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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作为后发新兴大国，在中美双边贸易中日益发挥主要作用。本文在阐述中美战略性贸易合作格局衍变机制的理论基础上，通过建立计量因素模型分析中美战略性贸易合作格局衍变的影响机制与效应关系，世界“G2”贸易规模增长的形成机制不仅取决于两国的内生贸易禀赋条件，后发新兴国的后发禀赋优势发挥也非常重要。
关键词：中美贸易 战略性合作 后发国优势
改革开放以后，中美贸易合作规模逐步增长，尤其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美贸易由“中心—外围”战略性格局向大国间贸易战略深度博弈衍化，中美贸易在波动中呈现总体上升的态势。客观而言，中美贸易战略性合作水平的提升不仅是中美贸易战略性合作政策深化的体现，也是中国作为后发贸易国优势禀赋的影响结果。
一、引言
西方学者对政府制定战略性贸易合作政策溯源主要基于主张自由化的古典贸易学派。以斯密的“绝对利益贸易论”、李嘉图的“相对利益贸易论”、约翰·穆勒的“相互需求原理”、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的“要素禀赋理论”以及保罗·萨缪尔森的“赫克谢尔—俄林—萨缪尔森模型”为代表，提出贸易发生的实质性动因是产业贸易福利的最大化。
关于南北之间的贸易战略关系，普雷维什（Raúl Prebisch）阐述了中心外围理论，即在传统的国际劳动分工下，世界经济被分成了“大的工业中心”和“为大的工业中心生产粮食和原材料”的“外围”两个部分。在世界经济体系的“动力中心”转移到了美国以后，“外围”国家（地区）就处在更加不利的地位上。造成这种后果的主要原因在于“因为自然资源丰富和实施保护主义政策，美国历来就是一个进口系数较低的国家。而且，这一系数还在不断地下降”（普雷维什，1949年）。
关于中美战略性贸易合作格局衍变的影响机制与效应关系的研究主要有：刘建江、刘青等（2010年）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国际分工、FDI等因素都在不同程度影响两国贸易关系。林珏、谢汶莉（2015年）通过构建声誉模型，阐释目前美国仍处于有利位势，但中方应抓住非对称相互依赖变迁中有利于中国变化的趋势，积极推进对美合作共赢战略。葛明、赵素萍等（2016年）的研究表明中国大部分产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显著低于美国，特别是电子及光学设备等主要顺差的产业，构建自由开放的外贸环境符合各国的共同利益。可以认为，上述学者从诸多层面研究了中美贸易关系的影响机制因素，但缺乏从后发新兴国优势禀赋的视角进行研究。
二、理论基础和假设
（一）基本假设
中国具有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发展特征，对美的贸易条件长期处于劣势，属于后发国地位，但中国作为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制度特征显著，其制度国际化开放水平越高，对美贸易规模的增长潜力则越大、领域越广。美国则呈现中美“中心—外围”格局的中心国优势特征，对华贸易具有资本密集与高技术产业优势，且一直试图维持对华的贸易强势地位。
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美经贸开启战略合作至21世纪中国向世界贸易大国迈进以来的时期里，受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衍变和两国经贸关系的影响，中美战略性贸易合作政策关系经历了四个衍化阶段：（1）贸易“小国”与贸易“大国”的战略性合作框架搭建期（1978—1988年）；（2）“中心—外围”贸易特征格局的波动期（1989—2000）；（3）“中心—外圍”贸易特征格局的转型期（基于WTO贸易框架，2001—2008）；（4）两个世界性贸易大国战略合作的新时期（2009—2016）。在这进程中，中美总贸易规模额保持不断增长的趋势，同时中国与美国的贸易差额呈现由贸易逆差向贸易顺差逐渐衍化进程的特征。
（二）被解释变量
基于中美贸易战略性合作衍变时间序列观测值的波动性和评价内容的可度量性，可取中美总贸易规模额对数值作为实证分析模型的被解释评价变量。
（三）核心变量
中美相互出口贸易流量与两国贸易总额的关联效应；
H1：中国向美国的出口贸易流量；
H2：美国对来自中国进口额流量的依存度；
中国对美强劲的出口惯性增长是中美贸易合作水平的重要驱动因素，这也符合新兴经济体的经济自身发展主要源于提高经济对外依存度途径的规律。同时，中美贸易关系的日益耦合（贸易依存度的提高）内在促进了中美贸易战略合作水平的提升。
（四）控制变量
假设1：基于后发新兴国宏观经济测度的影响变量；
H1A：国民生产总值正相关；
H1A1：基于后发新兴国的GDP宏观指标效应；
