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都能对付。”
次日坐马车到韩家园子。但从韩家园子返回的那天，又没车可乘，只好步行50里地。路遇漫天大雪，深一脚浅一脚，着实领略了一把杨子荣上威虎山“穿林海，过雪原”的意境。
六、马拉松式的第三次外调 在当时的家信里，我曾数度流露因外出脱离劳动太久而感到不安的心绪，但身不由己，只隔十几天，11月17日，便又奉派出发执行第三次外调任务。如果说我的第一次外调主要还在本县境内，第二次外调在本省之内的话，那末这次外出，不光任务重，涉及全公社四个大队的十多个查证对象，而且走得更远了，足迹遍于东北三省。
这次的搭档是另一大队的当地青年、基干民兵连长杨宝兴，祖籍山东掖县（今莱州），比我稍长几岁，算是同龄人。另外，公社秘书温玉岐也同行了几天。杨宝兴晕车，遭了一路的罪。从出发不久，我就发现他坐不了汽车，车子一颠簸，一闻到汽油味，他就止不住犯晕，呕吐不已，脸色苍白，冷汗直冒。天寒地冻，又不便老是开窗户，他只得坐在车门口的台阶上，以备随时出现状况。可是我们这一路除坐火车外，很多时候毕竟要依赖汽车，这是主要的交通工具。为了减少长途行车的痛苦，有几次我不得不把他留在旅馆休息，自己单独出去办事。经伊春小兴安岭林区赴嘉荫的那次，是老温和我一起去的，让宝兴留驻哈尔滨他叔叔家暂息。
第三次外调跑的地方比较多，包括省内的黑河、北安、嘉荫、嫩江、齐齐哈尔、哈尔滨，吉林省的长春、九台，辽宁省的沈阳、海城。
从我们那里外出，黑河是当时的必经地，原来只是匆促而过，这次有任务，逗留数日，观察得细一些。黑河地位显要，伪满时东三省被划作9个“省”，其中就有一个伪“黑河省”。记得当时的黑河，还是一派老城镇景观，触目可感昔日繁华的旧痕，处处是砖砌的俄式建筑，尽管外墙斑驳，而遗韵犹在。马路两旁的下水明沟上是铺木板的，踩着咚咚作响。绝不同于2008年重返东北时我再走进的那座完全失去了历史感的簇新城市，那是一种从黑龙江到海南岛都千篇一律的建材堆砌物。
在北安期间，我们还去了两处劳改农场，提审在押人犯。11月末，我们在城南的福安农场盘桓了两日。那里也有不少各地下放的知青，但感觉风气不正，生活管理混乱，食堂冷菜冷饭，不少知青纷纷跑回城了。劳改犯被传呼到谈话房间时，照例要向屋内的看管人员点头哈腰地来上一句“报告班长”，而那个看管人员（不少是知青）此刻正百无聊赖翘着二郎腿躺在炕上，一脸的鄙夷，必定对着人犯吆五喝六，耍一通威风。这一场景给我印象颇深，为何同是知青，却差异迥然；人啊，一旦地位变了，哪怕暂时握有了对他人的某种支配权，都不知会变成一副什么面孔？12月初到的尾山农场也是劳改农场，位于北安西北方。只记得一路上我被尾山典型的火山外貌所吸引，平缓的山顶，略带倾斜，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书本以外的火山。
此次外调任务最多、逗留时间最久的城市是哈尔滨，差不多近半个月。先住在道里的兆麟公园附近，后来住在道外，省级机关比较集中的南岗区也三天两头去，而且往往步行寻路，拿脚量地皮，所以对这座位于松花江畔的黑龙江省城便渐渐熟稔起来了。“哈尔滨”之名，出自满语“晒渔网的地方”。清末沙俄入侵东北时，因筑西伯利亚大铁路中国境内支线及中东铁路，以哈尔滨为交汇点，形成城市。由于这层历史因缘，该城深受俄罗斯文化浸染，市内建筑处处透出俄式风韵，建筑立面的装饰件、铁路霁虹桥带涡形雕花的精致黑铁栏杆、苏军烈士纪念塔的青铜士兵像…… 只不过当时正值中苏对立，人们因忌讳而不愿点破这层窗户纸罢了。但不管怎么说，这座城市独具魅力的文化风貌，还是对我很有吸引力。走得多了，也就弄清了道里、道外其实源于铁道线的区隔，东北人习惯于把左侧称“里”，把右侧称“外”；而南岗也确实得名于其地貌，铁路南面原为起伏的岗地，故名。哈尔滨的崛起渊源于铁路，连城市的地名，也离不开铁路的方位。