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对中美开展贸易战略性合作有正效应，这说明国民生产总值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一国宏观经济发展水平的信号指标，能够更好地体现两国的国际经济格局地位。如果后发国家（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总量地位落后，则其国内工业体系和产业体系并不成熟，比较可行的贸易突破战略是发展资本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相反地，经济总量发展水平很高的国家（美国）则可以发展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资本技术密集型的出口替代产业。但是，后发国家（中国）具有高的经济增长潜力空间，若经济增长潜力一旦转化为现实增长力，则可内在推动对外贸易的增长规模。
假设2：基于后发新兴国“双缺口模型”的金融服务规制影响变量；
H2A：与贸易增长的金融保障规制水平正相关；
H2A1：中美汇率政策（人民币汇率）有关；
H2A2：中国的外汇储备量值；
汇率政策（人民币汇率）的演化机制对中美贸易战略性合作水平具有重大的作用，人民币汇率的合理调控利于弱化中美贸易战略性合作博弈风险的加剧。若后发新兴国本币（人民币）贬值有利于对美货物出口，但货物贸易净差额扩大会抑制双边贸易总额的增长。同样，后发新兴国的外汇储备政策措施（尤其中国具有储蓄偏好）对促进贸易额增长具有一定积极的规制激励效应。 假设3：基于两国实体性产业生产国际化水平的变量（国际型生产性资本指标）；
H3：存在产业生产国际化（FDI）因素有关；
H3A1：中国的FDI（后发新兴国经济开放度的衡量指标）；
H3A2：美国的FDI （中心国经济开放度的衡量指标）；
中国政府已经制定了有利于FDI的战略促进政策，并在产业层面实施，政府确定了具体部门的激励措施。其结果是，部门FDI限制被松开，可以识别不同产业政策的演变，促进对外贸易合作水平。同样重要的是，FDI与贸易存在互相替代的关系，尤其后发新兴国的FDI增长主要基于发达工业国试图通过直接生产性投资代替出口以占领后发新兴国的本土市场为目的，因此后发新兴国（中国）的FDI与贸易值增长关联效应偏弱甚至为负。
假设4：基于全球贸易环境的影响效应评价变量；
H4A：世界贸易总增长率水平；
一般地说，当世界贸易总增长率水平普遍较低时，各国为本国产品寻找海外市场的压力较小，这时实行进口替代所面临的外部压力就相应地低，全球贸易合作规制环境相对封闭；而当世界贸易总增长率水平普遍较高，众多国家都要为本国的剩余产品寻找国际市场时，某个国家实行“本国优先”进口替代战略的压力就比较大，会面临外部要求其开放市场的威胁，全球贸易合作规制相对开放，单纯的出口替代则会面对贸易伙伴国要求限制出口的压力甚至引起报复。
三、变量指标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一）变量指标选取及定义
基于后发国贸易禀赋优势视角和影响中美贸易战略合作水平的主要机制特征，本文从4个维度选择自变量控制衡量指标，包括后发新兴国宏观驱动性指标、后发新兴国金融规制性指标、实体性产业生产国际化、全球贸易环境影响评价变量指标。
本文共选择了8个指标序列值，即被解释变量中美贸易总额TRADE（fob价）；核心变量包括出口贸易额TrCHN（fob价）、美国来自中国的进口额规模的依存度TrUS（按cif价测算）；控制变量（∑kαkControlskt）包括国民生产总值（GDPCHN）、人民币汇率EXG、 FDI的总水平（FDICHN；FDIUS）、世界贸易增长率变动水平（TRADEGL）。由于对数变换不影响原始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且往往可以消除异方差现象，所以对其中5个具体度量值进行对数变换，分别用LnTRADE、Ln TrCHN、Ln GDPCHN、Ln FDICHN、Ln FDIUS表示。
本文使用的计量回归模型方程如下：
（二）数据来源
所采用的样本数据为1978—2015的年度序列数据。中美贸易总额TRADE（fob价），核心变量出口贸易额TrCHN（fob价）、TrUS（cif价）数据均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IMF）。人民币汇率EXG和外汇水平（FXCHN）来自历年的《中国国家统计年鉴》库。国民生产总值（GDPCHN）、 FDI的总水平（FDICHN；FDIUS）、世界贸易增长变动率水平（TRADEGL）数据来源UNCTAD Database。
（三）单位根检验
依据原始数据，LnTRADE、Ln GDPCHN、Ln GDPUS、Ln FDICHN都有随时间而不断上升的趋势，且变动方向较为一致，从而表现出一种非平稳的特性。我们采用ADF 检验，即有常数项、又有时间趋势的p 阶自回归过程（“μ≠0且β≠0”）。根据计量结果发现：变量Ln TrCHN、TrUS、Ln GDPCHN、EXG的原序列ADF值都大于1%、5%和10%检验水平的三个临界值，所以原序列是非平稳的。但这四个变量的一阶差分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显著性水平。所以，四个变量的水平序列是不平稳的，一阶差分序列是平稳的，均为一阶单整，因而可建立回归计量方程。
四、计量结果分析和稳健性检验
（一）全样本计量结果分析
中美战略性贸易合作水平衍变计量因素模型估计（考虑变量自相关性与样本观测数的获得性，采用广义差分法）结果如下：
根据全样本计量实证结果，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从38年（1978—2015年）的走势来看，中美战略性贸易合作衍变处于波动上升的过程。虽然受20世纪90年代初两国政治关系的影响及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两国贸易额有短暂的波动下滑，但在中美贸易合作战略推动下，近几年又呈现平稳的上升趋势，说明后发贸易国（中国）与发达工业国（美国）战略性贸易合作衍变的深度博弈刺激双边贸易规模增长的效应越来越显著。
2模型Ⅰ（基于后发新兴国的宏观账户指标效应）：
国民生产总值对中美战略性贸易合作水平衍变有正效应（1978—2015年），这说明国民生产总值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国内的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后发新兴国的发展水平，能够更好的体现国家经济实力支撑中美战略性贸易合作规模的增长。
3模型Ⅱ（基于后发新兴国的金融规制性指标效应）：
汇率政策（人民币汇率）的演化机制对中美战略性贸易合作水平衍变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即人民币的持續贬值是利于中美战略性贸易合作水平尤其是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快速增长，但会引发贸易顺差问题。人民币汇率的合理规制有利于中美战略性贸易合作的深度转型。
4模型Ⅲ（基于实体性产业国际化生产的刺激效应）：
本国产业生产国际化（FDI流量额）总体对中美战略性贸易合作水平衍变具有的一定拉动效应。此计量模型也在数据模拟上表明FDI输入与出口驱动存在一定的相互关联效应。但是计量结果也说明在整个样本期，中国作为后发新兴国，FDI输入在一定程度与货物贸易增长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
5模型Ⅳ（基于世界经济指标波动的关联影响效应）：
模型Ⅳ的计量结果表明世界贸易总水平对中美战略性贸易合作水平衍变具有一定的影响效应（1978—2015年）。 6以上讨论的四个因素分析模型说明贸易政策环境尤其是后发国的潜力效应释放机制对中美战略性贸易合作水平的衍变增长有显著的内在促进作用。
（二）稳健性检验
本文从两个不同方面对实证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1通过改变数据观测年份样本数（2003—2015），以检验不同时间观测年份是否会对实证结果产生影响。
2替代变量。考虑到影响中美战略性贸易合作水平的控制变量存在可替代的影响评价指标：（1）中国的外汇储备更能衡量金融规制因素对中美战略性贸易合作水平的影响作用；（2）中美实体性产业互相直接投资（OFDI）是中美战略性贸易合作水平的内在推动指标性因素。
从结果分析，无论模型Ⅰ、模型Ⅱ、模型Ⅲ，还是模型Ⅳ，进入二十一世后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后发贸易优势逐步体现出来：（1）控制变量如中国实体性产业资本向美国直接绿地投资（OFDI）对中美战略性贸易合作水平衍变具有直接的趋势性影响；（2）由于我国作为后发新兴国，长期实行特殊的外汇储备政策，外汇储备的增加与中美贸易的增长具有相辅相成的正激励性效应作用。
总体而言，中美战略性贸易合作水平仍处于深度衍变的进程中，与中美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相比，中美战略性贸易合作水平还有更大的战略性规制提升空间。
参考文献：
[1]丁扬，张二震从战略性贸易政策到全球竞争政策＼[J＼].经济学动态，1999（7）：50—54
[2]杜莉，谢皓中美货物贸易互补性强弱及性质的动态变化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11（4）：36—42
[3]Brander and BSpencer Export Subsidies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 Share Rivalry ＼[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85（18）pp83—100