出省后的第一站是长春，我们在此度过了1969年的最后一天，迎来了1970年的元旦。那是“文革”期间难得一遇的节假日，各单位不办公，我们也歇工休息了一天。那天在长春闹市区找到家饭馆，说是卖馄饨，在只见馒头包子面条的东北，还真头回遇上，情急之下要了碗尝尝，想找回点南方小吃的感觉来。不料端上的却是一大碗汤，漂着几张白花花的馄饨皮，一咬，怎么没多少肉馅。问店家，人家硬生生回了句：“吃馄饨，不就喝个汤嘛！”敢情那会儿东北的馄饨都是经过如此这般改良的？
过完元旦，我们便又乘火车到吉林九台县外调去了。从县城到下面的沐石河公社还有几十里地，不记得那次出于什么原因，县里的公交车停运，以敞篷大卡车代替，车厢内并排搁了几条木板凳，权当座位。数九寒天，零下二三十度，交通车辆只此一家，别无选择，只得大衣棉帽全副武装，裹得严严实实，背朝前方端坐在条凳上。这场寒冬里的“拉风”可谓出尽风头，一个多小时兜下来，冻得鼻子快喘不过气来，嘴都张不开了。接着在沐石河小饭馆又凑合了顿午餐，一碗半凉的杂合面条（面粉加高粱米面杂拌），更加剧了我的身体不适。下午发烧，步行赶路30里，走了2个大队，愈走便愈迈不动步了。当晚住桦树大队队部，无人关照，不知高烧几何，也不知哪里有退烧药可买，我便请杨宝兴替我烧一大壶开水，我就一边喝开水，一边躺在热炕上捂汗。次日清晨，感觉稍好，也不知高烧退了多少，便赶紧找人调查办事。忙完已近暮时分，东北冬季天黑得早，但我坚持必须离开。结果，履冰踏雪，饥肠辘辘，又在山野里步行了30里，才赶到土门岭火车站，正巧遇上一列路经此站的慢车，当晚返回长春。在缺医少药的环境下，靠喝开水强制退烧，我这是头一遭，也是仅有的一次经历。
然后，我们就进入辽宁，愈往南走，愈没有了黑、吉两省那样的暴冷感。海城一带几乎不见雪，露出原先的地面，太阳光照射下，甚至还略带几分春回大地的暖意。没想到东北三省南北的气候还真差不少，地域够辽阔的！
沈阳是东北第一大城，城市建筑却带有更多的混合性，不似哈尔滨那样纯粹的俄式风味，也不像长春是日本人设计的西式格调，沈阳则什么都有，甚至还留有满清前期盛京故宫那样的中国传统建筑群。当时在沈阳，遇见不少全国各地来的外调人员。旅馆同房间住的就有来自福建厦门的外调人员，闲聊时从他们口中得知不少在北方不大容易听到的消息，譬如“文革”高潮时厦门造反派大字报上街严重泄密，导致大陆在台谍报人员曝光，损失惨重；华人居多的马来亚共产党人员撤退至我国南方，“文革”也波及到了他们，等等。
这次外调同前两次相比，持续时间最久，近两个月光景，直至1月14日，我们才乘坐火车由南而北纵贯大兴安岭林区，经塔河辗转返回了村里。
我的三次外调经历，尽管是在“文革”和下乡那样一个艰难而特殊的时期，想来却还是很有意思的，至今难以忘怀。不仅有助于自己读人阅事，体悟人生社会，学着沟通交往，而且也实地行走了东北的许多地方，山野莽原，城镇乡间，品味着不同的风土人情。对一个年仅十九的年轻人来说，由此得到的可贵知识和体验，则是终生受用，享之不尽的。当年足迹所至之地，有些后来又曾旧地重游，有些却再也没有去过，成了唯一而永久的记忆。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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