[4]鞠建東，马弘，魏自儒，钱颖一，刘庆中美贸易的反比较优势之谜＼[J＼].经济学（季刊），2012（03）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美战略性贸易合作政策的衍变机制与效应研究”（项目编号：13CJY100）研究成果。〕
（龙晓柏，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关键词：中美贸易 战略性合作 后发国优势
改革开放以后，中美贸易合作规模逐步增长，尤其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美贸易由“中心—外围”战略性格局向大国间贸易战略深度博弈衍化，中美贸易在波动中呈现总体上升的态势。客观而言，中美贸易战略性合作水平的提升不仅是中美贸易战略性合作政策深化的体现，也是中国作为后发贸易国优势禀赋的影响结果。
一、引言
西方学者对政府制定战略性贸易合作政策溯源主要基于主张自由化的古典贸易学派。以斯密的“绝对利益贸易论”、李嘉图的“相对利益贸易论”、约翰·穆勒的“相互需求原理”、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的“要素禀赋理论”以及保罗·萨缪尔森的“赫克谢尔—俄林—萨缪尔森模型”为代表，提出贸易发生的实质性动因是产业贸易福利的最大化。
关于南北之间的贸易战略关系，普雷维什（Raúl Prebisch）阐述了中心外围理论，即在传统的国际劳动分工下，世界经济被分成了“大的工业中心”和“为大的工业中心生产粮食和原材料”的“外围”两个部分。在世界经济体系的“动力中心”转移到了美国以后，“外围”国家（地区）就处在更加不利的地位上。造成这种后果的主要原因在于“因为自然资源丰富和实施保护主义政策，美国历来就是一个进口系数较低的国家。而且，这一系数还在不断地下降”（普雷维什，1949年）。
关于中美战略性贸易合作格局衍变的影响机制与效应关系的研究主要有：刘建江、刘青等（2010年）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国际分工、FDI等因素都在不同程度影响两国贸易关系。林珏、谢汶莉（2015年）通过构建声誉模型，阐释目前美国仍处于有利位势，但中方应抓住非对称相互依赖变迁中有利于中国变化的趋势，积极推进对美合作共赢战略。葛明、赵素萍等（2016年）的研究表明中国大部分产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显著低于美国，特别是电子及光学设备等主要顺差的产业，构建自由开放的外贸环境符合各国的共同利益。可以认为，上述学者从诸多层面研究了中美贸易关系的影响机制因素，但缺乏从后发新兴国优势禀赋的视角进行研究。
二、理论基础和假设
（一）基本假设
中国具有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发展特征，对美的贸易条件长期处于劣势，属于后发国地位，但中国作为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制度特征显著，其制度国际化开放水平越高，对美贸易规模的增长潜力则越大、领域越广。美国则呈现中美“中心—外围”格局的中心国优势特征，对华贸易具有资本密集与高技术产业优势，且一直试图维持对华的贸易强势地位。
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美经贸开启战略合作至21世纪中国向世界贸易大国迈进以来的时期里，受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衍变和两国经贸关系的影响，中美战略性贸易合作政策关系经历了四个衍化阶段：（1）贸易“小国”与贸易“大国”的战略性合作框架搭建期（1978—1988年）；（2）“中心—外围”贸易特征格局的波动期（1989—2000）；（3）“中心—外圍”贸易特征格局的转型期（基于WTO贸易框架，2001—2008）；（4）两个世界性贸易大国战略合作的新时期（2009—2016）。在这进程中，中美总贸易规模额保持不断增长的趋势，同时中国与美国的贸易差额呈现由贸易逆差向贸易顺差逐渐衍化进程的特征。
（二）被解释变量
基于中美贸易战略性合作衍变时间序列观测值的波动性和评价内容的可度量性，可取中美总贸易规模额对数值作为实证分析模型的被解释评价变量。
（三）核心变量
中美相互出口贸易流量与两国贸易总额的关联效应；
H1：中国向美国的出口贸易流量；
H2：美国对来自中国进口额流量的依存度；
中国对美强劲的出口惯性增长是中美贸易合作水平的重要驱动因素，这也符合新兴经济体的经济自身发展主要源于提高经济对外依存度途径的规律。同时，中美贸易关系的日益耦合（贸易依存度的提高）内在促进了中美贸易战略合作水平的提升。
（四）控制变量
假设1：基于后发新兴国宏观经济测度的影响变量；
H1A：国民生产总值正相关；
H1A1：基于后发新兴国的GDP宏观指标效应；
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对中美开展贸易战略性合作有正效应，这说明国民生产总值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一国宏观经济发展水平的信号指标，能够更好地体现两国的国际经济格局地位。如果后发国家（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总量地位落后，则其国内工业体系和产业体系并不成熟，比较可行的贸易突破战略是发展资本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相反地，经济总量发展水平很高的国家（美国）则可以发展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资本技术密集型的出口替代产业。但是，后发国家（中国）具有高的经济增长潜力空间，若经济增长潜力一旦转化为现实增长力，则可内在推动对外贸易的增长规模。
假设2：基于后发新兴国“双缺口模型”的金融服务规制影响变量；
H2A：与贸易增长的金融保障规制水平正相关；
H2A1：中美汇率政策（人民币汇率）有关；
H2A2：中国的外汇储备量值；
汇率政策（人民币汇率）的演化机制对中美贸易战略性合作水平具有重大的作用，人民币汇率的合理调控利于弱化中美贸易战略性合作博弈风险的加剧。若后发新兴国本币（人民币）贬值有利于对美货物出口，但货物贸易净差额扩大会抑制双边贸易总额的增长。同样，后发新兴国的外汇储备政策措施（尤其中国具有储蓄偏好）对促进贸易额增长具有一定积极的规制激励效应。 假设3：基于两国实体性产业生产国际化水平的变量（国际型生产性资本指标）；
H3：存在产业生产国际化（FDI）因素有关；
H3A1：中国的FDI（后发新兴国经济开放度的衡量指标）；
H3A2：美国的FDI （中心国经济开放度的衡量指标）；
中国政府已经制定了有利于FDI的战略促进政策，并在产业层面实施，政府确定了具体部门的激励措施。其结果是，部门FDI限制被松开，可以识别不同产业政策的演变，促进对外贸易合作水平。同样重要的是，FDI与贸易存在互相替代的关系，尤其后发新兴国的FDI增长主要基于发达工业国试图通过直接生产性投资代替出口以占领后发新兴国的本土市场为目的，因此后发新兴国（中国）的FDI与贸易值增长关联效应偏弱甚至为负。
假设4：基于全球贸易环境的影响效应评价变量；
H4A：世界贸易总增长率水平；
一般地说，当世界贸易总增长率水平普遍较低时，各国为本国产品寻找海外市场的压力较小，这时实行进口替代所面临的外部压力就相应地低，全球贸易合作规制环境相对封闭；而当世界贸易总增长率水平普遍较高，众多国家都要为本国的剩余产品寻找国际市场时，某个国家实行“本国优先”进口替代战略的压力就比较大，会面临外部要求其开放市场的威胁，全球贸易合作规制相对开放，单纯的出口替代则会面对贸易伙伴国要求限制出口的压力甚至引起报复。
三、变量指标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一）变量指标选取及定义
基于后发国贸易禀赋优势视角和影响中美贸易战略合作水平的主要机制特征，本文从4个维度选择自变量控制衡量指标，包括后发新兴国宏观驱动性指标、后发新兴国金融规制性指标、实体性产业生产国际化、全球贸易环境影响评价变量指标。
本文共选择了8个指标序列值，即被解释变量中美贸易总额TRADE（fob价）；核心变量包括出口贸易额TrCHN（fob价）、美国来自中国的进口额规模的依存度TrUS（按cif价测算）；控制变量（∑kαkControlskt）包括国民生产总值（GDPCHN）、人民币汇率EXG、 FDI的总水平（FDICHN；FDIUS）、世界贸易增长率变动水平（TRADEGL）。由于对数变换不影响原始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且往往可以消除异方差现象，所以对其中5个具体度量值进行对数变换，分别用LnTRADE、Ln TrCHN、Ln GDPCHN、Ln FDICHN、Ln FDIUS表示。
本文使用的计量回归模型方程如下：
（二）数据来源
所采用的样本数据为1978—2015的年度序列数据。中美贸易总额TRADE（fob价），核心变量出口贸易额TrCHN（fob价）、TrUS（cif价）数据均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IMF）。人民币汇率EXG和外汇水平（FXCHN）来自历年的《中国国家统计年鉴》库。国民生产总值（GDPCHN）、 FDI的总水平（FDICHN；FDIUS）、世界贸易增长变动率水平（TRADEGL）数据来源UNCTAD Database。
（三）单位根检验
依据原始数据，LnTRADE、Ln GDPCHN、Ln GDPUS、Ln FDICHN都有随时间而不断上升的趋势，且变动方向较为一致，从而表现出一种非平稳的特性。我们采用ADF 检验，即有常数项、又有时间趋势的p 阶自回归过程（“μ≠0且β≠0”）。根据计量结果发现：变量Ln TrCHN、TrUS、Ln GDPCHN、EXG的原序列ADF值都大于1%、5%和10%检验水平的三个临界值，所以原序列是非平稳的。但这四个变量的一阶差分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显著性水平。所以，四个变量的水平序列是不平稳的，一阶差分序列是平稳的，均为一阶单整，因而可建立回归计量方程。
四、计量结果分析和稳健性检验
（一）全样本计量结果分析
中美战略性贸易合作水平衍变计量因素模型估计（考虑变量自相关性与样本观测数的获得性，采用广义差分法）结果如下：
根据全样本计量实证结果，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从38年（1978—2015年）的走势来看，中美战略性贸易合作衍变处于波动上升的过程。虽然受20世纪90年代初两国政治关系的影响及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两国贸易额有短暂的波动下滑，但在中美贸易合作战略推动下，近几年又呈现平稳的上升趋势，说明后发贸易国（中国）与发达工业国（美国）战略性贸易合作衍变的深度博弈刺激双边贸易规模增长的效应越来越显著。
2模型Ⅰ（基于后发新兴国的宏观账户指标效应）：
国民生产总值对中美战略性贸易合作水平衍变有正效应（1978—2015年），这说明国民生产总值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国内的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后发新兴国的发展水平，能够更好的体现国家经济实力支撑中美战略性贸易合作规模的增长。
3模型Ⅱ（基于后发新兴国的金融规制性指标效应）：
汇率政策（人民币汇率）的演化机制对中美战略性贸易合作水平衍变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即人民币的持續贬值是利于中美战略性贸易合作水平尤其是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快速增长，但会引发贸易顺差问题。人民币汇率的合理规制有利于中美战略性贸易合作的深度转型。
4模型Ⅲ（基于实体性产业国际化生产的刺激效应）：
本国产业生产国际化（FDI流量额）总体对中美战略性贸易合作水平衍变具有的一定拉动效应。此计量模型也在数据模拟上表明FDI输入与出口驱动存在一定的相互关联效应。但是计量结果也说明在整个样本期，中国作为后发新兴国，FDI输入在一定程度与货物贸易增长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
5模型Ⅳ（基于世界经济指标波动的关联影响效应）：
模型Ⅳ的计量结果表明世界贸易总水平对中美战略性贸易合作水平衍变具有一定的影响效应（1978—2015年）。 6以上讨论的四个因素分析模型说明贸易政策环境尤其是后发国的潜力效应释放机制对中美战略性贸易合作水平的衍变增长有显著的内在促进作用。
（二）稳健性检验
本文从两个不同方面对实证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1通过改变数据观测年份样本数（2003—2015），以检验不同时间观测年份是否会对实证结果产生影响。
2替代变量。考虑到影响中美战略性贸易合作水平的控制变量存在可替代的影响评价指标：（1）中国的外汇储备更能衡量金融规制因素对中美战略性贸易合作水平的影响作用；（2）中美实体性产业互相直接投资（OFDI）是中美战略性贸易合作水平的内在推动指标性因素。
从结果分析，无论模型Ⅰ、模型Ⅱ、模型Ⅲ，还是模型Ⅳ，进入二十一世后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后发贸易优势逐步体现出来：（1）控制变量如中国实体性产业资本向美国直接绿地投资（OFDI）对中美战略性贸易合作水平衍变具有直接的趋势性影响；（2）由于我国作为后发新兴国，长期实行特殊的外汇储备政策，外汇储备的增加与中美贸易的增长具有相辅相成的正激励性效应作用。
总体而言，中美战略性贸易合作水平仍处于深度衍变的进程中，与中美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相比，中美战略性贸易合作水平还有更大的战略性规制提升空间。
参考文献：
[1]丁扬，张二震从战略性贸易政策到全球竞争政策＼[J＼].经济学动态，1999（7）：50—54
[2]杜莉，谢皓中美货物贸易互补性强弱及性质的动态变化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11（4）：36—42
[3]Brander and BSpencer Export Subsidies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 Share Rivalry ＼[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85（18）pp83—100
[4]鞠建東，马弘，魏自儒，钱颖一，刘庆中美贸易的反比较优势之谜＼[J＼].经济学（季刊），2012（03）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美战略性贸易合作政策的衍变机制与效应研究”（项目编号：13CJY100）研究成果。〕
（龙晓柏，江西省社会科学院。）